关于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头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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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他一些研究所协作编写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巳出版了头五卷,参加的编撰者将近一百人.与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学者所编的世界史著作相反,这部综合性的"世界通史"是以真正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为基础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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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经过下乡劳动锻炼和教育革命运动之后,今年初,各教研组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下,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制定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科学研究计划.经过全系师生半年多的积极努力,在科学研究计划的三十九个比较重大的项目中,大部分都能按期基本完成.好些同志还完成了一部分新增加的项目.
未成年人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难以养成主要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带来的消极因素直接相关,还与西方文化扩张与价值观渗透的消极影响、学校道德教育薄弱、家庭教育基础不牢、社区教育力量不足以及不良文化的侵蚀有关.搞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主要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完善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方式,突出教育重点,充实教育内容,强化教育效果,抢占教育新阵地,支持重点教育组织,发挥教育合力.
一辛亥革命前东三省人民的自发反抗风暴同全国的情况一样,清末东三省人民也处于求生无路的绝境.工商业者慨叹"商情甚为窒塞","百行株守,萧条巳甚".广大农民则发出了"无论丰歉何如,嗣后种地皆须赔死"的痛苦呼声.而帝国主义者却日益扩大其掠夺东三省财富的规模,清朝统治者又复"竭泽而渔",捐及过境牲畜,捐及车头、杠头.加以灾荒频仍,游民充斥.岌炭不可终日的景象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为了从绝境中谋求出路,各阶层人民都不安地动作起来.一般工商业者采用"温和"的抵制外货、歇业罢市等手段.例如,1905年
法律出版社在今年三月出版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参考书"第一分册,这样性质的书不管是对学法律或是学历史的人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但我在粗粗读过一遍之后,感到这本书的编辑太粗糙了,远远不能符合我们的要求,.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于去年十月正式成立.研究所内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年青同志,其中有的是从机关翻来,有的是刚从各高等学校历史系毕业后调来.同志们在所里党支部的大力领导和关怀下,解放思想,边干边学,互助互学,加强协作,发挥了艰苦的学习精神,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今年年初,室内部分同志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下进行的国庆节献礼项目"伟大祖国的广东"一书有关历史方面的部分编写工作.为此,与有关单位协作,系统搜集、整理了一批现代史方面的资料,以保证这方面的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另外一部分
在西周时代的周王室和諸侯封国中,都普遍的存在过井田制度,这种井田制度,即古代的农村公社。这时公社的土地,虽名为公社所有,实际上則全归于王有或国有,农村公社的成員要通过自己所属的公社才能領得一部分"私田",他們对土地不仅只有使用权而无享有权,而且还存在着"換土易居"的定期分配制度。与这种土地占有制相适应的是"同养公田"的助法或籍法。从西周后期周宣王"不籍千亩",到春秋时代晉"作(?)田"、魯"初稅亩"等之后,公社的土地方由定期分配变为农民永久占有,稅收制度也就由
1959年9月7—12日,在英国剑桥举行了第12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議(在英国,除伦敦和牛津二地外,剑桥也是东方学的一个主要中心),这次会議的組織者是剑桥大学,更确切地說,是該校的东方学研究院和唐宁学院。
在20世紀6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里,西南师院历史系师生在党的"立大志、树雄心、鼓干劲、攀登科学高峯"的号召下,掀起了一个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中心的科研运动,經过师生們第一季度的奋战,已取得了重大成績,实現了科学研究的开門紅。通过教学改革以及两年来大跃进的亲身体驗,我系师生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认識到"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因而普遍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政治理論水平。在党总支的具体領导下,全系成立了64个科研小組,对毛主
康有为在1901-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的"大同书",是代表康有为社会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部重要文献.但由于康有为的"大同境界"虽形成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他自己又倒填年月,说在1884年即"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遂使有些同志受其迷惑,将康有为早期的"大同境界"和后来撰述的"大同书"混同看待.这样,便不可能将"大同书"作出正确的结论.我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
这篇文章谨就王玉哲先生"试述殷代的奴隶制度和国家的形成"一文,提出我个人的意见,以供王先生和同志们参考.一王先生断定:"中国社会到殷代已经进入奴隶制的阶段."并提出许多论据.我们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