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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铭玉教授的《语言符号学》从符号学视野出发，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最大的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本书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语言与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中重新审视语言符号系统。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动互融，符号学推动了语言学研究地位的改变，对待语言的符号学态度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单位的符号特征，本书的中篇是最为华彩的部分，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思想，从符号学角度重新架构了如二元对立、语言符号的层次、语言符号的意义等语言学的十二个核心要素，在广泛而深入探讨这些核心要素的过程中，语言符号学也得以确立。
关键词：语言学 符号学 社会
符号学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在多门学科都受到推崇。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正是从符号学视野出发，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最大的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此书不仅为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开疆扩土，更在符号学的宏大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所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
一
王铭玉教授将语言符号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重要意义是与生俱来的。卡西尔给人下了一个全新定义，“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1]卡西尔认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没有意义是不需要符号来表达的，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没有符号，人的知识是无法形成，也无法让别人知道，符号系统为人类在由遗传变异、自然选择造成的生物进化路线之外，铺设了一条文化进化的道路。[2]3符号在人类进化与发展的道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有其特殊之处，首先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其次它为人类所特有，再次人类世界的其他符号系统常常是以语言作为其阐释基础的。我们生活的世界经常被分成3类：一是物理世界，即客观世界；二是精神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本书认为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就是重要的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不仅将客观知识编码，而且将精神世界也编码，从而开辟出无数的谈论域。语言由于介乎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必然要影响思维。[2]28作者在认真梳理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语言是世界的图景”，“语言是思想库”，“语言是工具”。[2]29语言之于人类正如蜗牛壳之于蜗牛是须臾不离的。语言对于人类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使得本书的研究本身就意义非凡。
但是许多传统教科书在界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时，都把“语言本身”确定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强调共时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关注语言系统内部的组织层次和结构状况，虽然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成绩斐然，但过分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于是忽视了语言是人类社会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重要事实。“符号世界是由三种主要关系组成的，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符号与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人类语言实践的三个基本要素：语言、社会和人。”[3]本书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语言与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中重新审视语言符号系统。把语言看做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符号系统，人在该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同时语言实践也像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而且表现为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当把语言当做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研究，语言是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从符号学宏观的角度反观语言学，也就打开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新视野。言语活动也分为两类：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和未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本书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首次把反映了思维、载有信息的未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也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然而这一部分言语活动长期被忽略，而我们只有从两种言语活动中才能找到言语中相对稳定的、确定的、恒常的部分。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动互融，符号学推动了语言学研究地位的改变，对待语言的符号学态度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单位的符号特征，符号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促进了语言同人类生活其他现象的比较研究，把语言看作人类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符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即认识到语言特属符号特征，更把语言放在整个符号系统中进行考量。
二
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现代哲学思想、现代语言学。符号学有四大模式。索绪尔模式，索绪尔的符号学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最大特征是任意性，因为任意性而导致系统性。在索绪尔之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但重视结构和系统的索绪尔模式难免陷入共时研究的封闭格局。皮尔斯模式，关注的整个符号系统，各种符号类型，符号研究跳出了语言研究的框架，皮尔斯习惯三分法，他把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拆分为符号、对象和解释，也正因为皮尔斯的这种三分法使符号学研究更加重视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卡西尔模式，卡西尔和其弟子朗格试图建立普遍的“文化语法”，他们的符号学思想从哲学出发，他们的观点精彩，但是因为很难在其他文化领域推演，所以也就缺少后继之人。巴赫金-洛特曼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的“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提出“符号域”理论，这一派别倡导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特别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对符号学进行研究，有很浓的技术色彩。[4]本书认为符号学研究方向可以分为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3大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特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为第二类；艾柯及其他意大利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2]82本书对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和洛特慢的符号学思想追本溯源，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梳理，从语言符号学角度汇总了各家提出的重要的符号学理论，以及各家观点、模式、研究方法对语言符号学发展所带的影响。
三
本书的中篇是最为华彩的部分，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思想，从符号学角度重新架构了语言学的十二个核心要素，在广泛而深入探讨这些核心要素的过程中，语言符号学也得以确立。 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体现为具体的执行功能与概括的指导功能之间的对立，话语表达的连贯性和结构单位的层次性之间的对立，言语和语言对情境的相依性和分离性之间的对立，言语和语言在发展上的变异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对立。
语言符号的层次。本书依据符号学理论把语言符号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分为语构关系，也就是语言符号体系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对语言符号层次来说，语构关系可以理解为层次与层次之间的结构关系；语义关系，是语言符号与其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关系，是指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对语言层次来说，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人类对语言层次的合力把握、正确使用的问题。[2]184-186
语言符号的意义。本书针对各种意义理论的不足之处，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意义观来解释语言符号的意义性质，最终建构一种语言符号的层级观，从而对符号意义做出一个较全面，较客观的解释。语言学中的符号分为物质符号、语言符号和言语符号，它们分别位于符号层次的深层、浅层和表层。在物质符号所处的深层，纯物质的语音外壳的产生，引起了人们对客观世界某一个事物的联想，即映象事物。语言符号所处的浅层，由物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言语符号所处的表层，此时语音体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指称言语中的具体事物或指称现实事物。[2]206-207
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多重意义理论都不能完全清晰地说明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但是，本书则从语言——思维——世界三元构架梳理了意义与指称间的本质关系。意义是通过人的思维所产生的有关客体的观念和内容，意义要以语言为载体才能被表达出来。[2]217指称指包括名称在内的整个媒介符号——语言与所描述的客观事态——世界的对应关系。[5]指称不仅仅是名称与实在之间的简单二项关系，而是一个由语言主体介入的多项复杂关系。意义和指称是语言符号内容的两个基本的方面，它们既相互矛盾，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在构筑人类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语言符号的关系。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然在双轴关系上展开，即组合轴和聚合轴。聚合轴的组成是比较与选择关系，它不直接在符号文本中呈现出来，却制约着符号文本的组成。组合轴则是把一些符号组成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本书不仅详细分析了语言符号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特点，而且指明了两种关系的对立和联系、应用以及制约因素。对语言符号的双轴关系进行了极其深入的剖析。
语言符号的时态。语言符号的历时态研究与共时态研究之间的对立是有关过程描述和结构描述之间的对立。索绪尔把语言研究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但是他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之后的语言学研究。本书则不偏不倚地分析了共时态与历时态的重要性。共时态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语言现存价值的基石，共时研究的视角具有整体性。语言的历时研究则是把语言放到时间中去研究，从历时变异性和动态角度来考察语言体系，因为演变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特征，语言符号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所以历时研究也不能忽略。
语言符号的功能。近些年的语言功能研究趋向语言的表达和运用功能，语言的功能可分为表意功能和交际功能。本书更在多种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其理论方法的三条规律，即错位律、突现率和全息率，以及思想互为补充的原则，即优化原则、等级原则、指导原则和不完备原则。
语言符号的主体观。“主体”的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立足点不同，得到的解释也就不同。本书指出全面认识主体的不同层次，符号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能路径。莫里斯指出一个符号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主体就可被置于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中去研究，于是主体的三个层次变得分明。
语言符号的双喻观。本书从脑神经科学方面、两轴关系、句法关系、功能角度和构成的理据性等多个角度，联系实际分析了隐喻和换喻的区别特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基本素材。作者视野宽广，对隐喻和换喻的区分和具体体现阐释地都极为清晰、深刻。
语言符号的可逆性。可逆现象之前并未引起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只在词汇学中把它作为一种反义词简单提及，而本书作者看到了语言符号学中可逆性的广泛性、复杂性，从语义、语法、逻辑层次来分析可逆现象。作者极富洞见的观点打破了词法范畴的限制来研究其句法体现，阐释可逆现象的性质特点，深入探讨了其功能句法分类问题。
语言符号的像似性。索绪尔已经看到了语言中的像似性，但是他只承认拟声词的语音像似和如苹果树这种构词过程中的像似性。皮尔斯看到了符号中的普遍像似性，将像似性分为影像像似性、拟象像似性和喻象像似性。本书由此不仅看到了语言符号中语音像似的意义，更推而广之地寻找汉语语言文化中的像似性，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语言符号的标记性。标记现象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本书不仅分析了标记现象的本质特征，更深入分析了标记模式的认知、心理、文化和语用机制。“标记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处理上的经济性而产生的适应性认知策略。”[2]401 “认知突显性及语言标记性不止是一个单纯生理现象，而是认知的感知方面和文化方面相互作用的产物。”[2]403本书还从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探讨了标记理论在语言符号学各个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
符号学的强势发展，一方面给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为语言学的研究带来的新的契机。两门学科本来就唇齿相依，相互依赖。本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建立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为语言符号学的创立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核心要素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从而建构出一个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学科框架，为后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语言符号学》是该学科的开山之作。本书的作者王铭玉教授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天津市特聘教授、俄罗斯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俄罗斯“友谊与合作”奖章获得者。多年来从事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公开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35部专著、译著和教材，学术成果斐然。本书的索引部分王铭玉教授为我们列出了语言符号学相关的著作、论文、学术会议文章及论文集共1063项，包括汉语、英语、俄语三个语种，这部分材料为将来的语言符号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实用价值，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王铭玉.语言符号的意义[A]//符号学研究[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4] 赵毅衡.符号学的一个世纪：四种模式与三个阶段[J].江海学刊，2011（5）.
[5] 王晓升.语言与认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语言学 符号学 社会
符号学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它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在多门学科都受到推崇。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正是从符号学视野出发，用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人类最大的一个符号系统——语言。此书不仅为符号学的研究领域开疆扩土，更在符号学的宏大视野下重新审视人类所特有的符号系统——语言。
一
王铭玉教授将语言符号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重要意义是与生俱来的。卡西尔给人下了一个全新定义，“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符号化的思维与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可以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1]卡西尔认为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没有意义是不需要符号来表达的，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没有符号，人的知识是无法形成，也无法让别人知道，符号系统为人类在由遗传变异、自然选择造成的生物进化路线之外，铺设了一条文化进化的道路。[2]3符号在人类进化与发展的道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有其特殊之处，首先它产生于人类社会，其次它为人类所特有，再次人类世界的其他符号系统常常是以语言作为其阐释基础的。我们生活的世界经常被分成3类：一是物理世界，即客观世界；二是精神世界；三是客观知识世界。本书认为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就是重要的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不仅将客观知识编码，而且将精神世界也编码，从而开辟出无数的谈论域。语言由于介乎于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必然要影响思维。[2]28作者在认真梳理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语言是世界的图景”，“语言是思想库”，“语言是工具”。[2]29语言之于人类正如蜗牛壳之于蜗牛是须臾不离的。语言对于人类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使得本书的研究本身就意义非凡。
但是许多传统教科书在界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时，都把“语言本身”确定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强调共时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关注语言系统内部的组织层次和结构状况，虽然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成绩斐然，但过分强调语言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于是忽视了语言是人类社会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重要事实。“符号世界是由三种主要关系组成的，即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符号与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实际上包含了人类语言实践的三个基本要素：语言、社会和人。”[3]本书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语言与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中重新审视语言符号系统。把语言看做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符号系统，人在该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同时语言实践也像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而且表现为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当把语言当做一个复杂的系统来研究，语言是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从符号学宏观的角度反观语言学，也就打开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新视野。言语活动也分为两类：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和未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本书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分析语言，首次把反映了思维、载有信息的未达成交际的言语活动也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然而这一部分言语活动长期被忽略，而我们只有从两种言语活动中才能找到言语中相对稳定的、确定的、恒常的部分。语言学和符号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动互融，符号学推动了语言学研究地位的改变，对待语言的符号学态度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单位的符号特征，符号学跨学科的本质特点促进了语言同人类生活其他现象的比较研究，把语言看作人类整个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符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即认识到语言特属符号特征，更把语言放在整个符号系统中进行考量。
二
现代符号学理论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自然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现代哲学思想、现代语言学。符号学有四大模式。索绪尔模式，索绪尔的符号学研究是建立在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最大特征是任意性，因为任意性而导致系统性。在索绪尔之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但重视结构和系统的索绪尔模式难免陷入共时研究的封闭格局。皮尔斯模式，关注的整个符号系统，各种符号类型，符号研究跳出了语言研究的框架，皮尔斯习惯三分法，他把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拆分为符号、对象和解释，也正因为皮尔斯的这种三分法使符号学研究更加重视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卡西尔模式，卡西尔和其弟子朗格试图建立普遍的“文化语法”，他们的符号学思想从哲学出发，他们的观点精彩，但是因为很难在其他文化领域推演，所以也就缺少后继之人。巴赫金-洛特曼模式，开拓者是苏俄符号学家巴赫金的“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洛特曼，伊凡诺夫等人为首创立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提出“符号域”理论，这一派别倡导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特别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对符号学进行研究，有很浓的技术色彩。[4]本书认为符号学研究方向可以分为语言学的、非语言学的和折衷的3大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巴特为第一类，即带有语言学倾向的符号学研究方向；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为第二类；艾柯及其他意大利符号学家则为第三类。他们彼此的立场区别主要是语言结构是否应成为非语言文化现象的模型或蓝图。[2]82本书对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和洛特慢的符号学思想追本溯源，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梳理，从语言符号学角度汇总了各家提出的重要的符号学理论，以及各家观点、模式、研究方法对语言符号学发展所带的影响。
三
本书的中篇是最为华彩的部分，提出了语言符号学的基本思想，从符号学角度重新架构了语言学的十二个核心要素，在广泛而深入探讨这些核心要素的过程中，语言符号学也得以确立。 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体现为具体的执行功能与概括的指导功能之间的对立，话语表达的连贯性和结构单位的层次性之间的对立，言语和语言对情境的相依性和分离性之间的对立，言语和语言在发展上的变异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对立。
语言符号的层次。本书依据符号学理论把语言符号层次间的相互关系分为语构关系，也就是语言符号体系内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对语言符号层次来说，语构关系可以理解为层次与层次之间的结构关系；语义关系，是语言符号与其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关系，是指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对语言层次来说，这种关系可以理解为人类对语言层次的合力把握、正确使用的问题。[2]184-186
语言符号的意义。本书针对各种意义理论的不足之处，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意义观来解释语言符号的意义性质，最终建构一种语言符号的层级观，从而对符号意义做出一个较全面，较客观的解释。语言学中的符号分为物质符号、语言符号和言语符号，它们分别位于符号层次的深层、浅层和表层。在物质符号所处的深层，纯物质的语音外壳的产生，引起了人们对客观世界某一个事物的联想，即映象事物。语言符号所处的浅层，由物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言语符号所处的表层，此时语音体的主要作用是用来指称言语中的具体事物或指称现实事物。[2]206-207
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多重意义理论都不能完全清晰地说明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但是，本书则从语言——思维——世界三元构架梳理了意义与指称间的本质关系。意义是通过人的思维所产生的有关客体的观念和内容，意义要以语言为载体才能被表达出来。[2]217指称指包括名称在内的整个媒介符号——语言与所描述的客观事态——世界的对应关系。[5]指称不仅仅是名称与实在之间的简单二项关系，而是一个由语言主体介入的多项复杂关系。意义和指称是语言符号内容的两个基本的方面，它们既相互矛盾，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在构筑人类知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语言符号的关系。任何符号表意活动必然在双轴关系上展开，即组合轴和聚合轴。聚合轴的组成是比较与选择关系，它不直接在符号文本中呈现出来，却制约着符号文本的组成。组合轴则是把一些符号组成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本书不仅详细分析了语言符号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特点，而且指明了两种关系的对立和联系、应用以及制约因素。对语言符号的双轴关系进行了极其深入的剖析。
语言符号的时态。语言符号的历时态研究与共时态研究之间的对立是有关过程描述和结构描述之间的对立。索绪尔把语言研究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但是他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这种观点也影响了之后的语言学研究。本书则不偏不倚地分析了共时态与历时态的重要性。共时态是一种科学的抽象，是语言现存价值的基石，共时研究的视角具有整体性。语言的历时研究则是把语言放到时间中去研究，从历时变异性和动态角度来考察语言体系，因为演变是语言符号的普遍特征，语言符号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所以历时研究也不能忽略。
语言符号的功能。近些年的语言功能研究趋向语言的表达和运用功能，语言的功能可分为表意功能和交际功能。本书更在多种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其理论方法的三条规律，即错位律、突现率和全息率，以及思想互为补充的原则，即优化原则、等级原则、指导原则和不完备原则。
语言符号的主体观。“主体”的概念也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立足点不同，得到的解释也就不同。本书指出全面认识主体的不同层次，符号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能路径。莫里斯指出一个符号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主体就可被置于语构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之中去研究，于是主体的三个层次变得分明。
语言符号的双喻观。本书从脑神经科学方面、两轴关系、句法关系、功能角度和构成的理据性等多个角度，联系实际分析了隐喻和换喻的区别特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思路和基本素材。作者视野宽广，对隐喻和换喻的区分和具体体现阐释地都极为清晰、深刻。
语言符号的可逆性。可逆现象之前并未引起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只在词汇学中把它作为一种反义词简单提及，而本书作者看到了语言符号学中可逆性的广泛性、复杂性，从语义、语法、逻辑层次来分析可逆现象。作者极富洞见的观点打破了词法范畴的限制来研究其句法体现，阐释可逆现象的性质特点，深入探讨了其功能句法分类问题。
语言符号的像似性。索绪尔已经看到了语言中的像似性，但是他只承认拟声词的语音像似和如苹果树这种构词过程中的像似性。皮尔斯看到了符号中的普遍像似性，将像似性分为影像像似性、拟象像似性和喻象像似性。本书由此不仅看到了语言符号中语音像似的意义，更推而广之地寻找汉语语言文化中的像似性，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语言符号的标记性。标记现象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本书不仅分析了标记现象的本质特征，更深入分析了标记模式的认知、心理、文化和语用机制。“标记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处理上的经济性而产生的适应性认知策略。”[2]401 “认知突显性及语言标记性不止是一个单纯生理现象，而是认知的感知方面和文化方面相互作用的产物。”[2]403本书还从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探讨了标记理论在语言符号学各个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
符号学的强势发展，一方面给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为语言学的研究带来的新的契机。两门学科本来就唇齿相依，相互依赖。本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从符号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建立了语言学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为语言符号学的创立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对该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核心要素做出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从而建构出一个科学的语言符号学学科框架，为后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语言符号学》是该学科的开山之作。本书的作者王铭玉教授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龙江学者特聘教授”、天津市特聘教授、俄罗斯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俄罗斯“友谊与合作”奖章获得者。多年来从事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公开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35部专著、译著和教材，学术成果斐然。本书的索引部分王铭玉教授为我们列出了语言符号学相关的著作、论文、学术会议文章及论文集共1063项，包括汉语、英语、俄语三个语种，这部分材料为将来的语言符号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实用价值，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参考文献
[1] 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王铭玉.语言符号的意义[A]//符号学研究[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
[4] 赵毅衡.符号学的一个世纪：四种模式与三个阶段[J].江海学刊，2011（5）.
[5] 王晓升.语言与认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