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今日之比较文学，需要将研究视域渗透到涉及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等领域。对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文化研究，立足于其共同的民间化倾向，足以探赜其中蕴含的东西方相通的艺术构成。本文通过了解西方对侦探小说研究领域的拓展，借鉴其研究思路，重审传统公案小说的发展，从而对公案小说与吏治腐败相关性的探讨做出补充和反思。进而通过汇通其间相似的审美心理，对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共有的神秘色彩进行文化阐释。
关键词：公案小说 侦探小说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渐渐难以仅仅以“文学”二字涵盖，需要延伸到对其他旁涉学科与文化文本的研究。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刻画的题材具有特殊性，反映着十分重要的社会侧面。亨利·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一方面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等领域。因此，本文就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文学层面外的民间化倾向及其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展开比较研究，以期探讨其中蕴涵的东西方相通的价值观和艺术构成。
一、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存在的“民间化”倾向浅析
考察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分别反映出哪些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愿望和审美倾向，是开展比较文学当中文化研究的前提。公案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与其民间化的倾向是紧密相关的。客观上来讲，公案小说秉承宋人话本的余绪，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倾向，是有关侠客和清官叙事的民间化显现，也是民间传统对小说的创作反馈与干预。鲁迅先生谓其“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1]。其中反映出市井民间意识，拥有层累式的道德与审美标准。
相似的是，从历史上看，由于严肃文学在其发展之初占据主流话语权，侦探小说长久被视为一种通俗文化现象，其评价亦可谓毁誉参半，甚至往往有“不符合科学精神”之讥。19世纪占据统摄地位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存在对市民社会反面形象的呈现和探析。诞生此际的侦探小说也受到了这一写作倾向的影响。
“民间文学”受政治语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较小，因而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中，存在题材的惊人相似和各民族相通的价值观与艺术构成。基于这一认识，对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展开文化研究的思路成为可行。
二、文学批评家对侦探小说的研究拓展
俄国学者谢诺夫斯基指明，虽则大量跨民族文学现象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但人类存在跨越时间、空间的共同想象，继而提出了“平行回现论”的研究方法。基于这一研究思路，寻找两方表面上的、横向的同异性罗列是不可取的，这种简单而机械的类比缺乏实际的学术价值，更无法从学理上体现“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意义。对于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比较研究，同样必须把研究的视域透视到深层结构当中，立足于实证主义，将其置于东西方各自的文化体系之内，从而探赜其中内在的道德伦理、审美心理。单就不同的主人公、案件类型作饾饤的穿凿附会，难免流于虚浮，难以澄清朱光潜先生“文学的低级趣味”之讥，依然无法进入文化阐释的深度。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优秀批评家开拓了侦探小说研究的视野，这些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在对公案小说的研究方向上加以借鉴。任翔先生在《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当中总结认为，侦探小说的研究视域已经由布洛赫、拉康、德里达等诸多优秀批评家的拓展，延伸至人类存在的意义及人的认识能力等深刻角度，突破以往的狭隘视域，得到了解构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补充。[2]外国侦探小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包括对侦探小说与文化现代性、世俗神学关系的探索，认为人们对这种追查真相、对抗犯罪的文学作品的兴趣源于与公正世界假设相似的社会心理。读者通过旁观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当中尖锐的交锋，得到了重返安定环境的满足。同时，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揭示出侦探小说发生、发展当中更多隐秘的非理性因素，理应成为我们重审公案小说时的借鉴。
三、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共同的神秘色彩浅析
初探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往往会将之置于理性与神判的二元对立之下。然而究其实，无论公案小说还是侦探小说，其探案过程均包含了相当程度的神秘色彩，并非全然是理性思考的反映。公案小说中时有白禽报冤、遇猪跪吼、乌鸦鸣冤、猿猴申冤的神判情节。《包公案》第九十二回《蜘蛛食卷》中，写包公夜观文卷，忽见蜘蛛食卷而去。包公心下疑异，次日即审。因心疑蜘蛛食卷之事，意必有姓朱者杀之。然报上数十名，皆无姓朱者，只内一人名萧升。包公心疑蜘蛛一名“蛸蛛”，莫非就是此人？于是复问，“萧升作何生理？”答言：“宰猪。”包公心喜道：“猪与朱音相同，是此人必矣。根据这种寄托于灵怪探案方法而捉拿真凶，是人伦、果报思想的映射。
公案小说中的神秘色彩是人所共见的，然而往往为我们所忽视的一点是，侦探小说当中包含着相似的情结。其中的推理过程并不全然是逻辑与理性的结果，而是时常包含了隐秘的直觉。福柯认为：描述危险现象的范畴、制度和形象，事实上都是一些现代策略的产物，这些策略是驱逐、压抑、贫民化、禁闭和强制沉默等。[3]因社会的有序是建立在压抑与禁闭之上的，而被强制沉默的“地下世界”，因此显得尤为神秘而恐怖。社会的这一面往往不为严肃文学所容，在相当程度上，只能由公案小说、侦探小说这一类作品来表现——离经叛道、伦理缺席、怪异病态、烧杀抢掠。
以往对公案小说进行的研究，往往认为公案小说在明代呈现出激增之势，且指出这种激增与当时腐败的吏治关系密切。的确，明代皇帝之中多有昏庸荒淫者、加之赋税沉重、吏治严酷，以致万历年间，“民变”此起彼伏，涌现了王朝佐、葛贤等反抗暴政的民间侠士。人们渴望清官秉公执法、侠士除暴安良，因此大量侠义公案小说应运而生。这种观点是有其道理的，但尚不能称之全面，在此试做补充。
四、公案小说的发展与吏治腐败关系的思考——一种新角度的尝试
明代公案小说刊印量上的激增是与当时商业利润的刺激和印刷业的飞速发展紧密相关的，但其发展是否堪称突破，难成确论。明代世情小说、史传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的创作同样十分兴盛，公案小说并没有鹤立于小说之林。同时，就明嘉靖之后公案小说的上升、明亡至清中叶公案小说的消寂观之，其发展与吏治腐败不存在严谨的正相关。明代吏治腐败渊源深远，而公案小说的大量刊印实际发生在万历二十年以后。再者，明代公案小说当中，存在着与话本、拟话本公案小说风格迥异的一类作品，包括《诸司公案》、《详刑公案》等[4]。学者将其另立为“书判体公案小说”[5]，即源于法家萧曹遗笔的一系。孙楷第评《皇明诸司公案》时称其：“大抵取自他书及传闻故事，崖略仅存，全无文采，似法家书非法家书，似小说亦非小说。盖疑狱案情人所喜言，象斗姑搜集为书以牟利耳。”[6]这种批评对于很多晚明公案小说来讲是很客观的，因为创作目的的商业化、世俗化，其艺术水准的相对低下也就难以避免。加之明代公案小说的内容大多来自辗转抄袭，或杂采话本、元杂剧、南戏、民间传说等。在这样的考察基础上，可以说，“明代公案小说繁荣”之见是不完全客观的。 公案小说创作的繁荣实际发生在清代。曹亦冰先生《侠义公案小说史》第六章谈到：“侠小公案小说发展至清代，在创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特别是其中的长篇通俗作品，占了主导地位。”[7]阿英《略谈晚清小说》也将唐朝的传奇小说与晚清小说视为中国小说史中最繁荣的时期。而晚清的小说之中，侠义公案小说是十分显要的，无论就作品数量、创作水平还是流行程度而言，都不容小觑。举例而言，《三侠五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构建的侠义世界，不仅体现为侠客的除暴安良，亦体现为普通人的侠肝义胆。无论是黄童白叟、书生武夫，都有着侠士的胸怀。
而公案小说臻于顶峰的清代，与诞生了侦探小说的19世纪欧洲社会，其政治环境与社会氛围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鲁迅先生语：“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于是是跟一个好官或钦差大人，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说的分明。”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最严酷的王朝之一，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专制政策、文字狱的重重高压使得小说的创作也受到相当程度的管制。同时，维多利亚社会当中，科学意识的兴起渐渐动摇着传统宗教思想，伴随着政治有序、风气谨严的社会风气。东西方社会背景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一定的一致性。
五、结语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飞速发展的这两个时代——无论是清代中叶的康雍乾盛世、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均呈现出有序、谨严的形态。事实上，这种良好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和个人的压抑为代价的。在表面的井然之下，阴暗面并非涣然瓦解，而是转而投射到其他寓所。社会不够体面、光耀的一面，往往难于以其他文学题材加以表现，因此大都出现于公案小说、侦探小说这些以犯罪、探案为题材的作品当中。一方面，可以认为公案小说、侦探小说是对恐怖色彩、神秘色彩加以理性节制的产物；换种说法，则公案小说、侦探小说的与控制能力中实际蕴含着神秘、恐怖与暴力。从这个角度对它们加以审视，则会发现其中更多严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0.
[2] 任翔.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3]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三联书店，1999.
[4] 明清善本小说从刊·皇明诸司公案[O].天一出版社，1985.
[5] 苗怀明.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风格[J].齐鲁学刊，2001（1）.
[6]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16，119.
[7] 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76.
关键词：公案小说 侦探小说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渐渐难以仅仅以“文学”二字涵盖，需要延伸到对其他旁涉学科与文化文本的研究。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刻画的题材具有特殊性，反映着十分重要的社会侧面。亨利·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一方面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等领域。因此，本文就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文学层面外的民间化倾向及其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展开比较研究，以期探讨其中蕴涵的东西方相通的价值观和艺术构成。
一、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存在的“民间化”倾向浅析
考察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分别反映出哪些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愿望和审美倾向，是开展比较文学当中文化研究的前提。公案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与其民间化的倾向是紧密相关的。客观上来讲，公案小说秉承宋人话本的余绪，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倾向，是有关侠客和清官叙事的民间化显现，也是民间传统对小说的创作反馈与干预。鲁迅先生谓其“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1]。其中反映出市井民间意识，拥有层累式的道德与审美标准。
相似的是，从历史上看，由于严肃文学在其发展之初占据主流话语权，侦探小说长久被视为一种通俗文化现象，其评价亦可谓毁誉参半，甚至往往有“不符合科学精神”之讥。19世纪占据统摄地位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存在对市民社会反面形象的呈现和探析。诞生此际的侦探小说也受到了这一写作倾向的影响。
“民间文学”受政治语境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较小，因而在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中，存在题材的惊人相似和各民族相通的价值观与艺术构成。基于这一认识，对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展开文化研究的思路成为可行。
二、文学批评家对侦探小说的研究拓展
俄国学者谢诺夫斯基指明，虽则大量跨民族文学现象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但人类存在跨越时间、空间的共同想象，继而提出了“平行回现论”的研究方法。基于这一研究思路，寻找两方表面上的、横向的同异性罗列是不可取的，这种简单而机械的类比缺乏实际的学术价值，更无法从学理上体现“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意义。对于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比较研究，同样必须把研究的视域透视到深层结构当中，立足于实证主义，将其置于东西方各自的文化体系之内，从而探赜其中内在的道德伦理、审美心理。单就不同的主人公、案件类型作饾饤的穿凿附会，难免流于虚浮，难以澄清朱光潜先生“文学的低级趣味”之讥，依然无法进入文化阐释的深度。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优秀批评家开拓了侦探小说研究的视野，这些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在对公案小说的研究方向上加以借鉴。任翔先生在《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当中总结认为，侦探小说的研究视域已经由布洛赫、拉康、德里达等诸多优秀批评家的拓展，延伸至人类存在的意义及人的认识能力等深刻角度，突破以往的狭隘视域，得到了解构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补充。[2]外国侦探小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包括对侦探小说与文化现代性、世俗神学关系的探索，认为人们对这种追查真相、对抗犯罪的文学作品的兴趣源于与公正世界假设相似的社会心理。读者通过旁观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当中尖锐的交锋，得到了重返安定环境的满足。同时，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也揭示出侦探小说发生、发展当中更多隐秘的非理性因素，理应成为我们重审公案小说时的借鉴。
三、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共同的神秘色彩浅析
初探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往往会将之置于理性与神判的二元对立之下。然而究其实，无论公案小说还是侦探小说，其探案过程均包含了相当程度的神秘色彩，并非全然是理性思考的反映。公案小说中时有白禽报冤、遇猪跪吼、乌鸦鸣冤、猿猴申冤的神判情节。《包公案》第九十二回《蜘蛛食卷》中，写包公夜观文卷，忽见蜘蛛食卷而去。包公心下疑异，次日即审。因心疑蜘蛛食卷之事，意必有姓朱者杀之。然报上数十名，皆无姓朱者，只内一人名萧升。包公心疑蜘蛛一名“蛸蛛”，莫非就是此人？于是复问，“萧升作何生理？”答言：“宰猪。”包公心喜道：“猪与朱音相同，是此人必矣。根据这种寄托于灵怪探案方法而捉拿真凶，是人伦、果报思想的映射。
公案小说中的神秘色彩是人所共见的，然而往往为我们所忽视的一点是，侦探小说当中包含着相似的情结。其中的推理过程并不全然是逻辑与理性的结果，而是时常包含了隐秘的直觉。福柯认为：描述危险现象的范畴、制度和形象，事实上都是一些现代策略的产物，这些策略是驱逐、压抑、贫民化、禁闭和强制沉默等。[3]因社会的有序是建立在压抑与禁闭之上的，而被强制沉默的“地下世界”，因此显得尤为神秘而恐怖。社会的这一面往往不为严肃文学所容，在相当程度上，只能由公案小说、侦探小说这一类作品来表现——离经叛道、伦理缺席、怪异病态、烧杀抢掠。
以往对公案小说进行的研究，往往认为公案小说在明代呈现出激增之势，且指出这种激增与当时腐败的吏治关系密切。的确，明代皇帝之中多有昏庸荒淫者、加之赋税沉重、吏治严酷，以致万历年间，“民变”此起彼伏，涌现了王朝佐、葛贤等反抗暴政的民间侠士。人们渴望清官秉公执法、侠士除暴安良，因此大量侠义公案小说应运而生。这种观点是有其道理的，但尚不能称之全面，在此试做补充。
四、公案小说的发展与吏治腐败关系的思考——一种新角度的尝试
明代公案小说刊印量上的激增是与当时商业利润的刺激和印刷业的飞速发展紧密相关的，但其发展是否堪称突破，难成确论。明代世情小说、史传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神魔小说的创作同样十分兴盛，公案小说并没有鹤立于小说之林。同时，就明嘉靖之后公案小说的上升、明亡至清中叶公案小说的消寂观之，其发展与吏治腐败不存在严谨的正相关。明代吏治腐败渊源深远，而公案小说的大量刊印实际发生在万历二十年以后。再者，明代公案小说当中，存在着与话本、拟话本公案小说风格迥异的一类作品，包括《诸司公案》、《详刑公案》等[4]。学者将其另立为“书判体公案小说”[5]，即源于法家萧曹遗笔的一系。孙楷第评《皇明诸司公案》时称其：“大抵取自他书及传闻故事，崖略仅存，全无文采，似法家书非法家书，似小说亦非小说。盖疑狱案情人所喜言，象斗姑搜集为书以牟利耳。”[6]这种批评对于很多晚明公案小说来讲是很客观的，因为创作目的的商业化、世俗化，其艺术水准的相对低下也就难以避免。加之明代公案小说的内容大多来自辗转抄袭，或杂采话本、元杂剧、南戏、民间传说等。在这样的考察基础上，可以说，“明代公案小说繁荣”之见是不完全客观的。 公案小说创作的繁荣实际发生在清代。曹亦冰先生《侠义公案小说史》第六章谈到：“侠小公案小说发展至清代，在创作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特别是其中的长篇通俗作品，占了主导地位。”[7]阿英《略谈晚清小说》也将唐朝的传奇小说与晚清小说视为中国小说史中最繁荣的时期。而晚清的小说之中，侠义公案小说是十分显要的，无论就作品数量、创作水平还是流行程度而言，都不容小觑。举例而言，《三侠五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构建的侠义世界，不仅体现为侠客的除暴安良，亦体现为普通人的侠肝义胆。无论是黄童白叟、书生武夫，都有着侠士的胸怀。
而公案小说臻于顶峰的清代，与诞生了侦探小说的19世纪欧洲社会，其政治环境与社会氛围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鲁迅先生语：“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于是是跟一个好官或钦差大人，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说的分明。”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最严酷的王朝之一，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专制政策、文字狱的重重高压使得小说的创作也受到相当程度的管制。同时，维多利亚社会当中，科学意识的兴起渐渐动摇着传统宗教思想，伴随着政治有序、风气谨严的社会风气。东西方社会背景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一定的一致性。
五、结语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飞速发展的这两个时代——无论是清代中叶的康雍乾盛世、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均呈现出有序、谨严的形态。事实上，这种良好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社会和个人的压抑为代价的。在表面的井然之下，阴暗面并非涣然瓦解，而是转而投射到其他寓所。社会不够体面、光耀的一面，往往难于以其他文学题材加以表现，因此大都出现于公案小说、侦探小说这些以犯罪、探案为题材的作品当中。一方面，可以认为公案小说、侦探小说是对恐怖色彩、神秘色彩加以理性节制的产物；换种说法，则公案小说、侦探小说的与控制能力中实际蕴含着神秘、恐怖与暴力。从这个角度对它们加以审视，则会发现其中更多严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80.
[2] 任翔.侦探小说研究与文化现代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
[3]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三联书店，1999.
[4] 明清善本小说从刊·皇明诸司公案[O].天一出版社，1985.
[5] 苗怀明.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与古代判词的文体融合及其美学风格[J].齐鲁学刊，2001（1）.
[6] 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116，119.
[7] 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