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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津冀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首都经济圈发展的客观需要，京津冀一体化能够进一步解决北京、天津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能带动河北经济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新的社会问题，网络舆情是顺应信息化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如何治理网络舆情，已经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发展；网络舆情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82-02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正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在国内外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网络舆情的发生，正是公眾面对越来越尖锐社会问题所引发的新态度。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引发舆情，如果舆情不及时应对，会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各种矛盾和冲突往往又会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诱发群体性事件升级，因此做好舆情工作有助于消除矛盾，缓解冲突。区域合作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协作的一种必要手段和务实选择，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格局不断变化，京津冀区域的形成，建立了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长期协作制度，以加强信息沟通和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城镇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共同构建统一区域市场体系。研究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舆情特征
（一）网络舆情群体极化严重
群体极化是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托纳提出的一种风险转移现象，群体在进行讨论时，由于观点极端，往往得到更多人的附和，因此群体观点也更朝向偏激的方向发展，因此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指出群体极化的产生源于个体在群体中往往形成一种窒息自我的本能，乐于屈从于集体意志[1]。现实社会中“群体极化”愈发严重，由于信息时代网络传播的迅速性、便捷性、广泛性等因素，更是促成了“群体极化”现象的迅猛发展，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在总结多个国家“群体极化”现象时提出“网络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由于网民个人地域、文化、生活环境等等不同，缺乏深入分析批判意识，许多未经核实信息就很容易在互联网上蔓延。群体激化一般由三种因素刺激：第一是情绪刺激，网民由于某种情绪的激发并被该情绪控制；第二是情绪传递，网民情绪由于被激发而相互传递感染直到控制整个群体；第三是被建议并接受，当群体中被某种情绪控制后，人群中容易接受外部建议，并被这一建议怂恿而产生激烈行为。群体极化一旦形成，容易将事件发展而产生巨大负效应。
（二）群众参与成本低
没有网络环境之前，民众参与话题讨论往往只有通过传统媒体来发表自己意见，但是传统媒体拥有成本高、审核严格、话题受限等因素，所以能够真正发表的声音比较少，再如传统媒体传播有限，也就造成了话题不易引起群体共鸣。网络时代到来，使得网络社会成为“第四媒体”，互联网普及也越发为民众所接受，网络环境中的观点相互碰撞融合，很容易形成围观态势，极易吸引民众注意。同时，网络上往往是匿名发表，也就使得人们发表不再有所忌讳，表达观点更加自由，也趋于无理性状态，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讨论成本。网络虚拟性使民众讨论缺乏理性和道德强有力约束，增强了讨论自由性。民众在网络世界通过转发、跟帖等方式表达见解，使网民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参与网络舆情，低成本扩大了舆情影响范围，增加了政府管控压力。
（三）平民话语权凸显
平民话语权的兴起是随着草根文化逐渐兴盛，草根（grassroots）一说始于19世纪美国，“草根”一词引入到社会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内涵，“草根文化”成了平民文化、大众文化代名词，随着互联网出现，平民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互联网作为新兴传媒方式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发挥自己个性的空间，数以亿计平民可以发出自己声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向别人传递个人见解、观点。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即使“缺席”也可以最终获得“在场”权利。互联网的存在进一步催生了时空分离程度，也构建了一个基于信息平等的崭新世界。
二、网络舆情爆发原因分析
（一）事件多发频发
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价值、社会心理都处于急剧变动和转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总是由于自身利益不同而充满矛盾和冲突，在多元社会里，每个群体都在寻找平台和渠道去反映自身心声，网络发展正是顺应了时代需求，网络虚拟社会迅速发展，网民参与程度日益增高，社会热点一经网络媒体报道，极易在网络上酝酿，公众实现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权并建构新的认知世界思维模式，此时，政府如果跟进不到位，做不好有效沟通和宣传，会使小事件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而容易引起民众关注的都是人们身边的事情，因此热点的爆发更容易呈现几何式增长，政府疏导不利，往往会使事件朝向严重方向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不足
官方媒体秉承着党和政府“喉舌”职责，始终努力宣传党和政府路线、方针及政策，持续发挥着社会舆论作用。由于网络媒体出现，使新闻专业理念注入我国媒体行业，这种内容、结构、立场均迥异于官方媒体，使官方媒体压力逐步加大，面对当前蜂拥而至和一触即燃的社会舆情热点，政府出现疲于应对与处理不当的问题，面对舆论热点官方往往表现出：沉默失语、回应迟缓、强迫就范、推卸责任、胡言乱语、前后矛盾等。公众往往被政府这种“闪躲”行为所激怒，同时政府也会错失最好控制舆论时机，最重要的是公众不再信任政府所发布的信息，这对政府信誉产生相当大的不利影响。
（三）网络民粹主义影响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涌现始于21世纪初期，它一方面是对现实精英主义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现实民粹主义的延伸，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涌现，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或与民本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形成网络监督现象；或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反智主义相结合，造成语言暴力、恶搞文化等现象。网络民粹主义是对政府官员、富人、知识分子等极端轻蔑，忽视或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网络民粹主义没有统一和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结构，它是作为一种面对“现代化侵害”的情绪化表达，一定程度上具有极端化和绝对化对抗性情绪。网络民粹主义的判断更多的是来自于其生活常识和直观认识，习惯于简单化、泛道德化的判断和定性。当然，网络民粹主义相较于传统民粹主义具有其自身特点，它能够比传统民粹主义表现出更大影响力，由于互联网影响，更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性。 三、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网络舆情处置方式探析
（一）坚持意识形态宣传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諧，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刘云山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步伐，着力培育文化优势，壮大文化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宣传，一直以来是政府强抓不懈的方针政策，因此，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也是舆情治理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舆情工作的开展就是思想宣传工作，应当遵循党的思想宣传和舆论工作方针。在新形势下，网络已经成为重要舆论宣传阵地，各级党政机关尤其要加强和重视网络舆情工作。
（二）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公信力建设同政府形象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政府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形象的代名词，政府形象代表着国家形象，是政府本身客观状态在社会民众心中的主观反映。200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对领导干部提出“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传统环境下政府采取“压、堵、封”的信息处理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而且这种模式很大程度有损政府公信力建设，容易使群众丧失对国家公信力的信任，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将信息真实性公之于众，会对公众探求真相的欲求造成打击，这样会加速负面消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公众对虚假消息的迷信，也往往是政府不能正确做出信息回应所造成，信息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媒介生态变化，“对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使舆情转化为良性舆论”[3]。政府要坚持做好正确舆论指导，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制度，发挥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引导网民自我教育，正确处理规范管理与积极鼓励的关系。
（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公众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和诉讼，但由于诉讼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高昂，公众多采取信访方式表达利益和诉求。普通群众并没有太多社会资源，难以通过信访方式正常反映诉求，这种诉求方式受阻的时候，非正常、非理性利益表达方式便会出现，容易引发舆情。舆情的爆发反映出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维权艰难、诉求表达不畅，网络诉求表达与现实中的诉求表达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现实中公共参与和诉求表达不畅时，必然涌到网络空间，因此，必须在现实中找到公众诉求表达不畅的原因，积极建立公众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开诚布公，坦诚相待，才能换来舆论谅解与好评。
（四）强化舆论媒体正面导向
媒体在传递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网络舆情主客体间重要桥梁。“在舆情事件发生后，如果利用好大众媒体，设置网络环境中的公众议程，也就是公众主要关注讨论的重点和方向，将对引导网络舆情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4]媒体通过报道将信息传递给公众，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尊重，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媒体是第一来源者，在对事件进行报道的同时会有主观成分参与其中，这对公众对社会事件的重视程度和重要性判断产生影响。媒体应当及时提供有效、准确和翔实信息，发布政府客观和权威声音，尽量将公众所关注和讨论重点及时发布出来。媒体作为公众与政府连接的桥梁，要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以及信息传输工作，要正面引导群众情绪，帮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李继红，薛丹云，许列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4]周蔚华，徐发波.网络舆情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发展；网络舆情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82-02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正面临重要发展机遇，在国内外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社会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网络舆情的发生，正是公眾面对越来越尖锐社会问题所引发的新态度。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引发舆情，如果舆情不及时应对，会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各种矛盾和冲突往往又会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诱发群体性事件升级，因此做好舆情工作有助于消除矛盾，缓解冲突。区域合作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协作的一种必要手段和务实选择，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格局不断变化，京津冀区域的形成，建立了京津冀发展和改革部门长期协作制度，以加强信息沟通和统筹协调区域发展中城镇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共同构建统一区域市场体系。研究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舆情特征
（一）网络舆情群体极化严重
群体极化是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斯托纳提出的一种风险转移现象，群体在进行讨论时，由于观点极端，往往得到更多人的附和，因此群体观点也更朝向偏激的方向发展，因此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指出群体极化的产生源于个体在群体中往往形成一种窒息自我的本能，乐于屈从于集体意志[1]。现实社会中“群体极化”愈发严重，由于信息时代网络传播的迅速性、便捷性、广泛性等因素，更是促成了“群体极化”现象的迅猛发展，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在总结多个国家“群体极化”现象时提出“网络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由于网民个人地域、文化、生活环境等等不同，缺乏深入分析批判意识，许多未经核实信息就很容易在互联网上蔓延。群体激化一般由三种因素刺激：第一是情绪刺激，网民由于某种情绪的激发并被该情绪控制；第二是情绪传递，网民情绪由于被激发而相互传递感染直到控制整个群体；第三是被建议并接受，当群体中被某种情绪控制后，人群中容易接受外部建议，并被这一建议怂恿而产生激烈行为。群体极化一旦形成，容易将事件发展而产生巨大负效应。
（二）群众参与成本低
没有网络环境之前，民众参与话题讨论往往只有通过传统媒体来发表自己意见，但是传统媒体拥有成本高、审核严格、话题受限等因素，所以能够真正发表的声音比较少，再如传统媒体传播有限，也就造成了话题不易引起群体共鸣。网络时代到来，使得网络社会成为“第四媒体”，互联网普及也越发为民众所接受，网络环境中的观点相互碰撞融合，很容易形成围观态势，极易吸引民众注意。同时，网络上往往是匿名发表，也就使得人们发表不再有所忌讳，表达观点更加自由，也趋于无理性状态，大大降低了民众参与讨论成本。网络虚拟性使民众讨论缺乏理性和道德强有力约束，增强了讨论自由性。民众在网络世界通过转发、跟帖等方式表达见解，使网民在不损害自身利益前提下参与网络舆情，低成本扩大了舆情影响范围，增加了政府管控压力。
（三）平民话语权凸显
平民话语权的兴起是随着草根文化逐渐兴盛，草根（grassroots）一说始于19世纪美国，“草根”一词引入到社会领域被赋予了“基层民众”内涵，“草根文化”成了平民文化、大众文化代名词，随着互联网出现，平民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互联网作为新兴传媒方式给人们带来了无限发挥自己个性的空间，数以亿计平民可以发出自己声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向别人传递个人见解、观点。互联网的存在使我们即使“缺席”也可以最终获得“在场”权利。互联网的存在进一步催生了时空分离程度，也构建了一个基于信息平等的崭新世界。
二、网络舆情爆发原因分析
（一）事件多发频发
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价值、社会心理都处于急剧变动和转型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总是由于自身利益不同而充满矛盾和冲突，在多元社会里，每个群体都在寻找平台和渠道去反映自身心声，网络发展正是顺应了时代需求，网络虚拟社会迅速发展，网民参与程度日益增高，社会热点一经网络媒体报道，极易在网络上酝酿，公众实现知情、参与、表达、监督权并建构新的认知世界思维模式，此时，政府如果跟进不到位，做不好有效沟通和宣传，会使小事件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而容易引起民众关注的都是人们身边的事情，因此热点的爆发更容易呈现几何式增长，政府疏导不利，往往会使事件朝向严重方向发展。
（二）政府公信力不足
官方媒体秉承着党和政府“喉舌”职责，始终努力宣传党和政府路线、方针及政策，持续发挥着社会舆论作用。由于网络媒体出现，使新闻专业理念注入我国媒体行业，这种内容、结构、立场均迥异于官方媒体，使官方媒体压力逐步加大，面对当前蜂拥而至和一触即燃的社会舆情热点，政府出现疲于应对与处理不当的问题，面对舆论热点官方往往表现出：沉默失语、回应迟缓、强迫就范、推卸责任、胡言乱语、前后矛盾等。公众往往被政府这种“闪躲”行为所激怒，同时政府也会错失最好控制舆论时机，最重要的是公众不再信任政府所发布的信息，这对政府信誉产生相当大的不利影响。
（三）网络民粹主义影响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涌现始于21世纪初期，它一方面是对现实精英主义的反抗，另一方面是对现实民粹主义的延伸，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涌现，在网络传播过程中，或与民本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形成网络监督现象；或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反智主义相结合，造成语言暴力、恶搞文化等现象。网络民粹主义是对政府官员、富人、知识分子等极端轻蔑，忽视或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网络民粹主义没有统一和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结构，它是作为一种面对“现代化侵害”的情绪化表达，一定程度上具有极端化和绝对化对抗性情绪。网络民粹主义的判断更多的是来自于其生活常识和直观认识，习惯于简单化、泛道德化的判断和定性。当然，网络民粹主义相较于传统民粹主义具有其自身特点，它能够比传统民粹主义表现出更大影响力，由于互联网影响，更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危险性。 三、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网络舆情处置方式探析
（一）坚持意识形态宣传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諧，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刘云山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步伐，着力培育文化优势，壮大文化力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宣传，一直以来是政府强抓不懈的方针政策，因此，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也是舆情治理应当坚持的指导思想，舆情工作的开展就是思想宣传工作，应当遵循党的思想宣传和舆论工作方针。在新形势下，网络已经成为重要舆论宣传阵地，各级党政机关尤其要加强和重视网络舆情工作。
（二）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公信力建设同政府形象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政府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形象的代名词，政府形象代表着国家形象，是政府本身客观状态在社会民众心中的主观反映。200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对领导干部提出“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传统环境下政府采取“压、堵、封”的信息处理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而且这种模式很大程度有损政府公信力建设，容易使群众丧失对国家公信力的信任，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将信息真实性公之于众，会对公众探求真相的欲求造成打击，这样会加速负面消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公众对虚假消息的迷信，也往往是政府不能正确做出信息回应所造成，信息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媒介生态变化，“对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使舆情转化为良性舆论”[3]。政府要坚持做好正确舆论指导，建立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制度，发挥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引导网民自我教育，正确处理规范管理与积极鼓励的关系。
（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公众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和诉讼，但由于诉讼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高昂，公众多采取信访方式表达利益和诉求。普通群众并没有太多社会资源，难以通过信访方式正常反映诉求，这种诉求方式受阻的时候，非正常、非理性利益表达方式便会出现，容易引发舆情。舆情的爆发反映出现实社会中弱势群体维权艰难、诉求表达不畅，网络诉求表达与现实中的诉求表达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现实中公共参与和诉求表达不畅时，必然涌到网络空间，因此，必须在现实中找到公众诉求表达不畅的原因，积极建立公众畅通的诉求表达渠道。开诚布公，坦诚相待，才能换来舆论谅解与好评。
（四）强化舆论媒体正面导向
媒体在传递信息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网络舆情主客体间重要桥梁。“在舆情事件发生后，如果利用好大众媒体，设置网络环境中的公众议程，也就是公众主要关注讨论的重点和方向，将对引导网络舆情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4]媒体通过报道将信息传递给公众，让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尊重，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媒体是第一来源者，在对事件进行报道的同时会有主观成分参与其中，这对公众对社会事件的重视程度和重要性判断产生影响。媒体应当及时提供有效、准确和翔实信息，发布政府客观和权威声音，尽量将公众所关注和讨论重点及时发布出来。媒体作为公众与政府连接的桥梁，要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以及信息传输工作，要正面引导群众情绪，帮助政府稳定社会秩序，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李继红，薛丹云，许列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4]周蔚华，徐发波.网络舆情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