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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比较视域和他者角度解读了外语及文化对母语及文化的认识作用，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对外交流和学习，才能在比较中更好地、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那种认为中国强大了就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的看法是短视的、不可取的，文化的自我封闭只能导致思想落后和僵化。
关键词： 他者 外语及外来文化 汉语及中国文化 认识作用
一、何为他者
近年来，在英语之外，国家教育部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纳入了高中新课程方案，随即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反对学习英语等外语的呼声和浪潮。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国家强大起来了，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了。这种观点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点赞和追捧。面对这种看似爱国的呼声，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呢？在此，借用苏轼《题西林壁》中的一句名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认为只有跳出“此山”，才能看清“此山”的真面目，只有从他者的视角才能更好地审视自我及自身文化。
他者理论认为，“他者是相对于自我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1）（118）。从哲理来说，自我的形成是离不开他者的，“他者对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1）（118）。心理学认为，婴儿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一个由视觉自我认知到言语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者对“自我”的认知起关键性的作用。“视觉自我认知指儿童能从镜子等媒介物中识别自己的一种认知能力”，“言语自我认知是儿童通过自我参照言语识别自己的一种认知能力”（2）（29）。在视觉自我认知过程中，“镜像自我”成了建构自我的他者，镜子里的自我扮演了他者角色，“像照镜子一样，他者的形象反映出自我，产生自我统一感，这就是所谓的‘镜像阶段’”（1）（122）。在言语自我认知过程中，“儿童用名字表述自己，以及使用‘我’‘我的’或与‘我’有关的词句表述自己”（2）（29）。在言语自我认知过程中，儿童认识到只有当一个言语符号有别于其他语言符号时才能产生意义，且该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即物体）须不在场，因此，这个能够被言说的、不在场的所指成了建构言语认知自我的他者。可见，不管是从哲学理论还是从心理认知来说，没有他者的作用，自我的建构是难以实现和完成的。
二、他者视角下外语及外来文化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认识作用
将这一理论放到对外来语言和文化对母语及文化的认识上同样有道理。正如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隐含的道理一样，如果将母语及母语文化视作自我、将外语及外语文化视作他者，就会发现没有外语及其文化的参照作用，生活在母语及文化中的我们是无法认清和看清自身文化的，更无从认识清楚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作为他者的外来语言及文化起到了參照物的作用，两相在对比和对照中显现出各自的特点，才有了认识上的意义和价值。比如，相对于英语，汉语表达多不用人称（或物称），如果没有英语多人称（物称）的参照，汉语的这一特点就无从说起。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一诗最能反映汉语无人称的特点，但翻译成英语需要加上相应的主语，这样一来，这首语言优美、意涵隽永的小诗在英语里就变成了这样一首诗：我在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我师只在此山中，云深我不知我师处。由英汉语言这一特点出发可以窥视到各自文化的某些特点，汉语句式表达不注重人称表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特点，英语重视人称表现出的是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特点。
汉语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较成熟的文化，成熟的特点表现在包容性强。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是在不断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中不断拓展的。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时，中国文化已经很成熟了。表现在尽管儒学在汉代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并不排斥其他文化及学说，正如陕西师大周天游教授所言，“儒学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起主导作用又影响至深至远的一种文化，但并非唯一”“即使儒学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许多学派仍然存在，拥有各自发展的空间”（3）（254）。在东汉初年，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正式在中国立足，在大规模的译场里中外翻译人员将带回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开启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大规模吸收外来语言和文化的篇章，并逐渐形成了儒、释、道并存的局面。在中国文化以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释、道文化形成了相互阐释、相互融合的特征和多元文化并存、和谐发展的局面。作为外来文化的释家（佛教）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并内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许多词语和表达我们都已经意识不到它们曾经属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如“世界”（中国古代有“世”有“界”，但没有两个词相连的“世界”一说，现在所说的“世界”一词在中国古代汉语里叫做“天下”。“世界”为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一刹那”（或者也叫刹那，意为非常短的时间）、“塔”（佛教特有的建筑样式，原为放置佛骨舍利之处所）、“三生有幸”（三生也叫做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等，毫无疑问这些词语和表达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外延和内涵，拓宽和拓展了汉语的表达思维空间。民国至五四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提倡书面语口语化和白话语化，汉语又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语。翻译在汉语吸收外来语的过程中起主要主用，翻译家和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在翻译中将外来语本土化的做法（即归化法）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但是完全采用音译再现原语的方法（异化法）会让阅读变得不可能，“外来语引入汉语在辛亥革命前音译形式很普遍，此后意译渐渐占了上风”（4）（59）。如翻译家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完全采用文言文，五四时期高举的民主和科学口号却被译为“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恩斯”（science），前者让中国读者意识不到这是西方小说，不利于汉语接受新词语和新思想，后者让中国人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同样不利于词语和思想的接受。音意兼顾的翻译最合适，时至今日，这种翻译仍然是我们接受西方词语和思想的最佳方法。在中国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入现代化社会这一时期，各种词语和思想蜂拥涌入，经过长期的沉积，适应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逐渐被留下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呈现，因为“他者可以迫使主体对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并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进行定位”（1）（119）。 然而，如果不善于学习和汲取其他语言和文化的精华，再成熟的文化也会衰老。反观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结果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僵化、文化保守，最终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全面落后，以至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面对此结局，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有识之士开启救亡运动，全面反思自我，魏源、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器物的落后所致，于是购置坚船利炮，建立水师，经过甲午海战，全军覆没，认识到光有先进的器物不足以致胜;后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乃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落后于西方民主制度所致，于是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思想启蒙得以开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但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却无法适应中国，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号，胡适等人开启了文字和思想的变革，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思想高涨，反帝反封建成了民族共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钊等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中国人民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属于西方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孕育和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引领了中国的发展。至此，汉语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吸收了西方言語和文化的精华之后熠熠生辉、活力十足，封建、落后的糟粕被剔除，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弘扬。
但在这一过程中，汉字差点儿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字废除、以拉丁化拼音为替代的汉语改革方案之中。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和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等倒行逆施的行为让文化精英们思索，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废除帝制就能解决的，在更深层次上一定有某种阻碍中国发展的东西存在。钱玄同认为，汉字就是这个深层的存在，汉字为中国落后的根本所在，不除汉字，中国不兴。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文化精英如谭嗣同、胡适、陈独秀、刘半农、赵元任、瞿秋白、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赞同，并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然而由于拉丁化拼音造成了大量同音不同义的词语，使得群众接受更不便，故未能大规模推广。可以看出，在中国寻求出路这一曲折的过程中，汉语及中国文化差一点失去自我而完全他者化，“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1）（118），当主体完全肯定他者时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按照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东方学》里的观点，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是武力的征服，还是西方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话语的建构。当留学西方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在寻找救国之路时，这套西方优越论的话语在不知不觉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西方优越论的思想意识便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当做了他者，将西方文化当做了主体自我，实现了他者的逆转，因此才会出现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情形，因为他者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1）（118）。当然，这涉及文化立场的问题，是选择自我的文化立场还是他者的文化立场，这与选择主体的文化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简言之，强势文化通常将弱势文化当做他者看待，处于弱势文化语境中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会认同强势文化，将自身所处的弱势文化当做他者进行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文化，立足自我，不断纳入他者优秀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这样才有更强大的自信心和自我文化认同感。
三、结语
在中国仍然处于转型之中、经济逐渐发展强大、传统话语及理论无法适用现状的情况下，如何将西方语言、理论及文化同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只有了解他者语言及其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原因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不了解他者语言和文化，就无从认清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们需要学会从他者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文化。他者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观和认清自己，只有了解了他者文化的长短，才能更明白中国文化的长短，相较之下，取长补短。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反对英语及其他语言及文化的学习，也不会盲目迷信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口号的虚伪而诽谤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天下大同、而和不同等观点，更不会一味地为自己的文化唱赞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引导学生树立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2]刘凌，杨丽珠.婴儿自我认知发生再探[J].心理学探新，2010（3）：29-33.
[3]周天游.论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统战，2007（2）：253-255.
[4]何远秀，金哲.汉语与日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及其影响对比[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3）：58-62.
关键词： 他者 外语及外来文化 汉语及中国文化 认识作用
一、何为他者
近年来，在英语之外，国家教育部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纳入了高中新课程方案，随即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反对学习英语等外语的呼声和浪潮。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国家强大起来了，就没有必要花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了。这种观点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点赞和追捧。面对这种看似爱国的呼声，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和认识呢？在此，借用苏轼《题西林壁》中的一句名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明，认为只有跳出“此山”，才能看清“此山”的真面目，只有从他者的视角才能更好地审视自我及自身文化。
他者理论认为，“他者是相对于自我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1）（118）。从哲理来说，自我的形成是离不开他者的，“他者对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1）（118）。心理学认为，婴儿自我认知的过程是一个由视觉自我认知到言语自我认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者对“自我”的认知起关键性的作用。“视觉自我认知指儿童能从镜子等媒介物中识别自己的一种认知能力”，“言语自我认知是儿童通过自我参照言语识别自己的一种认知能力”（2）（29）。在视觉自我认知过程中，“镜像自我”成了建构自我的他者，镜子里的自我扮演了他者角色，“像照镜子一样，他者的形象反映出自我，产生自我统一感，这就是所谓的‘镜像阶段’”（1）（122）。在言语自我认知过程中，“儿童用名字表述自己，以及使用‘我’‘我的’或与‘我’有关的词句表述自己”（2）（29）。在言语自我认知过程中，儿童认识到只有当一个言语符号有别于其他语言符号时才能产生意义，且该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即物体）须不在场，因此，这个能够被言说的、不在场的所指成了建构言语认知自我的他者。可见，不管是从哲学理论还是从心理认知来说，没有他者的作用，自我的建构是难以实现和完成的。
二、他者视角下外语及外来文化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认识作用
将这一理论放到对外来语言和文化对母语及文化的认识上同样有道理。正如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隐含的道理一样，如果将母语及母语文化视作自我、将外语及外语文化视作他者，就会发现没有外语及其文化的参照作用，生活在母语及文化中的我们是无法认清和看清自身文化的，更无从认识清楚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点。作为他者的外来语言及文化起到了參照物的作用，两相在对比和对照中显现出各自的特点，才有了认识上的意义和价值。比如，相对于英语，汉语表达多不用人称（或物称），如果没有英语多人称（物称）的参照，汉语的这一特点就无从说起。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一诗最能反映汉语无人称的特点，但翻译成英语需要加上相应的主语，这样一来，这首语言优美、意涵隽永的小诗在英语里就变成了这样一首诗：我在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我师只在此山中，云深我不知我师处。由英汉语言这一特点出发可以窥视到各自文化的某些特点，汉语句式表达不注重人称表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特点，英语重视人称表现出的是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特点。
汉语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是较成熟的文化，成熟的特点表现在包容性强。汉语及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是在不断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中不断拓展的。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时，中国文化已经很成熟了。表现在尽管儒学在汉代已经确立了统治地位，但并不排斥其他文化及学说，正如陕西师大周天游教授所言，“儒学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起主导作用又影响至深至远的一种文化，但并非唯一”“即使儒学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许多学派仍然存在，拥有各自发展的空间”（3）（254）。在东汉初年，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正式在中国立足，在大规模的译场里中外翻译人员将带回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开启了汉语及中国文化大规模吸收外来语言和文化的篇章，并逐渐形成了儒、释、道并存的局面。在中国文化以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释、道文化形成了相互阐释、相互融合的特征和多元文化并存、和谐发展的局面。作为外来文化的释家（佛教）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并内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许多词语和表达我们都已经意识不到它们曾经属于外来的佛教文化，如“世界”（中国古代有“世”有“界”，但没有两个词相连的“世界”一说，现在所说的“世界”一词在中国古代汉语里叫做“天下”。“世界”为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一刹那”（或者也叫刹那，意为非常短的时间）、“塔”（佛教特有的建筑样式，原为放置佛骨舍利之处所）、“三生有幸”（三生也叫做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等，毫无疑问这些词语和表达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外延和内涵，拓宽和拓展了汉语的表达思维空间。民国至五四时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运动提倡书面语口语化和白话语化，汉语又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语。翻译在汉语吸收外来语的过程中起主要主用，翻译家和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在翻译中将外来语本土化的做法（即归化法）不利于汉语的发展，但是完全采用音译再现原语的方法（异化法）会让阅读变得不可能，“外来语引入汉语在辛亥革命前音译形式很普遍，此后意译渐渐占了上风”（4）（59）。如翻译家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时完全采用文言文，五四时期高举的民主和科学口号却被译为“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恩斯”（science），前者让中国读者意识不到这是西方小说，不利于汉语接受新词语和新思想，后者让中国人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同样不利于词语和思想的接受。音意兼顾的翻译最合适，时至今日，这种翻译仍然是我们接受西方词语和思想的最佳方法。在中国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入现代化社会这一时期，各种词语和思想蜂拥涌入，经过长期的沉积，适应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逐渐被留下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呈现，因为“他者可以迫使主体对世界产生一种认识，并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进行定位”（1）（119）。 然而，如果不善于学习和汲取其他语言和文化的精华，再成熟的文化也会衰老。反观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天朝上国自居，闭关锁国，结果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僵化、文化保守，最终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全面落后，以至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丧失。面对此结局，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有识之士开启救亡运动，全面反思自我，魏源、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器物的落后所致，于是购置坚船利炮，建立水师，经过甲午海战，全军覆没，认识到光有先进的器物不足以致胜;后来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乃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落后于西方民主制度所致，于是开始了戊戌变法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思想启蒙得以开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观念，但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却无法适应中国，造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号，胡适等人开启了文字和思想的变革，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思想高涨，反帝反封建成了民族共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钊等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中国人民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属于西方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孕育和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引领了中国的发展。至此，汉语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变化，在吸收了西方言語和文化的精华之后熠熠生辉、活力十足，封建、落后的糟粕被剔除，优秀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弘扬。
但在这一过程中，汉字差点儿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字废除、以拉丁化拼音为替代的汉语改革方案之中。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和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等倒行逆施的行为让文化精英们思索，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废除帝制就能解决的，在更深层次上一定有某种阻碍中国发展的东西存在。钱玄同认为，汉字就是这个深层的存在，汉字为中国落后的根本所在，不除汉字，中国不兴。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文化精英如谭嗣同、胡适、陈独秀、刘半农、赵元任、瞿秋白、鲁迅、蔡元培、郭沫若等人的赞同，并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然而由于拉丁化拼音造成了大量同音不同义的词语，使得群众接受更不便，故未能大规模推广。可以看出，在中国寻求出路这一曲折的过程中，汉语及中国文化差一点失去自我而完全他者化，“自我的建构依赖于对他者的否定”（1）（118），当主体完全肯定他者时就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按照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东方学》里的观点，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是武力的征服，还是西方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话语的建构。当留学西方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在寻找救国之路时，这套西方优越论的话语在不知不觉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思想，西方优越论的思想意识便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当做了他者，将西方文化当做了主体自我，实现了他者的逆转，因此才会出现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情形，因为他者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1）（118）。当然，这涉及文化立场的问题，是选择自我的文化立场还是他者的文化立场，这与选择主体的文化价值观有密切的关联。简言之，强势文化通常将弱势文化当做他者看待，处于弱势文化语境中的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往往会认同强势文化，将自身所处的弱势文化当做他者进行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文化，立足自我，不断纳入他者优秀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这样才有更强大的自信心和自我文化认同感。
三、结语
在中国仍然处于转型之中、经济逐渐发展强大、传统话语及理论无法适用现状的情况下，如何将西方语言、理论及文化同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只有了解他者语言及其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原因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不了解他者语言和文化，就无从认清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我们需要学会从他者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文化。他者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反观和认清自己，只有了解了他者文化的长短，才能更明白中国文化的长短，相较之下，取长补短。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反对英语及其他语言及文化的学习，也不会盲目迷信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口号的虚伪而诽谤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天下大同、而和不同等观点，更不会一味地为自己的文化唱赞歌。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引导学生树立世界观和价值观，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
[2]刘凌，杨丽珠.婴儿自我认知发生再探[J].心理学探新，2010（3）：29-33.
[3]周天游.论汉代文化的基本特征[J].社会科学统战，2007（2）：253-255.
[4]何远秀，金哲.汉语与日语吸收外来语的方式及其影响对比[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3（3）：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