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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尚奇”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清代小说家李渔在创作小说《十二楼》时，也自觉地把“尚奇观”渗透其中。而创新就是对“尚奇”的最佳注解，李渔小说创作理念表现出一种有意的创新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他对小说题材选择上的“惟陈言之务去”，也渗透在情节与角色设置的独特与新鲜。文章主要探析《十二楼》对“红娘”这一固定角色设置的超越，以管窥李渔小说作品显示出“篇篇竞异，字字出奇”的境界之因。
关键词：李渔；《十二楼》；红娘；创新
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尚奇”是一种悠久的传统，而“新奇同质”，创新，是“尚奇”的最佳注解。清初著名作家李渔，是个很有求新意识的人，正如其在《闲情偶记》中所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3]（23）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正是充满了创新之处的文本。
清人杜浚在《十二楼序》中说道，笠翁曾自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可见李渔对小说创作是极为用心的。李渔书写日常的人情物理才能使作品具有鲜活而长久的生命，他一直提倡从平凡生活中选取素材，从耳目之见、日常起居中找出“奇”处。为了达到“常中见奇”的思想，李渔对传统题材进行翻新，显示出独特的创作魅力。男女爱情婚姻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是一个最多见的题材，很难出新出奇。但是李渔为这种传统的“才子佳人”爱情题材找到了新角度。在以往的小说中，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奈何礼教约束，不得以尽情畅谈以表衷情，只得以丫鬟代为牵线搭桥，传情达意，《西厢记》一出，“红娘”角色几乎被定型，仿佛才子佳人能够成全婚姻，全赖红娘之作合，丫鬟似乎已经成为“红娘”的固定角色。李渔在《十二楼》中便打破这种常规，在传统爱情小说中开辟出一条新路。
一、形影为媒，何用红娘牵线
一段美满的姻缘能够成全，爱情显然是其中最大的力量，爱情自然会找到出路，又何愁没有红娘牵线？《合影楼》中爱情的发生一反历来描写才子佳人的旧套，打破了红娘穿针引线的传统模式。珍生和玉娟家有宿怨，二人父亲将宅子以高墙分隔，使两家彼此不得相见，而二人无意中在高墙下的7桥洞两端看到对方在水边的倒影，便生出种种情愫，“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围墙，不能勾见面”[1]（6）。二人都想接触彼此，奈何玉娟父亲严加防范，不得相对详谈，便想出荷叶作为邮筒，漂去对方水岸，吟诗传情，未到半年两人的情诗竟汇成厚厚的一帙《合影集》。
元明清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一般都设置了一个为男女主角牵线搭桥、传情达意的的媒人，而这种“对影传情，流水传书，荷叶递柬，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却是“从来未有其事”。李渔的朋友杜浚在这篇小说末回的评论中说：“影儿里情郎，画儿里爱宠，此传奇野史中两个绝好的题目，作画中爱宠者，不止十部传奇，百回野史，迩来遂成恶套，观者厌之。独有影儿里情郎，自关汉卿出题之后，几五百年并无一人交卷。不期今日始读异书，但恨出题者不得一见。”直接将“红娘”这一角色免去，让珍生和玉娟的爱情在水中倒影中生发，在水面荷筒里传递，让读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新意同时，更深刻地理解了“水满情偏炽”，人为的阻隔力量有限，纵使鸿沟也隔不断自然情感生发的事实。
二、刑尊为媒，清官巧成姻缘
李渔极力主张文学创作要使人消愁，给人带来快乐，即所谓：“传奇原为消愁设[2]（9）”《夺锦楼》讲述的便是一个通篇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钱小江与妻子边氏向来不和，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已及婚嫁之龄，但夫妇俩均满对方选婿的主意，竟“各自为政”，不考虑对方，各自为女儿选了两名女婿，弄出了“生二女连吃四家茶”的尴尬局面，闹得不可开交，只好上了公堂。刑尊大人得知情况后，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边氏所许者，虽有媒言，实无父命，断使之就，虑开无父之门；小江所许者，虽有父命，实少媒言，判使之从，是辟无媒之径”，于是将四家男子和钱氏二女都召集在一处，让二女自行选择嫁谁为妻，谁想这两位佳人，见了四人奇怪的面容，没有一个满意，都低头合眼，暗暗地落泪。
刑尊大人怜香惜玉，认为“没有这等两个人都配了村夫俗子之理”，便充当起了红娘的角色，为二女婚嫁牵线搭桥，最终觅得一位人品极好又富于文采袁士骏作为她们佳婿，袁士骏以自己“命犯孤鸾”相推，刑尊却认为“今日之事，倒合了吾兄的尊造了，若还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双而不单，恐于尊造有碍，如今两女一男，除起一双，就要单了一个，岂不是命犯孤鸾？这等看起来，信乎有命。从今以后，再没有兰摧玉折之事了。”[1]（25）三人成婚，是最好的安排。
正如小说中众人评价：“上界神仙之乐不能有此，总亏了一位刑尊，实实的怜才好士，才有了这一番盛举”[1]（26），刑尊大人既怜二女的温柔和美貌，又怜袁士骏的品德与才学，将他们牵在一起，成就美满姻缘。钱氏二女既不倩红娘的作合，又摆脱了父母的安排，就成了好事，刑尊大人功不可没。在这出以婚姻为主题的喜剧中，刑尊大人同时兼任了“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调和了诸多矛盾，充当了“史上最有力量的红娘”之角色。刑尊大人这一有力的红娘，正是寄寓了千百年来人们对清官的期许，世上若有如此清官，便不愁女子所适非人了。
三、侍妾为媒，小姐徒领妻名
“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才子与佳人得以结合，红娘功不可没，然而红娘在故事中的作用仅仅是牵线搭桥，自己的幸福却没有着落，一直让读者惋惜。李渔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在《拂云楼》中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红娘”能红。
能红本是韦小姐的侍女，当韦小姐与裴七郎的婚事受父母阻碍时，她知道韦氏一家三口都是极信命的，一边巧言引韦氏父母为小姐算命合婚，一边串通媒婆，买通算命先生，让先生说小姐命硬，嫁人都不会幸福，但正好与裴七郎相合，让韦氏父母同意二人婚事。
在成全小姐与裴七郎的婚姻之外，能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婚事考虑。裴七郎见与韦小姐婚事无望，便想与能红结一段姻缘。她亦对裴七郎心有爱慕，经过反复考验，认定了裴七郎是可以托付之人，她表示愿意成全二人婚事，娶了她亦能娶到韦小姐，七郎对她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未嫁夫先施号令”，与裴七郎约法三章：不能唤她名字，而要称“二夫人”；再不能做偷香窃玉的风流之事；除了她和小姐之外，不得再娶第三人。与算命先生的计谋成功后，韦家愿意将女儿嫁与裴家，问能红是否愿意陪嫁，能红说自己随不随嫁但凭小姐，却又说算命先生说过小姐命里没有夫星，丈夫必要娶小，但“世上又有几个做小的肯替大娘一心一意？……明日有了个讨气的，偏生没人解劝，他这个娇怯身子，岂不弄出病来？”[1]（118）这样，韦母便认定能红要随小姐出嫁，能红趁此提高自己地位：“我原不是赠嫁的人，要加上两名轿夫，只当送亲的一样，这才是个道理。不然，我断断不去”。[1]（118）这样，不管是裴家还是韦家，都是件件依从，能红体面地做定了裴家二夫人，而韦小姐不过徒领了妻名。正如孙楷第先生曾说，能红设策实在是“私心滔滔”，但作为一个对自己命运没有把握权的侍女，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全小姐婚事的同时，也让自己也有尊严地嫁给自己钟意的人，能红相比与众多不考虑自己幸福而只为他人牵线的“梅香们”，无疑是进步而可爱的。
李渔小说处处出“奇”，处处闪耀着创新的火花，无论是影子、刑尊还是能红，都是与传统以爱情为主题小说牵线搭桥的“梅香们”不一样的红娘形象，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真可谓“篇篇竞异，字字出奇”。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渔.十二楼[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李渔.李笠翁曲话[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关键词：李渔；《十二楼》；红娘；创新
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尚奇”是一种悠久的传统，而“新奇同质”，创新，是“尚奇”的最佳注解。清初著名作家李渔，是个很有求新意识的人，正如其在《闲情偶记》中所说：“人惟求旧，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而文章一道，较之他物，尤加倍焉。”[3]（23）他的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正是充满了创新之处的文本。
清人杜浚在《十二楼序》中说道，笠翁曾自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可见李渔对小说创作是极为用心的。李渔书写日常的人情物理才能使作品具有鲜活而长久的生命，他一直提倡从平凡生活中选取素材，从耳目之见、日常起居中找出“奇”处。为了达到“常中见奇”的思想，李渔对传统题材进行翻新，显示出独特的创作魅力。男女爱情婚姻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是一个最多见的题材，很难出新出奇。但是李渔为这种传统的“才子佳人”爱情题材找到了新角度。在以往的小说中，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奈何礼教约束，不得以尽情畅谈以表衷情，只得以丫鬟代为牵线搭桥，传情达意，《西厢记》一出，“红娘”角色几乎被定型，仿佛才子佳人能够成全婚姻，全赖红娘之作合，丫鬟似乎已经成为“红娘”的固定角色。李渔在《十二楼》中便打破这种常规，在传统爱情小说中开辟出一条新路。
一、形影为媒，何用红娘牵线
一段美满的姻缘能够成全，爱情显然是其中最大的力量，爱情自然会找到出路，又何愁没有红娘牵线？《合影楼》中爱情的发生一反历来描写才子佳人的旧套，打破了红娘穿针引线的传统模式。珍生和玉娟家有宿怨，二人父亲将宅子以高墙分隔，使两家彼此不得相见，而二人无意中在高墙下的7桥洞两端看到对方在水边的倒影，便生出种种情愫，“自从相遇之后，终日在影里盘桓，只可恨隔了围墙，不能勾见面”[1]（6）。二人都想接触彼此，奈何玉娟父亲严加防范，不得相对详谈，便想出荷叶作为邮筒，漂去对方水岸，吟诗传情，未到半年两人的情诗竟汇成厚厚的一帙《合影集》。
元明清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一般都设置了一个为男女主角牵线搭桥、传情达意的的媒人，而这种“对影传情，流水传书，荷叶递柬，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却是“从来未有其事”。李渔的朋友杜浚在这篇小说末回的评论中说：“影儿里情郎，画儿里爱宠，此传奇野史中两个绝好的题目，作画中爱宠者，不止十部传奇，百回野史，迩来遂成恶套，观者厌之。独有影儿里情郎，自关汉卿出题之后，几五百年并无一人交卷。不期今日始读异书，但恨出题者不得一见。”直接将“红娘”这一角色免去，让珍生和玉娟的爱情在水中倒影中生发，在水面荷筒里传递，让读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新意同时，更深刻地理解了“水满情偏炽”，人为的阻隔力量有限，纵使鸿沟也隔不断自然情感生发的事实。
二、刑尊为媒，清官巧成姻缘
李渔极力主张文学创作要使人消愁，给人带来快乐，即所谓：“传奇原为消愁设[2]（9）”《夺锦楼》讲述的便是一个通篇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钱小江与妻子边氏向来不和，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已及婚嫁之龄，但夫妇俩均满对方选婿的主意，竟“各自为政”，不考虑对方，各自为女儿选了两名女婿，弄出了“生二女连吃四家茶”的尴尬局面，闹得不可开交，只好上了公堂。刑尊大人得知情况后，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边氏所许者，虽有媒言，实无父命，断使之就，虑开无父之门；小江所许者，虽有父命，实少媒言，判使之从，是辟无媒之径”，于是将四家男子和钱氏二女都召集在一处，让二女自行选择嫁谁为妻，谁想这两位佳人，见了四人奇怪的面容，没有一个满意，都低头合眼，暗暗地落泪。
刑尊大人怜香惜玉，认为“没有这等两个人都配了村夫俗子之理”，便充当起了红娘的角色，为二女婚嫁牵线搭桥，最终觅得一位人品极好又富于文采袁士骏作为她们佳婿，袁士骏以自己“命犯孤鸾”相推，刑尊却认为“今日之事，倒合了吾兄的尊造了，若还是一男一女做了夫妻，倒是双而不单，恐于尊造有碍，如今两女一男，除起一双，就要单了一个，岂不是命犯孤鸾？这等看起来，信乎有命。从今以后，再没有兰摧玉折之事了。”[1]（25）三人成婚，是最好的安排。
正如小说中众人评价：“上界神仙之乐不能有此，总亏了一位刑尊，实实的怜才好士，才有了这一番盛举”[1]（26），刑尊大人既怜二女的温柔和美貌，又怜袁士骏的品德与才学，将他们牵在一起，成就美满姻缘。钱氏二女既不倩红娘的作合，又摆脱了父母的安排，就成了好事，刑尊大人功不可没。在这出以婚姻为主题的喜剧中，刑尊大人同时兼任了“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调和了诸多矛盾，充当了“史上最有力量的红娘”之角色。刑尊大人这一有力的红娘，正是寄寓了千百年来人们对清官的期许，世上若有如此清官，便不愁女子所适非人了。
三、侍妾为媒，小姐徒领妻名
“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才子与佳人得以结合，红娘功不可没，然而红娘在故事中的作用仅仅是牵线搭桥，自己的幸福却没有着落，一直让读者惋惜。李渔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在《拂云楼》中塑造了一个“不一样的红娘”能红。
能红本是韦小姐的侍女，当韦小姐与裴七郎的婚事受父母阻碍时，她知道韦氏一家三口都是极信命的，一边巧言引韦氏父母为小姐算命合婚，一边串通媒婆，买通算命先生，让先生说小姐命硬，嫁人都不会幸福，但正好与裴七郎相合，让韦氏父母同意二人婚事。
在成全小姐与裴七郎的婚姻之外，能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婚事考虑。裴七郎见与韦小姐婚事无望，便想与能红结一段姻缘。她亦对裴七郎心有爱慕，经过反复考验，认定了裴七郎是可以托付之人，她表示愿意成全二人婚事，娶了她亦能娶到韦小姐，七郎对她更是言听计从。于是她“未嫁夫先施号令”，与裴七郎约法三章：不能唤她名字，而要称“二夫人”；再不能做偷香窃玉的风流之事；除了她和小姐之外，不得再娶第三人。与算命先生的计谋成功后，韦家愿意将女儿嫁与裴家，问能红是否愿意陪嫁，能红说自己随不随嫁但凭小姐，却又说算命先生说过小姐命里没有夫星，丈夫必要娶小，但“世上又有几个做小的肯替大娘一心一意？……明日有了个讨气的，偏生没人解劝，他这个娇怯身子，岂不弄出病来？”[1]（118）这样，韦母便认定能红要随小姐出嫁，能红趁此提高自己地位：“我原不是赠嫁的人，要加上两名轿夫，只当送亲的一样，这才是个道理。不然，我断断不去”。[1]（118）这样，不管是裴家还是韦家，都是件件依从，能红体面地做定了裴家二夫人，而韦小姐不过徒领了妻名。正如孙楷第先生曾说，能红设策实在是“私心滔滔”，但作为一个对自己命运没有把握权的侍女，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全小姐婚事的同时，也让自己也有尊严地嫁给自己钟意的人，能红相比与众多不考虑自己幸福而只为他人牵线的“梅香们”，无疑是进步而可爱的。
李渔小说处处出“奇”，处处闪耀着创新的火花，无论是影子、刑尊还是能红，都是与传统以爱情为主题小说牵线搭桥的“梅香们”不一样的红娘形象，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真可谓“篇篇竞异，字字出奇”。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渔.十二楼[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李渔.李渔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李渔.李笠翁曲话[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