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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思·韦伯首先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应有之义，然后从宗教的视角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最后根据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现状去预测了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并表达了深刻的忧虑。据此，笔者联系实际，道出对本著作的感悟，并提出若干疑问。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宗教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部分，韦伯首先描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提出问题：无论在神学、几何学、医学、历史学、法学、艺术、建筑等各种领域内，“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仅仅存在于西方”；同样，资本主义精神也仅为西方所特有（韦伯彻底地驳斥了“资本主义等同于不择手段地攫取利润的倾向”这种幼稚的言论，“对财富的无限贪欲绝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为对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调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基于此，韦伯提出了本文意在探讨的对象：影响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神秘的力量与宗教的力量；2.基于这些力量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
韦伯对比了宏观意义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社会阶层与职业状况的区别，并认为是由两类宗教教徒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类型的不同所导致，而且“加尔文教似乎比其他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然后，韦伯详细解释了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用几个词语来概括为：理性、节制、勤奋、进取、守信。而路德的“天职观”几乎等同于：服从权威、履行义务、安于现状。
很显然，路德的“天职观”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起源。于是，在第二部分，韦伯使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教诸分支（①加尔文宗；②虔敬派；③循道宗；④从浸礼会运动中独立出来的一些小教派），尤其是加尔文宗。 “预定论”被认为是加尔文宗最能代表其特性的教义，此教义意指“上帝对个人有秘密判决”，“上帝的‘神圣恩宠’便是，已领受者绝对不会失去，被拒绝者永远不可能得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论调，如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还没出生就已决定了似的。可是，在西方，该教义却产生了神奇的效果：1.人由于早已确定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并不可更改，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孤独与悲观感，并衍生了对人世间感情的冷漠与不信任，因此，“理性”主宰了加尔文教徒的思维方式；2.加尔文教徒由于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恩宠而有深深的焦虑感，但他们被告知可以通过在职业活动中取得成功来体现自己的恩宠状态，并“增加上帝的荣耀”，此乃加尔文宗的“天职观”；3.禁欲苦行主义强调事业的成功、财富的聚积并不是以个人享乐为目的的，而是受上帝所托看管世俗的财产，因此要随时保持清醒、节制与理性。即这样一套体系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与起源。同样，社会分工同样因清教徒的苦行主义有了充分的道德依据，“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就会缺乏有系统、有条理的性格”。
但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资本主义精神就好像一个强壮却乖张的孩子，不再需要宗教之母的庇护与支撑了，翅膀硬了就不再听话，“自从苦行主义开始重塑世界，而且制定出了它在尘世的理念开始，物质产品获得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最终以一种无可更改的力量，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但是无往而不利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依赖于机械之基础，而不再需要苦行主义的支持了”。（其实我在这里用“母子”关系去形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因为韦伯不止一次地在书中提到他绝非意指资本主义精神完全出自于宗教原因，之所以这么形容是因叙述所需）。在没有了宗教精神的支撑后，人们工作的目的从信仰转变到了单纯的物质追求，即由内因转向了外因，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身处“牢笼”之感。
最后，韦伯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趋势去预测，其最终必然会发展为“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信仰的声色沉迷之徒；这样的凡夫俗子，竟然自负自己，已经登上了人类未曾达到过的最高文明阶段呢”。表达了他的担忧与悲观。
现在笔者谈谈个人的感受与想法。
1.纵观全文，我还是比较赞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问题的论述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眼中的“经济基础”是受到“新教伦理”这个所谓的“上层建筑”深层次影响的。这一点上，韦伯虽然隐晦却也直接地怀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十分著名的论断，但他并无意推翻。因为韦伯并不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100%地出自于新教伦理，而是考察除经济因素外精神与宗教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虽然我了解到韦伯这本书里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事物的本质的。
2.在我眼里，“预定论”这种教义是很没有道理的，如果“预定论”是事实，那么这样的上帝也不值得被尊重，原因是他在人还没从娘胎出来之前就决定了谁有资格获得“神圣恩宠”，也不告诉人们“恩宠”资格在谁身上。可令人惊讶的是，在西方世界，这样的论调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愤慨，反而因为这种未知的焦虑感产生了证明自己能力的愿望并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只能感慨宗教与“上帝”对西方世界人们的内心统治力恐怕超过了任何实质上的政府，令人叹为观止。
3.韦伯从书的开头就不断地显示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似乎暗含着“西方中心论”？众所周知，韦伯希望建构出“价值中立”的“理想类型”作为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那么他似乎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至少是在有宗教信仰支撑，还没变味之前）当作了这样的“理想类型”？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虽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但不同文明均有各自可取之处。虽然韦伯总是希望做到中立、客观、全面，但在文明的优劣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一些疑问的。更进一步地说，“理想类型”真的存在吗？你认为是“理想”的东西，其他人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判断标准如何统一？如何判断？谁又能说得清呢？（作者单位：1.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陈阳：《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黑龙江：学习与探索，2014
[3]曹俊：《浅析文化影响下德国人的服从心态》，石家庄：青春岁月，2013
[4]李堃：《托尼对韦伯新教伦理观的继承与批评》，宜宾：宜宾学院学报，2008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宗教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部分，韦伯首先描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并提出问题：无论在神学、几何学、医学、历史学、法学、艺术、建筑等各种领域内，“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业化的科学研究，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仅仅存在于西方”；同样，资本主义精神也仅为西方所特有（韦伯彻底地驳斥了“资本主义等同于不择手段地攫取利润的倾向”这种幼稚的言论，“对财富的无限贪欲绝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为对这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调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基于此，韦伯提出了本文意在探讨的对象：影响人类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神秘的力量与宗教的力量；2.基于这些力量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
韦伯对比了宏观意义上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社会阶层与职业状况的区别，并认为是由两类宗教教徒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类型的不同所导致，而且“加尔文教似乎比其他教派更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然后，韦伯详细解释了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用几个词语来概括为：理性、节制、勤奋、进取、守信。而路德的“天职观”几乎等同于：服从权威、履行义务、安于现状。
很显然，路德的“天职观”并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起源。于是，在第二部分，韦伯使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教诸分支（①加尔文宗；②虔敬派；③循道宗；④从浸礼会运动中独立出来的一些小教派），尤其是加尔文宗。 “预定论”被认为是加尔文宗最能代表其特性的教义，此教义意指“上帝对个人有秘密判决”，“上帝的‘神圣恩宠’便是，已领受者绝对不会失去，被拒绝者永远不可能得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论调，如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还没出生就已决定了似的。可是，在西方，该教义却产生了神奇的效果：1.人由于早已确定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恩宠并不可更改，产生了某种深刻的孤独与悲观感，并衍生了对人世间感情的冷漠与不信任，因此，“理性”主宰了加尔文教徒的思维方式；2.加尔文教徒由于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了上帝的恩宠而有深深的焦虑感，但他们被告知可以通过在职业活动中取得成功来体现自己的恩宠状态，并“增加上帝的荣耀”，此乃加尔文宗的“天职观”；3.禁欲苦行主义强调事业的成功、财富的聚积并不是以个人享乐为目的的，而是受上帝所托看管世俗的财产，因此要随时保持清醒、节制与理性。即这样一套体系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与起源。同样，社会分工同样因清教徒的苦行主义有了充分的道德依据，“一个没有职业的人，就会缺乏有系统、有条理的性格”。
但是，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资本主义精神就好像一个强壮却乖张的孩子，不再需要宗教之母的庇护与支撑了，翅膀硬了就不再听话，“自从苦行主义开始重塑世界，而且制定出了它在尘世的理念开始，物质产品获得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力量，最终以一种无可更改的力量，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但是无往而不利的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依赖于机械之基础，而不再需要苦行主义的支持了”。（其实我在这里用“母子”关系去形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因为韦伯不止一次地在书中提到他绝非意指资本主义精神完全出自于宗教原因，之所以这么形容是因叙述所需）。在没有了宗教精神的支撑后，人们工作的目的从信仰转变到了单纯的物质追求，即由内因转向了外因，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身处“牢笼”之感。
最后，韦伯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趋势去预测，其最终必然会发展为“社会上到处都充斥着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信仰的声色沉迷之徒；这样的凡夫俗子，竟然自负自己，已经登上了人类未曾达到过的最高文明阶段呢”。表达了他的担忧与悲观。
现在笔者谈谈个人的感受与想法。
1.纵观全文，我还是比较赞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问题的论述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眼中的“经济基础”是受到“新教伦理”这个所谓的“上层建筑”深层次影响的。这一点上，韦伯虽然隐晦却也直接地怀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十分著名的论断，但他并无意推翻。因为韦伯并不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100%地出自于新教伦理，而是考察除经济因素外精神与宗教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虽然我了解到韦伯这本书里的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事物的本质的。
2.在我眼里，“预定论”这种教义是很没有道理的，如果“预定论”是事实，那么这样的上帝也不值得被尊重，原因是他在人还没从娘胎出来之前就决定了谁有资格获得“神圣恩宠”，也不告诉人们“恩宠”资格在谁身上。可令人惊讶的是，在西方世界，这样的论调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愤慨，反而因为这种未知的焦虑感产生了证明自己能力的愿望并增加上帝的荣耀。我们只能感慨宗教与“上帝”对西方世界人们的内心统治力恐怕超过了任何实质上的政府，令人叹为观止。
3.韦伯从书的开头就不断地显示出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似乎暗含着“西方中心论”？众所周知，韦伯希望建构出“价值中立”的“理想类型”作为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那么他似乎把西方资本主义精神（至少是在有宗教信仰支撑，还没变味之前）当作了这样的“理想类型”？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虽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但不同文明均有各自可取之处。虽然韦伯总是希望做到中立、客观、全面，但在文明的优劣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一些疑问的。更进一步地说，“理想类型”真的存在吗？你认为是“理想”的东西，其他人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判断标准如何统一？如何判断？谁又能说得清呢？（作者单位：1.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陈阳：《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理性化》，黑龙江：学习与探索，2014
[3]曹俊：《浅析文化影响下德国人的服从心态》，石家庄：青春岁月，2013
[4]李堃：《托尼对韦伯新教伦理观的继承与批评》，宜宾：宜宾学院学报，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