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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嵇康是魏晋时期有名的名士，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一起倡导玄学之风尚，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以此化解思想与生活中矛盾。“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嵇康的生活原则。
关键词：嵇康；生活原则
生活于曹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嵇康是痛苦的、可悲的。他的性格、生活原则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最终必将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选择隐居。是为了躲避司马氏的征召，他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放纵性情，肆意酣醉，谈天论地，并提出了著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也是他的生活原则。通过对名教的抨击来表达自己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嵇康旷达狂放、轻时傲世、鄙视权贵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其为人的一贯作风。
魏晋时期人们对名教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名教即自然”；也有人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而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如果说前两者的思想是从正面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力图改善和巩固当时的社会，那么嵇康则是从反面否定当时的社会现实，试图摆脱当时的社会控制，回归到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去。即超越名教回归自然。他抛弃了名教人士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不愿参加政治争斗。他不仅是不愿在司马氏手下做官，两次拒绝了山涛的举荐，就是在拜魏中散大夫时，他也从未认真过。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充斥着一种情绪，一种厌恶名利富贵的情绪。嵇康一心要去追求那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不为荣华富贵所羁绊，故对仕途以及名利不感兴趣。
嵇康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曾经也向往和追求过那种悠游闲适、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嵇康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宏愿，他不可能达到庄子的那种逍遥齐物、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他在矛盾之中去执着追求，渴望于其中寻找到自由。并且，这种精神自由也是通过不断地反抗外界，不懈追求才得来的，不像庄子本来就身处其中，何需外求。如果说庄子是彻底贯彻了他的自然主义的话，那么嵇康在其理论构建和生活实践是矛盾着的，前者表现出“顺”的趋向，后者表现出“执”和“求”的特点。
嵇康的“任自然”思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任自然”应该是任心之自然，即是追求一种悠游闲适，了无牵挂，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同于建安士人顿觉人生苦短，而及时行乐，却在纵乐中又不免带有一丝悲凉的方式，也不同于刘伶、阮咸的放荡。那是一种看破红尘，不受羁绊，纵心所欲的平淡生活。这种生活追求的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一种宁静的心境，恰如他所描绘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五）那样。因此，他向往摆脱世俗的羁绊，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中寻求一种心灵的慰藉。
第二，“任自然”的思想贯穿于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之中，即是追求一种反对封建思想专制，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嵇康自己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如大自然一般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的行为源自于自然，没有任何矫饰、伪装，一切都有规律的运动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展向大自然索取了太多，社会政治环境的不断改变，使原有的和谐环境遭到了破坏。人类的频繁活动打破了昔日自然的宁静，也就有悖于“自然”的规律，使“名教”和“自然”处于两个不同的对立面。因此，人类社会之中就有了各种伪善、欺骗。不难看出嵇康的思想即以自然主义为主要特征，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核心，随后逐步展开对自然主义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论述。在自然主义方面，嵇康认为人性自然，元气自然。在越名教而任自然方面，嵇康分别对“越名教”和“任自然”进行了阐述。关于“越名教”，嵇康是这样做的：首先，嵇康深刻地批判了那些礼法之士。其次，嵇康要毁坏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即圣人和他们的著作。所以他抛弃了名教人士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不愿参加政治争斗。
对于“任自然”，嵇康这样认为“任自然”应该是任心之自然，即是追求一种悠游闲适，了无牵挂，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生活。“任自然”的思想贯穿于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之中，即是追求一种反对封建思想专制，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然而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现实中束缚人性的因素太多。所谓的礼法、秩序，包括所谓的圣人和圣人的思想禁锢着人们追求自然。为了化解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减少自己的痛苦，嵇康采取了逍遥自在的方法来面对痛苦现实。即“任自然”。他强调人性自然，元气自然。他深刻地批判了那些礼法之士。要毁坏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即圣人和他们的著作。他抛弃了名教人士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不愿参加政治争斗。任心之自然，追求一种悠游闲适，了无牵挂，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嵇康的生活原则。（作者单位：贵阳学院文传学院）
课题：“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嵇康的生活原则
关键词：嵇康；生活原则
生活于曹氏与司马氏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嵇康是痛苦的、可悲的。他的性格、生活原则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最终必将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选择隐居。是为了躲避司马氏的征召，他作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放纵性情，肆意酣醉，谈天论地，并提出了著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也是他的生活原则。通过对名教的抨击来表达自己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同时，这也是嵇康旷达狂放、轻时傲世、鄙视权贵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其为人的一贯作风。
魏晋时期人们对名教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名教即自然”；也有人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而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如果说前两者的思想是从正面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力图改善和巩固当时的社会，那么嵇康则是从反面否定当时的社会现实，试图摆脱当时的社会控制，回归到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去。即超越名教回归自然。他抛弃了名教人士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不愿参加政治争斗。他不仅是不愿在司马氏手下做官，两次拒绝了山涛的举荐，就是在拜魏中散大夫时，他也从未认真过。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充斥着一种情绪，一种厌恶名利富贵的情绪。嵇康一心要去追求那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不为荣华富贵所羁绊，故对仕途以及名利不感兴趣。
嵇康是一个矛盾的人。他曾经也向往和追求过那种悠游闲适、怡然自得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嵇康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宏愿，他不可能达到庄子的那种逍遥齐物、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他在矛盾之中去执着追求，渴望于其中寻找到自由。并且，这种精神自由也是通过不断地反抗外界，不懈追求才得来的，不像庄子本来就身处其中，何需外求。如果说庄子是彻底贯彻了他的自然主义的话，那么嵇康在其理论构建和生活实践是矛盾着的，前者表现出“顺”的趋向，后者表现出“执”和“求”的特点。
嵇康的“任自然”思想，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任自然”应该是任心之自然，即是追求一种悠游闲适，了无牵挂，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生活。这种生活不同于建安士人顿觉人生苦短，而及时行乐，却在纵乐中又不免带有一丝悲凉的方式，也不同于刘伶、阮咸的放荡。那是一种看破红尘，不受羁绊，纵心所欲的平淡生活。这种生活追求的是一种审美的境界，一种宁静的心境，恰如他所描绘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五）那样。因此，他向往摆脱世俗的羁绊，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中寻求一种心灵的慰藉。
第二，“任自然”的思想贯穿于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之中，即是追求一种反对封建思想专制，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嵇康自己认为人类社会应该如大自然一般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的行为源自于自然，没有任何矫饰、伪装，一切都有规律的运动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展向大自然索取了太多，社会政治环境的不断改变，使原有的和谐环境遭到了破坏。人类的频繁活动打破了昔日自然的宁静，也就有悖于“自然”的规律，使“名教”和“自然”处于两个不同的对立面。因此，人类社会之中就有了各种伪善、欺骗。不难看出嵇康的思想即以自然主义为主要特征，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核心，随后逐步展开对自然主义以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论述。在自然主义方面，嵇康认为人性自然，元气自然。在越名教而任自然方面，嵇康分别对“越名教”和“任自然”进行了阐述。关于“越名教”，嵇康是这样做的：首先，嵇康深刻地批判了那些礼法之士。其次，嵇康要毁坏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即圣人和他们的著作。所以他抛弃了名教人士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不愿参加政治争斗。
对于“任自然”，嵇康这样认为“任自然”应该是任心之自然，即是追求一种悠游闲适，了无牵挂，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生活。“任自然”的思想贯穿于整个魏晋时期的社会历史之中，即是追求一种反对封建思想专制，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然而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现实中束缚人性的因素太多。所谓的礼法、秩序，包括所谓的圣人和圣人的思想禁锢着人们追求自然。为了化解现实生活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以减少自己的痛苦，嵇康采取了逍遥自在的方法来面对痛苦现实。即“任自然”。他强调人性自然，元气自然。他深刻地批判了那些礼法之士。要毁坏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即圣人和他们的著作。他抛弃了名教人士所追求的高官厚禄，不愿参加政治争斗。任心之自然，追求一种悠游闲适，了无牵挂，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生活，实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状态的美好愿望。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定“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嵇康的生活原则。（作者单位：贵阳学院文传学院）
课题：“越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是嵇康的生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