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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他当了11年湘雅医学院院长;解放后,他当了31年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并先后担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无论在协和,还是在湘雅,90个春秋的搏击和奋斗,彰显了他对医学教育、培养人才的执著追求。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协和”泰斗、“湘雅”轩辕。
湘雅医学院的状元郎
张孝骞,号慎斋,湖南长沙人,1897年12月28日出生。祖父张泽邕,先是务农,后来办起家庭作坊,凭一台石碓舂米出售,换取微薄收入。父亲张浚远,是一名中学教师。
6岁那年,祖父就将他送到一所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凭借在私塾打下的深厚基础,几年后他有幸进入了长郡中学。长郡中学是长沙一所很有名的公立中学,费用也高得惊人。张孝骞弟妹多,全家10多口人,再加上二妹长期生病,生活十分困难。由于交不起膳宿费,他只得读“跑学”。有一次学校买校服,别的同学都穿上了校服,唯有张孝骞的钱迟迟不交。校长生气了,特意到张家家访,待进门一看张家的窘境,顿时生出几分同情,破例允许张孝骞不买校服。
1914年,即将中学毕业的张孝骞想报考工业院校,却面临家庭意见截然不一致的窘境。父亲认为,家境生活窘迫,希望张孝骞到商店当学徒,挣钱养家糊口;祖父则认为,孙子学业成绩优秀,绝不能因家贫而贻误学业。
就在这年冬天,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学会决定合办一所医学院,定名为“湘雅医学院”,学制7年,当年招生。该校董事长彭国钧就是当年长郡中学的校长,他了解到张孝骞的情况后,动员张孝骞报考湘雅医学院。张孝骞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湘雅医学院第一批学生。当时他还没完成高中学业,校长破格同意他先到湘雅读大学,并要他自学完成高中学业,再回长郡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这样,张孝骞成了跨湘雅、长郡两所学校的学生,一时在师生中传为佳话。
湘雅医学院是所新学校,学习环境好,这里有安静舒适的教室,齐全的教学设备,优秀的任课教师,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
湘雅开办后不久,有一个叫胡美的美国人依靠国际捐款,在长沙办起一所拥有150个床位的医院。此人早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英国著名内科学家奥斯勒的学生。胡美对湘雅医学院很欣赏,主动提出把他的医院作为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胡美还担任了湘雅医学院的教授,并以《奥氏内科学》作为教材。胡美经常给学生们灌输和讲述奥斯勒的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张孝骞决定学习内科学。
聪明勤奋的张孝骞不仅学业上进步很快,而且思想也渐趋成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讲演和集会,在《新湖南》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爱国热忱跃然纸上。
1921年,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时,考试成绩和临床研究成绩均获得第一,留校成为一名住院医师。从此,张孝骞开始在医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播种、耕耘、收获。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助教和内科总住院医师,踏上了医学道路上的第二个阶梯。
湘雅医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节节进逼,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已在协和任教13年的张孝骞忧心忡忡,担心北平沦陷。痛苦徘徊中,张孝骞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王干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聘书,无疑给踯躅之中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地交换着,痛苦地思考着……
“不!”他下定决心,决不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直接告白:“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狄瑞德为难地说:“我们正准备再聘你4年啊!你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这么一走,将会前功尽弃!”
没等他说完,张孝骞就打断了他的话:“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前途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
“你想去哪里?哪里是你的避风港?”
“我想回母校,回湘雅医学院,那里也需要我。”张孝骞拿出湘雅的聘书,直率地说:“其实,我并不是想找一个避风港,只想找一个地方去尽一个医生的职责。”
狄瑞德沉默了。他实在找不到理由拒绝张孝骞的请求。“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但是,”狄瑞德欲言又止,“你可以先接受湘雅的聘请,能不能推迟一年离开?”
“行吧。”张孝骞如释重负。就这样,张孝骞一边担负起了湘雅教务长兼内科教授的重任,一边仍然留在北京继续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
1937年7月,张孝骞风尘仆仆回到了湘雅,看着眼前熟悉的青树屋舍,回想起当年那个在这里苦读的少年,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决定在这里继续他在协和没有完成的事业。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长沙。医学院院长王子王干辞职去了江西,学校一时无人主事。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张孝骞,希望他继任这个职位。
张孝骞感到为难了。接受院长的位置吧,辛苦操劳不说,研究工作是绝对做不成,学术抱负也无法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白白毁掉;不接受吧,又何以对得起董事会和师生们的信任,何以对得起这所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学校!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意愿,挑起了院长的重任。
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湘雅已经无法在长沙立足。经过一番思考,张孝骞做出决定:“西迁。湘雅培养的人才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
1938年10月11日,湘雅医学院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辗转一个星期,胜利到达贵阳。两周后,湘雅师生在这里上了第一堂课。
有人这么评价:张孝骞真是有神通,美国人反对搬迁,不给经费;国民党政府大员纷纷南逃,无人管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道路堵塞,交通工具奇缺;全校师生员工拉家带口,机构臃肿。张孝骞凭着严密的运筹和计算,竟然在很短时间里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
随着时局的变化,学院外援经费来源日益困难。学院已经背起了沉重的债务,举步维艰。正在张孝骞一筹莫展时,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贵阳调研。这一消息无疑给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盘旋——只有争取改国立,湘雅才有出路!他连夜起草了改国立湘雅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第二天,他递交给了陈立夫。1940年8月1日,教育部下达批文,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国立湘雅医学院成立后,经济困难有所缓解,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也稳步发展。张孝骞深知,作为一所学校,越是战乱时期,越是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于是,他在全院发起了征集院训的活动。
不久,“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作为湘雅的院训;“求真求确,必邃必专”,成为湘雅的院风学风。此外,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也诞生了。
从此,百年湘雅,祖祖辈辈传承着这16个字,而这首院歌也被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吟唱,成为湘雅百年颂歌的主旋律……
1944年,日军进犯广西与贵州边界,后撤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占领了学校的房屋,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了。12月,张孝骞率领湘雅师生员工,不得不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次年春节前夕,张孝骞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资抵达重庆。一位好心的朋友借给张孝骞一个兵工署的仓库,作为学生宿舍,他们因陋就简,用竹子盖起了教室和实验室。
1945年3月,湘雅医学院正式恢复上课。张孝骞终于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
流亡求存,呕心沥血。听说抗战期间关门的协和医院正在恢复,张孝骞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念头,“我才48岁,还可以当一名教师,可以做一名临床医生,也可以追回那医学研究的美好岁月。”他决意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然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极力主张他继续主管湘雅行政。张孝骞只得着手筹划将湘雅迁回长沙的事宜。
1946年夏天,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迁校任务全部完成。1948年4月,张孝骞的辞职报告得到批准,他终于可以卸去湘雅医学院院长这副肩负了11 年的沉重担子。
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1923年9月,张孝骞有幸参加了协和医学院进修班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到了协和之后,他便一头扎进了医学的海洋。不久,人们都知道内科的进修班来了一个“读书狂”。
协和医学院当时的内科主任是美国的罗伯逊教授,他主要从事传染病的研究,主攻课题是肺炎。他早听说了张孝骞的“大名”。两人一见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罗伯逊看重的是张孝骞的才学和人品素质,诚恳地挽留他在协和工作。
张孝骞在湘雅医学院是总住院医师,而到协和来他只能从住院医师做起,而且经济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但协和医学院先进的医疗设备、精密高效的实验室条件、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让张孝骞为之动心,他决定留在协和医学院。
1924年1月,张孝骞正式来到了协和。仅做了半年的住院医师后,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被升为助教,第二年升为总住院医师。1926年,他被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一年。在霍普金斯医学院,他师从哈罗普教授进行血容量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与临床关系密切,没过几天他就拿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研究计划。哈罗普看了计划后,赞不绝口。
张孝骞每天埋头于实验室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那些在常人看来单调的曲线和枯燥的实验数据记录,都让他感到无穷的乐趣。因为他懂得,每一组数据,都在证明实验工作正在向前不断地推进。
经过一年的努力和付出,张孝骞终于完成了论文《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并在美国临床研究会上宣读。论文宣读完毕,世界上许多知名的医学家都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期满,张孝骞怀揣着回国护照,去向哈罗普告别,哈罗普对他放弃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事业的辉煌前景表示不解和惋惜。哈罗普认为,张孝骞是一个很有才华、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血容量研究上的成功,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如果能在美国继续进行肾上腺的研究,相信他会继续做出优异成绩,取得新的突破。张孝骞向哈罗普表白:我的祖国、我所在的协和医学院更需要我。
回到协和医学院的张孝骞,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第一项实验就是测定甲状腺机能亢进和甲状腺机能低下病人的血容量的变化。
他通过反复观察病人的临床表现发现甲亢病人心跳快、烦躁、易疲乏等症状,由此推断,其循环机能可能失去了正常,血容量可能增加。同样的,甲状腺机能低下的病人则可能有相反的结果。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医学文献上更没有明确的结论。张孝骞带领一班人立即投入工作,实验很快就完成了,其结果和张孝骞的设想完全吻合。这项成果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再一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张孝骞在医学领域不断地开拓和征服,使他成为血容量研究方面名副其实的“大家”。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填补协和医学院的空白,学院决定成立消化专业组。主持协和医院内科的狄瑞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孝骞。
从此,张孝骞开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医学领域——研究消化病理。他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发热时胃酸缺乏的暂时性》、《维生素A缺乏症时的胃液分泌》、《阿米巴痢疾的乙状结肠镜检诊断》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观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他还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
1933年,张孝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布龙菲尔德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了半年的胃分泌功能的研究。
1948年,担任了11年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回到了北平,回到协和主持内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朋友从南方,从海外,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当年,张孝骞以医学教育与内科临床的出色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62年9月,张孝骞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院长。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制订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他还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
20世纪70年代末,张孝骞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
张孝骞常说:“对待每个病人,我都有一种愧惑不安的恐惧感,都要谨小慎微地反复考察,力戒马虎从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女患者来协和医院就诊。她有一个奇怪的症状: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她曾到别的医院求诊,经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结果是高度不正常,因而被诊断为肝炎。张孝骞检查后,怀疑不是肝炎,但一时下不了结论。后来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正是张孝骞为她输血救的命。张孝骞把30年前的这段历史与这次的症状联系起来,诊断为希恩(sheehan)氏综合症。于是,张孝骞让她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很快好转。
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赢得世人爱戴和敬仰
无论是在湘雅医学院带领学生两度西迁,还是在协和从医教学,在学生眼中,他是严厉的师长;在病人面前,他是和蔼的医师。而在子女眼里,他是位训斥多而耐心说服少的父亲。
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潘国宗20世纪60年代师从张孝骞。张孝骞建议他做 “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研究生课题,潘国宗有些困惑:国外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做这个课题有什么意义?张孝骞认为课题有临床实际意义,可填补国内的空白,建议他在实验中注意比对中西方人的用药剂量,在研究各类病人的胃酸值时,设立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健康对照组。潘国宗听从导师的教诲,很快发现:胃酸分泌和壁细胞的数量有关,观察国人最大酸分泌量和壁细胞数量的关系,对胃分泌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孝骞执着热爱医学事业,不断地为医学事业献言献策。1957年,八年制的协和医学院停办,张孝骞冒着风险向中央直言进谏,他说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在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展开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
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卫生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究决定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长学制教育,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张孝骞被任命为副校长。
“文革”结束后,他再次呼吁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批准。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改进医学教育加速人才培养》的文章,呼吁精简医学院校的课程,改革教授法;医学生毕业后要进行继续教育。湖南医学院举行建校70周年庆典,张孝骞因病魔缠身,未能出席,但他写了一篇发言稿,建言母校“课程安排精简扼要,匀出足够的时间留供更多的实验与学习、课堂与床边讨论、以及学生的自学”。
张孝骞一生为人刚正不阿,谦虚朴实。
1955年,张孝骞当选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把钱存入银行。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000余元全部上交了。
解放初期,张孝骞的儿子张友会从湘雅医学院来到协和医院内科实习。时任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的张孝骞对儿子说:“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你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泄露我们的关系。我仅仅是你的老师,你也仅仅是我的学生。”张友会照办了。直到实习结束,秘密才被披露出来。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提出去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大家感到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休息过。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文化大革命”中,张孝骞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抓去批斗,一次次地被提审质问。
周恩来得知他的处境,寻找一切机会解救。1967年的一天,周恩来突然通知张孝骞去给他看病,实际上是对张孝骞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周恩来指定他出席欢送医疗队到西北去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4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岁的张孝骞仍步行上下班,立即叫卫生部解决其用车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便以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明了原委,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1981年9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政协礼堂庆祝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那一天,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等中央领导,首都和外地的医学界代表200多人前来向张孝骞祝贺。陈云为张孝骞题词称颂他“风范长存”,邓颖超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给张孝骞。
1985年12月18日,是张孝骞88岁华诞。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下午2时举行我的入党宣誓大会,颇多誉词,深感惭愧……护士送来花束,医院送一玉雕装饰品,医科院送来一寿字蛋糕。热情洋溢,耗钱过多,十分惭愧!”两个“惭愧”,让人们感悟了这位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耄耋老人虚怀若谷的情怀。
1987年,90岁高龄的张孝骞终因不堪肺癌的折磨,溘然长逝。
湘雅医学院的状元郎
张孝骞,号慎斋,湖南长沙人,1897年12月28日出生。祖父张泽邕,先是务农,后来办起家庭作坊,凭一台石碓舂米出售,换取微薄收入。父亲张浚远,是一名中学教师。
6岁那年,祖父就将他送到一所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典籍。凭借在私塾打下的深厚基础,几年后他有幸进入了长郡中学。长郡中学是长沙一所很有名的公立中学,费用也高得惊人。张孝骞弟妹多,全家10多口人,再加上二妹长期生病,生活十分困难。由于交不起膳宿费,他只得读“跑学”。有一次学校买校服,别的同学都穿上了校服,唯有张孝骞的钱迟迟不交。校长生气了,特意到张家家访,待进门一看张家的窘境,顿时生出几分同情,破例允许张孝骞不买校服。
1914年,即将中学毕业的张孝骞想报考工业院校,却面临家庭意见截然不一致的窘境。父亲认为,家境生活窘迫,希望张孝骞到商店当学徒,挣钱养家糊口;祖父则认为,孙子学业成绩优秀,绝不能因家贫而贻误学业。
就在这年冬天,湖南省育群学会与美国雅礼学会决定合办一所医学院,定名为“湘雅医学院”,学制7年,当年招生。该校董事长彭国钧就是当年长郡中学的校长,他了解到张孝骞的情况后,动员张孝骞报考湘雅医学院。张孝骞不负众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湘雅医学院第一批学生。当时他还没完成高中学业,校长破格同意他先到湘雅读大学,并要他自学完成高中学业,再回长郡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这样,张孝骞成了跨湘雅、长郡两所学校的学生,一时在师生中传为佳话。
湘雅医学院是所新学校,学习环境好,这里有安静舒适的教室,齐全的教学设备,优秀的任课教师,规模较大的附属医院。
湘雅开办后不久,有一个叫胡美的美国人依靠国际捐款,在长沙办起一所拥有150个床位的医院。此人早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是英国著名内科学家奥斯勒的学生。胡美对湘雅医学院很欣赏,主动提出把他的医院作为湘雅医学院的教学医院,胡美还担任了湘雅医学院的教授,并以《奥氏内科学》作为教材。胡美经常给学生们灌输和讲述奥斯勒的故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张孝骞决定学习内科学。
聪明勤奋的张孝骞不仅学业上进步很快,而且思想也渐趋成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讲演和集会,在《新湖南》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爱国热忱跃然纸上。
1921年,他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时,考试成绩和临床研究成绩均获得第一,留校成为一名住院医师。从此,张孝骞开始在医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播种、耕耘、收获。第二年,他就被提升为助教和内科总住院医师,踏上了医学道路上的第二个阶梯。
湘雅医学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节节进逼,华北已半沦于敌手。已在协和任教13年的张孝骞忧心忡忡,担心北平沦陷。痛苦徘徊中,张孝骞接到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王干的聘书,诚恳邀请他回母校担任教务长兼内科教授。
母校的聘书,无疑给踯躅之中的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他把协和、湘雅两份聘约捧在手上,不断地交换着,痛苦地思考着……
“不!”他下定决心,决不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和工作!他找到主持内科工作的美国人狄瑞德,直接告白:“北平即将沦陷,我不愿在沦陷区工作。”
狄瑞德为难地说:“我们正准备再聘你4年啊!你在消化系统方面的研究刚刚有了起色,这么一走,将会前功尽弃!”
没等他说完,张孝骞就打断了他的话:“值此国难当头之际,个人的前途已经显得没有意义了。”
“你想去哪里?哪里是你的避风港?”
“我想回母校,回湘雅医学院,那里也需要我。”张孝骞拿出湘雅的聘书,直率地说:“其实,我并不是想找一个避风港,只想找一个地方去尽一个医生的职责。”
狄瑞德沉默了。他实在找不到理由拒绝张孝骞的请求。“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但是,”狄瑞德欲言又止,“你可以先接受湘雅的聘请,能不能推迟一年离开?”
“行吧。”张孝骞如释重负。就这样,张孝骞一边担负起了湘雅教务长兼内科教授的重任,一边仍然留在北京继续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
1937年7月,张孝骞风尘仆仆回到了湘雅,看着眼前熟悉的青树屋舍,回想起当年那个在这里苦读的少年,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决定在这里继续他在协和没有完成的事业。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长沙。医学院院长王子王干辞职去了江西,学校一时无人主事。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张孝骞,希望他继任这个职位。
张孝骞感到为难了。接受院长的位置吧,辛苦操劳不说,研究工作是绝对做不成,学术抱负也无法实现,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白白毁掉;不接受吧,又何以对得起董事会和师生们的信任,何以对得起这所培养、教育过自己的学校!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了个人的意愿,挑起了院长的重任。
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湘雅已经无法在长沙立足。经过一番思考,张孝骞做出决定:“西迁。湘雅培养的人才是属于中国的,我不能眼看着湘雅毁在日本人手里。”
1938年10月11日,湘雅医学院40多吨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260多名学生、教职员工及其家属,辗转一个星期,胜利到达贵阳。两周后,湘雅师生在这里上了第一堂课。
有人这么评价:张孝骞真是有神通,美国人反对搬迁,不给经费;国民党政府大员纷纷南逃,无人管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道路堵塞,交通工具奇缺;全校师生员工拉家带口,机构臃肿。张孝骞凭着严密的运筹和计算,竟然在很短时间里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
随着时局的变化,学院外援经费来源日益困难。学院已经背起了沉重的债务,举步维艰。正在张孝骞一筹莫展时,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贵阳调研。这一消息无疑给张孝骞带来了一线希望。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盘旋——只有争取改国立,湘雅才有出路!他连夜起草了改国立湘雅医学院的申请书和改革方案。第二天,他递交给了陈立夫。1940年8月1日,教育部下达批文,湘雅医学院由私立改为国立。
国立湘雅医学院成立后,经济困难有所缓解,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也稳步发展。张孝骞深知,作为一所学校,越是战乱时期,越是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于是,他在全院发起了征集院训的活动。
不久,“公勇勤慎,诚爱谦廉”,作为湘雅的院训;“求真求确,必邃必专”,成为湘雅的院风学风。此外,国立湘雅医学院院歌也诞生了。
从此,百年湘雅,祖祖辈辈传承着这16个字,而这首院歌也被一代又一代的湘雅人吟唱,成为湘雅百年颂歌的主旋律……
1944年,日军进犯广西与贵州边界,后撤的国民党政府军队占领了学校的房屋,正常的教学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了。12月,张孝骞率领湘雅师生员工,不得不再次踏上了流亡之途。次年春节前夕,张孝骞亲自押送最后一批器材物资抵达重庆。一位好心的朋友借给张孝骞一个兵工署的仓库,作为学生宿舍,他们因陋就简,用竹子盖起了教室和实验室。
1945年3月,湘雅医学院正式恢复上课。张孝骞终于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再一次保住了湘雅医学院。
流亡求存,呕心沥血。听说抗战期间关门的协和医院正在恢复,张孝骞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念头,“我才48岁,还可以当一名教师,可以做一名临床医生,也可以追回那医学研究的美好岁月。”他决意辞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然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极力主张他继续主管湘雅行政。张孝骞只得着手筹划将湘雅迁回长沙的事宜。
1946年夏天,在他的指挥和带领下,迁校任务全部完成。1948年4月,张孝骞的辞职报告得到批准,他终于可以卸去湘雅医学院院长这副肩负了11 年的沉重担子。
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1923年9月,张孝骞有幸参加了协和医学院进修班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和基础研究。到了协和之后,他便一头扎进了医学的海洋。不久,人们都知道内科的进修班来了一个“读书狂”。
协和医学院当时的内科主任是美国的罗伯逊教授,他主要从事传染病的研究,主攻课题是肺炎。他早听说了张孝骞的“大名”。两人一见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罗伯逊看重的是张孝骞的才学和人品素质,诚恳地挽留他在协和工作。
张孝骞在湘雅医学院是总住院医师,而到协和来他只能从住院医师做起,而且经济收入也会相应减少。但协和医学院先进的医疗设备、精密高效的实验室条件、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让张孝骞为之动心,他决定留在协和医学院。
1924年1月,张孝骞正式来到了协和。仅做了半年的住院医师后,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被升为助教,第二年升为总住院医师。1926年,他被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学习一年。在霍普金斯医学院,他师从哈罗普教授进行血容量的研究工作。这项研究与临床关系密切,没过几天他就拿出了一份十分详尽的研究计划。哈罗普看了计划后,赞不绝口。
张孝骞每天埋头于实验室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那些在常人看来单调的曲线和枯燥的实验数据记录,都让他感到无穷的乐趣。因为他懂得,每一组数据,都在证明实验工作正在向前不断地推进。
经过一年的努力和付出,张孝骞终于完成了论文《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并在美国临床研究会上宣读。论文宣读完毕,世界上许多知名的医学家都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表示祝贺,认为这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巨大进步。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期满,张孝骞怀揣着回国护照,去向哈罗普告别,哈罗普对他放弃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事业的辉煌前景表示不解和惋惜。哈罗普认为,张孝骞是一个很有才华、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血容量研究上的成功,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如果能在美国继续进行肾上腺的研究,相信他会继续做出优异成绩,取得新的突破。张孝骞向哈罗普表白:我的祖国、我所在的协和医学院更需要我。
回到协和医学院的张孝骞,主持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第一项实验就是测定甲状腺机能亢进和甲状腺机能低下病人的血容量的变化。
他通过反复观察病人的临床表现发现甲亢病人心跳快、烦躁、易疲乏等症状,由此推断,其循环机能可能失去了正常,血容量可能增加。同样的,甲状腺机能低下的病人则可能有相反的结果。之前,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医学文献上更没有明确的结论。张孝骞带领一班人立即投入工作,实验很快就完成了,其结果和张孝骞的设想完全吻合。这项成果在美国的《临床研究》杂志上发表,再一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张孝骞在医学领域不断地开拓和征服,使他成为血容量研究方面名副其实的“大家”。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填补协和医学院的空白,学院决定成立消化专业组。主持协和医院内科的狄瑞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孝骞。
从此,张孝骞开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医学领域——研究消化病理。他创建了第一个消化专业组,并对胃的分泌功能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发热时胃酸缺乏的暂时性》、《维生素A缺乏症时的胃液分泌》、《阿米巴痢疾的乙状结肠镜检诊断》等一系列重要论文。他第一个在临床上使用组胺法化验胃液分泌,并提出发热对胃分泌功能有抑制作用的新观点,从病理生理上阐述了发热病人不愿进食的机制之一。他还对阿米巴痢疾、溃疡性结肠炎、结核性腹膜炎、消化性溃疡等作了大量研究。
1933年,张孝骞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布龙菲尔德教授的实验室进行了半年的胃分泌功能的研究。
1948年,担任了11年湘雅医学院院长的张孝骞回到了北平,回到协和主持内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许多朋友从南方,从海外,来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当年,张孝骞以医学教育与内科临床的出色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他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62年9月,张孝骞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院长。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制订了胃肠炎病的国家重点科研规划。他还根据国际国内医学发展的需要,在协和内科筹建遗传专业组。
20世纪70年代末,张孝骞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亲自参加并主持了中国消化学会的成立并任名誉主任委员,长期主编《中华内科》杂志。
张孝骞常说:“对待每个病人,我都有一种愧惑不安的恐惧感,都要谨小慎微地反复考察,力戒马虎从事。”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女患者来协和医院就诊。她有一个奇怪的症状:得了感冒就发生休克。在这之前,她曾到别的医院求诊,经麝香草酚浊度试验,结果是高度不正常,因而被诊断为肝炎。张孝骞检查后,怀疑不是肝炎,但一时下不了结论。后来了解到她30年前临产大出血,正是张孝骞为她输血救的命。张孝骞把30年前的这段历史与这次的症状联系起来,诊断为希恩(sheehan)氏综合症。于是,张孝骞让她服用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病情很快好转。
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
赢得世人爱戴和敬仰
无论是在湘雅医学院带领学生两度西迁,还是在协和从医教学,在学生眼中,他是严厉的师长;在病人面前,他是和蔼的医师。而在子女眼里,他是位训斥多而耐心说服少的父亲。
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潘国宗20世纪60年代师从张孝骞。张孝骞建议他做 “加大组胺胃酸分泌试验”研究生课题,潘国宗有些困惑:国外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做这个课题有什么意义?张孝骞认为课题有临床实际意义,可填补国内的空白,建议他在实验中注意比对中西方人的用药剂量,在研究各类病人的胃酸值时,设立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健康对照组。潘国宗听从导师的教诲,很快发现:胃酸分泌和壁细胞的数量有关,观察国人最大酸分泌量和壁细胞数量的关系,对胃分泌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孝骞执着热爱医学事业,不断地为医学事业献言献策。1957年,八年制的协和医学院停办,张孝骞冒着风险向中央直言进谏,他说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在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展开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
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卫生部、北京市委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共同研究决定以原协和医学院为基础,恢复长学制教育,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张孝骞被任命为副校长。
“文革”结束后,他再次呼吁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并批准。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改进医学教育加速人才培养》的文章,呼吁精简医学院校的课程,改革教授法;医学生毕业后要进行继续教育。湖南医学院举行建校70周年庆典,张孝骞因病魔缠身,未能出席,但他写了一篇发言稿,建言母校“课程安排精简扼要,匀出足够的时间留供更多的实验与学习、课堂与床边讨论、以及学生的自学”。
张孝骞一生为人刚正不阿,谦虚朴实。
1955年,张孝骞当选学部委员后,每月有100元的津贴。他硬要将这笔钱退给中科院。中科院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把钱存入银行。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13000余元全部上交了。
解放初期,张孝骞的儿子张友会从湘雅医学院来到协和医院内科实习。时任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的张孝骞对儿子说:“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你不能在任何人面前泄露我们的关系。我仅仅是你的老师,你也仅仅是我的学生。”张友会照办了。直到实习结束,秘密才被披露出来。
1979年夏的一天,张孝骞突然对内科的同事提出去上海休息一段时间,大家感到奇怪,张孝骞在内科工作了几十年,从没有主动休息过。后来,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当年报考医院内科的研究生中,有一个叫张振新的学生,是张孝骞的孙子。张孝骞怕留在这里,会给阅卷、录取工作带来不便,因而刻意回避。
“文化大革命”中,张孝骞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家被抄了3次。他被频繁抓去批斗,一次次地被提审质问。
周恩来得知他的处境,寻找一切机会解救。1967年的一天,周恩来突然通知张孝骞去给他看病,实际上是对张孝骞的关爱和保护。1970年,周恩来指定他出席欢送医疗队到西北去的大会。从那以后,他才恢复了丧失4年之久的人身自由。
1974年,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得知年近80岁的张孝骞仍步行上下班,立即叫卫生部解决其用车问题。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强迫张孝骞写文章“批邓”,被张孝骞拒绝。他们便以张孝骞的名义写了一篇污蔑邓小平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相关人员虽然对张孝骞表示了歉意,但始终未公布事实真相,张孝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明了原委,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托人带信给他,让他卸掉思想包袱……
1981年9月2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政协礼堂庆祝张孝骞教授从医60周年。那一天,陈慕华、康克清、王首道、钱信忠等中央领导,首都和外地的医学界代表200多人前来向张孝骞祝贺。陈云为张孝骞题词称颂他“风范长存”,邓颖超亲手把一只用鲜花编成的花篮赠给张孝骞。
1985年12月18日,是张孝骞88岁华诞。这一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下午2时举行我的入党宣誓大会,颇多誉词,深感惭愧……护士送来花束,医院送一玉雕装饰品,医科院送来一寿字蛋糕。热情洋溢,耗钱过多,十分惭愧!”两个“惭愧”,让人们感悟了这位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耄耋老人虚怀若谷的情怀。
1987年,90岁高龄的张孝骞终因不堪肺癌的折磨,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