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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1884年5月生于湖南宁乡县,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他于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政府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内务部长。
救灾如救火,不准饿死一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负责管理全国民政工作。走马上任,他就肩负关系着数百万人生存的赈灾和救济的繁重工作。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和海河流域都发生了严重的决堤与漫溢,灾情遍及16个省、区,情况十分危急。与此同时,水灾、旱灾、雹灾、虫灾遍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等地区,全国灾民达到4000万人。
面对各地严重的灾情,谢觉哉心情十分沉重,他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对救灾工作十分重视,指示要内务部“好好抓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谢觉哉一方面迅速抽派干部组成3个工作组分赴灾情极重的苏北地区、平原省和河北省深入了解灾情;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受灾严重的各省、区救灾汇报会,商讨救灾的办法和措施,并提出了“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针。谢觉哉强调:各灾区政府要把救灾工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细,一抓到底。
为了全面展开救灾工作,内务部为政务院代拟了关于救灾的指示。12月16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须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包括民政、财政、工业、农业、贸易、合作、卫生等部门及人民团体代表,由各级人民政府首长直接领导”。 为保证政府救济及时、有效,《指示》强调必须分别不同情况予以救济,明确指出:救灾物资“不要平均分配,要用在扶助灾民生产上,要用在最困难的时候和地区,首先应该帮助最因难的灾民,特别是无劳动力的烈军属与鳏寡孤独及无法进行生产自救的人”。
1950年1月9日,内务部又发出《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口号。《指示》强调指出:因为救灾粮食是不充分的,“必须好好掌握,正确地分配与及时地运到各地区”, “全靠运用得当、分配精密而又迅速,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1950年4月,在内务部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觉哉在会上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旧社会,天灾加人祸,使大量人民死亡。如今解放了,人民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领导人民度过灾荒,不要饿死一个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救济总会,宋庆龄任主任,谢觉哉任副主任。
在谢觉哉的努力下,主要由内务部具体领导和组织进行的救灾工作,既大大地减轻了灾害对人民的痛苦,又促进了生产和有关建设工作的展开。1949年中央和地方用于以工代赈及救济的粮食达12亿斤。除4亿斤用于救济外,绝大多数用于以工代赈。全年以工代赈完成的水利工程达5.8亿立方,参加的灾民超过300万人。以工代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救灾中有人对“不要饿死一个人”提出质疑,甚至说它没有阶级性,对此,谢觉哉明确而坚决地指出:“难道人民政府能说可以饿死人吗?”救灾工作的阶级路线就是不要把粮款发给不需要救济的人,不要使一些人多占救济粮款。即使对于一般的罪犯,也不能让他饿死,因为法律规定只剥夺其政治权利,并不剥夺其生存权利。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每年都有。就受灾人口而言:1949年为4000万,1950年为3300万,1951年为3000万,1952年为2700万,1953年为3400万。这些数字不包括受轻灾而不需要救济的人口。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救灾工作年年都有,而且相当繁重。由于国家的重视,内务部踏实的工作,完全避免了旧社会那种“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悲惨景象。
1954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遭灾田地达1.6亿多亩,受灾人口5400万人。作为主管民政工作的内务部长谢觉哉,再次首当其冲。他亲赴灾区,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转移灾民的工作。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河南、河北7 省共转移灾民1300多万人、耕畜129万多头。为了保证沿途的安全和避免跋涉的痛苦,他在各地转移中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安置沿途各地设立了转移站、接待站、茶水站、医疗站,指引道路,招待食宿。从转移到接回,都由干部带领,灾民到哪里,干部到哪里,负责带出去,负责带回来,与灾民同甘共苦。
为了推动救灾工作的进行,谢觉哉于1954年11月亲自给灾区地区党的负责人曾希圣、柯庆施、周小舟、刘顺元、吴芝圃、邵式平等写信,指出救灾任务仍然艰巨,千万不要被其他工作挤掉。1954年12月4日,谢觉哉写了《五年来战胜灾荒的略述》,对几年来救灾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防重于救,防救结合的战胜灾害的方针。
灾区人民对人民政府非常感激和称赞,他们说:“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没有的好政府。”
谢觉哉领导内务部救灾取得的巨大成效不仅使刚刚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香港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1953年,九龙城砦遭受火灾的灾民联合给毛泽东写信,希望救济,毛泽东批示谢觉哉处理后,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先后拨款4.87亿元(旧币)给予救济,并转达毛泽东的关怀之意。
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优抚烈属和军属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年的战乱,社会经济百孔千疮,失业人员数量庞大。1949年至1952年城镇失业人员分别达到474.2万、437.6万、400.6万和376.6万。对失业群体展开救助,成为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
内务部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冬令救济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工作。1951年 5月3日,全国城市救济福利工作会议开幕,谢觉哉到会讲话,阐述新中国人民救济事业的本质与方针。
在内务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千百万城乡贫民、难民获得了救济,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因及时得到帮助,渡过了就业和生活中的难关。仅1950年全国就有近80万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介绍就业、以工代赈和实物救济等办法,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1952年,仅上海、武汉、广州等8个城市,就遣送了120 多万灾民、难民回乡生产。1953年城市中有近150万人得到救济。在大规模开展救济工作的过程中,还对临时失业的人员采取临时救助和介绍就业结合的方式,帮助其渡过难关;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孤残类人员实施定期救助;对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的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包括精神病患者),则由各地设立综合性或专门性的教养院,全部予以收容,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求助的同时,为了使救助工作朝规范化方向发展,形成社会求助机制,谢觉领导内务部一方面创建新的社会福利机构,同时对国民党时期的救济院、慈善堂、寡妇堂、教养院等进行接收、调整和改造,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慈善和福利系统。到1953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单位920个,先后收容孤老、孤儿、精神病人及其他人员37.4万多人。
对烈军属进行优抚,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一重要工作。善待革命烈士遗属、革命伤残军人,解决好他们的生活问题,既是对革命烈士、伤残军人应有和必须的抚慰,也是人民政府应有的人道情怀。由于中国革命过程曲折漫长,而且是在大规模的刀光血火之中进行的,这方面的人员数量庞大,优抚任务艰巨。在谢觉哉的主持下,内务部于1950年12月11日公布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在这些文件中,针对不同情况,对革命烈士、伤残军人等的优待、抚恤、褒扬、安置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随之,对革命烈士的褒扬、革命家属、遗属的优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烈士的褒扬方面,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追认革命烈士工作:颁发烈士证书,修建烈士陵园、碑、塔、亭、馆等纪念建筑,搜集、整理烈士事迹,使烈士的事迹得以广泛传播,烈士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优抚工作也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内务部在经过调查研究,综合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了针对不同抚恤对象的系列性标准,使大批革命烈士子女、遗属、伤残军人等得到了抚恤。
谢觉哉不管是对烈士的褒扬工作,还是烈军属的优抚工作,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有些工作甚至由他亲自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就是在他的直接关注下,把有关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后,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是辽宁凤城人丛德滋烈士的家属王竹青。丛德滋,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先在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1934年,因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卖国投降的行径。不久,国民党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丛德滋逮捕。在张学良的亲自过问下,同年9月丛德滋得以释放。出狱后到东北军总部办公厅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中共地下组织将丛德滋秘密转移到兰州,在谢觉哉领导的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工作。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不久,丛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皖南事变发生后其身份受到怀疑,于1941年1月20日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秘密监狱的一口井中。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大病高烧,喝了狱方给的一碗下了毒的污水,中毒身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联络处经多方打听,获知了丛德滋烈士家属的下落。谢觉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写信询问具体情况。为了确切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特意叮嘱丛德滋的遗孀王竹青拍一张照片寄给他。在优抚工作全面展开后,谢觉哉立刻把丛德滋烈士遗属的有关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在西安事变时,毛泽东就知道丛德滋,于是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民生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实和细。谢觉哉在内务部长的岗位上,不仅在宏观政策、制度上奠定了新中国民政工作的基础,而且在工作态度和方法上体现出细心细致的作风和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自认为劳苦功高,为革命出了力,流了血和汗,应该得到补偿。谢觉哉对此非常重视,他经常提醒内务部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不要脱离群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群众。他用刘邦的部下争功和李自成进北京后,部下抢房子,抢女人,争财宝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严肃指出:争功摆好,要求补偿和贪图享乐的思想不仅从根本上背离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更直接的危害是有可能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
为了使内务部干部保持同群众的密切关系,他要求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必须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保持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并现身说法,坚持定期接待来访的群众。他对来访的群众非常关心和尊重,从不打断人家的谈话。他左耳听力不好,当他听不清楚时,就要求同对方换个位置,以争取句句听清。有一次,一位老年人来访,讲到伤心处,当场痛哭起来,谢 觉哉一边劝导和安慰,一边叫身边的通讯员给这位老人倒杯水,请他歇一会再讲。老人非常激动,拉着谢觉哉的手说:“您这个老同志真好呀!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心里也舒服呀!”
谢觉哉强调说:信访工作,意义重大,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常常挑选性质重大的信件,或者久拖不决的问题,亲自处理,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给业务单位或信访室工作人员借鉴。他谆谆教育信访工作人员说,人民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加强同群众联系的重要途径,必须认真对待。
谢觉哉工作的细,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55年夏,他到山东惠民地区查看黄河沿岸的灾情。为了与灾民零距离接触,了解灾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一天吃午饭时,他与一位秘书甩掉前呼后拥的地方干部和警卫人员,悄悄溜进一户灾民家里。这户灾民有7口人,正吃午饭,见了两位不速之客,急忙将饭食收了起来。谢觉哉抢前一步,拉住男主人的手,和和气气地说:“老乡,我们还没吃饭哩,给点吃的吧。”男主人为难地说:“我家的饭你们吃不了,给你们另做,也没有好吃的。”谢觉哉说:“不用另做,就把你们没吃完的给我们一点就行了。”在谢觉哉的执意要求下,男主人只好拿出没吃完的饭,谢觉哉吃了几口,觉得很难下咽,仔细看了看,不像是粮食做的,黑乎乎的。经仔细询问,才知道是棉花籽拌红薯粉做的。谢觉哉又要了一点这种饭,用手帕包着,装进口袋。主人不明白他的用意,苦笑着说:“你吃不下,就别带走了。”谢觉哉说:“我要把它带回济南,让省里的领导同志知道灾民生活的艰苦,好多想办法帮助你们及早战胜困难。”主人这才意识到面前的古稀老人是位私访的大干部,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956年5月14日,谢觉哉从北京动身赴延安访问。访问期间,他不仅与延安的各级干部接触,了解延安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更通过访问大量的老部下、老邻居和周围群众来获得延安人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有天,他的秘书因水土不服,病倒住进了医院。谢觉哉去医院探视时,看到整个医院烟雾腾腾,令他十分震惊。原来是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设炉灶,烧火做饭。医院是有食堂的,病人家属不到食堂就餐,原因是食堂的饭菜很贵,吃不起。谢觉哉认为这是个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便要求秘书利用住院病人的身份,向住院病人以及其家属、医生和护士,深入地调查医疗卫生工作。接着,谢觉哉将自己观察、调查得到的情况向延安地委、专署、陕西省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作了汇报,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指出:延安地区的生产还没有全面恢复,人民生活还很贫困,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对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了解不多,指导不切实际。他建议:要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给陕北老区休养生息的时间。毛泽东亲自给谢觉哉回了信,称赞他为延安做了件好事,中央接受这些建议,并采取了改进的措施。
民主就是民权,政权建设就是要保证人民行使民权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下面的各级政权建设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老解放区的政权需要根据新的情况予以改造;新解放区有的刚刚建立政权,需要巩固;有的则还没有建立政权,亟需进行政权建设。因此,全国性的民主建政工作十分紧迫。党中央和政务院把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建设方面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内务部及其所属的民政系统来承担。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督促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了解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调查研究基层政权组织;参加选举事务和承办党政领导交办的有关政权建设的具体工作。
面对工作量大、原则性强的民主建政任务,谢觉哉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推进这一工作。他曾在中央和有关部委的会议上作《国体与政体》、《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专题报告,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必须重视民主建政工作和如何进行民主建政的问题。他指出:民主就是民权。人民掌握了权力,并且学会了如何行使和运用权力,民主才算真实可靠,才不会被野心家篡夺权力,才能使人民的权力得到巩固和发展。他还强调指出,仅仅有政府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由人民来组建和监督、管理政权,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机关,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机关。只选出人民代表去议决国家大事还不够,还必须选出人民信任的人到政府中去工作,权力机关的代表、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决定)、监督、罢免”。
在政权建设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谢觉哉对此特别重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地方,在来不及进行普选的情况下,谢觉哉明确要求应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而能够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政权的更替要经过血火刀光、你死我活的拼斗才能实现。因此,“天下是打来的”,“打天下者坐天下”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基本的观念和原则。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建立的是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权有着根本的区别,从构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到陆续在各地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都吸收和包含了社会各方面的人士。
对于这一崭新的观念,有些人难以接受,特别对各级各类政府机关中包含着各方面的人士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针对这样的观点,谢觉哉指出: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翻身才进行革命和“打天下”的,人民政权是人民直接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在今天不能实行普选的困难情况下,政治协商“是一种好的制度”,在各个地方,如果条件许可,也可以来个“协商机关”,以便协商当地不同的意见。意见总是有分歧的,只有通过协商才可能达到意见相近和一致。这一制度不仅现在很有用处,即使将来实行了普选,它还会存在。人民政府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和名称,而是要人民自己选举代表来管理。如果只是口头上高喊人民政府,实际中“不重视产生人民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与将要代行人大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是对人民政府四字还没了解”。
由于革命战争条件的影响,许多领导干部也不习惯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并且有嫌麻烦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谢觉哉指出:个人包办、独断专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引起的“麻烦”会更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集中各方面意见和看法,在根本上是有利于解决“麻烦”的。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克服封建主义的传统影响,切实搞好民主政权建设。
由于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细致入微,民主建政工作在全国展开和快速推进。内务部成立只一个月左右,便代政务院草拟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于1949年12月2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予以通过,10天后正式公布。内务部随即向各地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按照《组织通则》的规定召开省、市、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截止到1950年12月底,全国2068个县、58个旗中,有1961个县、46个旗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90个县、5个旗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23个县举行了人民代表大会。
在建政工作初步完成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从1953年起,通过普选的方式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
内务部在这次普选工作中,首先是参加了普选的准备和试办工作,组织召开选举工作座谈会,对各地提出的政策性问题,随时反映上报。作为内务部长的谢觉哉,除了主持相关的工作外,还具体起草了其中的一些指示、文件。如中央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就是谢觉哉代为起草的。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顺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跨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谢觉哉和他领导的内务部功不可没。
救灾如救火,不准饿死一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负责管理全国民政工作。走马上任,他就肩负关系着数百万人生存的赈灾和救济的繁重工作。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和海河流域都发生了严重的决堤与漫溢,灾情遍及16个省、区,情况十分危急。与此同时,水灾、旱灾、雹灾、虫灾遍及华东、华北、中南、东北等地区,全国灾民达到4000万人。
面对各地严重的灾情,谢觉哉心情十分沉重,他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对救灾工作十分重视,指示要内务部“好好抓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谢觉哉一方面迅速抽派干部组成3个工作组分赴灾情极重的苏北地区、平原省和河北省深入了解灾情;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受灾严重的各省、区救灾汇报会,商讨救灾的办法和措施,并提出了“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针。谢觉哉强调:各灾区政府要把救灾工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抓细,一抓到底。
为了全面展开救灾工作,内务部为政务院代拟了关于救灾的指示。12月16日,政务院正式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须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包括民政、财政、工业、农业、贸易、合作、卫生等部门及人民团体代表,由各级人民政府首长直接领导”。 为保证政府救济及时、有效,《指示》强调必须分别不同情况予以救济,明确指出:救灾物资“不要平均分配,要用在扶助灾民生产上,要用在最困难的时候和地区,首先应该帮助最因难的灾民,特别是无劳动力的烈军属与鳏寡孤独及无法进行生产自救的人”。
1950年1月9日,内务部又发出《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提出“不要饿死一个人”的口号。《指示》强调指出:因为救灾粮食是不充分的,“必须好好掌握,正确地分配与及时地运到各地区”, “全靠运用得当、分配精密而又迅速,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1950年4月,在内务部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觉哉在会上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在旧社会,天灾加人祸,使大量人民死亡。如今解放了,人民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领导人民度过灾荒,不要饿死一个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救济总会,宋庆龄任主任,谢觉哉任副主任。
在谢觉哉的努力下,主要由内务部具体领导和组织进行的救灾工作,既大大地减轻了灾害对人民的痛苦,又促进了生产和有关建设工作的展开。1949年中央和地方用于以工代赈及救济的粮食达12亿斤。除4亿斤用于救济外,绝大多数用于以工代赈。全年以工代赈完成的水利工程达5.8亿立方,参加的灾民超过300万人。以工代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救灾中有人对“不要饿死一个人”提出质疑,甚至说它没有阶级性,对此,谢觉哉明确而坚决地指出:“难道人民政府能说可以饿死人吗?”救灾工作的阶级路线就是不要把粮款发给不需要救济的人,不要使一些人多占救济粮款。即使对于一般的罪犯,也不能让他饿死,因为法律规定只剥夺其政治权利,并不剥夺其生存权利。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每年都有。就受灾人口而言:1949年为4000万,1950年为3300万,1951年为3000万,1952年为2700万,1953年为3400万。这些数字不包括受轻灾而不需要救济的人口。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救灾工作年年都有,而且相当繁重。由于国家的重视,内务部踏实的工作,完全避免了旧社会那种“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悲惨景象。
1954年,长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遭灾田地达1.6亿多亩,受灾人口5400万人。作为主管民政工作的内务部长谢觉哉,再次首当其冲。他亲赴灾区,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转移灾民的工作。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河南、河北7 省共转移灾民1300多万人、耕畜129万多头。为了保证沿途的安全和避免跋涉的痛苦,他在各地转移中都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安置沿途各地设立了转移站、接待站、茶水站、医疗站,指引道路,招待食宿。从转移到接回,都由干部带领,灾民到哪里,干部到哪里,负责带出去,负责带回来,与灾民同甘共苦。
为了推动救灾工作的进行,谢觉哉于1954年11月亲自给灾区地区党的负责人曾希圣、柯庆施、周小舟、刘顺元、吴芝圃、邵式平等写信,指出救灾任务仍然艰巨,千万不要被其他工作挤掉。1954年12月4日,谢觉哉写了《五年来战胜灾荒的略述》,对几年来救灾工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防重于救,防救结合的战胜灾害的方针。
灾区人民对人民政府非常感激和称赞,他们说:“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没有的好政府。”
谢觉哉领导内务部救灾取得的巨大成效不仅使刚刚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而且在香港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1953年,九龙城砦遭受火灾的灾民联合给毛泽东写信,希望救济,毛泽东批示谢觉哉处理后,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东省分会先后拨款4.87亿元(旧币)给予救济,并转达毛泽东的关怀之意。
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优抚烈属和军属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年的战乱,社会经济百孔千疮,失业人员数量庞大。1949年至1952年城镇失业人员分别达到474.2万、437.6万、400.6万和376.6万。对失业群体展开救助,成为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
内务部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冬令救济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工作。1951年 5月3日,全国城市救济福利工作会议开幕,谢觉哉到会讲话,阐述新中国人民救济事业的本质与方针。
在内务部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千百万城乡贫民、难民获得了救济,数以百万计的失业人口因及时得到帮助,渡过了就业和生活中的难关。仅1950年全国就有近80万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通过介绍就业、以工代赈和实物救济等办法,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1952年,仅上海、武汉、广州等8个城市,就遣送了120 多万灾民、难民回乡生产。1953年城市中有近150万人得到救济。在大规模开展救济工作的过程中,还对临时失业的人员采取临时救助和介绍就业结合的方式,帮助其渡过难关;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孤残类人员实施定期救助;对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的老人、儿童和残疾人(包括精神病患者),则由各地设立综合性或专门性的教养院,全部予以收容,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
在实施大规模社会求助的同时,为了使救助工作朝规范化方向发展,形成社会求助机制,谢觉领导内务部一方面创建新的社会福利机构,同时对国民党时期的救济院、慈善堂、寡妇堂、教养院等进行接收、调整和改造,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慈善和福利系统。到1953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单位920个,先后收容孤老、孤儿、精神病人及其他人员37.4万多人。
对烈军属进行优抚,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又一重要工作。善待革命烈士遗属、革命伤残军人,解决好他们的生活问题,既是对革命烈士、伤残军人应有和必须的抚慰,也是人民政府应有的人道情怀。由于中国革命过程曲折漫长,而且是在大规模的刀光血火之中进行的,这方面的人员数量庞大,优抚任务艰巨。在谢觉哉的主持下,内务部于1950年12月11日公布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在这些文件中,针对不同情况,对革命烈士、伤残军人等的优待、抚恤、褒扬、安置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随之,对革命烈士的褒扬、革命家属、遗属的优抚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烈士的褒扬方面,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追认革命烈士工作:颁发烈士证书,修建烈士陵园、碑、塔、亭、馆等纪念建筑,搜集、整理烈士事迹,使烈士的事迹得以广泛传播,烈士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优抚工作也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内务部在经过调查研究,综合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确定了针对不同抚恤对象的系列性标准,使大批革命烈士子女、遗属、伤残军人等得到了抚恤。
谢觉哉不管是对烈士的褒扬工作,还是烈军属的优抚工作,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关注,有些工作甚至由他亲自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就是在他的直接关注下,把有关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后,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是辽宁凤城人丛德滋烈士的家属王竹青。丛德滋,1933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先在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1934年,因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卖国投降的行径。不久,国民党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丛德滋逮捕。在张学良的亲自过问下,同年9月丛德滋得以释放。出狱后到东北军总部办公厅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中共地下组织将丛德滋秘密转移到兰州,在谢觉哉领导的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工作。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不久,丛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皖南事变发生后其身份受到怀疑,于1941年1月20日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秘密监狱的一口井中。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大病高烧,喝了狱方给的一碗下了毒的污水,中毒身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联络处经多方打听,获知了丛德滋烈士家属的下落。谢觉哉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写信询问具体情况。为了确切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特意叮嘱丛德滋的遗孀王竹青拍一张照片寄给他。在优抚工作全面展开后,谢觉哉立刻把丛德滋烈士遗属的有关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在西安事变时,毛泽东就知道丛德滋,于是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00001号烈属证。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民生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实和细。谢觉哉在内务部长的岗位上,不仅在宏观政策、制度上奠定了新中国民政工作的基础,而且在工作态度和方法上体现出细心细致的作风和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自认为劳苦功高,为革命出了力,流了血和汗,应该得到补偿。谢觉哉对此非常重视,他经常提醒内务部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不要脱离群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群众。他用刘邦的部下争功和李自成进北京后,部下抢房子,抢女人,争财宝的历史教训告诫大家,严肃指出:争功摆好,要求补偿和贪图享乐的思想不仅从根本上背离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更直接的危害是有可能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
为了使内务部干部保持同群众的密切关系,他要求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必须亲自接待来访群众,保持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并现身说法,坚持定期接待来访的群众。他对来访的群众非常关心和尊重,从不打断人家的谈话。他左耳听力不好,当他听不清楚时,就要求同对方换个位置,以争取句句听清。有一次,一位老年人来访,讲到伤心处,当场痛哭起来,谢 觉哉一边劝导和安慰,一边叫身边的通讯员给这位老人倒杯水,请他歇一会再讲。老人非常激动,拉着谢觉哉的手说:“您这个老同志真好呀!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我心里也舒服呀!”
谢觉哉强调说:信访工作,意义重大,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他常常挑选性质重大的信件,或者久拖不决的问题,亲自处理,亲笔复信,并将他的复信抄送给业务单位或信访室工作人员借鉴。他谆谆教育信访工作人员说,人民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加强同群众联系的重要途径,必须认真对待。
谢觉哉工作的细,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55年夏,他到山东惠民地区查看黄河沿岸的灾情。为了与灾民零距离接触,了解灾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一天吃午饭时,他与一位秘书甩掉前呼后拥的地方干部和警卫人员,悄悄溜进一户灾民家里。这户灾民有7口人,正吃午饭,见了两位不速之客,急忙将饭食收了起来。谢觉哉抢前一步,拉住男主人的手,和和气气地说:“老乡,我们还没吃饭哩,给点吃的吧。”男主人为难地说:“我家的饭你们吃不了,给你们另做,也没有好吃的。”谢觉哉说:“不用另做,就把你们没吃完的给我们一点就行了。”在谢觉哉的执意要求下,男主人只好拿出没吃完的饭,谢觉哉吃了几口,觉得很难下咽,仔细看了看,不像是粮食做的,黑乎乎的。经仔细询问,才知道是棉花籽拌红薯粉做的。谢觉哉又要了一点这种饭,用手帕包着,装进口袋。主人不明白他的用意,苦笑着说:“你吃不下,就别带走了。”谢觉哉说:“我要把它带回济南,让省里的领导同志知道灾民生活的艰苦,好多想办法帮助你们及早战胜困难。”主人这才意识到面前的古稀老人是位私访的大干部,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956年5月14日,谢觉哉从北京动身赴延安访问。访问期间,他不仅与延安的各级干部接触,了解延安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更通过访问大量的老部下、老邻居和周围群众来获得延安人民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有天,他的秘书因水土不服,病倒住进了医院。谢觉哉去医院探视时,看到整个医院烟雾腾腾,令他十分震惊。原来是住院病人的家属都在病房门口自设炉灶,烧火做饭。医院是有食堂的,病人家属不到食堂就餐,原因是食堂的饭菜很贵,吃不起。谢觉哉认为这是个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便要求秘书利用住院病人的身份,向住院病人以及其家属、医生和护士,深入地调查医疗卫生工作。接着,谢觉哉将自己观察、调查得到的情况向延安地委、专署、陕西省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作了汇报,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直言不讳地指出:延安地区的生产还没有全面恢复,人民生活还很贫困,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对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了解不多,指导不切实际。他建议:要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给陕北老区休养生息的时间。毛泽东亲自给谢觉哉回了信,称赞他为延安做了件好事,中央接受这些建议,并采取了改进的措施。
民主就是民权,政权建设就是要保证人民行使民权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下面的各级政权建设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老解放区的政权需要根据新的情况予以改造;新解放区有的刚刚建立政权,需要巩固;有的则还没有建立政权,亟需进行政权建设。因此,全国性的民主建政工作十分紧迫。党中央和政务院把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建设方面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内务部及其所属的民政系统来承担。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督促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了解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调查研究基层政权组织;参加选举事务和承办党政领导交办的有关政权建设的具体工作。
面对工作量大、原则性强的民主建政任务,谢觉哉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推进这一工作。他曾在中央和有关部委的会议上作《国体与政体》、《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和《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专题报告,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必须重视民主建政工作和如何进行民主建政的问题。他指出:民主就是民权。人民掌握了权力,并且学会了如何行使和运用权力,民主才算真实可靠,才不会被野心家篡夺权力,才能使人民的权力得到巩固和发展。他还强调指出,仅仅有政府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由人民来组建和监督、管理政权,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机关,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机关。只选出人民代表去议决国家大事还不够,还必须选出人民信任的人到政府中去工作,权力机关的代表、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决定)、监督、罢免”。
在政权建设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谢觉哉对此特别重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地方,在来不及进行普选的情况下,谢觉哉明确要求应通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从而能够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政权的更替要经过血火刀光、你死我活的拼斗才能实现。因此,“天下是打来的”,“打天下者坐天下”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基本的观念和原则。但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建立的是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权有着根本的区别,从构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到陆续在各地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都吸收和包含了社会各方面的人士。
对于这一崭新的观念,有些人难以接受,特别对各级各类政府机关中包含着各方面的人士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针对这样的观点,谢觉哉指出: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翻身才进行革命和“打天下”的,人民政权是人民直接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在今天不能实行普选的困难情况下,政治协商“是一种好的制度”,在各个地方,如果条件许可,也可以来个“协商机关”,以便协商当地不同的意见。意见总是有分歧的,只有通过协商才可能达到意见相近和一致。这一制度不仅现在很有用处,即使将来实行了普选,它还会存在。人民政府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和名称,而是要人民自己选举代表来管理。如果只是口头上高喊人民政府,实际中“不重视产生人民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与将要代行人大职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是对人民政府四字还没了解”。
由于革命战争条件的影响,许多领导干部也不习惯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并且有嫌麻烦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谢觉哉指出:个人包办、独断专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引起的“麻烦”会更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集中各方面意见和看法,在根本上是有利于解决“麻烦”的。他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克服封建主义的传统影响,切实搞好民主政权建设。
由于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细致入微,民主建政工作在全国展开和快速推进。内务部成立只一个月左右,便代政务院草拟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于1949年12月2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予以通过,10天后正式公布。内务部随即向各地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按照《组织通则》的规定召开省、市、县、区、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截止到1950年12月底,全国2068个县、58个旗中,有1961个县、46个旗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90个县、5个旗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23个县举行了人民代表大会。
在建政工作初步完成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决定从1953年起,通过普选的方式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
内务部在这次普选工作中,首先是参加了普选的准备和试办工作,组织召开选举工作座谈会,对各地提出的政策性问题,随时反映上报。作为内务部长的谢觉哉,除了主持相关的工作外,还具体起草了其中的一些指示、文件。如中央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就是谢觉哉代为起草的。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顺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跨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工作的顺利完成,谢觉哉和他领导的内务部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