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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启功先生是在1979年年初，那时先生刚结束在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的工作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北师大）。为请启功先生参加并指导纪念陈垣校长诞辰100周年的筹备工作，经刘乃和先生引荐，我第一次与先生见面。当我说明是为纪念陈垣校长请他写回忆文章时，启功先生非常高兴，动情地讲述了他如何受到老校长的教导和恩泽，他说：“没有老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不知不觉间，我们竟谈了一个下午。虽是初次见面，先生对恩师的深厚感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在和我交谈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敦厚儒雅的长者风度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两天，我就拿到了他那篇回忆恩师陈垣先生的著名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文中情真意切的师生情谊又一次感染了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的教学任务日益繁重，社会兼职也多了起来。由于他在书画界和鉴定界的影响，每天求字、看画、来访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家门口竟有几批人坐等。学校领导为减轻先生的负担，方便他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想安排青年教师做他的助手。几次同他商量，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先生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青年人，现在正是他们需要迎头赶上去的时候，不能因为帮助我处理日常琐事，再耽误他们的学业和前程。”为了让先生从烦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王梓坤校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校长办公室帮助他接待和处理一些对外日常事务。我当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有幸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我退休了，应该找别人接替我的工作，但先生说：“一事不烦二主，正好你退休了，我这些琐事还是给你管吧！”就这样延续了我们20多年的忘年之交，直至先生逝世。
帮助先生处理工作的办法是，先由校办接待来访者，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排序，倾听先生的意见后按他的意见处理。也有时是先生打电话给我或托人带张条子给我，交代有什么事情要办，应该怎么办，每一次都交代得非常仔细。我家离先生家很近，更多的时候是晚上直接去先生的家中征求先生的意见。在先生家中谈完工作后，先生便随手拿出两听啤酒和他爱吃的花生米，说：“夜晚客来酒当茶，随便聊聊。”我便无拘无束地和先生聊天。在这样的氛围里，先生给我讲过他童年和青年时的坎坷经历，我曾问先生：“您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怎么还能这么乐观？”他说：“我不温习烦恼。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更看未来。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很短暂的，而未来才是希望！”先生这种豁达乐观、淡泊名利的无私胸怀令我敬仰。
先生给我讲过他与几位恩师之间胜过父子的浓厚情谊，也讲过他与同辈师友自强不息、刻苦学习的逸事。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88年的一次交谈，先生说：“我有一桩心愿，自从陈垣老师去世以后，我就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老师，继承老师的教泽。又想，这种纪念应该不同于一两次的集会和活动，便想筹划一笔基金，定时奖给学习、研究或教学有成就的青年教师，或者资助需要帮助完成学业的同学，藉以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不久，先生就拟订了一个以自己的100张字和10幅画举办义卖展筹资的计划，让我转呈学校。他的计划得到了校领导的赞许和支持。于是，先生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喜欢他字画的人很多，有时刚写好一两张，有朋友来家里拜访时看到，就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写给我的吧！”先生则说：“你喜欢就拿去吧！”如此这般，何时才能凑够100张？后来先生不得不躲进招待所去写字。直到1990年，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创作，才从300多件作品中选定了100张字和10幅画。先生亲自去香港地区举办义卖展，并将全部收入163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北师大，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起初，学校建议将该奖项命名为“启功奖学金”，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我的老师、弘扬老师的教育思想的，就用老师书斋名中的‘励耘’二字命名吧！”先生不忘师恩、绵延师道的高尚品德，激励着后世的万千学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启功先生的出国交流活动以及国内的讲学、文物鉴定任务日益增多，并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书法教师讲习班，组织编写书法教材。先生年事已高，但对这些任务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完成。我更有幸跟随先生几次赴日本举办书画展览，亲眼目睹先生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先生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的气度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在我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代国学大师的高大形象！
先生的学问博古通今，先生的品德高山仰止。我无缘做先生在册的学生，没有在课堂上聆听过先生的教诲，但在20多年与先生的交往中，先生以身作则努力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在教育和鞭策着我，使我懂得了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办事，踏踏实实学习。先生的言传身教，我终生受用不尽，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恩师。
敬爱的启功先生已离开我们十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闪耀着人格的光辉。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学术成就树立起的丰碑，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今，北京师范大学为弘扬启功先生的精神，以先生名义设立“启功教育基金”，颁发“启功教师奖”，这是“励耘精神”的传承和继续。愿“励耘精神”在中华大地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责任编辑：江丽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先生的教学任务日益繁重，社会兼职也多了起来。由于他在书画界和鉴定界的影响，每天求字、看画、来访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家门口竟有几批人坐等。学校领导为减轻先生的负担，方便他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想安排青年教师做他的助手。几次同他商量，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先生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青年人，现在正是他们需要迎头赶上去的时候，不能因为帮助我处理日常琐事，再耽误他们的学业和前程。”为了让先生从烦琐的事务中摆脱出来，王梓坤校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由校长办公室帮助他接待和处理一些对外日常事务。我当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有幸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来我退休了，应该找别人接替我的工作，但先生说：“一事不烦二主，正好你退休了，我这些琐事还是给你管吧！”就这样延续了我们20多年的忘年之交，直至先生逝世。
帮助先生处理工作的办法是，先由校办接待来访者，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排序，倾听先生的意见后按他的意见处理。也有时是先生打电话给我或托人带张条子给我，交代有什么事情要办，应该怎么办，每一次都交代得非常仔细。我家离先生家很近，更多的时候是晚上直接去先生的家中征求先生的意见。在先生家中谈完工作后，先生便随手拿出两听啤酒和他爱吃的花生米，说：“夜晚客来酒当茶，随便聊聊。”我便无拘无束地和先生聊天。在这样的氛围里，先生给我讲过他童年和青年时的坎坷经历，我曾问先生：“您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怎么还能这么乐观？”他说：“我不温习烦恼。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更看未来。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很短暂的，而未来才是希望！”先生这种豁达乐观、淡泊名利的无私胸怀令我敬仰。
先生给我讲过他与几位恩师之间胜过父子的浓厚情谊，也讲过他与同辈师友自强不息、刻苦学习的逸事。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88年的一次交谈，先生说：“我有一桩心愿，自从陈垣老师去世以后，我就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老师，继承老师的教泽。又想，这种纪念应该不同于一两次的集会和活动，便想筹划一笔基金，定时奖给学习、研究或教学有成就的青年教师，或者资助需要帮助完成学业的同学，藉以绵延陈老师的教泽。”不久，先生就拟订了一个以自己的100张字和10幅画举办义卖展筹资的计划，让我转呈学校。他的计划得到了校领导的赞许和支持。于是，先生开始了艰苦的创作。喜欢他字画的人很多，有时刚写好一两张，有朋友来家里拜访时看到，就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写给我的吧！”先生则说：“你喜欢就拿去吧！”如此这般，何时才能凑够100张？后来先生不得不躲进招待所去写字。直到1990年，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创作，才从300多件作品中选定了100张字和10幅画。先生亲自去香港地区举办义卖展，并将全部收入163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给北师大，设立了“励耘奖学助学基金”。起初，学校建议将该奖项命名为“启功奖学金”，先生坚决不同意，他说：“这是为了纪念我的老师、弘扬老师的教育思想的，就用老师书斋名中的‘励耘’二字命名吧！”先生不忘师恩、绵延师道的高尚品德，激励着后世的万千学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启功先生的出国交流活动以及国内的讲学、文物鉴定任务日益增多，并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书法教师讲习班，组织编写书法教材。先生年事已高，但对这些任务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完成。我更有幸跟随先生几次赴日本举办书画展览，亲眼目睹先生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贡献。先生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的气度和高尚的爱国情操，在我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代国学大师的高大形象！
先生的学问博古通今，先生的品德高山仰止。我无缘做先生在册的学生，没有在课堂上聆听过先生的教诲，但在20多年与先生的交往中，先生以身作则努力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在教育和鞭策着我，使我懂得了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办事，踏踏实实学习。先生的言传身教，我终生受用不尽，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恩师。
敬爱的启功先生已离开我们十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闪耀着人格的光辉。先生的高尚品德和学术成就树立起的丰碑，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今，北京师范大学为弘扬启功先生的精神，以先生名义设立“启功教育基金”，颁发“启功教师奖”，这是“励耘精神”的传承和继续。愿“励耘精神”在中华大地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责任编辑：江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