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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不乏歌颂家，于今为盛。数十年来，靠歌颂成名成家者，满沟满河，如春水中的蝌蚪，黄河里的鲤鱼，数不胜数。小焉者，闹个官帽加顶，称王于一方，把手下一堆知识分子管得俯首贴耳；大焉者，不但号称权威、大师，乃至官居高位，直接参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左右文艺创作的方向。靠歌颂而成家，既不需出大力流大汗，也不需花啥本钱，只须把良心扔进垃圾箱，巧使伎俩，不怕肉麻，不惧人骂，狂热歌颂，便可有大收获。有的甚至凭两首颂歌，几首颂诗，或一本小书，博得高官厚禄，乐享一世荣华富贵。歌颂，这一令正直之士所不齿的勾当，既然能扬名立万，获利甚巨，自然效仿者众，且长江后浪推前浪，年年皆有天才出。
层出不穷，多如驴毛的歌颂家，有的是忠心耿耿，作品是发自内心地热情讴歌；有的是出于被迫，不得不写些应景的玩艺；有的则是跟风赶浪，投机取巧，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荣利。然而，操此业者，虽是无本万利，却也有无法预料的风险。有一些倒霉蛋，于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献上颂歌之后，虽然赢得一时的荣名，或是官帽加顶，后来竟因政治风云变幻而祸患临头。
曾几何时，歌颂家如雨后春笋，满山遍野噌噌乱冒，有诗人、有小说家、有戏剧家、有歌唱家、有画家……他们使出看家本领，各显绝技，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歌颂大赛，以致热情歌颂的艺术作品集之可以成山，倾之可以填海。大跃进期间，一个县一年就能创作诗歌数万首，小说上千篇，戏剧数百部。大中城市的文艺作品，更是产量惊人。而年复一年，也就形成了一支举世无匹的庞大的歌颂家队伍。其中佼佼者，或称“大家”，或称“大师”，或称“天才”、“鬼才”，不但有光芒四射的头衔，而且闹了个什么长干干，或是占据要津，或是叱咤文场、把持艺坛，令那些正在为做一个歌颂家而努力奋斗的人垂涎八丈，奋起直追。无数尚未以歌颂家为奋斗目标的人，以他们为榜样，群起效仿。即使在农村，一些聪明的人也因擅唱颂歌，而成为“农民诗人”、“农民歌手”，跳出龙门，吃上皇粮，甚至名扬全国。
然而，让这些歌颂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运动接踵而来，有些歌颂家开始倒霉。至1966年，空前绝后的“文革”运动，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掀起，更多的歌颂家陷入灭顶之灾。靠大写歌颂文章，热情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当上高官，号称“散文大师”的杨朔先生，遭受残酷的批斗折磨之后，于1968年8月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于1949年归国，靠一出歌颂政府歌颂党的话剧《龙须沟》，赢得“人民艺术家”称号，随后写出一系列歌颂作品，且干上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老舍先生，于1966年8月，在遭到反复批斗、殴打后，投太平湖自杀；与人合著歌颂革命斗争、歌颂党的长篇小说《红岩》、回忆录《烈火中的永生》的罗广斌先生，在遭到造反派绑架逼供后，于1967年2月跳楼自杀；创作了一系列歌颂革命、歌颂土改、歌颂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以巨幅油画《开国大典》而为代表作的董希文先生，被残酷迫害至死；写出第一部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以及许多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的赵树理，在“文革”期间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游街示众，曾被打斷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后含冤而死……数以百计的小说、电影，在今天看来，大多为热情歌颂革命、歌颂党的作品，遭到批判与封杀，而其作者不是遭到批斗、殴打、关押，就是戴上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等种种巨帽，强迫劳动。
上述歌颂家与作品，大多是被“革命派”鸡蛋里头挑骨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抓住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物、一段情节，大举批判，将其定为反党反革命的大毒草。另一类歌颂家，则因犯了“路线错误”而倒了霉。写了大量歌颂作品的安徽作家陈登科，其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风雷》，因较为真实地反映这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被江青、姚文元等人批判为“诋毁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一株大毒草”，“在书中大力宣扬单干风，为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三自一包’、‘责任田’招魂”。陈登科也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以“利用小说反党”等罪名而逮捕入狱，坐牢五年，备受折磨。写过大量红歌，号称“红色音乐家”的李劫夫，是为毛泽东诗词语录谱曲的第一人，于“文革”期间大红大紫。但他后来因为林彪的词《重上井冈山》谱曲，又误判形势，以为林彪即将接班，想抢个头筹，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拟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被他的太太张洛在“学习班”中坦白交待。结果他饱受摧残，于1976年末惨死在“学习班”中……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同是歌颂家，歌颂谁，歌颂谁的路线，站的什么队，直接关系到歌颂家的命运，歌颂错了人，歌颂了“错误”路线，站错了队，即使其再有才华，作品艺术性再高，也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纵观数十年来，能于政治斗争的狂涛巨浪中始终挺立潮头者几稀。许多走红于一时的歌颂家，虽然已经结束了歌功颂德的一生，但他们呕心沥血写出的肉麻的颂歌，却被后人所唾弃。
层出不穷，多如驴毛的歌颂家，有的是忠心耿耿，作品是发自内心地热情讴歌；有的是出于被迫，不得不写些应景的玩艺；有的则是跟风赶浪，投机取巧，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荣利。然而，操此业者，虽是无本万利，却也有无法预料的风险。有一些倒霉蛋，于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献上颂歌之后，虽然赢得一时的荣名，或是官帽加顶，后来竟因政治风云变幻而祸患临头。
曾几何时，歌颂家如雨后春笋，满山遍野噌噌乱冒，有诗人、有小说家、有戏剧家、有歌唱家、有画家……他们使出看家本领，各显绝技，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歌颂大赛，以致热情歌颂的艺术作品集之可以成山，倾之可以填海。大跃进期间，一个县一年就能创作诗歌数万首，小说上千篇，戏剧数百部。大中城市的文艺作品，更是产量惊人。而年复一年，也就形成了一支举世无匹的庞大的歌颂家队伍。其中佼佼者，或称“大家”，或称“大师”，或称“天才”、“鬼才”，不但有光芒四射的头衔，而且闹了个什么长干干，或是占据要津，或是叱咤文场、把持艺坛，令那些正在为做一个歌颂家而努力奋斗的人垂涎八丈，奋起直追。无数尚未以歌颂家为奋斗目标的人，以他们为榜样，群起效仿。即使在农村，一些聪明的人也因擅唱颂歌，而成为“农民诗人”、“农民歌手”，跳出龙门，吃上皇粮，甚至名扬全国。
然而，让这些歌颂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运动接踵而来，有些歌颂家开始倒霉。至1966年，空前绝后的“文革”运动，更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在全国掀起，更多的歌颂家陷入灭顶之灾。靠大写歌颂文章，热情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当上高官，号称“散文大师”的杨朔先生，遭受残酷的批斗折磨之后，于1968年8月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于1949年归国，靠一出歌颂政府歌颂党的话剧《龙须沟》，赢得“人民艺术家”称号，随后写出一系列歌颂作品，且干上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的老舍先生，于1966年8月，在遭到反复批斗、殴打后，投太平湖自杀；与人合著歌颂革命斗争、歌颂党的长篇小说《红岩》、回忆录《烈火中的永生》的罗广斌先生，在遭到造反派绑架逼供后，于1967年2月跳楼自杀；创作了一系列歌颂革命、歌颂土改、歌颂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以巨幅油画《开国大典》而为代表作的董希文先生，被残酷迫害至死；写出第一部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以及许多反映“阶级斗争”的小说的赵树理，在“文革”期间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游街示众，曾被打斷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后含冤而死……数以百计的小说、电影，在今天看来，大多为热情歌颂革命、歌颂党的作品，遭到批判与封杀，而其作者不是遭到批斗、殴打、关押，就是戴上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等种种巨帽，强迫劳动。
上述歌颂家与作品，大多是被“革命派”鸡蛋里头挑骨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抓住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人物、一段情节，大举批判，将其定为反党反革命的大毒草。另一类歌颂家，则因犯了“路线错误”而倒了霉。写了大量歌颂作品的安徽作家陈登科，其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风雷》，因较为真实地反映这次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被江青、姚文元等人批判为“诋毁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一株大毒草”，“在书中大力宣扬单干风，为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三自一包’、‘责任田’招魂”。陈登科也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以“利用小说反党”等罪名而逮捕入狱，坐牢五年，备受折磨。写过大量红歌，号称“红色音乐家”的李劫夫，是为毛泽东诗词语录谱曲的第一人，于“文革”期间大红大紫。但他后来因为林彪的词《重上井冈山》谱曲，又误判形势，以为林彪即将接班，想抢个头筹，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拟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被他的太太张洛在“学习班”中坦白交待。结果他饱受摧残，于1976年末惨死在“学习班”中……
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同是歌颂家，歌颂谁，歌颂谁的路线，站的什么队，直接关系到歌颂家的命运，歌颂错了人，歌颂了“错误”路线，站错了队，即使其再有才华，作品艺术性再高，也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纵观数十年来，能于政治斗争的狂涛巨浪中始终挺立潮头者几稀。许多走红于一时的歌颂家，虽然已经结束了歌功颂德的一生，但他们呕心沥血写出的肉麻的颂歌，却被后人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