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辞职获批的消息之后，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吁……”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犹豫后，终于辞去公职。在辞职感言中，他写道：“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
　　38岁的周慧，此前的仕途顺风顺水。22岁从镇党政办秘书起步，经过县政府办秘书、综合科副科长、县司法局副局长、乡长等岗位的历练后，33岁即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成为该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之一。
　　周慧的辞职令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长辈将他的辞职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
　　不理解和反对，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辞职感言中对自己的举动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让周慧在官场显得有些另类，但他却并不孤单。
　　这两年，官员辞职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仅广州一地，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比如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下海，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广州公安局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去格力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广州萝岗区副区长王建新跳槽到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除此之外，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辞职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期辞去公职，选择下海。
　　事实上，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仅国务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去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这批体制出走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有报道称，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业务联系非常明显。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对子女的培养，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舆论仍认为，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所有迹象表明，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1998年回国，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婚前，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最后最多到副厅，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人选上产生分歧，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在2013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我是个男人，必须站出来，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他，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廖曜中不愿意，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你这种性格，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事实上，让他下决心辞职的，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今年6月，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去年7月，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辞职后，近2万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事实上，很多高层官员和基层公务员一样，都面临着收入方面的尴尬。曾称在“中国梦”感召下辞职加盟格力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在今年两会上公开呼吁，应该为公务员加薪。
　　他说，他认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级领导，年薪才20多万元，这让他很惊讶，“现在一些大企业部门经理年薪都不止20万元，难道部长承担的职责和做出的贡献还不如企业的部门经理？这种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2008年为第8位，2009年为第9位，2010年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进入企业后，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刚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

体制内外

　　对于离开体制的官员来说，辞职的原因或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做出这个选择都并非易事。
　　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周围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少人都流露过辞职的想法，但很少有人敢真去做。
　　一位前同事发短信给他说，“我的父母和妻子认为辞去公职对于出生农村的我以及我们这个家来说太冒险了，他们觉得我还是应该过平淡安稳的日子。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坚决，加上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想这个事情还是先放一放。”
　　“说到底，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体制。”赵光华说。
　　一位刚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于辞职，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在整个过程中，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你很可能会发现，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前述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手机里有一个微信群，都是从原单位出来的前同事，“很多话，除了我们自己，几乎找不到交流的对象。”
　　他告诉记者，他们会在群里交流辞职心得，分享求职信息。比如，前一阵有人问跳槽后该选择哪种企业？过来人就会告诉他，“去私企要选对老板，去日韩企业要准备忍受委屈，美国公司的待遇不错，但工作比较累，相对而言，去欧洲公司性价比最高。”
　　一旦辞去公职，跳出体制，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这些辞职官员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2011年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如今，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关成华毕业于北大，担任过北大团委书记、北京市团委书记。业内认为，他如果留在官场，顺利的话很可能会被提拔，“成为下一个孙政才”。孙政才2001年曾担任过顺义区委书记，后升任为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12年后，在十八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关成华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做学问，当个最出色的大学教授。他退出官场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遗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官场的吸引力过于强大，对中国决不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在这批辞职官员中不乏关成华式的优秀人才。
　　41岁的陈伟才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月，时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加两会，在全国11名公安系统人大代表中，陈伟才是唯一连任的代表。
　　去年辞职的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过一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
　　他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此举一度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并形成了几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在这次下海潮中，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都高出不少。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仑、郭凡生、陈东升、田源、王运正、毛振华等，他们今天都成了市场弄潮儿。
　　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与前两次不同的，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上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35年的进程中，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唐志军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某种程度上，不是市场化了，不是放权分权了，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走出体制后，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在体制内，评价尺度永远只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评价足够左右你今后的人生。”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的评价尺度不单纯只有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在这样的评价尺度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