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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其高校合并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使我国高校合并达到了一个顶峰。根据教育部历年公报的数据显示，1990－2006年5月全国一共发生了高校合并事件431起，其中合并最多的年份为2000年，一共发生了91起，全国不同省份、不同层次的高校均参与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合并浪潮。随着合并的不断开展，全国各地的合并活动基本结束或者接近尾声，故之后学校合并次数逐年递减。如何对我国高校合并的动因进行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的分析，并且对其合并的绩效作出合理评价，对合并后高校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深化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高校合并的理论渊源
1 巨型大学理论
(1)克拉克·科尔巨型大学理论
1963年由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克拉克·科尔提出的巨型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它有若干种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巨型大学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多校区集合；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组织的巨型集合大学，其组织结构较为复杂。从纵向看，办学层次呈现多样化，包括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使得学术水平不同，学术性质各异的各种学术群体聚集在一起。从横向看，除了教学科研机构以及各种职能部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机构，纵横交‘错，错综复杂。
(2)约翰·丹尼尔的巨型大学和竞争优势理论
联合国教文组织教育总干事约翰·丹尼尔从远程教育的角度创造并定义了“mega-university”这一英文词汇。“mega”这一前缀的意思是“大，许多”，他把巨型大学定义为学位课程注册超过10万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在此基础上，丹尼尔根据“产业竞争优势”之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对巨型大学的竞争优势进行了分析。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组织可以用3种方法来争取获得竞争优势：注重成本、保持其特性和集中。丹尼尔将波特对竞争优势的分析用于巨型大学，认为巨型大学必需重视6个发展的重点并且指出了巨型大学所面临的挑战。
2 一般性观点
(1)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的高校合并是典型的政府主导作用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教育资源整合打破原来的高等教育由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省级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直接管理体制下“条块分割”的格局，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
(2)有利于改变我国高校学科单一的状况
通过合并可以改变学科单一的缺陷，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达到综合性大学目的。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不同的学科之间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如管理科学不但融合了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融合了数学、统计学、物理学、运筹学、计算机技术等自然学科。所以单一的学科建设不利于学科的成长。
(3)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分析
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效益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成立。通过高校之间的联合，可以实现资源的相互共享。提高有效资源的利用效率。各高校建设新校区和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的内在冲动可以从规模经济效应上得到一定解释。
上述的研究分别从管理体制、学科建设和规模经济角度对高校合并的动因作出分析。虽然高校的运行和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但我国的高校均有正常的收入和支出，甚至有自己的校办产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所以借用效率理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高校的合并现象，具有合理性。本文试图结合企业并购中的效率理论对我国近年来高校合并作相应的解释，并对合并的绩效作出相应的评价。
二、高校合并的效率理论分析
古登格伯利和米克对合并的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机构联合为一个新的机构实体，并由新的实体来进行管理和执行，先前机构的所有资产、债务和责任都移交到这个新的机构。”在此过程中，先前的机构逐渐失去其身份和独立性，至少其中一个机构的法律实体身份不复存在。企业合并通常按照新机构的不同，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对于高校合并而言，同样也存在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如中南工业大学与长沙铁道学院及湖南医科大学合并为中南大学属于新设合并；而湖南大学和湖南财经学院合并为新的湖南大学则属于吸收合并。无论是哪重形式的合并，其内在的动因都在于提高合并后高校的运行效率。具体可以结合如下方面。
1 效率理论和高校合并
(1)效率理论的若干假设
该理论侧重于对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的分析，认为企业并购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协同效应，即1+1＞2的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提高经营业绩，降低经营风险，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如果用VA和VB分别表示合并前高校A和高校B的价值，用VAB表示合并后高校的价值，则协同效应可以表示为：VAB-(vA+VB)。根据协同效应来源的不同，效率理论可进一步分为经营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多样化经营、战略重组以及价值低估假说等。
经营协同建立在行业内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且并购前企业经营活动并未达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潜在要求等假设基础之上，认为横向并购将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实现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经营协同也可以产生于纵向并购领域，通过将处于产业链不同阶段的公司联合起来，可以消除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等交易成本。因此，也将经营协同称作成本协同。
管理协同也称差别效率理论，认为若一家企业具有高效率的管理队伍，其能力超过了企业日常的管理需求，则该企业可以通过一家管理效率较低的企业，输出剩余的管理资源，提高社会整体的管理水平。
财务协同则认为企业并购产生的互补优势并不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能力。而是来自于投资机会和内部的现金流。按照财务协同假说，若一家拥有较多现金但缺乏投资方向的企业并购一家缺乏现金却有很多投资机会的企业，则对双方有利。战略重组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是企业实现分散化经营，较快适应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重要手段。价值低估假说则将并购动机归因于目标企业价值的低估，由于企业托宾比率一般小于1，因此并购往往比直接投资建立一家新企业成本更低。从对并购动机的解释能力上看，经营协同对横向和纵向并购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财务协同和战略重组则比较适用于混合并购。
(2)高校合并对效率理论的借鉴
根据合并的不同形式，高校合并可以从效率理论的不同方面得到一定解释。从高校合并的层次来看，大体有三种方式：同层次水平高校合并、高层次水平大学合并低层次水平高校、不同层次水平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并。
同层次水平高校合并。如中南工业 大学、湖南医科大学与长沙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这种合并类似于企业的横向合并，这种合并可以从经营协同理论得到解释。强强联合的高校合并实现了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如中南大学的组建是全国高校合并中成功案例中的典范。
高层次水平大学合并低层次水平高校。如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上海师范大学合并为新上海师范大学(1997)。这种合并从企业并购来看接近于纵向合并。从理论上来讲，纵向合并可以同时得到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效应，水平较差的高校可以借助较高水平高校的资金优势、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较高的科研平台得到快速提升；而水平相对较高的高校由于受到某一方面资源的约束，尤其在发展当中受到空间制约，通过和低层次高校的合并可以迅速突破这种制约，从而实现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转移战略。如中南林学院(株洲)通过和湖南林业学校(长沙)合并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从而达到了中南林学院向省会战略转移和提升湖南林业学校办学层次的双赢。这类合并存在的问题就是合并后在短期内整体的学科建设水平等可能相对于合并前的教高水平高校有所下降，就好比动完手术后给具有优势的一方留下了一定的创伤，愈合需要一定的时日。所以这种合并的方式有待于新的合并体借助于自身原来的学科优势和突破原来的制约因素迅速加强自身学科建设，同时加大对相对层次较低的合并对象的扶持力度，把“木桶原理”中的那块影响发展的短的那块尽快加长，从而真正实现整体的高效率。
不同层次水平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并。这种合并最为复杂，参与主体的势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范围相对宽泛。如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西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广州教育学院、广州市城建职工大学、广州建筑总公司职工大学、华南建设学院西院、广州市联合职工大学电信学院、纺织学院合并为新广州大学。这种合并类似于多元化的混合合并。这种合并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前面两者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但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具有一定的假设前提的，随着合并规模越来越大，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可能越难以满足其假设前提，体现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融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突破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边界，则难以发挥合并的协同效应，甚至会使整体效率降低。你很难想象如果把中国的大学按照不同的区域组建为世界规模堪称一流的大学，但是却很难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规模和内在的质量的统一才是真正的一流。所以在混合合并中，合并更多的应该是优化组合，而不是任意组合。就像企业一样，即使你是管理一流的企业，但是如果不分对象通过盲目兼并重组进行扩张，其结果会可想而知。
2 交易费用理论和高校合并
(1)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内涵
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所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企业购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交易费用理论与纵向购并。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垂直兼并。垂直兼并的关键问题是“资产特定性”，即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资产特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越大，垂直兼并的可能性就越大。当“资产特定性”达到一定高度，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垂直兼并就会出现，因此，在一个工业部门中，“资产特定性”越高，垂直兼并的现象就应该越普遍。反之，如果一个工业部门的“资产特定性”越低，垂直兼并的现象应该减少。
交易费用理论与混合购并。混合型组织是为了组织极其复杂的经营活动，由于多部门组织管理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把混合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内部资本市场是交易费用理论对混合兼并的有力解释。它反映着资本市场由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而得以内在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无论是纵向购并还是横向以及混合购并都是从节省交易费用成本的角度进行解释，即购并过程是一个由企业取代市场的过程。同样购并的效果取决定于一个企业边界的问题。
(2)交易费用理论在高校合并中的借鉴
对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理解高校间的合并，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解释。高校通过合并，可以使得高校的各种资源在原来不能共享的范围内共享，各项工作都得以在统一的平台上得以展开，节约了交易费用。如学科建设中的联合，图书馆资源的共享、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对外统一宣传和招生等，这样既避免了很多的重复建设，也减少了原来合并前的许多交易环节，从而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同理，高校在合并中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会抵消掉一部分节约的交易费用。如异域校区间的交通成本的增加，各校区之间协调费用等。如广州市的各大高校分别在广州大学城和珠海设有校区，各校区之间每天教师上班的交通费用和时间费用以及修建大学城贷款等的利息费用使各高校增加了很大的费用开支。
3 代理理论
企业管理者仅拥有少量的公司股票或者公司股权分散，就难以有效地监督管理层，则容易产生代理问题。代理理论认为，并购可以对现有管理层构成有效的外部威胁，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代理理论的侧重点就在于企业的管理者由于购并的外在约束而产生激励，从而提高管理者水平。我国的高校合并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行为，这种外在的约束力相对较弱，解释力较差。但是随着我国高校办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高校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高校管理者的这种外在的约束力势必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减少高校管理者的代理问题。实际上在强弱的合并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这种外在约束力的作用，即如果你所管理的高校不能有好的发展，则极有可能被层次高的高校所合并。
4 其他理论的解释
对于高校合并和扩张的另外的解释可以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来分析。高校合并实质上是一个各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是强弱之间的合并，则强势的一方的管理者有着内在的动力，这接近于一种市场的推动力。因为通过合并，管理者可以拥有更大程度上的对资源的控制权(企业称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种权利扩张的愿望同样可以解释高校的超乎 常规的扩张建设和招生规模的扩张。因为扩建和扩招会带来国家更多的投入(资金或者土地)或者国家隐性担保的国家贷款，其成本由国家最后负担，但是扩张带来的实际控制权利的扩大由高校管理者所拥有。
三、我国高校合并的绩效评价
高校合并的绩效分析可以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即合并是否创造了价值，为谁创造了价值，以及价值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进行评价。下面分别结合政府、高校、学生三方面不同的主体来进行评价
1 从国家的战略角度来看
从我国高校合并动因几个方面来看，高校合并是国家教育改革战略引导下政府推动的一种由上而下的行为。和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合并相比，这次合并是为了解决部门办学体和单一学科体制的不足。通过合并基本上解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等问题，建立了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的教育管理体制。所以从宏观上是对全国教育资源的大的结构调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在合并过程当中，由于高校的产权主体是国家，高校之间的合并行为是产权所有者政府说了算，所以在这样的逻辑安排下，高校之间的合并很难是高校之间的一种自主行为，而大多是通过政府的引线搭桥然后组织实施的，所以各地在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出现了一拥而上的现象，甚至是“大跃进”式的盲目“跟风”现象。在扩张的背后，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隐患：到底多大规模的教育资源供给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扩张的背后是否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由高校的合并和扩张带来的问题在现阶段已经有所抬头，如大学城一方面由于受到生源的限制而产生教学资源闲置，另外沉重的银行贷款利息负担造成了高校运转的压力，如吉林大学破产风波已经发出了教育的系统风险提示。
2 从高校的角度来看
根据高等教育的资源依赖理论，高校采取合并来实现重组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稳定发展。合并能够实现高校快速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资源，同时也减少了依赖性。佩芬和萨拉赛克认为：学校规模是关键因素，大的高校对于环境而言拥有更多的力量和相互作用，更有能力抵御环境的压力，有更多时间意识到外在威胁并作出回应。
合并后的高校通过宣传在对外形象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无形资产的价值。同时，如果别的高校都在搞合并，而自己独善其身，则很难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自己本身学科势力不太强的高校能够和比自己势力相对强的高校合并，显然改善了自身的生存环境，如在招生上则起到改善生源的作用。
合并后的高校从学科综合来看，总体势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如教授人数、博士点、硕士点的增加。这样对学校的专业的发展和提升以及科研课题和科研经费资助的获取等提供了更高的平台。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学科之间内在的交叉渗透，不仅仅是同一学科之间，更在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但是从合并后的实际情形来看，合并后的高校在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一校多区、一校多制”的现象并不鲜见。所以从目前来看，合并的初衷还远没有达到。
3 从学生群体来看
学生是否成为最终的受益者是高校合并的最终目的。因为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总的来说，随着高校合并的开展，各地新校区的建设及高校的扩招也紧跟其后，我国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层次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应该说，通过合并和整合使得广大学生享有了接受更多、更好、层次更高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资源的整合固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如果高校本身的教育资源没有随扩招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则势必会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如发展到一个导师可以带几十个博士生规模的时候，则不能不质问规模经济驱动带来的质量问题了。尤其现在高校基本上是收费制，高校研究生招生在急速扩张(部分是迫于就业压力)，陷入了“本科生找工作难就读硕士，硕士找工作难再读博士”的怪圈。而由此带来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已经为社会公认。显然，这和培养高质量的研究型人才的定位是相背离的。培养导向应该是把最优秀的具有研究能力的人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依靠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来逃避和缓冲就业压力是权宜之计，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规模上获得了发展不见得就是已取得了实效。拿博士的培养来说，就整体来看，现在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仍在逐年放大，但每年博士毕业的人数只占招生规模的一半左右，说明现在高校中不能如期毕业的博士生的沉淀规模在不断增大。与其让大规模的“资深博士生”难以毕业，还不如在招生之初就进行控制，一方面只招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来搞研究，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茶壶和茶杯”困境的产生。这样既可以提高培养质量又可以避免资源浪费。
四、结论和对策
企业购并理论从效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等不同角度为高校合并动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合并取得的绩效无论是从政府、高校本身，还是学生来看，作出一个准确的综合评判存在一定难度，尤其在长期内更难以作出定论。现阶段，我国高校合并的绩效主要体现在短期内取得了规模上的突破，但是能否产生合并的协同效应还要在更长时间内加以检验。由多合一的完成仅是高校合并的一个开端。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对广大学生负责任的态度继续深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而高校本身则要致力于各校区之间的资源整合，建立高校良好的治理模式，使得合并创造的价值达到最大。具体来说，进一步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方面：
1 真正理清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关系
因为新的合并高校的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所以其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在新情况下难免出现一些管理体制上的新的问题。如随着各高校管理上自主权的扩大，怎样减少政府和高校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高校管理体制上存在的责权不对等等问题，构建合并后高校的好的治理模式既能提高高校的治理水平，又能努力避免出现我国高等教育大起大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 积极协调好各种关系
积极协调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反思“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尽量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配合社会其他力量解决当前不断扩招后广大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等，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
3 积极促进各校区之间真正完全融合为一
理清合并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高校内部的文化融合(包括学科综合和价值观念的融合)、组织结构的有效构建等，特别是各校区之间的文化融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以怎样的方式能够使得相互之间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代价既保存各自原来的优势和特色，又要吸收一些新的理念，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最后完全融合为一，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的探索。
一、高校合并的理论渊源
1 巨型大学理论
(1)克拉克·科尔巨型大学理论
1963年由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克拉克·科尔提出的巨型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它有若干种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巨型大学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多校区集合；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组织的巨型集合大学，其组织结构较为复杂。从纵向看，办学层次呈现多样化，包括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使得学术水平不同，学术性质各异的各种学术群体聚集在一起。从横向看，除了教学科研机构以及各种职能部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机构，纵横交‘错，错综复杂。
(2)约翰·丹尼尔的巨型大学和竞争优势理论
联合国教文组织教育总干事约翰·丹尼尔从远程教育的角度创造并定义了“mega-university”这一英文词汇。“mega”这一前缀的意思是“大，许多”，他把巨型大学定义为学位课程注册超过10万学生的远程教学大学。在此基础上，丹尼尔根据“产业竞争优势”之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对巨型大学的竞争优势进行了分析。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组织可以用3种方法来争取获得竞争优势：注重成本、保持其特性和集中。丹尼尔将波特对竞争优势的分析用于巨型大学，认为巨型大学必需重视6个发展的重点并且指出了巨型大学所面临的挑战。
2 一般性观点
(1)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的高校合并是典型的政府主导作用下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教育资源整合打破原来的高等教育由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省级政府分别投资办学和直接管理体制下“条块分割”的格局，建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
(2)有利于改变我国高校学科单一的状况
通过合并可以改变学科单一的缺陷，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达到综合性大学目的。随着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不同的学科之间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如管理科学不但融合了心理学、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融合了数学、统计学、物理学、运筹学、计算机技术等自然学科。所以单一的学科建设不利于学科的成长。
(3)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分析
根据教育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效益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成立。通过高校之间的联合，可以实现资源的相互共享。提高有效资源的利用效率。各高校建设新校区和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的内在冲动可以从规模经济效应上得到一定解释。
上述的研究分别从管理体制、学科建设和规模经济角度对高校合并的动因作出分析。虽然高校的运行和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但我国的高校均有正常的收入和支出，甚至有自己的校办产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所以借用效率理论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高校的合并现象，具有合理性。本文试图结合企业并购中的效率理论对我国近年来高校合并作相应的解释，并对合并的绩效作出相应的评价。
二、高校合并的效率理论分析
古登格伯利和米克对合并的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机构联合为一个新的机构实体，并由新的实体来进行管理和执行，先前机构的所有资产、债务和责任都移交到这个新的机构。”在此过程中，先前的机构逐渐失去其身份和独立性，至少其中一个机构的法律实体身份不复存在。企业合并通常按照新机构的不同，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对于高校合并而言，同样也存在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如中南工业大学与长沙铁道学院及湖南医科大学合并为中南大学属于新设合并；而湖南大学和湖南财经学院合并为新的湖南大学则属于吸收合并。无论是哪重形式的合并，其内在的动因都在于提高合并后高校的运行效率。具体可以结合如下方面。
1 效率理论和高校合并
(1)效率理论的若干假设
该理论侧重于对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的分析，认为企业并购可以使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协同效应，即1+1＞2的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提高经营业绩，降低经营风险，具有潜在的社会效益。如果用VA和VB分别表示合并前高校A和高校B的价值，用VAB表示合并后高校的价值，则协同效应可以表示为：VAB-(vA+VB)。根据协同效应来源的不同，效率理论可进一步分为经营协同、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多样化经营、战略重组以及价值低估假说等。
经营协同建立在行业内存在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且并购前企业经营活动并未达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潜在要求等假设基础之上，认为横向并购将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实现优势互补，降低生产成本。经营协同也可以产生于纵向并购领域，通过将处于产业链不同阶段的公司联合起来，可以消除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等交易成本。因此，也将经营协同称作成本协同。
管理协同也称差别效率理论，认为若一家企业具有高效率的管理队伍，其能力超过了企业日常的管理需求，则该企业可以通过一家管理效率较低的企业，输出剩余的管理资源，提高社会整体的管理水平。
财务协同则认为企业并购产生的互补优势并不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能力。而是来自于投资机会和内部的现金流。按照财务协同假说，若一家拥有较多现金但缺乏投资方向的企业并购一家缺乏现金却有很多投资机会的企业，则对双方有利。战略重组理论认为企业并购是企业实现分散化经营，较快适应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重要手段。价值低估假说则将并购动机归因于目标企业价值的低估，由于企业托宾比率一般小于1，因此并购往往比直接投资建立一家新企业成本更低。从对并购动机的解释能力上看，经营协同对横向和纵向并购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财务协同和战略重组则比较适用于混合并购。
(2)高校合并对效率理论的借鉴
根据合并的不同形式，高校合并可以从效率理论的不同方面得到一定解释。从高校合并的层次来看，大体有三种方式：同层次水平高校合并、高层次水平大学合并低层次水平高校、不同层次水平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并。
同层次水平高校合并。如中南工业 大学、湖南医科大学与长沙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这种合并类似于企业的横向合并，这种合并可以从经营协同理论得到解释。强强联合的高校合并实现了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如中南大学的组建是全国高校合并中成功案例中的典范。
高层次水平大学合并低层次水平高校。如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上海师范大学合并为新上海师范大学(1997)。这种合并从企业并购来看接近于纵向合并。从理论上来讲，纵向合并可以同时得到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效应，水平较差的高校可以借助较高水平高校的资金优势、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较高的科研平台得到快速提升；而水平相对较高的高校由于受到某一方面资源的约束，尤其在发展当中受到空间制约，通过和低层次高校的合并可以迅速突破这种制约，从而实现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转移战略。如中南林学院(株洲)通过和湖南林业学校(长沙)合并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从而达到了中南林学院向省会战略转移和提升湖南林业学校办学层次的双赢。这类合并存在的问题就是合并后在短期内整体的学科建设水平等可能相对于合并前的教高水平高校有所下降，就好比动完手术后给具有优势的一方留下了一定的创伤，愈合需要一定的时日。所以这种合并的方式有待于新的合并体借助于自身原来的学科优势和突破原来的制约因素迅速加强自身学科建设，同时加大对相对层次较低的合并对象的扶持力度，把“木桶原理”中的那块影响发展的短的那块尽快加长，从而真正实现整体的高效率。
不同层次水平高校、研究机构之间的合并。这种合并最为复杂，参与主体的势力和水平参差不齐，范围相对宽泛。如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西北植物研究所、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广州大学、广州师范专科学校、广州教育学院、广州市城建职工大学、广州建筑总公司职工大学、华南建设学院西院、广州市联合职工大学电信学院、纺织学院合并为新广州大学。这种合并类似于多元化的混合合并。这种合并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前面两者更高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但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具有一定的假设前提的，随着合并规模越来越大，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可能越难以满足其假设前提，体现为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融合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如果突破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边界，则难以发挥合并的协同效应，甚至会使整体效率降低。你很难想象如果把中国的大学按照不同的区域组建为世界规模堪称一流的大学，但是却很难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因为规模和内在的质量的统一才是真正的一流。所以在混合合并中，合并更多的应该是优化组合，而不是任意组合。就像企业一样，即使你是管理一流的企业，但是如果不分对象通过盲目兼并重组进行扩张，其结果会可想而知。
2 交易费用理论和高校合并
(1)交易费用理论的主要内涵
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Cosas)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所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企业购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交易费用理论与纵向购并。应用交易费用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垂直兼并。垂直兼并的关键问题是“资产特定性”，即某一资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资产特定性”越高，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越大，垂直兼并的可能性就越大。当“资产特定性”达到一定高度，市场交易的潜在费用就会阻止企业继续依赖市场，这时垂直兼并就会出现，因此，在一个工业部门中，“资产特定性”越高，垂直兼并的现象就应该越普遍。反之，如果一个工业部门的“资产特定性”越低，垂直兼并的现象应该减少。
交易费用理论与混合购并。混合型组织是为了组织极其复杂的经营活动，由于多部门组织管理互不相关的经济活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把混合企业组织视为一种内部资本市场是交易费用理论对混合兼并的有力解释。它反映着资本市场由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而得以内在化，从而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无论是纵向购并还是横向以及混合购并都是从节省交易费用成本的角度进行解释，即购并过程是一个由企业取代市场的过程。同样购并的效果取决定于一个企业边界的问题。
(2)交易费用理论在高校合并中的借鉴
对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理解高校间的合并，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解释。高校通过合并，可以使得高校的各种资源在原来不能共享的范围内共享，各项工作都得以在统一的平台上得以展开，节约了交易费用。如学科建设中的联合，图书馆资源的共享、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对外统一宣传和招生等，这样既避免了很多的重复建设，也减少了原来合并前的许多交易环节，从而节约了大量的交易成本。同理，高校在合并中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会抵消掉一部分节约的交易费用。如异域校区间的交通成本的增加，各校区之间协调费用等。如广州市的各大高校分别在广州大学城和珠海设有校区，各校区之间每天教师上班的交通费用和时间费用以及修建大学城贷款等的利息费用使各高校增加了很大的费用开支。
3 代理理论
企业管理者仅拥有少量的公司股票或者公司股权分散，就难以有效地监督管理层，则容易产生代理问题。代理理论认为，并购可以对现有管理层构成有效的外部威胁，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代理理论的侧重点就在于企业的管理者由于购并的外在约束而产生激励，从而提高管理者水平。我国的高校合并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行为，这种外在的约束力相对较弱，解释力较差。但是随着我国高校办学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高校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高校管理者的这种外在的约束力势必不断得到加强，从而减少高校管理者的代理问题。实际上在强弱的合并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这种外在约束力的作用，即如果你所管理的高校不能有好的发展，则极有可能被层次高的高校所合并。
4 其他理论的解释
对于高校合并和扩张的另外的解释可以从高校管理者的角度来分析。高校合并实质上是一个各方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是强弱之间的合并，则强势的一方的管理者有着内在的动力，这接近于一种市场的推动力。因为通过合并，管理者可以拥有更大程度上的对资源的控制权(企业称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企业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种权利扩张的愿望同样可以解释高校的超乎 常规的扩张建设和招生规模的扩张。因为扩建和扩招会带来国家更多的投入(资金或者土地)或者国家隐性担保的国家贷款，其成本由国家最后负担，但是扩张带来的实际控制权利的扩大由高校管理者所拥有。
三、我国高校合并的绩效评价
高校合并的绩效分析可以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即合并是否创造了价值，为谁创造了价值，以及价值是怎样创造出来的进行评价。下面分别结合政府、高校、学生三方面不同的主体来进行评价
1 从国家的战略角度来看
从我国高校合并动因几个方面来看，高校合并是国家教育改革战略引导下政府推动的一种由上而下的行为。和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合并相比，这次合并是为了解决部门办学体和单一学科体制的不足。通过合并基本上解决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等问题，建立了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的教育管理体制。所以从宏观上是对全国教育资源的大的结构调整，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在合并过程当中，由于高校的产权主体是国家，高校之间的合并行为是产权所有者政府说了算，所以在这样的逻辑安排下，高校之间的合并很难是高校之间的一种自主行为，而大多是通过政府的引线搭桥然后组织实施的，所以各地在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出现了一拥而上的现象，甚至是“大跃进”式的盲目“跟风”现象。在扩张的背后，难免会产生这样的隐患：到底多大规模的教育资源供给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扩张的背后是否本身又产生了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的浪费?由高校的合并和扩张带来的问题在现阶段已经有所抬头，如大学城一方面由于受到生源的限制而产生教学资源闲置，另外沉重的银行贷款利息负担造成了高校运转的压力，如吉林大学破产风波已经发出了教育的系统风险提示。
2 从高校的角度来看
根据高等教育的资源依赖理论，高校采取合并来实现重组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稳定发展。合并能够实现高校快速发展，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资源，同时也减少了依赖性。佩芬和萨拉赛克认为：学校规模是关键因素，大的高校对于环境而言拥有更多的力量和相互作用，更有能力抵御环境的压力，有更多时间意识到外在威胁并作出回应。
合并后的高校通过宣传在对外形象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无形资产的价值。同时，如果别的高校都在搞合并，而自己独善其身，则很难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尤其是自己本身学科势力不太强的高校能够和比自己势力相对强的高校合并，显然改善了自身的生存环境，如在招生上则起到改善生源的作用。
合并后的高校从学科综合来看，总体势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如教授人数、博士点、硕士点的增加。这样对学校的专业的发展和提升以及科研课题和科研经费资助的获取等提供了更高的平台。而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学科之间内在的交叉渗透，不仅仅是同一学科之间，更在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但是从合并后的实际情形来看，合并后的高校在形式上虽然实现了统一，但是“一校多区、一校多制”的现象并不鲜见。所以从目前来看，合并的初衷还远没有达到。
3 从学生群体来看
学生是否成为最终的受益者是高校合并的最终目的。因为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总的来说，随着高校合并的开展，各地新校区的建设及高校的扩招也紧跟其后，我国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层次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应该说，通过合并和整合使得广大学生享有了接受更多、更好、层次更高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资源的整合固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如果高校本身的教育资源没有随扩招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则势必会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如发展到一个导师可以带几十个博士生规模的时候，则不能不质问规模经济驱动带来的质量问题了。尤其现在高校基本上是收费制，高校研究生招生在急速扩张(部分是迫于就业压力)，陷入了“本科生找工作难就读硕士，硕士找工作难再读博士”的怪圈。而由此带来的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降已经为社会公认。显然，这和培养高质量的研究型人才的定位是相背离的。培养导向应该是把最优秀的具有研究能力的人培养成为高层次人才。依靠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来逃避和缓冲就业压力是权宜之计，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规模上获得了发展不见得就是已取得了实效。拿博士的培养来说，就整体来看，现在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仍在逐年放大，但每年博士毕业的人数只占招生规模的一半左右，说明现在高校中不能如期毕业的博士生的沉淀规模在不断增大。与其让大规模的“资深博士生”难以毕业，还不如在招生之初就进行控制，一方面只招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来搞研究，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茶壶和茶杯”困境的产生。这样既可以提高培养质量又可以避免资源浪费。
四、结论和对策
企业购并理论从效率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等不同角度为高校合并动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合并取得的绩效无论是从政府、高校本身，还是学生来看，作出一个准确的综合评判存在一定难度，尤其在长期内更难以作出定论。现阶段，我国高校合并的绩效主要体现在短期内取得了规模上的突破，但是能否产生合并的协同效应还要在更长时间内加以检验。由多合一的完成仅是高校合并的一个开端。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对广大学生负责任的态度继续深入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而高校本身则要致力于各校区之间的资源整合，建立高校良好的治理模式，使得合并创造的价值达到最大。具体来说，进一步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方面：
1 真正理清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关系
因为新的合并高校的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所以其与政府的隶属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在新情况下难免出现一些管理体制上的新的问题。如随着各高校管理上自主权的扩大，怎样减少政府和高校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高校管理体制上存在的责权不对等等问题，构建合并后高校的好的治理模式既能提高高校的治理水平，又能努力避免出现我国高等教育大起大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2 积极协调好各种关系
积极协调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反思“教育产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尽量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努力配合社会其他力量解决当前不断扩招后广大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等，切实维护社会的稳定。
3 积极促进各校区之间真正完全融合为一
理清合并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高校内部的文化融合(包括学科综合和价值观念的融合)、组织结构的有效构建等，特别是各校区之间的文化融合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以怎样的方式能够使得相互之间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代价既保存各自原来的优势和特色，又要吸收一些新的理念，彼此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最后完全融合为一，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