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图雅的婚事》开始，一个叫王全安的名字开始亮相于诸报端。作为中国导演编年体历史里的第六代，王全安并不算是个高调分子。相反，他总是在默默地进行着自己的创作，然后突然的让我们得知中国导演又在国外电影节获奖的消息。当年，斩获“金熊”的《图雅》在国内上映时虽未能摆脱同档期六、七部进口片的“夹击”，但也为中国文艺片走进国内院线带来了一些希望和宝贵经验。如今，又添一座“银熊”的王全安，更加得到国内观众特别是大学生观众的喜爱。跟随2009—2010年度国际大学生影像节的主办方一起到这位特邀评委家里进行采访，笔者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随性和坦诚。
　　
　　关注作品而非奖项
　　
　　记者：不能免俗地要先谈谈《团圆》，因为《团圆》拿到了柏林电影展的最佳编剧的银熊奖。首先要恭喜您，《团圆》不仅在国际上拿奖，在国内也是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王全安：每个导演可能都有这样的愿望，希望一个电影能让更多的观众喜欢，这也是我一直在电影作品创作中努力的一个方向。
　　记者：您最近要执导一部新的影片，能否介绍一下?
　　王全安：我在准备一个电影，比较难，大家都知道的命运曲折的《白鹿原》。2005年的时候准备过一次，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拍成，后来转拍了《图雅的婚事》，中间又拍了《纺织姑娘》、拍了《团圆》。其实《团圆》在柏林参展结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现在这个时间很适合拍《白鹿原》，就旧话重提拿起来了。五年的过程经历了很多事情，单纯从马上要拍的这部电影来说，我觉得等五年还是值得的，至少我比过去更成熟些。
　　记者：我觉得很幸运能在这个时间段里有机会采访您。
　　王全安：你们一进来就对我有所触动，筹拍这个电影的过程比较复杂，最近我一般比较老成，你们对我有所冲击，我有点担心会影响电影的气氛。
　　记者：跟大学生接触感觉会很活跃。
　　王全安：对，很活跃。这让我想到不管对待什么电影我都应该轻松些。
　　记者：在柏林这样的电影节拿奖会很惊诧吗?
　　王全安：不太惊诧，不管得奖还是不得奖我都不会太惊诧。而自己的电影作品能达到什么品质是我关心的，如果是你自己的作品，你内心是踏实的，那么你得不得奖都不会太意外，你关心的是品质而非奖项，奖项还是有点运气和其他的成分在里面的。
　　记者：最主要的是电影表现出来的本质性的一种传递。
　　王全安：我觉得一个想好好拍电影的人，要以电影为底线，这样你就对任何事情有了判断，不管是别人的作品还是你的作品，都是以一种标准来看它。假如是你自己的作品，你认为它具备了某种品质，那其实你也是一个旁观者。
　　
　　艺术与商业
　　
　　记者：之前，管虎的《斗牛》叫好又叫座，您看他的电影会不会感觉自己该加油了，该继续努力了?
　　王全安：没有。我们是同学，这部作品的成功我也感到高兴。他还是对自己进行了挑战，逾越自己的挑战，这是我比较高兴的。这部作品做工也很精良，导演也付出了很多努力。这部作品的命题我不是很能认同，一个农民在面对一头牛时发生的故事。我觉得那是管虎在面对一头牛而不是一个农民在面对一头牛，一个农民在面对一头牛恐怕就不那么想了，我喜欢的电影一般是写实类型的，基于真实的生活。一个农民在饥饿的时候面对一头牛应该是吃牛肉才对，所以这部作品有点浪漫。
　　记者：我们在看艺术电影时，真的是憋着一股劲，坚持看完别睡着。但还好，看您的电影起码没睡着。
　　王全安：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看的人，一方面是电影本身造成的。艺术片确实会有你说的这种情况。艺术片比较个人化，所以解读起来不光需要电影本身提供的信息，还需要了解导演的精神世界、阅历、电影所界定的价值，对这些有所了解你才有解读这种电影的密码。还有一种就是电影本身太糟了，所以不是说是艺术片就有艺术。这个你完全可以质疑。实际上我在电影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我特别习惯在电影院睡觉，我看了大量的欧洲的艺术片，后来都有了一种习惯：一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马上就困，不过现在我觉得我的这些观赏积累是对的。电影到了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历程，你完全可以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完全不用被名声吓到，你应该相信你自己的快感，一些判断应该从自己出发。
　　记者：对艺术片的观点，很多人觉得艺术片应该坚持批判，您怎么认为?
　　王全安：我觉得这是个程度的问题，如果批判是因为我们的处境造成的，我们有100年的电影历史。自从被西方打败以后，我们都在否定自己，检讨自己，检查有它积极的一面，我们主要是向别人学习，我们的作品基本以批判的精神见长，以批判而深刻。但这里有一个悖论，艺术的核心是创造，批判因为把自己否定了，就没有在拍摄对象上依附你的感情，你只能怀疑它。
　　艺术最好的部分还是创造美感，表现想象力，建立新的平衡。但这都跟赞美有关系，所以我拍第二部电影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就跟过去的东西分道扬镳了，我突然意识到我跟我批判的对象差不多。他是出于困境中，他是有缺陷，但是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人的自尊，不能剥夺他即使作为卑微的生命的权利。以前的东西我觉得有点问题，往这边靠了之后，我觉得自己马上自由了，我发现我掉到一个汪洋大海里，你对拍摄对象是充满认可、充满宽容、谅解，你和他是一个平视的关系，你的工作是揭示他、了解他，而不是指教他。我们为什么要拍电影，我想电影主要还是让人看到有趣的东西，批判的东西多了也不是很有趣。
　　
　　也谈大学生影像创作
　　
　　记者：您有没有了解过大学生对您的影片的评价?心情低落时会找到自信，迷茫的时候会更加清晰，这是您追求的电影的作用的一个方面吗?
　　王全安：没有，我不自信的时候会看比较差的电影。至于给别人带来什么东西，我不太想，我不太爱跟看电影的人交流，电影不像戏剧可以重复，你该做的已经做完了，听到什么你也无从改变。
　　记者：您不认为自己是专家吗?
　　王全安：我绝对不是专家，我觉得在一个行当里，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做活的人，一种是说话的人，做的人一定不能说，做东西的人他要能说就不会做了。这是肯定的，说比较省劲，做比较吃力，做的时候面对的是具体问题。年轻的朋友要从事影像行业的话，我有个很简单的建议，你要弄清你是做什么的，你要是做活的人。你一定要面对实际问题。你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可以被判断和评说的范围，你说的专家是不可以被评说的，内涵是可以随意界定的，导演面对的是功能性的东西，比如手艺人面对的是椅子，这个椅子第一要能坐，第二看结识不结实，第三就是看舒服不舒服，舒不舒服就牵涉到对人体的了解，再一个是美观不美观，既美观又能坐，不用钉不用卯，就可以很结实。一个作品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过程。
　　记者：大学生会受电影艺术家的影响，有模仿的问题，您怎样看待?
　　王全安：模仿一点都不是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在模仿，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在模仿，上升到艺术不是由主观决定的，上升到艺术是自 然而然达到了，就自然是艺术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都首先从工匠开始。是不是艺术不由你自己说了算，是由看的人说的算，当它产生含义的时候就是艺术。必须要经过一个工艺的过程，既然你喜爱一个东西，你至少要对这个东西有基本的了解，有的时候想象力是由无知导致的。
　　记者：我发现，您做电影宣传时候都很低调，而把更多精力放在对下一部作品的选材和构思上，是这样吗?
　　王全安：我觉得我拍摄的这种类型的电影没有到你去说，去宣传的阶段，喜欢这种类型的电影的观众比较固定，不用去宣传他们自己会去看。再一个就是在品质和影响力上它也能够做到，在一些国际电影节上，它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一部几百万到一千万制作的电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产品在功能性上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我觉得即使将来拍摄类型比较大的电影，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部，我也不希望导演站的太靠前。我觉得导演不应该介入到商业的范围，这样会让你丧失观点，你会为了卖东西什么都说，长此以往对作品有害。
　　记者：现在在坚持做自己本质的东西?
　　王全安：没有什么坚持不坚持，就像刚才说的艺术品的问题，他是能力决定的，不是愿望、主观决定的，你在一种范围内生存，首先你就要具备这种能力。
　　记者：那您也需要资金，您会跟制片方发生一些纠结吗?
　　王全安：当你做这种类型电影的时候，你的功能性是很清楚的，你跟制片方会有沟通，制片方是不是要定制这种产品，沟通成功以后，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问题在于你为对方定制的产品没有达到质量的时候，会产生问题，比如文化品质，它不是由愿望决定的，或者看不懂的电影就是艺术片。其实艺术片导演也是制片，意思就是只有当你用一种电影观去衡量所有问题的时候才会出现你说的那个问题，一个电影的获益方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产品带来回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坐在椅子上和坐在沙发上感觉不一样，这一点要跟制片人讲清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电影不分类，这还是个不专业的环境，如果你是艺术片，他会跟你谈商业。你是商业片，他会跟你谈艺术。
　　记者：您觉得大学生导演该如何控制成本?
　　王全安：我觉得节约也是一种能力，比如我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流畅，我第一次拍戏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适合当导演不仅仅是我有想法，好像我天生会摆置这个过程。
　　记者：没有出现过预算不够的情况?
　　王全安：没有，从来没有超过预算，一般会比预计的少。但我不会去考虑节约，往往花更多的钱赢得时间。
　　记者：是不是前期仔细严谨地做计划，就很少会出现超出预算的情况?
　　王全安：我不知道由谁决定，如果你说是导演决定这一切的话，很多东西看起来很细小，但是它将决定成本问题，比如导演的性格，他的表现欲，如果导演是一个能把目光盯在“活儿”上的人，那他就比较节约，如果导演是一个比较爱表现自己的人，成本就比较昂贵。因为你会拖时间，你把时间都花在你的表现上，成本就会增加。一般我们在现场都看不到导演在做什么，他都是在关注背后的东西。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应该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复杂化成本就高了。
　　记者：您觉得作为大学生导演的话，三十分钟的片子预算范围是多少?
　　王全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拍电影就不应该考虑成本问题。如果你想表达你内心的东西，你可以用任何方式，你可以不计代价，用任何载体来完成。现在便携高清数码设备多样且价格越来越普及化，即便你用手机也可以完成创作，关键是你表达欲望的实现，而不在于制作的技术指标。特性上讲是一个影像的问题，粗糙也有粗糙的魅力，粗糙也有粗糙的办法。成本不是你要考虑的，制作标准不是你要考虑的，最重要是把独特的意念记载下来。有些导演刚开始拍时，花二、三十万拍的电影，后来花多少钱拍的电影都没办法超越之前那个。所以这就是问题，大和小的问题。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谈了这么多，您怎么定义电影创作?
　　王金安：我认为电影应该重新回到电影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一点都不反对电影的娱乐化。电影是戏剧，电影最适合讲故事，电影不是哲学，也不是枪。我最同意黑泽明死前对电影的界定。电影的定义是什么?他说，电影第一要有趣，第二要好懂。还有一位大腕英格玛伯格曼说，“我只是一个手艺人”。我觉得这几句加起来，就是对电影定义最完满的一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