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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灾害救助道德激励发挥灾害救助道德的积极作用，激发人们灾害救助的道德责任感和认同感，踐行灾害救助道德。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实践的前提条件，灾害发生后的特殊场域破坏了常态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决定了灾害救助离不开道德激励，以引导人们的灾害救助道德行为。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实践方式主要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舆论手段，并通过外在激励的道德赏罚和内在激励的良心规劝，激发人们灾害救助的道德热情，促进灾害救助实践者的仁爱救助行为，引导全民救灾。
关键词：灾害救助 道德激励 外在激励 内在激励 良心规劝
一、灾害与灾害救助
灾害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决定灾害救助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交叉性，提出一种统一的灾害定义十分困难。日本学者金子史郎从自然学科视角提出灾害的定义，“灾害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类关系密切，常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这样的自然现象就称为灾害。”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者福瑞茨从社会科学视角，认为“灾害是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的事件，对社会造成威胁和损失，导致社会结构失序和社会生存系统的中断。”联合国“国际减轻灾害十年”专家组织对灾害所下的定义是：自然发生或人为发生的，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危害后果的事件和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顾名思义，自然灾害是由自然为引发主因的灾害，人为灾害是以人为影响为主因而引发的灾害。常见的自然灾害包括地质灾害、洪水灾害、气象灾害、农业生物灾害、海洋灾害等。常见的人为灾害包括战争、恐怖、袭击、纵火等狭义的人为灾害和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广义的灾害。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具有交叉性，自然灾害的发生有着人为因素的影响，如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既可归为自然灾害又可归为人为灾害，同时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恐怖袭击等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不相关。
灾害救助是指人们应对灾害的措施，狭义上的灾害救助是指对受灾地区的救助，广义上的灾害救助包括灾中救助、灾前预防和灾后恢复重建。灾前预防主要是指储备救灾资源，建立健全的抗灾救灾设施，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培育民众灾害救助意识和灾害救助能力。灾中救助是灾害救助的最为重要的阶段，主要包括抢救和转移灾民、维护灾区的生命财产安全。灾后救助主要是指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以及对受灾区的相关扶持机制。灾害救助主要分为自救和他救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受灾区人员利用现有资源进行自我救助，后者是指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对灾区所进行的救助。其中，他救是灾害救助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因为灾区人力物力资源受到破坏。灾害救助主体主要有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其中政府在灾害救助中担负着主导和引领作用。
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
道德激励是指通过激励驱动或抑制人们的行为。“所谓道德激励，是指激励主体在一定价值目标引导下，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手段去激发道德行为或抑止不道德行为发生的过程”。道德激励是对行为主体的道德动机的一种激发，它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通过某种方式和途径，激发行为者主动做出符合激励主体价值期待的道德行为。道德激励通过特定的手段驱动或抑制人们的行为，使得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得以弘扬，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得以抑制，引导人们践行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道德需要、道德强化和道德期望分别是道德激励发生的基本条件和现实基础。
道德需要是道德激励发生的基本条件。没有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需要，任何激励都无法发生现实的作用。人具有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道德需要是人的精神需求，是超越于物质需求的存在。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追求的境界。“个体对于道德的需要实在不应只是对于外在社会规范的迫不得已的服从，而是发自生命内在的深层次需要。”道德需要是道德激励的重要驱动力，马斯洛认为道德需要是自我实现的主导因素和超越性因素。自我实现者有较强的道德意识，明确的道德标准，能明辨是非和善恶，自我实现的道德超越构成了自我实现的强大精神动力。
社会强化是道德激励赖以发生的现实基础。道德发生作用，不仅仅依靠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需要与道德自觉，更需要社会舆论的影响。外在的社会强化因素包括道德评价、社会舆论等，通过外在的道德评价等方式，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等道德激励因素发挥作用，约束和制约人们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行善出于自愿，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可以选择行善也可以选择不行善。因此道德激励在强化内在道德激励因素影响的同时，应加强外在强化因素的影响，为道德激励提供更多的外在强化资源。行为主体内在的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等是通过社会的肯定与表彰得以加强的。内在的认同感、成就感、荣誉感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通过内在的良心规劝，道德激励功能得以发挥。亚当 斯密指出，良心是人类感情和行为的客观评价者，当一个人做出有损他人利益的不道德行为时，良心就会引发谴责。“某一行为所可能受到的不管什么样的赞扬或责备，首先是针对产生这个行为的内心意图或感情的”。通过内在的道德约束，做出道德行为的人得到精神上的奖励和享受，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惩罚。
道德期望是道德激励的主体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对被激励者的行为导向。道德是否有用取决于人们对道德价值是否认可。道德价值是否具有效用，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可道德价值。当道德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并被内化为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也就具有效用，道德激励功能才能发挥。可以说，人们认同道德价值，道德就是有用的，人们不认可道德价值体系时，道德则是无用的。
总的来说，道德激励说的是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模式。道德激励是道德功能实现的手段和途径，体现着道德对人的行为的干预和控制的可能性。灾害救助离不开道德的激励作用，建立和完善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机制，是灾害救助体系必不可少的部分。灾害救助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当灾害发生之后，既需要受灾群众的自救，也需要全社会的救助，这就需要对全社会民众进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道德激励就是在灾害发生后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的一种价值引导，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于灾害救助的活动中去。 第一，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道德实践的前提条件。道德激励是道德本身的属性，道德的社会价值需要通过道德激励来实现，以此来确保灾害救助道德自律和他律的良性发展。
第二，灾害救助的道德环境决定灾害救助需要道德激励。灾害救助的道德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影响着灾害救助实践活动。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道德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因此发挥道德激励的正面驱动作用，抑制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灾害救助主体和客体离不开道德激励。灾害救助主体和客体是灾害救助中的实践者。虽然人在社会中生存，都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但人所具有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并不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当道德责任与道德意识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想使人在自发性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的引领下作出道德行为，离不开道德激励。特别是在灾害救助中，灾害救助实践者更多时候面临的是个人生命安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利害冲突，要想使灾害救助实践者自发的遵守灾害救助的道德规范，道德激励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四，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实践者行为自律的必要条件。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对灾害救助实践者外在的约束，这些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能否转化为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取决于外在的社会道德环境对灾害救助主体的道德激励和道德制约。通过外在的道德激励，驱动灾害救助实践者认同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出符合社会预期的灾害救助行为，抑制不符合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灾害救助行为。通过道德激励，灾害救助实践者实现了灾害救助由他律走向自律。
总的来说，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它作用于人的行为，引导灾害救助建立一种良性有序的运行状态。因此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突出特点是发挥灾害救助道德的积极作用，将灾害救助中积极的正面的现象和行为规范展现在人们面前，并通过弘扬正面的积极的灾害救助行为，激发人们灾害救助的道德责任感和认同感，使得人们在道德激励的引导下，践行灾害救助道德。
三、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实践方式与路径
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通过道德赏罚引发行为主体对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主体的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譽感，从而促进社会大众灾害救助的自觉性。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对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行为进行强化激励的社会机制。社会从道德角度出发通过奖赏或惩罚灾害救助行为，彰显符合道德的灾害救助行为，抑制恶的灾害救助行为。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舆论手段实现。
第一，经济手段。道德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反过来指导经济。经济奖励和经济制裁是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最基本实践方式。对灾害救助中的道德行为给予经济奖励，对不道德行为实施经济制裁，能起到约束和规范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行为的作用。首先，对灾害救助中的道德行为给予经济奖励。灾害救助关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于灾害救助中的道德行为给予经济奖励，能大大提高灾害救助的效率，有效地维护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政府应从国家制度层面给予灾害救助行为经济奖励。其次，经济制裁和经济惩罚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通过经济制裁惩罚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是减少灾害救助不道德行为的最有效手段。灾害救助中，人们面临的是生死抉择的大事，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很容易滋生，单纯的经济奖励不足以遏制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灾民的生民和财产安全，抑制灾害救助中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必须在经济奖励之外加以经济制裁和经济惩罚，方能有效地遏制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
第二，法律手段。灾害救助涉及的问题虽然大多属于道德范畴，但灾害救助的基本道德价值与灾害救助法律具有一致性。基于道德的非强制性和法律的强制性特征，法律手段的道德激励丰富了灾害救助道德建设体系，对于构筑科学合理的灾害救助建设体系起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灾害救助的法律法规与灾害救助道德的基本价值追求一致，通过法律将灾害救助的道德规范确立下来，灾害救助道德的制度和法律化有利于普及灾害救助的道德知识。另一方面，法律具有强制性，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推行灾害救助的道德规范，能有效地激励人们的灾害救助行为。再者，灾害救助道德是软性手段，灾害救助法律是硬性手段，前者重在自我约束，后者重在外在的激励和制裁。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没有法律的硬性保障，灾害救助的道德调节作用软弱无力，没有道德的软性调控，灾害救助的法律调节缺乏道德价值深度。因此，要通过法律激励和制裁力度，对违反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法律上的严厉制裁，避免因执法不力而弱化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效力。
第三，舆论手段。舆论手段本质上是通过道德评价来实现道德激励。通过舆论评价等外在的道德激励手段，对合乎灾害救助道德的救助现象和行为给予舆论肯定，对于不合乎灾害救助道德的救助现象和行为给予谴责，形成外在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压力，激励灾害救助的道德行为。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舆论的道德功能，首先需要传媒的正确舆论引导，其次应组织各种力量开展灾害救助的道德评价工作。这就需要社会的主流媒体等大众传媒大力宣传灾害救助的道德理念，大众传媒不仅担负着灾害救助的宣传工作，也是社会民众了解灾害救助进展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舆论导向正确，社会主流价值观才能形成正确的灾害救助价值理念。因此大众传媒舆论一方面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宣传，及时向社会民众报道灾害救助的进展，做到灾害救助消息的公开，坚决抵制消极的灾害救助理念。为了更好的发挥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功能，大众传媒应及时发现和表彰灾害救助中的道德模范和道德楷模，并组织对灾害救助道德榜样的表彰和对灾害救助反面类型的舆论批评工作，通过舆论赞扬和舆论谴责，弘扬灾害救助的道德行为，抵制灾害救助的不道德行为。通过舆论手段等外在透明化的道德约激励，能有效地引导灾害救助者的行为。
无论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还是舆论手段，它们作为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方式，根本的价值指向是激励和引导人们遵循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促使人们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营造全民救灾的社会环境。 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可以通过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条路径实施。外在激励是由社会实施的激励，作用于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激励是由灾害救助实践者自身实施的激励，属于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自我激励。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道德激励功能才能在灾害救助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发挥。
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批评是灾害救助道德外在激励实施所需的三个构成要素。道德理想是灾害救助的道德目标呈现，是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主动承担灾害救助道德责任的动力。在灾害救助道德理想的引导下，灾害救助实践者能认识到自身承担的灾害救助道德责任，勇敢承担起自身的灾害救助责任。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是灾害救助实践中做出高尚救助行为的楷模。相较于道德理想，道德榜样更为现实化和具体化，在灾害救助中所发挥的道德激励作用是显性的，能够充分发挥道德激励功能。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敬礼娃娃、最美女警官、抗震救灾小英雄等道德榜样在汶川灾区的抗震救灾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激励了全民团结抗震救灾。道德批评主要是借助传媒舆论等激发和谴责灾害救助中的恶性，通过反面的批评和教育，激励灾害救助中的善行。总的来说，道德理想是灾害救助道德行为规范的体现，道德榜样和道德批评从正面和反面将道德理想的行为规范具体化，为激励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行为提供具体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尺度。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发挥灾害救助的外在道德激励功能。
道德具有非强制性，主要依靠的是行为者的自我约束，因此仅靠外在的道德激励，难以真正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践行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只有内化为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的道德价值目标和行为尺度，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实施。因此，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离不开内在的道德激励。
灾害救助的内在道德激励主要包括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等内在的行为激发因素。认同感是灾害救助内在道德激励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灾害救助内在道德激励的基础因素。灾害救助实践者只有从内心认同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内心产生遵循灾害救助道德的力量，将灾害救助道德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尺度，才真正具备了践行灾害救助的力量。成就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心的精神诉求，反映了灾害救助实践者对内在认同的灾害救助道德目标的追求。成就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内在精神驱动力。缺乏成就感，灾害救助实践者没有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动力，外在的道德榜样等激励无法驱动其践行灾害救助道德。尊严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精神訴求，体现了灾害救助实践者自身的道德心理诉求，有了尊严感，灾害救助实践者在尊严的驱动下倾向于选择符合灾害救助道德的理念，并做出相应的道德行为。荣誉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主观感受，有荣誉感的人会珍视自身荣誉，并在荣誉感的驱使下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因而，荣誉感是灾害救助道德行为的真正动因，通过荣誉感激励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救助行为十分必要。总的来说，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是灾害救助内在道德激励必备的因素，通过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等内在的道德激励途径，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救助行为被强化，灾害救助道德实践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
四、灾害救助中道德激励的意义
灾害救助中的道德激励发挥外在的道德激励和内在的道德激励作用，一方面激励引导人们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发挥道德激励的良心规劝功能，激发救助实践者的仁爱救助行为，树立道德榜样，引导全民救灾。
第一，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首先是要引导人们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道德是掌握世界的实践精神方式，它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应有的道德要求。如果仅仅只有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道德难以真正把握灾害救助的现状，难以真正驱动人们进行灾害救助实践。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道德激励，激发人们进行灾害救助道德实践的积极性，方能真正使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得到践行。灾害救助实践中，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于灾害救助实践者具有约束作用，然而作为理论性的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想真正发挥功能，离不开道德激励的作用。通过道德激励，有助于激发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情感，促使人们树立符合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道德意识。我国现行的道德教育往往通过理论教导等方式进行，缺少形象化和直观化的感官体验，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将灾害救助中的道德典范、道德形象等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展示出来，灾害救助道德激励所树立的道德典范、道德形象等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通过直观的感觉体验到灾害救助的道德典范，并通过口耳相传的听觉体验，对灾害救助的道德典范形成更直观的认识。可以说，通过道德激励，人们对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形成内在的道德认同感，有助于人们从内心认同灾害救助道德，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
第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一种良心的激励和规劝，通过良心激励和规劝，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的仁爱互助行为。道德是精神实践活动，具有善恶价值判断。道德具有满足人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正是立足于人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借助良心规劝，激发施救者的仁爱精神，引导被救者的道德救助行为。良心是人们内在的道德法庭，良心带有同知的理念，强调的是人们内在的道德之知，即良知。关于良知，古今中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良知本能说，其代表性思想主要有孟子、王阳明、康德的良知本能思想。孟子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认识本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认为不待思虑而自然知者就是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康德认为，良知或良心是人们心中的内在法庭，但它并不是一种能力或才能，而是一种本能。良知本能说将良知界定为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和善恶的能力，良知具有自律性。良知的核心是爱心和道德责任感，具有无私性。灾害救助中，良知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和仁爱精神。2003年非典期间，那些不顾生命安危的医学专家和护士不仅以知识救治患者，而且用爱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良知的最生动体现。灾害救助离不开人们内在的良知。道德激励通过良心规劝，激发灾害救助施救者的仁爱精神，引导灾害救助被救者进行自救和他救等灾害救助行为，这对于灾害救助施救者和被救者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良心是人们最为本能的道德之知，即使灾害救助实践者没有建立起灾害救助道德体系，但通过道德激励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的良心规劝，能促进灾害救助实践者进行自我反省，对灾害救助道德激励所实行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形成初步的道德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灾害救助道德外在激励途径和内在激励途径的融合，践行灾害救助道德实践。 第三，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要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导全民救灾。对灾害救助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典范加以激励，确立他们的榜样模范地位，通过道德榜样引导其他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行为，营造灾害救助的良好社会环境。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对灾害救助中的行为典范进行褒奖和激励，树立道德榜样，通过道德榜样去影响其他人的内在信念，引导全民积极参与抗灾救灾。
首先，通过灾害救助的道德榜样引导和熏染，帮助人们提高灾害救助的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是人们对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处理道德问题的原则规范的认识，它的形成建立道德榜样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对道德榜样的模仿过程中，本质是是人们对道德榜样的顺应、认知和同化，并在同化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道德认知。灾害救助道德榜样是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标准化身，通过道德榜样的垂范作用，人们对灾害救助道德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形成内在的道德认知。其次，通过灾害救助的道德榜样激励，增强人们对灾害救助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作为人内在的情感基础，作用于人的道德思维，决定着人的道德行为。通过道德激励树立的道德榜样，将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具体化形象的人和物，使人们亲身接触到灾害救助中的行为楷模，切身体验到灾害救助道德榜样承担灾害救助道德责任的勇敢和担当，更能激发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荣誉感，从而产生向灾害救助道德榜样学习的主观意愿，积极参与抗灾救灾实践。
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树立的道德榜样对于提高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认知、增强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相较于道德说教，灾害救助的道德榜样更能影响人们的灾害救助行为。引导全民参与救灾，加大灾害救助的效率需要灾害救助道德榜样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群体性的灾害救助道德榜样对全民救灾的激励引导作用更大。所谓群体性的道德榜是指灾害救助中自觉遵守灾害救助道德并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人数数量相当多，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灾害救助道德榜样。道德榜样尤其是群体性的道德榜样，力量是无穷的，通过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树立灾害救助道德榜样，对于引导全民救灾有着重要意义。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灾害救助的道德干预问题研究”（16C099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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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14
关键词：灾害救助 道德激励 外在激励 内在激励 良心规劝
一、灾害与灾害救助
灾害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决定灾害救助的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交叉性，提出一种统一的灾害定义十分困难。日本学者金子史郎从自然学科视角提出灾害的定义，“灾害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类关系密切，常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这样的自然现象就称为灾害。”美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者福瑞茨从社会科学视角，认为“灾害是具有时间和空间特征的事件，对社会造成威胁和损失，导致社会结构失序和社会生存系统的中断。”联合国“国际减轻灾害十年”专家组织对灾害所下的定义是：自然发生或人为发生的，对人类和人类社会具有危害后果的事件和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顾名思义，自然灾害是由自然为引发主因的灾害，人为灾害是以人为影响为主因而引发的灾害。常见的自然灾害包括地质灾害、洪水灾害、气象灾害、农业生物灾害、海洋灾害等。常见的人为灾害包括战争、恐怖、袭击、纵火等狭义的人为灾害和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广义的灾害。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具有交叉性，自然灾害的发生有着人为因素的影响，如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既可归为自然灾害又可归为人为灾害，同时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恐怖袭击等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不相关。
灾害救助是指人们应对灾害的措施，狭义上的灾害救助是指对受灾地区的救助，广义上的灾害救助包括灾中救助、灾前预防和灾后恢复重建。灾前预防主要是指储备救灾资源，建立健全的抗灾救灾设施，建立灾害预警机制，培育民众灾害救助意识和灾害救助能力。灾中救助是灾害救助的最为重要的阶段，主要包括抢救和转移灾民、维护灾区的生命财产安全。灾后救助主要是指受灾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以及对受灾区的相关扶持机制。灾害救助主要分为自救和他救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受灾区人员利用现有资源进行自我救助，后者是指政府和其他社会成员对灾区所进行的救助。其中，他救是灾害救助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因为灾区人力物力资源受到破坏。灾害救助主体主要有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其中政府在灾害救助中担负着主导和引领作用。
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
道德激励是指通过激励驱动或抑制人们的行为。“所谓道德激励，是指激励主体在一定价值目标引导下，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手段去激发道德行为或抑止不道德行为发生的过程”。道德激励是对行为主体的道德动机的一种激发，它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通过某种方式和途径，激发行为者主动做出符合激励主体价值期待的道德行为。道德激励通过特定的手段驱动或抑制人们的行为，使得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得以弘扬，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得以抑制，引导人们践行符合社会预期的行为。道德需要、道德强化和道德期望分别是道德激励发生的基本条件和现实基础。
道德需要是道德激励发生的基本条件。没有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需要，任何激励都无法发生现实的作用。人具有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道德需要是人的精神需求，是超越于物质需求的存在。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追求的境界。“个体对于道德的需要实在不应只是对于外在社会规范的迫不得已的服从，而是发自生命内在的深层次需要。”道德需要是道德激励的重要驱动力，马斯洛认为道德需要是自我实现的主导因素和超越性因素。自我实现者有较强的道德意识，明确的道德标准，能明辨是非和善恶，自我实现的道德超越构成了自我实现的强大精神动力。
社会强化是道德激励赖以发生的现实基础。道德发生作用，不仅仅依靠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需要与道德自觉，更需要社会舆论的影响。外在的社会强化因素包括道德评价、社会舆论等，通过外在的道德评价等方式，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等道德激励因素发挥作用，约束和制约人们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认为行善出于自愿，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可以选择行善也可以选择不行善。因此道德激励在强化内在道德激励因素影响的同时，应加强外在强化因素的影响，为道德激励提供更多的外在强化资源。行为主体内在的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等是通过社会的肯定与表彰得以加强的。内在的认同感、成就感、荣誉感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通过内在的良心规劝，道德激励功能得以发挥。亚当 斯密指出，良心是人类感情和行为的客观评价者，当一个人做出有损他人利益的不道德行为时，良心就会引发谴责。“某一行为所可能受到的不管什么样的赞扬或责备，首先是针对产生这个行为的内心意图或感情的”。通过内在的道德约束，做出道德行为的人得到精神上的奖励和享受，做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惩罚。
道德期望是道德激励的主体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对被激励者的行为导向。道德是否有用取决于人们对道德价值是否认可。道德价值是否具有效用，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可道德价值。当道德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并被内化为人们的道德信念，道德也就具有效用，道德激励功能才能发挥。可以说，人们认同道德价值，道德就是有用的，人们不认可道德价值体系时，道德则是无用的。
总的来说，道德激励说的是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模式。道德激励是道德功能实现的手段和途径，体现着道德对人的行为的干预和控制的可能性。灾害救助离不开道德的激励作用，建立和完善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机制，是灾害救助体系必不可少的部分。灾害救助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行为，当灾害发生之后，既需要受灾群众的自救，也需要全社会的救助，这就需要对全社会民众进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道德激励就是在灾害发生后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的一种价值引导，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于灾害救助的活动中去。 第一，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道德实践的前提条件。道德激励是道德本身的属性，道德的社会价值需要通过道德激励来实现，以此来确保灾害救助道德自律和他律的良性发展。
第二，灾害救助的道德环境决定灾害救助需要道德激励。灾害救助的道德环境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影响着灾害救助实践活动。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道德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因此发挥道德激励的正面驱动作用，抑制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灾害救助主体和客体离不开道德激励。灾害救助主体和客体是灾害救助中的实践者。虽然人在社会中生存，都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但人所具有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并不具有稳定性和系统性，当道德责任与道德意识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想使人在自发性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的引领下作出道德行为，离不开道德激励。特别是在灾害救助中，灾害救助实践者更多时候面临的是个人生命安全与他人生命安全的利害冲突，要想使灾害救助实践者自发的遵守灾害救助的道德规范，道德激励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四，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实践者行为自律的必要条件。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对灾害救助实践者外在的约束，这些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能否转化为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的道德责任和道德意识，取决于外在的社会道德环境对灾害救助主体的道德激励和道德制约。通过外在的道德激励，驱动灾害救助实践者认同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出符合社会预期的灾害救助行为，抑制不符合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灾害救助行为。通过道德激励，灾害救助实践者实现了灾害救助由他律走向自律。
总的来说，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它作用于人的行为，引导灾害救助建立一种良性有序的运行状态。因此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灾害救助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突出特点是发挥灾害救助道德的积极作用，将灾害救助中积极的正面的现象和行为规范展现在人们面前，并通过弘扬正面的积极的灾害救助行为，激发人们灾害救助的道德责任感和认同感，使得人们在道德激励的引导下，践行灾害救助道德。
三、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实践方式与路径
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通过道德赏罚引发行为主体对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主体的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譽感，从而促进社会大众灾害救助的自觉性。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对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行为进行强化激励的社会机制。社会从道德角度出发通过奖赏或惩罚灾害救助行为，彰显符合道德的灾害救助行为，抑制恶的灾害救助行为。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主要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舆论手段实现。
第一，经济手段。道德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反过来指导经济。经济奖励和经济制裁是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最基本实践方式。对灾害救助中的道德行为给予经济奖励，对不道德行为实施经济制裁，能起到约束和规范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行为的作用。首先，对灾害救助中的道德行为给予经济奖励。灾害救助关乎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对于灾害救助中的道德行为给予经济奖励，能大大提高灾害救助的效率，有效地维护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政府应从国家制度层面给予灾害救助行为经济奖励。其次，经济制裁和经济惩罚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通过经济制裁惩罚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是减少灾害救助不道德行为的最有效手段。灾害救助中，人们面临的是生死抉择的大事，损人利己的不道德行为很容易滋生，单纯的经济奖励不足以遏制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因此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灾民的生民和财产安全，抑制灾害救助中不道德行为发生的几率，必须在经济奖励之外加以经济制裁和经济惩罚，方能有效地遏制灾害救助中的不道德行为。
第二，法律手段。灾害救助涉及的问题虽然大多属于道德范畴，但灾害救助的基本道德价值与灾害救助法律具有一致性。基于道德的非强制性和法律的强制性特征，法律手段的道德激励丰富了灾害救助道德建设体系，对于构筑科学合理的灾害救助建设体系起着正面积极的作用。一方面，灾害救助的法律法规与灾害救助道德的基本价值追求一致，通过法律将灾害救助的道德规范确立下来，灾害救助道德的制度和法律化有利于普及灾害救助的道德知识。另一方面，法律具有强制性，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推行灾害救助的道德规范，能有效地激励人们的灾害救助行为。再者，灾害救助道德是软性手段，灾害救助法律是硬性手段，前者重在自我约束，后者重在外在的激励和制裁。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没有法律的硬性保障，灾害救助的道德调节作用软弱无力，没有道德的软性调控，灾害救助的法律调节缺乏道德价值深度。因此，要通过法律激励和制裁力度，对违反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法律上的严厉制裁，避免因执法不力而弱化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效力。
第三，舆论手段。舆论手段本质上是通过道德评价来实现道德激励。通过舆论评价等外在的道德激励手段，对合乎灾害救助道德的救助现象和行为给予舆论肯定，对于不合乎灾害救助道德的救助现象和行为给予谴责，形成外在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压力，激励灾害救助的道德行为。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舆论的道德功能，首先需要传媒的正确舆论引导，其次应组织各种力量开展灾害救助的道德评价工作。这就需要社会的主流媒体等大众传媒大力宣传灾害救助的道德理念，大众传媒不仅担负着灾害救助的宣传工作，也是社会民众了解灾害救助进展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舆论导向正确，社会主流价值观才能形成正确的灾害救助价值理念。因此大众传媒舆论一方面要进行正确的舆论宣传，及时向社会民众报道灾害救助的进展，做到灾害救助消息的公开，坚决抵制消极的灾害救助理念。为了更好的发挥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功能，大众传媒应及时发现和表彰灾害救助中的道德模范和道德楷模，并组织对灾害救助道德榜样的表彰和对灾害救助反面类型的舆论批评工作，通过舆论赞扬和舆论谴责，弘扬灾害救助的道德行为，抵制灾害救助的不道德行为。通过舆论手段等外在透明化的道德约激励，能有效地引导灾害救助者的行为。
无论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还是舆论手段，它们作为灾害救助道德激励的方式，根本的价值指向是激励和引导人们遵循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促使人们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营造全民救灾的社会环境。 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可以通过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两条路径实施。外在激励是由社会实施的激励，作用于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激励是由灾害救助实践者自身实施的激励，属于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自我激励。外在激励和内在激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道德激励功能才能在灾害救助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发挥。
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批评是灾害救助道德外在激励实施所需的三个构成要素。道德理想是灾害救助的道德目标呈现，是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主动承担灾害救助道德责任的动力。在灾害救助道德理想的引导下，灾害救助实践者能认识到自身承担的灾害救助道德责任，勇敢承担起自身的灾害救助责任。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是灾害救助实践中做出高尚救助行为的楷模。相较于道德理想，道德榜样更为现实化和具体化，在灾害救助中所发挥的道德激励作用是显性的，能够充分发挥道德激励功能。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敬礼娃娃、最美女警官、抗震救灾小英雄等道德榜样在汶川灾区的抗震救灾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激励了全民团结抗震救灾。道德批评主要是借助传媒舆论等激发和谴责灾害救助中的恶性，通过反面的批评和教育，激励灾害救助中的善行。总的来说，道德理想是灾害救助道德行为规范的体现，道德榜样和道德批评从正面和反面将道德理想的行为规范具体化，为激励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行为提供具体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尺度。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发挥灾害救助的外在道德激励功能。
道德具有非强制性，主要依靠的是行为者的自我约束，因此仅靠外在的道德激励，难以真正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践行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只有内化为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的道德价值目标和行为尺度，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实施。因此，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离不开内在的道德激励。
灾害救助的内在道德激励主要包括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等内在的行为激发因素。认同感是灾害救助内在道德激励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灾害救助内在道德激励的基础因素。灾害救助实践者只有从内心认同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从内心产生遵循灾害救助道德的力量，将灾害救助道德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尺度，才真正具备了践行灾害救助的力量。成就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心的精神诉求，反映了灾害救助实践者对内在认同的灾害救助道德目标的追求。成就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内在精神驱动力。缺乏成就感，灾害救助实践者没有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动力，外在的道德榜样等激励无法驱动其践行灾害救助道德。尊严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精神訴求，体现了灾害救助实践者自身的道德心理诉求，有了尊严感，灾害救助实践者在尊严的驱动下倾向于选择符合灾害救助道德的理念，并做出相应的道德行为。荣誉感是灾害救助实践者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主观感受，有荣誉感的人会珍视自身荣誉，并在荣誉感的驱使下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因而，荣誉感是灾害救助道德行为的真正动因，通过荣誉感激励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救助行为十分必要。总的来说，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是灾害救助内在道德激励必备的因素，通过认同感、成就感、尊严感、荣誉感等内在的道德激励途径，灾害救助实践者的道德救助行为被强化，灾害救助道德实践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
四、灾害救助中道德激励的意义
灾害救助中的道德激励发挥外在的道德激励和内在的道德激励作用，一方面激励引导人们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另一方面发挥道德激励的良心规劝功能，激发救助实践者的仁爱救助行为，树立道德榜样，引导全民救灾。
第一，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首先是要引导人们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道德是掌握世界的实践精神方式，它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应有的道德要求。如果仅仅只有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道德难以真正把握灾害救助的现状，难以真正驱动人们进行灾害救助实践。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道德激励，激发人们进行灾害救助道德实践的积极性，方能真正使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得到践行。灾害救助实践中，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于灾害救助实践者具有约束作用，然而作为理论性的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想真正发挥功能，离不开道德激励的作用。通过道德激励，有助于激发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情感，促使人们树立符合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道德意识。我国现行的道德教育往往通过理论教导等方式进行，缺少形象化和直观化的感官体验，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将灾害救助中的道德典范、道德形象等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展示出来，灾害救助道德激励所树立的道德典范、道德形象等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通过直观的感觉体验到灾害救助的道德典范，并通过口耳相传的听觉体验，对灾害救助的道德典范形成更直观的认识。可以说，通过道德激励，人们对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形成内在的道德认同感，有助于人们从内心认同灾害救助道德，树立灾害救助的道德意识。
第二，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是一种良心的激励和规劝，通过良心激励和规劝，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的仁爱互助行为。道德是精神实践活动，具有善恶价值判断。道德具有满足人们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正是立足于人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借助良心规劝，激发施救者的仁爱精神，引导被救者的道德救助行为。良心是人们内在的道德法庭，良心带有同知的理念，强调的是人们内在的道德之知，即良知。关于良知，古今中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良知本能说，其代表性思想主要有孟子、王阳明、康德的良知本能思想。孟子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认识本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认为不待思虑而自然知者就是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康德认为，良知或良心是人们心中的内在法庭，但它并不是一种能力或才能，而是一种本能。良知本能说将良知界定为人先天具有的辨别是非和善恶的能力，良知具有自律性。良知的核心是爱心和道德责任感，具有无私性。灾害救助中，良知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和仁爱精神。2003年非典期间，那些不顾生命安危的医学专家和护士不仅以知识救治患者，而且用爱心对待每一位患者，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良知的最生动体现。灾害救助离不开人们内在的良知。道德激励通过良心规劝，激发灾害救助施救者的仁爱精神，引导灾害救助被救者进行自救和他救等灾害救助行为，这对于灾害救助施救者和被救者的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良心是人们最为本能的道德之知，即使灾害救助实践者没有建立起灾害救助道德体系，但通过道德激励激发灾害救助实践者内在的良心规劝，能促进灾害救助实践者进行自我反省，对灾害救助道德激励所实行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形成初步的道德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灾害救助道德外在激励途径和内在激励途径的融合，践行灾害救助道德实践。 第三，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要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导全民救灾。对灾害救助实践活动中的行为典范加以激励，确立他们的榜样模范地位，通过道德榜样引导其他灾害救助实践者的行为，营造灾害救助的良好社会环境。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等对灾害救助中的行为典范进行褒奖和激励，树立道德榜样，通过道德榜样去影响其他人的内在信念，引导全民积极参与抗灾救灾。
首先，通过灾害救助的道德榜样引导和熏染，帮助人们提高灾害救助的道德认知。道德认知是人们对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处理道德问题的原则规范的认识，它的形成建立道德榜样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对道德榜样的模仿过程中，本质是是人们对道德榜样的顺应、认知和同化，并在同化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道德认知。灾害救助道德榜样是灾害救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行为标准化身，通过道德榜样的垂范作用，人们对灾害救助道德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形成内在的道德认知。其次，通过灾害救助的道德榜样激励，增强人们对灾害救助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作为人内在的情感基础，作用于人的道德思维，决定着人的道德行为。通过道德激励树立的道德榜样，将灾害救助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具体化形象的人和物，使人们亲身接触到灾害救助中的行为楷模，切身体验到灾害救助道德榜样承担灾害救助道德责任的勇敢和担当，更能激发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义务感和道德荣誉感，从而产生向灾害救助道德榜样学习的主观意愿，积极参与抗灾救灾实践。
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树立的道德榜样对于提高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认知、增强人们对于灾害救助的道德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相较于道德说教，灾害救助的道德榜样更能影响人们的灾害救助行为。引导全民参与救灾，加大灾害救助的效率需要灾害救助道德榜样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群体性的灾害救助道德榜样对全民救灾的激励引导作用更大。所谓群体性的道德榜是指灾害救助中自觉遵守灾害救助道德并践行灾害救助道德的人数数量相当多，形成了一个群体性的灾害救助道德榜样。道德榜样尤其是群体性的道德榜样，力量是无穷的，通过灾害救助的道德激励，树立灾害救助道德榜样，对于引导全民救灾有着重要意义。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灾害救助的道德干预问题研究”（16C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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