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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干部当“两面人”，表里不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突出、严重。我们反对干部当“两面人”，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些表面上冠冕堂皇、道貌岸然，实则追腐逐臭、浑浑噩噩的“污浊”之人。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既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危害，又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然而，我们在痛恨这些人的时候，倒是要认真地思考，究竟这些干部为何成为“污浊”之人？常言道，树有根，水有源。那么，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放松学习，放任自己，背弃了理想信念，以至于好坏不辨，善恶不分，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元凶”。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职期间也正是她大肆卖官受贿的时期，“双规”之后她声泪俱下地忏悔道，“我之所以犯罪，在于放松学习，信念动摇、防线失守。”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也同样交代，“自己长期放松学习，或者学习了但不是针对自己，只是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的需要。平时基本不看马列的书，而热衷于一些消遣性的读物。”由于不学习，不长进，思想上没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岂有不“污浊”之理！
丧失人格，人身依附，点头哈腰地为上级办事，以至于不讲原则，不顾廉耻，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弄臣”。曾经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土皇帝”的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其继父去世后数百名干部前往奔丧，表现最抢眼的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自备了孝衣、孝帽，一下车就穿上，进灵堂后放声大哭，比死者亲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一口一个“亲爹”地哭个不停，甚至跪倒在地，悲痛欲绝，不肯起来。范某等三人为什么不惜甘当人家的儿子？为的就是卖身求荣、依附杜保乾，期盼着日后好提拔升官。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在提任该职时其简历表显示她13岁至17岁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药剂师，明眼人一看这根本不可能，可为什么却能通过组织部门的审核？因为市委领导给予大力举荐，组织部门的干部为了顺应领导的意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做声。由此可见，有了这样的“人格”、“品行”的干部，还有什么“污浊”之事做不出来！
图谋政绩，野心膨胀，处心积虑地追求GDP，以至于编造数字、弄虚作假，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恶魔”。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位只受过初中教育，从生产队记工员一路升迁的原副省长，有着一句“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的政绩，王怀忠还在任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时，就把只有4.7%的增长率硬是拔高到22%。为了显示其坐镇阜阳的“非凡政绩”，他还精心伪造了一个“黄牛博览会”，不惜从阜阳之外牵来很多的黄牛凑数。他甚至胆大妄为地修建了阜阳国际机场，可怜的是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航班光临阜阳，成为笑柄。 像王怀忠这样利欲熏心的干部，身陷“污浊”之坑又怎能自拔！
权力过大，集权专断，仍然信奉权比法大，以至于权力失控，为所欲为，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罪孽”。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落马后“一席坦承”：“官到厅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现在，一些“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已经成为制度上的一个明显缺陷。在地方上，不少像胡建学这一级的干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身于监督之外，无人敢于对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说：“在调到宁波工作的两年，自己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以致民主作风不如以往。班子内部、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不同意見听不到了，不少人不愿向我直言，使我失去监督。”在“一把手”专权下，民主集中制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由于权力无法无天，失于制衡监督，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以上就是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最主要“根源”。弄清了这些“污浊”的根源，要使我们的干部变成“透明”之人、“清白”之人，也就很容易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了。这里，可以简述如下：
其一，普遍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健全政治学习制度，切实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认识高度上解决激“浊”扬“清”的问题。
其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选任类干部逐步实行民主选举，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决定领导人的任职和升迁与否，这样就能有效克服人身依附、人格扭曲，防止正常的同志关系变成“君臣”、“父子”或“猫鼠”关系。
其三，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以GDP论英雄，防止片面、畸形发展，干部的政绩好坏，既要以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为准，也要由群众的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为准。
其四，最关键的是权力公开，打造“阳光政府”，政府和官员的政务活动应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要求，予以及时发布。领导干部要按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时报告自己的活动，包括申报自己的财产。做到以上四个方面，我们的干部成为“透明人”就不在话下了。（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放松学习，放任自己，背弃了理想信念，以至于好坏不辨，善恶不分，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元凶”。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任职期间也正是她大肆卖官受贿的时期，“双规”之后她声泪俱下地忏悔道，“我之所以犯罪，在于放松学习，信念动摇、防线失守。”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也同样交代，“自己长期放松学习，或者学习了但不是针对自己，只是为了对别人进行教育的需要。平时基本不看马列的书，而热衷于一些消遣性的读物。”由于不学习，不长进，思想上没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引导，岂有不“污浊”之理！
丧失人格，人身依附，点头哈腰地为上级办事，以至于不讲原则，不顾廉耻，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弄臣”。曾经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土皇帝”的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其继父去世后数百名干部前往奔丧，表现最抢眼的是范某、张某、薛某三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自备了孝衣、孝帽，一下车就穿上，进灵堂后放声大哭，比死者亲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一口一个“亲爹”地哭个不停，甚至跪倒在地，悲痛欲绝，不肯起来。范某等三人为什么不惜甘当人家的儿子？为的就是卖身求荣、依附杜保乾，期盼着日后好提拔升官。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在提任该职时其简历表显示她13岁至17岁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药剂师，明眼人一看这根本不可能，可为什么却能通过组织部门的审核？因为市委领导给予大力举荐，组织部门的干部为了顺应领导的意思，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做声。由此可见，有了这样的“人格”、“品行”的干部，还有什么“污浊”之事做不出来！
图谋政绩，野心膨胀，处心积虑地追求GDP，以至于编造数字、弄虚作假，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恶魔”。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位只受过初中教育，从生产队记工员一路升迁的原副省长，有着一句“名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让领导看到政绩。”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的政绩，王怀忠还在任阜阳行署专员、地委书记时，就把只有4.7%的增长率硬是拔高到22%。为了显示其坐镇阜阳的“非凡政绩”，他还精心伪造了一个“黄牛博览会”，不惜从阜阳之外牵来很多的黄牛凑数。他甚至胆大妄为地修建了阜阳国际机场，可怜的是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航班光临阜阳，成为笑柄。 像王怀忠这样利欲熏心的干部，身陷“污浊”之坑又怎能自拔！
权力过大，集权专断，仍然信奉权比法大，以至于权力失控，为所欲为，可以说是诱使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罪孽”。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落马后“一席坦承”：“官到厅局级，就没有人监督了。”现在，一些“一把手”的权力不受制约，已经成为制度上的一个明显缺陷。在地方上，不少像胡建学这一级的干部，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身于监督之外，无人敢于对他们发表不同意见。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说：“在调到宁波工作的两年，自己过分轻信秘书和身边的几个人，以致民主作风不如以往。班子内部、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不同意見听不到了，不少人不愿向我直言，使我失去监督。”在“一把手”专权下，民主集中制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由于权力无法无天，失于制衡监督，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以上就是导致一些干部成为“污浊”之人的最主要“根源”。弄清了这些“污浊”的根源，要使我们的干部变成“透明”之人、“清白”之人，也就很容易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了。这里，可以简述如下：
其一，普遍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健全政治学习制度，切实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思想认识高度上解决激“浊”扬“清”的问题。
其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选任类干部逐步实行民主选举，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决定领导人的任职和升迁与否，这样就能有效克服人身依附、人格扭曲，防止正常的同志关系变成“君臣”、“父子”或“猫鼠”关系。
其三，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以GDP论英雄，防止片面、畸形发展，干部的政绩好坏，既要以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为准，也要由群众的民主评议和民意测验为准。
其四，最关键的是权力公开，打造“阳光政府”，政府和官员的政务活动应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要求，予以及时发布。领导干部要按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及时报告自己的活动，包括申报自己的财产。做到以上四个方面，我们的干部成为“透明人”就不在话下了。（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