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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业（1916—2002），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投身土地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他直接参与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模范地实践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南军区、解放军政治学院、济南军区等单位任职，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以及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十年动乱中，他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达八年之久，于1974年恢复工作，继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82年调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梁必业毕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特别是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梁必业是总政治部中最早被打倒的副主任，也是第一个恢复原职务的副主任。在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梁必业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和长期关押，但他“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就是要相信伟大的党，相信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党性原则，不接受强加于人的罪名，不为陷害他人提供口实，对践踏党纪国法的行为坚决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为坚持真理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叶剑英深情地赞扬说：“梁必业同志肩膀硬，是个好同志啊！”
林彪集团诬称梁必业陷入
“罗瑞卿圈子”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在揭发罗瑞卿的所谓问题时，已经涉及梁必业。梁必业被召到上海参加了最后分组会，听了邓小平在分组会上的讲话。在揭批罗瑞卿时，林彪曾点名梁必业追随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给予批判。在京西宾馆召开批罗会议期间，叶群从苏州多次给吴法宪打电话，策划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同时告诉吴：梁必业已陷入罗瑞卿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为了贯彻上海会议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1966年2月，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对梁必业进行了揭发批判。从2月初到5月11日，总政治部进行了机关整顿，着重揭发批判了梁必业同罗瑞卿一起进行所谓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错误。5月15日，总政治部在上送的《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错误问题的报告》中，为梁必业定的罪名是：“积极支持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罗瑞卿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同年3月3日，梁必业被迫作了检讨。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表示，“这个检讨，据我所了解，确实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的自我批判。”同时为梁的“错误”定论说，“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的错误性质是有区别的”，“我们对梁必业同志也是一分为二，他在长期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是积极的”。
在此后的三个多月中，总政治部机关对梁必业进行了多次批判。5月上旬召开总政副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对梁必业进行又一轮批判后，梁必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委员和解放军监委副书记职务，于6月23日都被撤销了。
经过对梁必业的反复批判以后，7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梁必业为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8月7日，萧华写信劝慰梁必业：“你虽然是当副院长，还是要关心和参加政治工作。”又说：“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我军中高级干部的学校，责任是重大的，到那以后，必须把工作搞好。”
随着总政治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对梁必业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梁必业未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职。12月，总政治部以梁必业“态度恶劣、死不认罪”为由，向中央报送《关于改变对梁必业同志的处分及任职的报告》，撤销了任军事学院副院長的命令，由行政六级降为八级，并决定送农场“劳动改造”。1967年2月，继续由总政治部机关监护审查，12月被列入专案审查。
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梁必业受到公开批斗和“陪斗”百余次，其中千人至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就有10次。1966年12月24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大规模批判罗瑞卿所谓篡军反党集团大会，梁必业和萧向荣、王尚荣、史进前等人一起，作为“篡军反党集团”成员，被拉去陪斗。这次批斗大会表面上是红卫兵组织的，实际上是叶群在背后操纵。在会场，叶群也是一身“红卫兵”打扮，到处张罗，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她戴了一个大口罩。
l969年10月底，梁必业被责令离开北京，参加监督劳动。11月8日，由专案组两名成员“监送”到安徽省肥西县蟠龙墩农场。这是安徽省军区的直属农场，条件较差。梁必业到达后，即被编到班里同战士一起生活，共同参加各种劳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梁必业已在蟠龙墩农场劳动近两年。他十分惦念亲人，遂于1972年1月分别给周恩来和叶剑英写信，要求同家里通信或见面。2月下旬，经组织批准，梁必业的爱人丁自华带着三个孩子到合肥来看望他。4月下旬，梁必业得到批准，离开了被监督劳动的农场，回到北京治病。
这时的梁必业并未得到真正解放，专案组的人向他交代：“不要出去，听候审查处理。”直到1973年1月，梁必业接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通知，编在地安门总政治部待分配人员的党小组，这才结束了专案审查，并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招待会，名字见了报。他比萧华和总政另一位副主任刘志坚早一年得到解放。
在梁必业被批斗和受审查的八年中，扣在他头上的罪名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与和支持全军大比武。说梁必业积极参与和支持大比武，这倒一点也不假，不过是非颠倒了。情况是这样的：1964年春，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军委成立了大比武委员会，由叶剑英、罗瑞卿任主任，三总部各出一名领导任副主任，总政治部决定由梁必业出任此职。 于是，梁必业积极投入做好大比武的政治保障工作。先是从总政治部机关（青年部为主）抽调了几名干部参加大比武委员会政工组的工作，下发了大比武中政治工作指示，不久又转发了武汉军区一个加强比武中政治工作的电报，还做了一些比武现场的政治工作。
同年5月，梁必业到驻石家庄、徐州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单位在比武中有拼凑尖子和弄虚作假的现象。他当即向部队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作了通报，并提出：凡属自己职责范围内可以改的，要马上改过来;凡涉及上级规定不好改的，要向上级作出反映或提出建议。回到北京后，梁必业借在公安部队、防化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的机会，特地批评了比武中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在当时编辑发行的比武《政工简报》中，也专门刊登了有关这类问题的稿件，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6月1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西郊射击场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部队大比武表演。毛泽东就部队训练、党委抓军事和战略防御等问题作了指示。7月2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人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贺龙插话：要两年。）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普及尖子的指示，总政治部机关的同志提出总政治部应发一个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指示。梁必业指示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草拟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大抓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指示》，并发给当时参加全军军事训练会议的同志征求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由梁必业签发刊登在《工作通讯》上。
关于大比武问题，梁必业还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他在筹备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比武最好以大军区为单位搞，全军性地搞，要調大批部队到北京来，可能“劳兵伤财”，也不利于比武“尖子”的普及。同时作为训练，应该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纪律训练，不能理解成只是单纯军事训练。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有益的建议当时没有被接受采纳。
在大比武期间，梁必业所开展的各项政治保障工作，都是从履行职责出发，按照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进行的，是完全正常的。但在揭发中，把上述一切“定罪”为积极支持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则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了。
（二）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底，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就是针对大比武而来的，说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梁必业被扣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首要的一条就是说梁必业积极参加和支持大比武，否认军事冲击政治。
“罪证”之一，是梁必业对1964年全军四好连队的评比结果，看法与林彪不一样。从1961年起，全军统一开展了创造“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运动，并建立起半年初评和年终总评制度。据1963年2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资料，1962年全军共评出“四好连队”6869个，比上年增加556个，上升约8%;评出“五好战士”748052名，比上年增加161370名，上升2.2%;据8个大单位统计，评出神枪手、技术能手等232516名，连队党员达到30.7%。但是到了1964年，全军评出的“四好连队”却比1963年下降了3%。林彪抓住这个升降数字不放，说“这是大比武的结果，是军事冲击政治造成的”。总政治部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1964年度全军四好连队总评情况的报告》，也是这种看法。梁必业在审查报告初稿时，不同意这种结论。当时，许多总部领导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也都表示不同意大比武使军事冲击了政治的提法。
梁必业认为，1964年全军“四好连队”总体比例下降了，但后进连队赶上来的比较多，“四好连队”有上有下是正常现象，如果比例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到最后全军所有连队都成了“四好连队”，这既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失去了“四好连队”评比的意义。
为了慎重起见，梁必业指示总政治部组织部和秘书处的同志，认真研究各大军区上报的“四好连队”总评报告，并同各军区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结果没有一个单位认为“四好连队”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军事冲击了政治。于是，梁必业指示有关同志对报告修改后上报军委。梁必业认为这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不是要反对什么。
“罪证”之二，是梁必业“攻击”政治运动和政治教育，也就是反对突出政治。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梁必业的看法是，要把政治运动同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经常性政治教育的基础上搞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结束后即转入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工作重点要放在经常性政治教育上。政治运动可由全军或各大单位统一部署，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应由师、团政治机关去安排，教育的内容也不要太多、太拥挤，以免影响教育的效果。这是梁必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罪证”之三，是梁必业反对连队“小整风”。梁必业认为，“小整风”是连队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教育形式，他从未否定过。但他提出过在“小整风”中应当注意这样几点：一是“小整风”不宜搞得太多，弄得战士经常作检讨。二是“挖烙印”的提法不当，容易导致搞无限上纲。三是决不能用“小整风”整战士，特别不要追查战士的一些生活琐事，更不能运用“小整风”的方法搞群众办案，以防止内部矛盾激化。
（三）篡改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1965年1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并说要征求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意见。梁必业认为既然是征求意见，就提出了三点看法：
一是在“明年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的后面，加上“准备打仗”几个字。因为当时美国与越南打得很激烈，我们准备援越抗美。
二是五项原则的第三条讲连队建设，但没有提“四好连队”，梁必业认为应加上“继续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内容。林彪曾经要求《解放军报》每年的元旦社论，有两条不能变，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建设四好连队”不能变。梁必业正是据此提出修改意见的。 三是梁必业提出在原稿“……作战、施工、生产等部队工作”的后面，“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的前面，加上“都必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梁必业直接和林彪的秘书通了电话，讲了上述几点意见。
在五项原则公布后，梁必业即向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进行了传达，并将传达讲话记录稿送林彪办公室。12月5日，林办来电话转达林彪的批示：“你的报告全文我都看了，我认为很好，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能掌握住，对明年部队工作就能很好地进行指导”。可是，1966年8月10日林彪在同杨成武谈话中又说：“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五項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政治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四）伙同罗瑞卿进行“篡军反党阴谋活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梁必业，分工主管组织、保卫、军检、军法、秘书等部门和各军兵种的政治工作，与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自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这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举一些事例作说明：
1963年11月，梁必业到广州军区进行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的调查，后来写了个报告，罗瑞卿批示：“很好，有情况，有问题，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批语还写了一大段如何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的内容。
1965年6月，梁必业受总政治部党委委托，主持召开了一次克服连队忙乱的会议，后来又研究制定了《关于克服连队忙乱现象搞好连队工作和生活秩序的十条规定》，经中央军委批准颁发部队执行，罗瑞卿曾称赞“这是个好文件”。
1965年8月，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外出工作，提议梁必业临时负责军委办公厅的文件审批处理工作，经过罗瑞卿批准后，按职权处理了一些事情。
1965年12月，罗瑞卿在昆明部队检查工作，给梁必业打来电话，提出调整边防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问题。梁必业接到电话后，按正常办事程序，先请有关部门研究，并印发了一期《请阅件》上报。
这些工作上的联系绝不能解读为罗瑞卿“异乎寻常的器重”梁必业，而梁必业又是“煞费苦心地为罗扩大政治影响”，“为罗篡夺国防部长的职位作准备”。把这种工作关系，说成是梁必业和罗瑞卿一起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完全是一种政治陷害。
历史已经证明，梁必业是无辜的。在梁必业1974年恢复工作的同时，总政治部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梁必业同志问题审查结论》的请示。1979年10月1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梁必业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说：经复查证明，给梁必业同志定的罪名，实行隔离审查，搞劳动惩罚等，完全是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反动路线对梁必业同志的政治迫害。总政治部1966年5月15日向中央、中央军委上报的《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和1966年12月30日向中央上报的《关于改变对梁必业的处分及任职的报告》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强加给梁必业同志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因梁必业同志受迫害而遭到株连的干部、家属和亲友，也应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撤销1974年12月总政治部向中央、中央军委《对梁必业同志问题审查结论》的请示。梁必业的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打闷棍”和反“打闷棍”
1974年12月21日，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梁必业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时隔半月，1975年1月5日，张春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种种原因，总政党委的日常工作由梁必业主持。张春桥不常到总政机关上班，对全军政治工作漠不关心，反而利用窃取的权力，背后操纵一些人进行阴谋活动，阻扰总政机关正常工作的开展。
到了1976年，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总政机关一直搞不起来，张春桥便伙同王洪文用军委的名义听取总政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总政党委大打“闷棍”，梁必业首当其冲。
1976年6月12日下午，按原定计划，由总政党委向陈锡联、张春桥、苏振华等军委领导汇报工作。但会议开始时，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却来到了现场，于是汇报会只好改成向他汇报了。本来作为总政主任的张春桥应当是汇报人，但他却把副主任梁必业推到前面让其汇报，自己则冷眼旁观，煽阴风，点鬼火。还有一位总政副主任不断插话，导引王洪文表态。在汇报会上，王洪文颐指气使，张春桥以势压人。他们对总政办的几件重要事情，大扣帽子，大打“闷棍”。
“打闷棍”和反“打闷棍”的斗争，是围绕着贯彻还是破坏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展开的。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整军备战的多项重大措施。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特别是对政治工作的严重破坏，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号召全军恢复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总政党委顶着“四人帮”特别是时任总政主任张春桥的巨大压力，坚决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调整和配备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经毛泽东批准，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考核，重新作了调配。事实表明，这项措施对保持部队和全局的稳定，抵制和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王洪文、张春桥恶毒诬蔑这些班子，气势汹汹地叫嚷要重新“解决”。实际上是“四人帮”感到他们在军队的代理人，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能量有限，难有作为。
（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提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其中包括军队的整顿，同时他提出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要落实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根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关于“保卫工作尽量找老同志回来”的指示，被打倒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恢复了职务，并兼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至1975年7月，全军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受审查的2.1万多人已复查1.5万人，占77%;到11月，又统计增加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4.4万人。为抓紧落实政策，总政召开了全军落实政策座谈会，经中央军委批准，发了正式文件，指示全军把受林彪反党集团打击、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安排适当工作，重新发挥他们的作用。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大为不满，指责总政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社论，同时重新刊登了刘伯承《回忆长征》的文章。为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解放军报》连续刊载了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征文”，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学红军、忆传统”的活动。在近半年的宣传活动中，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将帅们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军内外的热烈欢迎。由于这种宣传实际上是批判了“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在“打闷棍”会上，王洪文说：“你们看看去年（1975年）5月以后到年底的《解放军报》，都宣传了些什么？6月到10月是最凶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是非常奇怪的，军报究竟要干什么？”他又恶狠狠地说：“要从路线来看问题！”
（四）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四人帮”是依靠“拉帮结伙”“打家劫舍”发迹的。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正好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他们叫嚷：“批派性就是打击新生力量”。王洪文还说：“派性一万年以后还有”。
总政开展上述各项工作，是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为依据的，并及时请示了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同志，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但“四人帮”及其亲信骨干一伙却大为不满。
在“打闷棍”会上，王洪文攻击总政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咒骂这个部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领导班子是传谣言的窝子”。他严词指责说：“总政运动搞不起来，党委要检查。”他明明知道叶剑英曾经斥责过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还故意质问“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是指谁”？
梁必业的汇报频频被王洪文打断，当插话人点题说总政党委对落实政策认识不一致时，王洪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从包里拎出一个材料，严厉地说：“总政保卫部搞了个文件，既未经过中央，也未经过军委，总政保卫部就把材料捅下去了。这个文件上写了很多观点，其中有哪一句话讲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有些犯了错误受审查的人，問题都没有了。”
当王洪文发问后，了解情况的保卫部长史进前解释说：“这个文件是各单位谈的经验和情况。”王洪文质问：“这是什么经验？把九次路线斗争受审查的人都说成是受林彪的迫害。说有些人只不过是说了一些错话，也不加以分析，难道攻击主席的话也只是一些错话吗？从这个文件上看，好像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整党、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统统都错了，都是林彪的迫害。你这个文件是经过谁批准的？”
张春桥说：“这是不是跟我打官司的那一件？这一件发下去了，你们又搞了一件，送我看时，我不同意发，你们就直接报到军委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王洪文说：“你这个文件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不信拿到群众中评论评论看，首先从保卫部开始。”
史进前表示：“可以拿到群众中去评论，有错误我们检查。”
当谈到总政对政治谣言不追查时，张春桥追问：“究竟有多少谣言没有追查？你越辩解，对你越不利。证明你还没有转弯子，你的思想感情没有变化。”
史进前直言说：“该追查的，我都追查了，不该追查的一件也不追查。”
王洪文大怒：“史进前，你是谁家的保卫部长？你想过没有？”
史进前毫无畏惧地表示：“没想过。”
张春桥说：“你这个样子，保卫部不就成了翻案部？！”
王洪文说：“有这样一个保卫部门，你们保卫谁？总政保卫部究竟为哪个阶级服务？”
张春桥与王洪文紧密配合，强词夺理，一再指责总政“方向不对”，训斥这个同志“没有转弯子”，那个领导“思想感情没有变化”，大骂总政“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总政机关的一期简报中反映了群众对张春桥的一些意见。对此，他恨之入骨，在会上大发雷霆，说是点了他的名。还威胁说：“总政现在那么被动，推都推不动。”“总政如果不转弯子，影响全军，有一天中央要用总政，用不上。”他作结论说：“总政现在不适应，无法工作。”
在汇报会上，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权势威逼总政召开党委会，要求检查在落实干部政策、整顿军队和配备大单位领导班子等方面的“右倾翻案风”，并逼着对邓小平进行揭发批判。他们还点名批评主持总政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梁必业煽风点火，批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传播谣言，批评总政不听毛主席的，却听邓小平的。张春桥还指令不让梁必业再主持总政党委会。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不得不表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有责任。”他要求总政要遵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把总政党委会开好，并且明确还是由梁必业主持。此后，总政党委连续召开了18天的会议，在梁必业的主持下批判梁必业。
直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飞机失事，陈锡联委派总参杨成武、总政梁必业去处理这起事故，才巧妙地中止了“四人帮”对梁必业等人的批判。尽管后来有人一再催促复会，但梁必业一直顶着，直到粉碎“四人帮”，也没有再开过会。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10个多月的时间里，总政没有发过一份有关文件，“四人帮”妄图在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打闷棍”会后，“四人帮”的党羽四处放风说，王洪文、张春桥点了总政几位领导的名，“总政的问题快解决了”。他们里应外合，配合行动，气势汹汹，喧嚣一时，掀起阵阵恶浪，妄想一下把总政几位领导同志都撤掉。但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高层健康力量的抵制和作为下，他们的反革命部署一次次地被粉碎了。
叶剑英：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
在此期间，总政党委和主持日常工作的梁必业，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张春桥是总政主任、“一把手”，是“顶头上司”，不听他的不行。他们另搞一套，听了也不行。好在当时叶剑英、邓小平都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们都对梁必业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梁必业长期担任总政副主任，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1975年1月5日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张春桥军队新职的当天，邓小平找梁必业谈过话，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还简要地谈到了政治形势和军队建设的有关问题。同年六七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又在大会、小会和对军队高级干部谈话中，谈了“四人帮”的问题，这些都使梁必业心中有了数，做好了应对复杂局面的思想准备。
张春桥的阴险狡诈和他搞的极左那一套，在军队里是吃不开的，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许世友就讽刺他是：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往后跑！张春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后，曾颇有所感地说：“我去讲话，谁听啊？”事实正是这样。他的女儿后来对记者说：张春桥被任命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去作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反而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
梁必业回忆说：“尽管当时情况尖锐复杂，张春桥也大施淫威，但考虑到党的安危和军队的稳定，加之对小平同志的信赖，我更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因此，对张春桥打着中央旗号搞的那一套，我所抱的态度是应付。有些重大事情拿不准，就请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叶帅同我多次谈话，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小平同志身上。”“在当时那种斗争中，有叶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心中更加有数，没有屈从张春桥那一套。”
粉碎“四人帮”前叶剑英找梁必业谈话，告诉他最近同华国锋等商谈过，国内局势有点紧张，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同时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实际主持总政工作的梁必业，听叶剑英这么一说，便领会了意图，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当即表示愿意全力以赴。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张春桥也摆出了一副准备全面接管总政的架势。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笑了这帮丑类。随着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四人帮”阴谋整垮总政的闹剧也以彻底破产而告终。（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在“文化大革命”中，梁必业是总政治部中最早被打倒的副主任，也是第一个恢复原职务的副主任。在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梁必业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和长期关押，但他“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就是要相信伟大的党，相信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坚持党性原则，不接受强加于人的罪名，不为陷害他人提供口实，对践踏党纪国法的行为坚决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为坚持真理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叶剑英深情地赞扬说：“梁必业同志肩膀硬，是个好同志啊！”
林彪集团诬称梁必业陷入
“罗瑞卿圈子”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在揭发罗瑞卿的所谓问题时，已经涉及梁必业。梁必业被召到上海参加了最后分组会，听了邓小平在分组会上的讲话。在揭批罗瑞卿时，林彪曾点名梁必业追随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给予批判。在京西宾馆召开批罗会议期间，叶群从苏州多次给吴法宪打电话，策划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同时告诉吴：梁必业已陷入罗瑞卿圈子里去了，你要注意。
为了贯彻上海会议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1966年2月，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议对梁必业进行了揭发批判。从2月初到5月11日，总政治部进行了机关整顿，着重揭发批判了梁必业同罗瑞卿一起进行所谓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错误。5月15日，总政治部在上送的《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错误问题的报告》中，为梁必业定的罪名是：“积极支持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罗瑞卿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同年3月3日，梁必业被迫作了检讨。当时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表示，“这个检讨，据我所了解，确实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的自我批判。”同时为梁的“错误”定论说，“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的错误性质是有区别的”，“我们对梁必业同志也是一分为二，他在长期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是积极的”。
在此后的三个多月中，总政治部机关对梁必业进行了多次批判。5月上旬召开总政副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对梁必业进行又一轮批判后，梁必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党委委员和解放军监委副书记职务，于6月23日都被撤销了。
经过对梁必业的反复批判以后，7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梁必业为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8月7日，萧华写信劝慰梁必业：“你虽然是当副院长，还是要关心和参加政治工作。”又说：“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我军中高级干部的学校，责任是重大的，到那以后，必须把工作搞好。”
随着总政治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对梁必业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梁必业未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职。12月，总政治部以梁必业“态度恶劣、死不认罪”为由，向中央报送《关于改变对梁必业同志的处分及任职的报告》，撤销了任军事学院副院長的命令，由行政六级降为八级，并决定送农场“劳动改造”。1967年2月，继续由总政治部机关监护审查，12月被列入专案审查。
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梁必业受到公开批斗和“陪斗”百余次，其中千人至万人以上的批斗会就有10次。1966年12月24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大规模批判罗瑞卿所谓篡军反党集团大会，梁必业和萧向荣、王尚荣、史进前等人一起，作为“篡军反党集团”成员，被拉去陪斗。这次批斗大会表面上是红卫兵组织的，实际上是叶群在背后操纵。在会场，叶群也是一身“红卫兵”打扮，到处张罗，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她戴了一个大口罩。
l969年10月底，梁必业被责令离开北京，参加监督劳动。11月8日，由专案组两名成员“监送”到安徽省肥西县蟠龙墩农场。这是安徽省军区的直属农场，条件较差。梁必业到达后，即被编到班里同战士一起生活，共同参加各种劳动。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梁必业已在蟠龙墩农场劳动近两年。他十分惦念亲人，遂于1972年1月分别给周恩来和叶剑英写信，要求同家里通信或见面。2月下旬，经组织批准，梁必业的爱人丁自华带着三个孩子到合肥来看望他。4月下旬，梁必业得到批准，离开了被监督劳动的农场，回到北京治病。
这时的梁必业并未得到真正解放，专案组的人向他交代：“不要出去，听候审查处理。”直到1973年1月，梁必业接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通知，编在地安门总政治部待分配人员的党小组，这才结束了专案审查，并参加了当年的国庆招待会，名字见了报。他比萧华和总政另一位副主任刘志坚早一年得到解放。
在梁必业被批斗和受审查的八年中，扣在他头上的罪名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与和支持全军大比武。说梁必业积极参与和支持大比武，这倒一点也不假，不过是非颠倒了。情况是这样的：1964年春，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军委成立了大比武委员会，由叶剑英、罗瑞卿任主任，三总部各出一名领导任副主任，总政治部决定由梁必业出任此职。 于是，梁必业积极投入做好大比武的政治保障工作。先是从总政治部机关（青年部为主）抽调了几名干部参加大比武委员会政工组的工作，下发了大比武中政治工作指示，不久又转发了武汉军区一个加强比武中政治工作的电报，还做了一些比武现场的政治工作。
同年5月，梁必业到驻石家庄、徐州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单位在比武中有拼凑尖子和弄虚作假的现象。他当即向部队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作了通报，并提出：凡属自己职责范围内可以改的，要马上改过来;凡涉及上级规定不好改的，要向上级作出反映或提出建议。回到北京后，梁必业借在公安部队、防化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的机会，特地批评了比武中弄虚作假的错误做法。在当时编辑发行的比武《政工简报》中，也专门刊登了有关这类问题的稿件，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6月15日下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西郊射击场观看了北京、济南军区部队大比武表演。毛泽东就部队训练、党委抓军事和战略防御等问题作了指示。7月2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人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贺龙插话：要两年。）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为了贯彻毛泽东普及尖子的指示，总政治部机关的同志提出总政治部应发一个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指示。梁必业指示总政治部政工研究处草拟了《关于在军事训练中大抓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指示》，并发给当时参加全军军事训练会议的同志征求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由梁必业签发刊登在《工作通讯》上。
关于大比武问题，梁必业还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他在筹备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比武最好以大军区为单位搞，全军性地搞，要調大批部队到北京来，可能“劳兵伤财”，也不利于比武“尖子”的普及。同时作为训练，应该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纪律训练，不能理解成只是单纯军事训练。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有益的建议当时没有被接受采纳。
在大比武期间，梁必业所开展的各项政治保障工作，都是从履行职责出发，按照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进行的，是完全正常的。但在揭发中，把上述一切“定罪”为积极支持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则是颠倒是非，无限上纲了。
（二）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底，林彪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就是针对大比武而来的，说是军事冲击了政治。梁必业被扣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首要的一条就是说梁必业积极参加和支持大比武，否认军事冲击政治。
“罪证”之一，是梁必业对1964年全军四好连队的评比结果，看法与林彪不一样。从1961年起，全军统一开展了创造“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运动，并建立起半年初评和年终总评制度。据1963年2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资料，1962年全军共评出“四好连队”6869个，比上年增加556个，上升约8%;评出“五好战士”748052名，比上年增加161370名，上升2.2%;据8个大单位统计，评出神枪手、技术能手等232516名，连队党员达到30.7%。但是到了1964年，全军评出的“四好连队”却比1963年下降了3%。林彪抓住这个升降数字不放，说“这是大比武的结果，是军事冲击政治造成的”。总政治部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1964年度全军四好连队总评情况的报告》，也是这种看法。梁必业在审查报告初稿时，不同意这种结论。当时，许多总部领导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也都表示不同意大比武使军事冲击了政治的提法。
梁必业认为，1964年全军“四好连队”总体比例下降了，但后进连队赶上来的比较多，“四好连队”有上有下是正常现象，如果比例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到最后全军所有连队都成了“四好连队”，这既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失去了“四好连队”评比的意义。
为了慎重起见，梁必业指示总政治部组织部和秘书处的同志，认真研究各大军区上报的“四好连队”总评报告，并同各军区有关部门交换意见。结果没有一个单位认为“四好连队”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军事冲击了政治。于是，梁必业指示有关同志对报告修改后上报军委。梁必业认为这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并不是要反对什么。
“罪证”之二，是梁必业“攻击”政治运动和政治教育，也就是反对突出政治。这也是莫须有的罪名。梁必业的看法是，要把政治运动同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经常性政治教育的基础上搞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结束后即转入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工作重点要放在经常性政治教育上。政治运动可由全军或各大单位统一部署，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应由师、团政治机关去安排，教育的内容也不要太多、太拥挤，以免影响教育的效果。这是梁必业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罪证”之三，是梁必业反对连队“小整风”。梁必业认为，“小整风”是连队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教育形式，他从未否定过。但他提出过在“小整风”中应当注意这样几点：一是“小整风”不宜搞得太多，弄得战士经常作检讨。二是“挖烙印”的提法不当，容易导致搞无限上纲。三是决不能用“小整风”整战士，特别不要追查战士的一些生活琐事，更不能运用“小整风”的方法搞群众办案，以防止内部矛盾激化。
（三）篡改林彪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1965年1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并说要征求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意见。梁必业认为既然是征求意见，就提出了三点看法：
一是在“明年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的后面，加上“准备打仗”几个字。因为当时美国与越南打得很激烈，我们准备援越抗美。
二是五项原则的第三条讲连队建设，但没有提“四好连队”，梁必业认为应加上“继续开展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内容。林彪曾经要求《解放军报》每年的元旦社论，有两条不能变，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建设四好连队”不能变。梁必业正是据此提出修改意见的。 三是梁必业提出在原稿“……作战、施工、生产等部队工作”的后面，“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的前面，加上“都必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梁必业直接和林彪的秘书通了电话，讲了上述几点意见。
在五项原则公布后，梁必业即向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进行了传达，并将传达讲话记录稿送林彪办公室。12月5日，林办来电话转达林彪的批示：“你的报告全文我都看了，我认为很好，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能掌握住，对明年部队工作就能很好地进行指导”。可是，1966年8月10日林彪在同杨成武谈话中又说：“去年冬天，我提出突出政治五項原则时，梁必业加进了几句话，他提出政治落实到战备，这是错误的。战备不能和政治相提并论。”
（四）伙同罗瑞卿进行“篡军反党阴谋活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梁必业，分工主管组织、保卫、军检、军法、秘书等部门和各军兵种的政治工作，与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自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这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举一些事例作说明：
1963年11月，梁必业到广州军区进行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的调查，后来写了个报告，罗瑞卿批示：“很好，有情况，有问题，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批语还写了一大段如何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的内容。
1965年6月，梁必业受总政治部党委委托，主持召开了一次克服连队忙乱的会议，后来又研究制定了《关于克服连队忙乱现象搞好连队工作和生活秩序的十条规定》，经中央军委批准颁发部队执行，罗瑞卿曾称赞“这是个好文件”。
1965年8月，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外出工作，提议梁必业临时负责军委办公厅的文件审批处理工作，经过罗瑞卿批准后，按职权处理了一些事情。
1965年12月，罗瑞卿在昆明部队检查工作，给梁必业打来电话，提出调整边防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问题。梁必业接到电话后，按正常办事程序，先请有关部门研究，并印发了一期《请阅件》上报。
这些工作上的联系绝不能解读为罗瑞卿“异乎寻常的器重”梁必业，而梁必业又是“煞费苦心地为罗扩大政治影响”，“为罗篡夺国防部长的职位作准备”。把这种工作关系，说成是梁必业和罗瑞卿一起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完全是一种政治陷害。
历史已经证明，梁必业是无辜的。在梁必业1974年恢复工作的同时，总政治部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梁必业同志问题审查结论》的请示。1979年10月15日，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梁必业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说：经复查证明，给梁必业同志定的罪名，实行隔离审查，搞劳动惩罚等，完全是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反动路线对梁必业同志的政治迫害。总政治部1966年5月15日向中央、中央军委上报的《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和1966年12月30日向中央上报的《关于改变对梁必业的处分及任职的报告》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强加给梁必业同志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因梁必业同志受迫害而遭到株连的干部、家属和亲友，也应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撤销1974年12月总政治部向中央、中央军委《对梁必业同志问题审查结论》的请示。梁必业的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打闷棍”和反“打闷棍”
1974年12月21日，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梁必业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时隔半月，1975年1月5日，张春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由于种种原因，总政党委的日常工作由梁必业主持。张春桥不常到总政机关上班，对全军政治工作漠不关心，反而利用窃取的权力，背后操纵一些人进行阴谋活动，阻扰总政机关正常工作的开展。
到了1976年，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总政机关一直搞不起来，张春桥便伙同王洪文用军委的名义听取总政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对总政党委大打“闷棍”，梁必业首当其冲。
1976年6月12日下午，按原定计划，由总政党委向陈锡联、张春桥、苏振华等军委领导汇报工作。但会议开始时，时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洪文却来到了现场，于是汇报会只好改成向他汇报了。本来作为总政主任的张春桥应当是汇报人，但他却把副主任梁必业推到前面让其汇报，自己则冷眼旁观，煽阴风，点鬼火。还有一位总政副主任不断插话，导引王洪文表态。在汇报会上，王洪文颐指气使，张春桥以势压人。他们对总政办的几件重要事情，大扣帽子，大打“闷棍”。
“打闷棍”和反“打闷棍”的斗争，是围绕着贯彻还是破坏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展开的。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整军备战的多项重大措施。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建设特别是对政治工作的严重破坏，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号召全军恢复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建设。总政党委顶着“四人帮”特别是时任总政主任张春桥的巨大压力，坚决贯彻会议精神，认真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调整和配备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经毛泽东批准，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考核，重新作了调配。事实表明，这项措施对保持部队和全局的稳定，抵制和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发挥了重大作用。王洪文、张春桥恶毒诬蔑这些班子，气势汹汹地叫嚷要重新“解决”。实际上是“四人帮”感到他们在军队的代理人，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能量有限，难有作为。
（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提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其中包括军队的整顿，同时他提出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要落实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根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关于“保卫工作尽量找老同志回来”的指示，被打倒的总政保卫部部长史进前恢复了职务，并兼任全军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至1975年7月，全军在“第九次路线斗争”中受审查的2.1万多人已复查1.5万人，占77%;到11月，又统计增加了“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4.4万人。为抓紧落实政策，总政召开了全军落实政策座谈会，经中央军委批准，发了正式文件，指示全军把受林彪反党集团打击、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安排适当工作，重新发挥他们的作用。对此，王洪文、张春桥大为不满，指责总政领导同志和机关干部，不仅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社论，同时重新刊登了刘伯承《回忆长征》的文章。为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解放军报》连续刊载了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征文”，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学红军、忆传统”的活动。在近半年的宣传活动中，热情歌颂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开国将帅们的丰功伟绩，受到了军内外的热烈欢迎。由于这种宣传实际上是批判了“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在“打闷棍”会上，王洪文说：“你们看看去年（1975年）5月以后到年底的《解放军报》，都宣传了些什么？6月到10月是最凶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我是非常奇怪的，军报究竟要干什么？”他又恶狠狠地说：“要从路线来看问题！”
（四）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四人帮”是依靠“拉帮结伙”“打家劫舍”发迹的。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正好触到了“四人帮”的痛处，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他们叫嚷：“批派性就是打击新生力量”。王洪文还说：“派性一万年以后还有”。
总政开展上述各项工作，是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为依据的，并及时请示了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同志，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但“四人帮”及其亲信骨干一伙却大为不满。
在“打闷棍”会上，王洪文攻击总政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咒骂这个部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领导班子是传谣言的窝子”。他严词指责说：“总政运动搞不起来，党委要检查。”他明明知道叶剑英曾经斥责过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还故意质问“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是指谁”？
梁必业的汇报频频被王洪文打断，当插话人点题说总政党委对落实政策认识不一致时，王洪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从包里拎出一个材料，严厉地说：“总政保卫部搞了个文件，既未经过中央，也未经过军委，总政保卫部就把材料捅下去了。这个文件上写了很多观点，其中有哪一句话讲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有些犯了错误受审查的人，問题都没有了。”
当王洪文发问后，了解情况的保卫部长史进前解释说：“这个文件是各单位谈的经验和情况。”王洪文质问：“这是什么经验？把九次路线斗争受审查的人都说成是受林彪的迫害。说有些人只不过是说了一些错话，也不加以分析，难道攻击主席的话也只是一些错话吗？从这个文件上看，好像文化大革命中审查干部、整党、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统统都错了，都是林彪的迫害。你这个文件是经过谁批准的？”
张春桥说：“这是不是跟我打官司的那一件？这一件发下去了，你们又搞了一件，送我看时，我不同意发，你们就直接报到军委去了。这是什么意思？”
王洪文说：“你这个文件是控诉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不信拿到群众中评论评论看，首先从保卫部开始。”
史进前表示：“可以拿到群众中去评论，有错误我们检查。”
当谈到总政对政治谣言不追查时，张春桥追问：“究竟有多少谣言没有追查？你越辩解，对你越不利。证明你还没有转弯子，你的思想感情没有变化。”
史进前直言说：“该追查的，我都追查了，不该追查的一件也不追查。”
王洪文大怒：“史进前，你是谁家的保卫部长？你想过没有？”
史进前毫无畏惧地表示：“没想过。”
张春桥说：“你这个样子，保卫部不就成了翻案部？！”
王洪文说：“有这样一个保卫部门，你们保卫谁？总政保卫部究竟为哪个阶级服务？”
张春桥与王洪文紧密配合，强词夺理，一再指责总政“方向不对”，训斥这个同志“没有转弯子”，那个领导“思想感情没有变化”，大骂总政“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总政机关的一期简报中反映了群众对张春桥的一些意见。对此，他恨之入骨，在会上大发雷霆，说是点了他的名。还威胁说：“总政现在那么被动，推都推不动。”“总政如果不转弯子，影响全军，有一天中央要用总政，用不上。”他作结论说：“总政现在不适应，无法工作。”
在汇报会上，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权势威逼总政召开党委会，要求检查在落实干部政策、整顿军队和配备大单位领导班子等方面的“右倾翻案风”，并逼着对邓小平进行揭发批判。他们还点名批评主持总政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梁必业煽风点火，批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传播谣言，批评总政不听毛主席的，却听邓小平的。张春桥还指令不让梁必业再主持总政党委会。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不得不表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有责任。”他要求总政要遵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把总政党委会开好，并且明确还是由梁必业主持。此后，总政党委连续召开了18天的会议，在梁必业的主持下批判梁必业。
直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飞机失事，陈锡联委派总参杨成武、总政梁必业去处理这起事故，才巧妙地中止了“四人帮”对梁必业等人的批判。尽管后来有人一再催促复会，但梁必业一直顶着，直到粉碎“四人帮”，也没有再开过会。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10个多月的时间里，总政没有发过一份有关文件，“四人帮”妄图在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打闷棍”会后，“四人帮”的党羽四处放风说，王洪文、张春桥点了总政几位领导的名，“总政的问题快解决了”。他们里应外合，配合行动，气势汹汹，喧嚣一时，掀起阵阵恶浪，妄想一下把总政几位领导同志都撤掉。但是，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高层健康力量的抵制和作为下，他们的反革命部署一次次地被粉碎了。
叶剑英：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
在此期间，总政党委和主持日常工作的梁必业，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张春桥是总政主任、“一把手”，是“顶头上司”，不听他的不行。他们另搞一套，听了也不行。好在当时叶剑英、邓小平都是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们都对梁必业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和鼓励。梁必业长期担任总政副主任，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1975年1月5日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张春桥军队新职的当天，邓小平找梁必业谈过话，告诉了他中央的决定，还简要地谈到了政治形势和军队建设的有关问题。同年六七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叶剑英又在大会、小会和对军队高级干部谈话中，谈了“四人帮”的问题，这些都使梁必业心中有了数，做好了应对复杂局面的思想准备。
张春桥的阴险狡诈和他搞的极左那一套，在军队里是吃不开的，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许世友就讽刺他是：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往后跑！张春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后，曾颇有所感地说：“我去讲话，谁听啊？”事实正是这样。他的女儿后来对记者说：张春桥被任命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去作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反而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
梁必业回忆说：“尽管当时情况尖锐复杂，张春桥也大施淫威，但考虑到党的安危和军队的稳定，加之对小平同志的信赖，我更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因此，对张春桥打着中央旗号搞的那一套，我所抱的态度是应付。有些重大事情拿不准，就请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帅。叶帅同我多次谈话，一直把希望寄托在小平同志身上。”“在当时那种斗争中，有叶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心中更加有数，没有屈从张春桥那一套。”
粉碎“四人帮”前叶剑英找梁必业谈话，告诉他最近同华国锋等商谈过，国内局势有点紧张，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同时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实际主持总政工作的梁必业，听叶剑英这么一说，便领会了意图，感到责任非常重大，当即表示愿意全力以赴。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张春桥也摆出了一副准备全面接管总政的架势。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笑了这帮丑类。随着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四人帮”阴谋整垮总政的闹剧也以彻底破产而告终。（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