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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期在河南、山东、陕西等省采访了解到，在当前返乡农民工群体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特别突出。他们普遍不想留在农村，在城市就业又屡屡碰壁，处在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状态中，给城乡社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村里待不住城里留不下
记者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回乡农民工心态比较稳定，他们一般选择回乡务农，或者在近处打打零工，活累、工资低也能接受。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于是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20岁的陕西省乾县关头乡南庄村农民工石茂社，过去在广东、河南等地打过工，去年底回村。没过完年就揣了100多元钱到西安找工作。他说：“家里就那几亩地，出来了就没想着再回去，钱花光了就找朋友借点；而且农村生活太单调，不像城市里这么繁华。”因为没有技术，他求职屡屡碰壁，他和同村的5个小伙子结伴在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人力资源市场附近已经找了一个星期工作，仍然没能就业。他们几个住在城郊的一处破旧民房里，每人每天租金只要2元钱，但100多元钱很快就要花光了，仍然没能找到工作。
19岁的农民工黄勇说：“去年我在西安一家火锅店打工，每月给900元，一天下来要干12个小时，有时候要干15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不干了。可现在能找到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待遇还差，待遇好的咱又不符合条件。”
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武登超说：“现在这些小青年都有这个毛病，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企业招的技术工干不了，市场有30多家企业在大屏幕上打广告招工，还老是招不上；另一方面服务类的岗位年轻人也不愿意去。他们白天在市场等活，晚上到附近村子里打通铺，过得很艰苦，但就是硬撑着也不愿回去。”
黄勇给记者算账说，他每月上网至少要花200多元，手机费也得百十元，再加上吃穿住等，每月工资也就刚够自己在城市里生活，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尽管现在工作没着落，但也绝不想回村里。村里啥都没有，一到晚上就黑糊糊的。
大批青年农民工
滞留城市带来社会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长期滞留城市找不到工作，一些青年农民工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开始上升，农民工犯罪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显得较为突出。
武登超说：“现在有些农民工心理不平衡。年纪大点的还好，一些年轻的骂政府，骂干部、骂社会。不到一个月，市场的水龙头坏了一遍。治安案件三天两头发生，有的把头都打破了，打架的年轻人居多，上50岁的农民工很少参与。前几天，市场边上有辆面包车把一个农民工蹭了一下，一下围上去一帮老乡，吵着吵着，就合伙把车给掀翻了。公安局来也破不了案，他们人多胆子大，也找不出带头的人来。有时候包工头来场招人，过去拖欠过工资或与农民工有过矛盾，也有被农民工堵住发生纠纷的。为了维护治安，我们专门请了公安局下属的一个保安公司的人来维持秩序，一年要花十几万元。据陕西省台盟调研，去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一些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犯罪率增加现象也开始出现，其中二代农民工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城市化管理的新课题。
据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吴鹏森调查，上海市青浦区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满16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参与刑事作案的人数已占到六成。从上海市闵行区涉案人员调查数据看，第二代农民工的犯罪率要大大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在近些年天津市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犯罪人数占到七成以上。据吴鹏森分析，第二代农民工的犯罪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犯罪有一定差别，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一是胆子更大，手段更狠。二代农民工采取抢劫、抢夺的直接犯罪比例超过了过去比较突出的盗窃犯罪；二是没有预谋，说干就干。很多人本无作案意图或动机，但受同乡和朋友的鼓动，立即改变想法，跟着就干。在作案时根本没有特定目标，主要是随机选择。这些反映出年轻一代农民工鲜明的心理特点。一些专家还分析认为，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即使偶尔能找到临时工作，其收入者，并且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离开原籍后基本脱离了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没有组织起临时的管理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农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约束，容易走向犯罪。
“留守青年”给农村基层管理带来新挑战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大部分青年农民工都选择了重新返城，但也有些人留在农村。这些留守青年一方面对农活缺乏兴趣、甚至已经不会种地；另一方面在外边接受了新事物，新思维，回乡后和旧有的农村基层管理组织也出现了新的矛盾。一些乡村干部反映，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比较好管理，但年轻人回来后不会种地，反叛性格比较突出，根本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惹事生非较多，让他们很头疼。
陕西镇安县云盖寺镇云镇村党支部副书记赖刚兴说：“现在村里20多岁的娃会种地的很少了，啥时间种啥、节令、农时都不知道，也不操这份心。他们出去打几年工再回村就不适应了，回家啥也不想干，嫌农活太累太脏，吃不了这苦。”一些基层干部对此表示忧虑：这些返乡年轻人不会种地，又没事干，早晚要出麻烦，正应了“人困易生事”那句老话，全国第一家为进城务工青年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青岛“小陈热线”创办人陈明钰说：“春节期间，我回老家农村看到回村青年人的状态，觉得很可怕，回来后一夜没睡着，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央急、地方急、父母急，他不急。我一直有很大隐忧：失业的80后农民工将会给农村带来什么影响。80后在外面接触的最自由的东西，有个性、敢说话、爱挑事，而且有很大的鼓动性，做事非常冲动，经常是一念间，我与一些公安部门的人聊天，他们也很担忧，一些农村青年城里没就业，农村无渠道，是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河南、山东一些乡村干部反映，前些年，管理的是老人，妇女，儿童等“386199部队”，这些年轻人常年不在家，根本不熟悉，连名字都叫不上，他也不爱搭理你。以前开展工作的老办法，对他们根本不管用。河南省固始县的一些乡村干部反映，返乡的年轻农民工对土地的热情并不高，有些闲着也不愿意种地；由于年龄观念上的差异，对村干部的管理不大买账，对公益事业也不热心，村里组织整修塘渠半天也召集不齐人，要干就得要工钱；有些回来后对已经签订合同租出去的土地要涨地租：这些新的问题和矛盾确实对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前，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主力军，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呈现出服从 性和责任意识较差、不愿吃苦等弱点，而对工资待遇要求较高，自身缺乏专业技能等又加剧了就业困难。专家建议，应当针对新一代农民工的新特点，通过加强就业观念的教育引导，强化以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培训，加快建立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就业难题。同时要加强法律培训和心理疏导，减少青年农民工犯罪问题，以利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价值观亟待“矫正”
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他们的就业观念与老一代有鲜明反差。据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调查，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主要是：赚钱、盖房子、娶媳妇、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因主要是：“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羡慕城市生活”“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共占到71.4％。
由于缺乏务实的就业观念，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上表现出很多不成熟的方面，不少企业反映，新生代农民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爱面子等等，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记者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的人力资源市场采访时发现，尽管很多青年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但他们对大量缺工的家政、餐饮等服务业都兴趣不大。
很多企业反映，青年农民工缺乏持久性。河南省信阳利来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俞达启说，这几年公司一个初、高中刚毕业的学生也没招，经常是招进来刚培训好就走人了，企业等于是亏本在搞培训，郑州活力饮用水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公司送水工每月底薪800元，公司管吃管配电动自行车，每月加上提成收入在1200元至1500元间，但招来的年轻人干不了几个月就走，不是因为待遇低，而是觉得“没面子”，受不了一些客户的脸色等。
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吴鹏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两类情况，一类是被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一类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化机制的缺损，家庭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是有名无实的，缺少家庭这个最关键的社会化机构，人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对于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已经没有“记忆”，对于自己无法摆脱户籍制度的束缚更加痛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父辈。
专家分析，缺乏责任意识和回归意识是新生代农民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留城无望、回乡不甘”的社会心理环境下，他们便感到人生绝望，并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如果再遇上生存困境、外部诱惑、亚文化的驱动等等因素，就会导致其中一部分人最终走向犯罪。
综合素质欠缺，不能适应未来发展要求
“小陈热线”创办人陈明钰说，新一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软肋。另外，新一代农民工也将是新农村发展的希望，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素质更是严重不足。这不仅是一个眼前就业问题，作为未来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将直接影响“中国制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水平。
新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老一代，但在专业技能方面却没有多少提高。河南省固始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新增劳动力近万人。县劳务输出服务局副局长周德宝说，80、90后的孩子学校毕业后，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但在学习技能培训时存在观念误区，都愿意学电脑、开车、外语等看似时髦，实际却是普及性的本领，而不愿意学焊工、厨师等社会真正需要的专业本领。
除专业技能外，一些企业还反映，新一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这是最让他们头痛的。山东长明纺织业有限公司经理张英俊告诉记者，新一代农民工脑子灵活，精力旺盛，就是因为脑子太活了，所以常常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闹情绪，提要求，甚至辞职。他们对企业的生产计划执行不认真，不能按时完成订单，这是企业最大的损失。一些企业老板认为，基础职业素质教育，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或者技能培训中加以强化突出。
创新教育培训体制合理疏导化解矛盾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甘于继续扮演城乡“边缘人”的角色，不愿意再重复父辈打工挣钱、回家盖房结婚、种地的生活轨迹，希望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将来在城市能够享有养老、医疗保障，能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以及解决将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些专家认为，从长远看，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明确农民工新兴产业工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从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方面入手，帮助其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真正过渡。而从目前看，亟待采取以下积极措施。
一是整合国家现有培训资源渠道，提高培训水平。许多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当前，青年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国家相关部门的就业培训计划种类不少，花钱不少，但始终没有形成合力，效果难如人意，目前，教育、劳动、扶贫、农业等部门均有培训资金，但分散使用缺乏统筹，培训补贴上基层急需的设备和师资经费全靠地方政府自筹，而劳务输出大县往往是财力紧张投入不足，导致培训结果与实际企业需求差距大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基层干部建议，能否在整合培训资源方面进行统筹考虑，包括实现跨地区间的培训合作等。
二是鼓励企业培训。缺乏技术的80后农民工收入低，流动性强。很少企业在农民工的技术培训上投入，大都倾向录用现成的熟练工，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增加的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企业的需要。企业想通过招募现成的技术工人的难度与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就迫切需要企业动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进行培养。一方面企业可以为自身发展需要培养适合本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客观上履行了企业应负起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产业人才，促进社会就业，提升行业竞争能力。
三是建立对青年农民工的农村社区教育和终生教育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录堂认为，这一轮的金融危机充分显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性转移和生活性转移两张皮的现象。他建议，应当尝试建立起对农民的社区教育和终生教育机制，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不能只为城市产业服务，还应该重视对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持续开发的教育，为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
四是针对当前滞留城市的青年农民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应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畅通农民工反映诉求的渠道，切实帮助农民工解决生活困难，同时，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指导日益普及的今天，农民工单靠自身难以走出“失业”的阴影，由于缺乏引导，农民工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不断，而其诱因却往往十分琐碎，如果能对农民工、尤其是失业农民工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多的恶果将可避免。
编辑：卢劲杉
村里待不住城里留不下
记者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回乡农民工心态比较稳定，他们一般选择回乡务农，或者在近处打打零工，活累、工资低也能接受。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于是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20岁的陕西省乾县关头乡南庄村农民工石茂社，过去在广东、河南等地打过工，去年底回村。没过完年就揣了100多元钱到西安找工作。他说：“家里就那几亩地，出来了就没想着再回去，钱花光了就找朋友借点；而且农村生活太单调，不像城市里这么繁华。”因为没有技术，他求职屡屡碰壁，他和同村的5个小伙子结伴在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人力资源市场附近已经找了一个星期工作，仍然没能就业。他们几个住在城郊的一处破旧民房里，每人每天租金只要2元钱，但100多元钱很快就要花光了，仍然没能找到工作。
19岁的农民工黄勇说：“去年我在西安一家火锅店打工，每月给900元，一天下来要干12个小时，有时候要干15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不干了。可现在能找到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待遇还差，待遇好的咱又不符合条件。”
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武登超说：“现在这些小青年都有这个毛病，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企业招的技术工干不了，市场有30多家企业在大屏幕上打广告招工，还老是招不上；另一方面服务类的岗位年轻人也不愿意去。他们白天在市场等活，晚上到附近村子里打通铺，过得很艰苦，但就是硬撑着也不愿回去。”
黄勇给记者算账说，他每月上网至少要花200多元，手机费也得百十元，再加上吃穿住等，每月工资也就刚够自己在城市里生活，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尽管现在工作没着落，但也绝不想回村里。村里啥都没有，一到晚上就黑糊糊的。
大批青年农民工
滞留城市带来社会隐患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长期滞留城市找不到工作，一些青年农民工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开始上升，农民工犯罪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显得较为突出。
武登超说：“现在有些农民工心理不平衡。年纪大点的还好，一些年轻的骂政府，骂干部、骂社会。不到一个月，市场的水龙头坏了一遍。治安案件三天两头发生，有的把头都打破了，打架的年轻人居多，上50岁的农民工很少参与。前几天，市场边上有辆面包车把一个农民工蹭了一下，一下围上去一帮老乡，吵着吵着，就合伙把车给掀翻了。公安局来也破不了案，他们人多胆子大，也找不出带头的人来。有时候包工头来场招人，过去拖欠过工资或与农民工有过矛盾，也有被农民工堵住发生纠纷的。为了维护治安，我们专门请了公安局下属的一个保安公司的人来维持秩序，一年要花十几万元。据陕西省台盟调研，去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一些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犯罪率增加现象也开始出现，其中二代农民工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城市化管理的新课题。
据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吴鹏森调查，上海市青浦区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满16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参与刑事作案的人数已占到六成。从上海市闵行区涉案人员调查数据看，第二代农民工的犯罪率要大大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在近些年天津市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犯罪人数占到七成以上。据吴鹏森分析，第二代农民工的犯罪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犯罪有一定差别，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一是胆子更大，手段更狠。二代农民工采取抢劫、抢夺的直接犯罪比例超过了过去比较突出的盗窃犯罪；二是没有预谋，说干就干。很多人本无作案意图或动机，但受同乡和朋友的鼓动，立即改变想法，跟着就干。在作案时根本没有特定目标，主要是随机选择。这些反映出年轻一代农民工鲜明的心理特点。一些专家还分析认为，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即使偶尔能找到临时工作，其收入者，并且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离开原籍后基本脱离了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没有组织起临时的管理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农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约束，容易走向犯罪。
“留守青年”给农村基层管理带来新挑战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大部分青年农民工都选择了重新返城，但也有些人留在农村。这些留守青年一方面对农活缺乏兴趣、甚至已经不会种地；另一方面在外边接受了新事物，新思维，回乡后和旧有的农村基层管理组织也出现了新的矛盾。一些乡村干部反映，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比较好管理，但年轻人回来后不会种地，反叛性格比较突出，根本不把村干部放在眼里，惹事生非较多，让他们很头疼。
陕西镇安县云盖寺镇云镇村党支部副书记赖刚兴说：“现在村里20多岁的娃会种地的很少了，啥时间种啥、节令、农时都不知道，也不操这份心。他们出去打几年工再回村就不适应了，回家啥也不想干，嫌农活太累太脏，吃不了这苦。”一些基层干部对此表示忧虑：这些返乡年轻人不会种地，又没事干，早晚要出麻烦，正应了“人困易生事”那句老话，全国第一家为进城务工青年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青岛“小陈热线”创办人陈明钰说：“春节期间，我回老家农村看到回村青年人的状态，觉得很可怕，回来后一夜没睡着，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央急、地方急、父母急，他不急。我一直有很大隐忧：失业的80后农民工将会给农村带来什么影响。80后在外面接触的最自由的东西，有个性、敢说话、爱挑事，而且有很大的鼓动性，做事非常冲动，经常是一念间，我与一些公安部门的人聊天，他们也很担忧，一些农村青年城里没就业，农村无渠道，是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河南、山东一些乡村干部反映，前些年，管理的是老人，妇女，儿童等“386199部队”，这些年轻人常年不在家，根本不熟悉，连名字都叫不上，他也不爱搭理你。以前开展工作的老办法，对他们根本不管用。河南省固始县的一些乡村干部反映，返乡的年轻农民工对土地的热情并不高，有些闲着也不愿意种地；由于年龄观念上的差异，对村干部的管理不大买账，对公益事业也不热心，村里组织整修塘渠半天也召集不齐人，要干就得要工钱；有些回来后对已经签订合同租出去的土地要涨地租：这些新的问题和矛盾确实对农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前，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外出务工农民工的主力军，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呈现出服从 性和责任意识较差、不愿吃苦等弱点，而对工资待遇要求较高，自身缺乏专业技能等又加剧了就业困难。专家建议，应当针对新一代农民工的新特点，通过加强就业观念的教育引导，强化以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培训，加快建立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就业难题。同时要加强法律培训和心理疏导，减少青年农民工犯罪问题，以利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价值观亟待“矫正”
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青年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比老一代有所提高，他们的就业观念与老一代有鲜明反差。据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调查，老一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主要是：赚钱、盖房子、娶媳妇、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动因主要是：“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在家乡没意思”“羡慕城市生活”“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共占到71.4％。
由于缺乏务实的就业观念，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上表现出很多不成熟的方面，不少企业反映，新生代农民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爱面子等等，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记者在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的人力资源市场采访时发现，尽管很多青年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但他们对大量缺工的家政、餐饮等服务业都兴趣不大。
很多企业反映，青年农民工缺乏持久性。河南省信阳利来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俞达启说，这几年公司一个初、高中刚毕业的学生也没招，经常是招进来刚培训好就走人了，企业等于是亏本在搞培训，郑州活力饮用水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公司送水工每月底薪800元，公司管吃管配电动自行车，每月加上提成收入在1200元至1500元间，但招来的年轻人干不了几个月就走，不是因为待遇低，而是觉得“没面子”，受不了一些客户的脸色等。
据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吴鹏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两类情况，一类是被滞留农村的“留守儿童”；一类是在城市出生或成长起来的“城中村儿童”。“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化机制的缺损，家庭对于许多留守儿童来说，是有名无实的，缺少家庭这个最关键的社会化机构，人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对于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已经没有“记忆”，对于自己无法摆脱户籍制度的束缚更加痛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父辈。
专家分析，缺乏责任意识和回归意识是新生代农民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留城无望、回乡不甘”的社会心理环境下，他们便感到人生绝望，并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如果再遇上生存困境、外部诱惑、亚文化的驱动等等因素，就会导致其中一部分人最终走向犯罪。
综合素质欠缺，不能适应未来发展要求
“小陈热线”创办人陈明钰说，新一代农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跃，急于外出闯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恰恰是他们的一大软肋。另外，新一代农民工也将是新农村发展的希望，他们在这方面的技能素质更是严重不足。这不仅是一个眼前就业问题，作为未来的主力军，他们的素质将直接影响“中国制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水平。
新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老一代，但在专业技能方面却没有多少提高。河南省固始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新增劳动力近万人。县劳务输出服务局副局长周德宝说，80、90后的孩子学校毕业后，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但在学习技能培训时存在观念误区，都愿意学电脑、开车、外语等看似时髦，实际却是普及性的本领，而不愿意学焊工、厨师等社会真正需要的专业本领。
除专业技能外，一些企业还反映，新一代农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职业素养，这是最让他们头痛的。山东长明纺织业有限公司经理张英俊告诉记者，新一代农民工脑子灵活，精力旺盛，就是因为脑子太活了，所以常常不能踏踏实实地干活，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闹情绪，提要求，甚至辞职。他们对企业的生产计划执行不认真，不能按时完成订单，这是企业最大的损失。一些企业老板认为，基础职业素质教育，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或者技能培训中加以强化突出。
创新教育培训体制合理疏导化解矛盾
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甘于继续扮演城乡“边缘人”的角色，不愿意再重复父辈打工挣钱、回家盖房结婚、种地的生活轨迹，希望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将来在城市能够享有养老、医疗保障，能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以及解决将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些专家认为，从长远看，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明确农民工新兴产业工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从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方面入手，帮助其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真正过渡。而从目前看，亟待采取以下积极措施。
一是整合国家现有培训资源渠道，提高培训水平。许多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当前，青年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国家相关部门的就业培训计划种类不少，花钱不少，但始终没有形成合力，效果难如人意，目前，教育、劳动、扶贫、农业等部门均有培训资金，但分散使用缺乏统筹，培训补贴上基层急需的设备和师资经费全靠地方政府自筹，而劳务输出大县往往是财力紧张投入不足，导致培训结果与实际企业需求差距大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基层干部建议，能否在整合培训资源方面进行统筹考虑，包括实现跨地区间的培训合作等。
二是鼓励企业培训。缺乏技术的80后农民工收入低，流动性强。很少企业在农民工的技术培训上投入，大都倾向录用现成的熟练工，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增加的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企业的需要。企业想通过招募现成的技术工人的难度与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就迫切需要企业动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进行培养。一方面企业可以为自身发展需要培养适合本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客观上履行了企业应负起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产业人才，促进社会就业，提升行业竞争能力。
三是建立对青年农民工的农村社区教育和终生教育机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录堂认为，这一轮的金融危机充分显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性转移和生活性转移两张皮的现象。他建议，应当尝试建立起对农民的社区教育和终生教育机制，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不能只为城市产业服务，还应该重视对于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持续开发的教育，为农村的生产生活服务。
四是针对当前滞留城市的青年农民工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应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畅通农民工反映诉求的渠道，切实帮助农民工解决生活困难，同时，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指导日益普及的今天，农民工单靠自身难以走出“失业”的阴影，由于缺乏引导，农民工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不断，而其诱因却往往十分琐碎，如果能对农民工、尤其是失业农民工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多的恶果将可避免。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