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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输的晚清士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西方整体差距愈发明显,几条军舰、数千英军就让天朝上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现实逼着寰内士林必须“睁开眼”,必须“推窗西望”,“追赶”成为必须接受的现实。此前,中国士林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若无西方炮舰怒海而至打上门来,怎么可能揖迎西学?救亡乃晚清打开国门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无论严译论著或林译小说,直接动力均来自“救亡图存”这一时代大主题。
1894年甲午之败,使维新党人发现洋务运动的局限,仅仅“师夷长技”不行,救亡必先启蒙,必须将昏昏国民从沉沉愚昧中唤醒,否则会使知识弱化,智力愚昧制约整体能力,无法有效救亡。于是,“启蒙”成为时代的第二主题。从社会的直接需要上看,固然救亡压倒启蒙,但从问题解决的先后序列看,无启蒙则无救亡。一个对西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人,并不具备救亡的能力。
“中体西用”这一口号表明士林对中西学基本态势的认定:西方不就是有点硬邦邦的“坚船利炮”吗?我们东方可是有两千多年的精神文明,西方之学只能拿来一用,不可能也毋须以“用”为“体”。晚清士林认为西说功利鄙贱,无遮无掩,岂可等同我风流蕴藉的汉学?只须读读多尔衮致史可法的劝降书,握剑文字还那么谦恭有礼,难道不比你们直来直去的西学有蕴藏、更高明么?其实,耻谈功利,正是我传统文化一大弱点,致使各种支柱性观念盘旋空中,不少道德标准脱离人性和现实——高标准严要求的“二十四孝”便是如此。
19世纪70~8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国留学生到欧美拼命学习造船造炮(北洋水师将领大多留德),而日本虽习理工、经济,亦学习人文、法律。德相俾斯麦掷言:“日本渐兴,中国渐弱。”(2002年12月12日《文汇报》)有思想史家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第一阶段——戊戌时期,几乎无任何指导性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零散观察与比较。西方以实力与富足启发教育了康梁一代士子,康有为对儒学的修正、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译介,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从而将改革推向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这种中国化(即折衷化)的改革哲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强大吸引力,形成了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晚清士林以“中体西用”收官,表明晚清、民初数代士林并未彻底谦虚。民初第二代士林(即辛亥一代)因大多留洋(至少留日),则摒弃“中体西用”,认定既要学“用”,更要学“体”,作为代表性成果,便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社会改造方案十分彻底。然而,此时一战爆发,改变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如果说战争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对中国来说,这是“偶然”改变了“必然”,使中国走出原本不可能的历史轨迹。一战后,西方维多利亚时代的良好感觉不再,价值自信发生动摇,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等价值理念崩塌,西方知识分子对近代文明的正确性产生质疑,涌起一股“另找药方”的思潮。
1919年,一位美国记者对游欧的梁启超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听了很受用:“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看到一战后欧洲的破败,认定“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启超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他认为中国是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中华精神文明可拯救物质文明破产的西方。梁启超的“开步走”当然来自“不服输”心理,如果东方学说能够拯救只有物质文明的西方,岂非中国之大骄傲?
但这种“不服输”也是20世纪中国士林不断左翼化的价值幽灵。虽说利弊双刃,“不服输”心理也有一些正面效应,但从整体战略态势上,“不服输”迟滞了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脚步。这一态势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扭转。
【追赶下的急躁】
王富仁先生将中国现代化文化发展序列判认为“逆向性”:物质文化追求(洋务运动)——制度文化追求(维新运动)——精神文化追求(五四运动)。西方则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科技大发展,符合社会内部运动需求的“顺向性”:先从精神追求出发,到达制度文化,最后再追求物质文化。王富仁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缺乏内部动力机制,过分依赖外部动力机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正因为我国现代化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各种刺激下起步──希望在最短时间内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利用别人的经验跳过失败直接摘取果实,意图固好,却违反历史常识。“追赶”之下,总会带有一股躁动情绪,认为渐进式变革“一万年太久”,以致不屑一顾的以彻底宏观改造、重起炉灶为目的。
戊戌前,王照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然后再搞变法,康有为回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1904年3月1日,刘师培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命,在《中国白话报》上撰文《论激烈的好处》,呼吁摒弃温和的改良,走向激烈的变革。1905年,主张渐进的维新派与主张突变的激进派爆发东京大论战,激进派大获全胜──得到绝大多数青年士子认同。这场论战决定了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已埋下最初的伏笔。康梁主张不要学法国革命,看到暴力变革的负弊,但没人听,甚至引不起注意。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会晤于英伦,谈及是否走革命道路,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孙中山认为严复缓不济急。青年蔡元培也十分激进,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某次宴会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不彻底,揎臂大呼:“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辛亥革命后,青年顾颉刚加入中国社会党,多年后回忆:“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直可以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 年版)张国焘晚年也说:“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只有经历了政治革命,方能认清从根基处变革的重要性。于右任回顾创办上海大学:“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仕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以今日眼光,革命家实在有点急于求成,治标不治本。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革命家秋瑾居然为之鼓舞,只有思想家鲁迅看出了同学们一片欢呼中的不祥之兆。直至1990年代,中国士林才有人认识到:“现在看来,(康梁)是有道理的。”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呼吁:“革命的往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汪氏口号一时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门联。1923年,武昌高师附小教师陈潭秋向学生伍修权启蒙:“什么‘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本出路。”否定具体的点滴改良,宏大改革也无法真正完成,因为宏观毕竟由微观组成。
17世纪法国法学家让·多马曾言:惯例乃是自然法的一部分。长期形成的自然之物总是博奕之果,社会制度亦然。无视客观制约因素,理想代替现实,缺乏经验支撑,道德完美主义,其实比“守着前人过日子”更可怕,极易闯大祸。真正理想的社会改革当然应以最小代价为前提,且变革的必要性必须为其后的社会效率所证明,即必须得到利益的支撑,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看得见的利益”。那种以未来效率为论据的论证方法,事实证明万不可取。因为,这种论证方式无视和牺牲一代人的利益。
所有极左思潮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一切传统、扬弃所有经验,“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维新改良派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排荀运动,十余年间对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从汉代的古今经学到宋明理学,直到清代的义理学、考据学、词章学,无不加以抨击,为后来“全盘否定”的激进思潮提供了社会土壤。
20年前的社会先驱,20年后已沦为落伍者。1930年初,胡适此时的声音已是嗡嗡蚊鸣,没有多少青年要听了。李慎之说当时进步青年“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这一拨进步青年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一“进步”,这一远胡适而亲鲁迅,正是别温和而亲暴力的价值风向标。
【先生太多】
“追赶型”的文化特征之一为先生多,“五四”涌入诸多西方新说,一张张陌生的“外来妹”面孔,一时不知挑选哪一张图纸。没有先生不行,无人领着走;可先生太多也麻烦,不知挑选哪一位。“五四”时,有过一场“主义”之争,即哪家文化、哪一“主义”最先进最完美?老盘算着如何两点成一线地走最佳捷径,如此这般,前一目标尚未达到,前一“主义”尚未理解消化,又趋奔后一目标、另一“主义”,不断抛弃已获之物。理论的迷惑与“主义”的摇摆便成为一个世纪的通弊。
身处新旧之交,晚清、辛亥、“五四”这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表现为迷惘彷徨、进退失据。他们常常为新主义、新主张激动陶醉,但又很快对提倡不久的新主义、新主张感到失望,转身捧抬更新的主义、更时髦的主张。他们总希望占据时代大潮的浪尖,又常常发现滑落下来。于是,不由自主地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义或更新的主张,以便使自己与大众再次激动起来。梁启超之所以有“流质易变”之名,亦因这个时代“进步太快”。梁启超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饮冰室合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然而,社会改造不比其他,不可随意试错——这张图纸不行再换另一张。社会改革必须安全第一,所选图纸既要新更要美,自应挑选已经实践证明的那一张,既免缴人家的学费,白用人家经验,又可获得人家的成果。更何况,这张图纸若还需经过一场大革命才能获得推行权,就更应谨之又谨,慎之再慎。
【对传统的再认识】
史家有言: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事,今后还要发生;现在发生的事,过去也都发生过。历史的意义就在它连着我们今天的根,并预示未来。貌似平常的现象背后其实蹲伏着历史的艰深与复杂。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也是形成各项制度与法律道德的意识形态土壤,为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变革)提供价值支撑与发展路向。同时,文化也是凝聚传统的主轴。应该说,传统本身就来自实践的经验累积,只能继承不能扬弃,更不能打倒。因为,一打倒就会闯祸。20世纪的国史已证明这一点。有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特色以独而靓,怎么可以一脚自踢我五千年最沉甸甸的积累呢?
传统的价值不仅是过去经验的沉淀,更可防止走偏路、走斜道。陈独秀有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首先撬松历史理性的闸门,抛弃传统这杆标尺,以“新”免检,以自己为必是,且不容他人匡正,以这种绝然之态从事失误率甚高的革命,本身就十分危险。及至“文革”,竟认为“五四”也旧了,一切中外价值标准都成了批判对象,只有刚刚建立起来或还没建立起来的新式价值才值得肯定。革命至如此绝地,从文化角度,失去传统的拦滤作用,自是必须查找检讨的原因之一。
1902年,康有为撰就《大同书》(1913年陆续发表于《不忍杂志》),算得上是一次突破传统的“思想大跃进”,提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产,甚至男女同栖不得逾年、到期易人……如此这般,进入大同。康有为以理想为据,否定了现存社会的一切合理性。康有为认定那些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都是不完美的,应该用没有任何缺点的理性取而代之。他还断定黑人为劣等种族,建议用黑白杂婚,花700~1000年不断稀释黑人肤色,最终化黑人为白人。不考虑现实制约,提出完美化设想,实在太可怕。然而,理想主义以批判现实开道,较之为现实辩护的保守主义,更容易赚取愚众欢呼。
五四时期,鲁迅提倡不看中国书、吴稚晖呼吁将线装书掷入茅厕:“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曰:“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1922年蒋梦麟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读一些中国书,校长戴季陶急忙上台“纠错”,说蒋梦麟的话是亡国之谈——一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何以立国?那些古老的书可以救国么?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茅厕里去。当然,传统中有一些糟粕,需要删削清洗,但倒洗澡水(糟粕)倒掉孩子(主体),整体否定传统的现实价值,偏乎?这种偏激思想的形成,当然是“追赶型”文化的附瘤。 说到底,还是文化素养不够。李慎之晚年检点青年时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问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对一个自己都还不清楚的“主义”,就以新免检,不容他人讨论匡正,走出历史的大弯折也就不可避免了。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解放是国之大幸,也是邓小平能够领导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认识基础。这一认识得自于长期社会实践。如果能用传统文化及时验别“主义”,虽说也会支付一点代价,但决不会支付“大跃进”、“文革”这样巨大的代价。
余英时先生剖析:“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作用。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做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却始终与中国知识分子无缘。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衰落到惊人的地步。”(《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小结】
今天,依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绩,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二百美元跃至2011年五千余美元,毕竟已入“小康”,且无外敌入侵之危,士林“追赶型”心态大大弛缓。但 “追赶型”的基本态势仍在。尤其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需边学习边改革,但有着20世纪的正反经验,急是急不得了,亦无急的必要了。只是,不着急不等于可以慢慢蹭或原地不前,一点点还得挪呵!
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全球一村,人类一家,追求和谐,放弃对抗,欧盟成立,互惠双赢……文化上,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全球士林有可能“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是非”已有可能高于“利害”。人文标尺的提高,大大有利于全球人文环境的整体优化。
就当今中国士林整体态势,无论知识结构还是专业化精深化程度,都与一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已有能力把握“追赶型”的速率与节奏。事实上,他们已在默默推动新一轮改革。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西方整体差距愈发明显,几条军舰、数千英军就让天朝上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现实逼着寰内士林必须“睁开眼”,必须“推窗西望”,“追赶”成为必须接受的现实。此前,中国士林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若无西方炮舰怒海而至打上门来,怎么可能揖迎西学?救亡乃晚清打开国门必不可少的驱动力,无论严译论著或林译小说,直接动力均来自“救亡图存”这一时代大主题。
1894年甲午之败,使维新党人发现洋务运动的局限,仅仅“师夷长技”不行,救亡必先启蒙,必须将昏昏国民从沉沉愚昧中唤醒,否则会使知识弱化,智力愚昧制约整体能力,无法有效救亡。于是,“启蒙”成为时代的第二主题。从社会的直接需要上看,固然救亡压倒启蒙,但从问题解决的先后序列看,无启蒙则无救亡。一个对西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人,并不具备救亡的能力。
“中体西用”这一口号表明士林对中西学基本态势的认定:西方不就是有点硬邦邦的“坚船利炮”吗?我们东方可是有两千多年的精神文明,西方之学只能拿来一用,不可能也毋须以“用”为“体”。晚清士林认为西说功利鄙贱,无遮无掩,岂可等同我风流蕴藉的汉学?只须读读多尔衮致史可法的劝降书,握剑文字还那么谦恭有礼,难道不比你们直来直去的西学有蕴藏、更高明么?其实,耻谈功利,正是我传统文化一大弱点,致使各种支柱性观念盘旋空中,不少道德标准脱离人性和现实——高标准严要求的“二十四孝”便是如此。
19世纪70~8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国留学生到欧美拼命学习造船造炮(北洋水师将领大多留德),而日本虽习理工、经济,亦学习人文、法律。德相俾斯麦掷言:“日本渐兴,中国渐弱。”(2002年12月12日《文汇报》)有思想史家指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第一阶段——戊戌时期,几乎无任何指导性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零散观察与比较。西方以实力与富足启发教育了康梁一代士子,康有为对儒学的修正、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译介,为改革提供哲学基础,从而将改革推向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这种中国化(即折衷化)的改革哲学,在相当长时期内具有强大吸引力,形成了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
晚清士林以“中体西用”收官,表明晚清、民初数代士林并未彻底谦虚。民初第二代士林(即辛亥一代)因大多留洋(至少留日),则摒弃“中体西用”,认定既要学“用”,更要学“体”,作为代表性成果,便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社会改造方案十分彻底。然而,此时一战爆发,改变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如果说战争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对中国来说,这是“偶然”改变了“必然”,使中国走出原本不可能的历史轨迹。一战后,西方维多利亚时代的良好感觉不再,价值自信发生动摇,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等价值理念崩塌,西方知识分子对近代文明的正确性产生质疑,涌起一股“另找药方”的思潮。
1919年,一位美国记者对游欧的梁启超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梁启超听了很受用:“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看到一战后欧洲的破败,认定“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启超游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他认为中国是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中华精神文明可拯救物质文明破产的西方。梁启超的“开步走”当然来自“不服输”心理,如果东方学说能够拯救只有物质文明的西方,岂非中国之大骄傲?
但这种“不服输”也是20世纪中国士林不断左翼化的价值幽灵。虽说利弊双刃,“不服输”心理也有一些正面效应,但从整体战略态势上,“不服输”迟滞了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脚步。这一态势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渐渐扭转。
【追赶下的急躁】
王富仁先生将中国现代化文化发展序列判认为“逆向性”:物质文化追求(洋务运动)——制度文化追求(维新运动)——精神文化追求(五四运动)。西方则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科技大发展,符合社会内部运动需求的“顺向性”:先从精神追求出发,到达制度文化,最后再追求物质文化。王富仁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缺乏内部动力机制,过分依赖外部动力机制。(《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正因为我国现代化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各种刺激下起步──希望在最短时间内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利用别人的经验跳过失败直接摘取果实,意图固好,却违反历史常识。“追赶”之下,总会带有一股躁动情绪,认为渐进式变革“一万年太久”,以致不屑一顾的以彻底宏观改造、重起炉灶为目的。
戊戌前,王照劝康有为先办教育培养人才,然后再搞变法,康有为回答局势严重,来不及了。1904年3月1日,刘师培以“激烈派第一人”自命,在《中国白话报》上撰文《论激烈的好处》,呼吁摒弃温和的改良,走向激烈的变革。1905年,主张渐进的维新派与主张突变的激进派爆发东京大论战,激进派大获全胜──得到绝大多数青年士子认同。这场论战决定了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已埋下最初的伏笔。康梁主张不要学法国革命,看到暴力变革的负弊,但没人听,甚至引不起注意。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会晤于英伦,谈及是否走革命道路,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孙中山认为严复缓不济急。青年蔡元培也十分激进,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某次宴会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不彻底,揎臂大呼:“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辛亥革命后,青年顾颉刚加入中国社会党,多年后回忆:“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直可以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 年版)张国焘晚年也说:“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只有经历了政治革命,方能认清从根基处变革的重要性。于右任回顾创办上海大学:“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仕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以今日眼光,革命家实在有点急于求成,治标不治本。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革命家秋瑾居然为之鼓舞,只有思想家鲁迅看出了同学们一片欢呼中的不祥之兆。直至1990年代,中国士林才有人认识到:“现在看来,(康梁)是有道理的。”
大革命时期,汪精卫呼吁:“革命的往左来,不革命的滚出去!”汪氏口号一时成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门联。1923年,武昌高师附小教师陈潭秋向学生伍修权启蒙:“什么‘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本出路。”否定具体的点滴改良,宏大改革也无法真正完成,因为宏观毕竟由微观组成。
17世纪法国法学家让·多马曾言:惯例乃是自然法的一部分。长期形成的自然之物总是博奕之果,社会制度亦然。无视客观制约因素,理想代替现实,缺乏经验支撑,道德完美主义,其实比“守着前人过日子”更可怕,极易闯大祸。真正理想的社会改革当然应以最小代价为前提,且变革的必要性必须为其后的社会效率所证明,即必须得到利益的支撑,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看得见的利益”。那种以未来效率为论据的论证方法,事实证明万不可取。因为,这种论证方式无视和牺牲一代人的利益。
所有极左思潮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一切传统、扬弃所有经验,“觉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维新改良派发动的波澜壮阔的排荀运动,十余年间对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从汉代的古今经学到宋明理学,直到清代的义理学、考据学、词章学,无不加以抨击,为后来“全盘否定”的激进思潮提供了社会土壤。
20年前的社会先驱,20年后已沦为落伍者。1930年初,胡适此时的声音已是嗡嗡蚊鸣,没有多少青年要听了。李慎之说当时进步青年“是不大看得起胡适的,认为他战斗性太差,我们景仰的是战斗性最强的鲁迅”。这一拨进步青年意识不到自己的这一“进步”,这一远胡适而亲鲁迅,正是别温和而亲暴力的价值风向标。
【先生太多】
“追赶型”的文化特征之一为先生多,“五四”涌入诸多西方新说,一张张陌生的“外来妹”面孔,一时不知挑选哪一张图纸。没有先生不行,无人领着走;可先生太多也麻烦,不知挑选哪一位。“五四”时,有过一场“主义”之争,即哪家文化、哪一“主义”最先进最完美?老盘算着如何两点成一线地走最佳捷径,如此这般,前一目标尚未达到,前一“主义”尚未理解消化,又趋奔后一目标、另一“主义”,不断抛弃已获之物。理论的迷惑与“主义”的摇摆便成为一个世纪的通弊。
身处新旧之交,晚清、辛亥、“五四”这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表现为迷惘彷徨、进退失据。他们常常为新主义、新主张激动陶醉,但又很快对提倡不久的新主义、新主张感到失望,转身捧抬更新的主义、更时髦的主张。他们总希望占据时代大潮的浪尖,又常常发现滑落下来。于是,不由自主地企盼下一个更新的主义或更新的主张,以便使自己与大众再次激动起来。梁启超之所以有“流质易变”之名,亦因这个时代“进步太快”。梁启超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饮冰室合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然而,社会改造不比其他,不可随意试错——这张图纸不行再换另一张。社会改革必须安全第一,所选图纸既要新更要美,自应挑选已经实践证明的那一张,既免缴人家的学费,白用人家经验,又可获得人家的成果。更何况,这张图纸若还需经过一场大革命才能获得推行权,就更应谨之又谨,慎之再慎。
【对传统的再认识】
史家有言: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发生的事,今后还要发生;现在发生的事,过去也都发生过。历史的意义就在它连着我们今天的根,并预示未来。貌似平常的现象背后其实蹲伏着历史的艰深与复杂。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也是形成各项制度与法律道德的意识形态土壤,为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变革)提供价值支撑与发展路向。同时,文化也是凝聚传统的主轴。应该说,传统本身就来自实践的经验累积,只能继承不能扬弃,更不能打倒。因为,一打倒就会闯祸。20世纪的国史已证明这一点。有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特色以独而靓,怎么可以一脚自踢我五千年最沉甸甸的积累呢?
传统的价值不仅是过去经验的沉淀,更可防止走偏路、走斜道。陈独秀有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首先撬松历史理性的闸门,抛弃传统这杆标尺,以“新”免检,以自己为必是,且不容他人匡正,以这种绝然之态从事失误率甚高的革命,本身就十分危险。及至“文革”,竟认为“五四”也旧了,一切中外价值标准都成了批判对象,只有刚刚建立起来或还没建立起来的新式价值才值得肯定。革命至如此绝地,从文化角度,失去传统的拦滤作用,自是必须查找检讨的原因之一。
1902年,康有为撰就《大同书》(1913年陆续发表于《不忍杂志》),算得上是一次突破传统的“思想大跃进”,提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产,甚至男女同栖不得逾年、到期易人……如此这般,进入大同。康有为以理想为据,否定了现存社会的一切合理性。康有为认定那些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都是不完美的,应该用没有任何缺点的理性取而代之。他还断定黑人为劣等种族,建议用黑白杂婚,花700~1000年不断稀释黑人肤色,最终化黑人为白人。不考虑现实制约,提出完美化设想,实在太可怕。然而,理想主义以批判现实开道,较之为现实辩护的保守主义,更容易赚取愚众欢呼。
五四时期,鲁迅提倡不看中国书、吴稚晖呼吁将线装书掷入茅厕:“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曰:“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1922年蒋梦麟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读一些中国书,校长戴季陶急忙上台“纠错”,说蒋梦麟的话是亡国之谈——一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何以立国?那些古老的书可以救国么?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茅厕里去。当然,传统中有一些糟粕,需要删削清洗,但倒洗澡水(糟粕)倒掉孩子(主体),整体否定传统的现实价值,偏乎?这种偏激思想的形成,当然是“追赶型”文化的附瘤。 说到底,还是文化素养不够。李慎之晚年检点青年时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问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对一个自己都还不清楚的“主义”,就以新免检,不容他人讨论匡正,走出历史的大弯折也就不可避免了。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解放是国之大幸,也是邓小平能够领导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认识基础。这一认识得自于长期社会实践。如果能用传统文化及时验别“主义”,虽说也会支付一点代价,但决不会支付“大跃进”、“文革”这样巨大的代价。
余英时先生剖析:“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作用。中国的思想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做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这是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精神,但却始终与中国知识分子无缘。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衰落到惊人的地步。”(《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小结】
今天,依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绩,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二百美元跃至2011年五千余美元,毕竟已入“小康”,且无外敌入侵之危,士林“追赶型”心态大大弛缓。但 “追赶型”的基本态势仍在。尤其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需边学习边改革,但有着20世纪的正反经验,急是急不得了,亦无急的必要了。只是,不着急不等于可以慢慢蹭或原地不前,一点点还得挪呵!
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全球一村,人类一家,追求和谐,放弃对抗,欧盟成立,互惠双赢……文化上,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全球士林有可能“劲往一处使”的基础,“是非”已有可能高于“利害”。人文标尺的提高,大大有利于全球人文环境的整体优化。
就当今中国士林整体态势,无论知识结构还是专业化精深化程度,都与一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已有能力把握“追赶型”的速率与节奏。事实上,他们已在默默推动新一轮改革。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