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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標誌是適當降低GDP指標，適當放慢發展速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今後五年中，我國執行“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澳門民眾同樣應當領會這一精神並在實踐中貫徹執行。
編制以五年為週期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過去統稱“五年計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開始採用的、國務院宏觀指導全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工作方式。自1953年開始，原擬每5年制定一個計劃而順序延伸（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期限即為1953年至1957年）。但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擾，1967（“三五”後期）至1970年間中斷了五年計劃的編制，因此從“四五”（1971年至1975年）開始，每五年的間隔向後順延。“十一五”執行到2010年結束，由2011年至2015年執行嶄新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人們發現，新問世的“五年計劃”變成了“五年規劃”。“計劃”與“規劃”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反映了指導思想與工作方式的轉變。本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決議中強調了編制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在這裡，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無疑充分體現了指導思想上這一關鍵性的轉變。
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30餘年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高速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就。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3，645億元，至2009年已經達到335,353億元，增長了91倍；30年間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9%。2010年我國的GDP更高達397,983億元，同比增長10.3%, 總量超過日本而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奇跡，令世人矚目。
但是，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甚至埋下潛在的隱患。這些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主要表現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物價上漲壓力加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等等。
早在2010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就預見到這些矛盾並針對性地提出了今後五年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做到的五個“堅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在已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沿用了這些提法，充分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標誌是適當降低GDP指標，適當放慢發展速度。“十二五”期間我國的GDP年均增長率將控制在7%左右，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結束後舉行的記者會上也強調了這一點。總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今後五年中我國執行“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澳門民眾同樣應當領會這一精神並在實踐中貫徹執行。
正确认识提高施政水平的
“三个强化”问题
爲了落實“十二五規劃”的精神，澳門特區政府應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指導下，參照規劃中專門闡述港澳問題的第57章內容，進行一番認真的思考與探索。筆者認為，以下涉及施政水平的三個“強化”問題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强化政府的应有职能。
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在科學施政方面努力探索，確實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政府的一部分職能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在一些領域的管理力度尚嫌不足。誠然，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計劃經濟，政府不宜對社會事務，特別是經濟事務干預過多。然而，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能推行無政府主義，政府應當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職責，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職能。當代行政學的基本觀點認為，政府職能是多重的。從性質上看，政府具有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職能；從形式上看，政府具有計劃、組織、協調、監控等管理職能。隨著時代的發展，政府的政治職能、法律職能等逐漸淡化，經濟職能逐漸增強。而在管理職能中，計劃職能也變得日益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高新科技的迅速發展、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生產社會化的高度發展和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趨勢。國家作為經濟實體，和私人壟斷資本互相滲透，互相結合，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經濟計划等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廣泛的調節，保證了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繼續繁榮的原因之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精神，澳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因而也應當考慮這一制度的與時俱進、發展完善問題。由於受到不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葡萄牙的歷史影響，澳門政府的施政素來有力度不夠的缺陷，特區政府也未能完全擺脫固有窠臼的束縛。既然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十二五規劃”已將港澳問題單獨列章闡述的情況下，澳門特區政府有必要既吸收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長處，又參照國家主體的管理模式與經驗，強化多種職能，特別是以計劃職能為核心的管理職能。例如，可以考慮編制與國家五年規劃相適應的中期（五年）發展規劃，改變歷届政府只通過年度施政報告對下一年度經濟與社會發展提出短期計劃的傳統做法，使政府職能的發揮更加有力，逐步走上科學施政持續發展的軌道。
第二，強化對經濟結構的宏觀調控。
在這個問題上，“宏觀”和“調控”是需要強化的兩個不同重點。“十二五規劃”將計劃改為規劃，正體現了政府轉變思路、改變工作方式、強化宏觀管理的決心。因為計劃通常指時間較短、範圍較小的微觀構想，而規劃則往往從較高的層面、較宏觀的角度著眼。調控包含“協調”和“控制”兩層意思，意味著倘若協調無效，就可以運用控制的手段強有力地進行干預。“十二五規劃”中詳盡地羅列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若干方面：加強財政、貨幣、投資、產業、土地等各項政策協調配合，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合理調控經濟增長速度，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等等，其本質是“實現經濟增長速度和結構品質效益相統一”。
澳門特區近年面臨的問題與內地有相似之處。經濟建設的長期高速增長在創造大量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不少社會問題。博彩業一業獨大甚至畸形發展的弊端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現狀始終未能改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甚至不時激化，貪腐現象未能杜絕更是成为激起民憤的誘因。一言以蔽之，澳門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經濟結構、質量、效益之間不夠統一，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矛盾。為此，政府有必要加大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要下決心從政策上適當限制博彩業的發展勢頭，適當放慢經濟增長速度，大力扶持適合在澳門發展的新興產業，切實有效地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經濟格局。惟其如此，中央支持在澳門優先發展的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才有可能迅速壯大，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局面才能真正形成。
第三，強化粵港澳之間的實質性合作。
粵港澳合作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也是澳門、香港和廣東三地的實際需要。早在2003年和2004年中央政府與港、澳相繼簽署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中，就強調了粵港、粵澳合作的重要性；在2009年初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綱要（2008-2020）》中，粵港澳合作的問題得到了深入詳盡的闡釋；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廣東省政府又分別同香港特區、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明確了三地合作的地位作用和方針任務。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粵港澳合作在專門闡述港澳問題的第57章中進一步得到高度重視：“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交流合作，繼續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步伐。加強規劃協調，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加強內地與港澳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與合作。”由此可見，粵港澳合作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了。
“十二五規劃”顯然是將粵港澳合作作為一個整體，放在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大框架中來通盤考慮的。這就要求澳門、香港與廣東三地政府樹立全局觀念，同心同德，共同完成“十二五規劃”和相關文件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在珠江三角洲的範圍內，只有廣州、香港和澳門具備足夠的實力，能夠引領“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並駕齊驅；也只有以廣州、香港和澳門為核心，遍及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三角洲地區的交通運輸體系和優質生活圈才能建成。我們期待著粵港澳的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盡人意。人們更多地看到了粵港、粵澳的雙邊合作，很難見到三地一統的整體合作。雖然分別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卻未見《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難道三地之間不需要整體規劃，統一部署，協同作戰嗎？如果需要，那麼爲什麽不簽署《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呢？香港與澳門的性質相同，區情類似，需要相互學習借鑒、合作協調的地方很多，但事實上港澳兩地的關係卻不甚密切，連最高層次的交往都十分有限。澳門特區政府應當虛心向粵、港兩地學習，積極主動地爭取開展實質性的合作，在促進粵港澳區域融合整體發展的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發揮應有的作用。
編制以五年為週期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過去統稱“五年計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開始採用的、國務院宏觀指導全國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工作方式。自1953年開始，原擬每5年制定一個計劃而順序延伸（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期限即為1953年至1957年）。但由於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擾，1967（“三五”後期）至1970年間中斷了五年計劃的編制，因此從“四五”（1971年至1975年）開始，每五年的間隔向後順延。“十一五”執行到2010年結束，由2011年至2015年執行嶄新的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人們發現，新問世的“五年計劃”變成了“五年規劃”。“計劃”與“規劃”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卻反映了指導思想與工作方式的轉變。本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決議中強調了編制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改革開放，保障和改善民生，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在這裡，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無疑充分體現了指導思想上這一關鍵性的轉變。
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30餘年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高速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就。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3，645億元，至2009年已經達到335,353億元，增長了91倍；30年間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9%。2010年我國的GDP更高達397,983億元，同比增長10.3%, 總量超過日本而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我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奇跡，令世人矚目。
但是，長期高速的經濟增長也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甚至埋下潛在的隱患。這些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的主要表現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物價上漲壓力加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等等。
早在2010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就預見到這些矛盾並針對性地提出了今後五年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做到的五個“堅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把改革開放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在已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沿用了這些提法，充分體現了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標誌是適當降低GDP指標，適當放慢發展速度。“十二五”期間我國的GDP年均增長率將控制在7%左右，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結束後舉行的記者會上也強調了這一點。總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今後五年中我國執行“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澳門民眾同樣應當領會這一精神並在實踐中貫徹執行。
正确认识提高施政水平的
“三个强化”问题
爲了落實“十二五規劃”的精神，澳門特區政府應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指導下，參照規劃中專門闡述港澳問題的第57章內容，進行一番認真的思考與探索。筆者認為，以下涉及施政水平的三個“強化”問題值得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强化政府的应有职能。
回歸祖國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在科學施政方面努力探索，確實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但從總體上看，政府的一部分職能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在一些領域的管理力度尚嫌不足。誠然，資本主義制度不實行計劃經濟，政府不宜對社會事務，特別是經濟事務干預過多。然而，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能推行無政府主義，政府應當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職責，發揮其應有的社會職能。當代行政學的基本觀點認為，政府職能是多重的。從性質上看，政府具有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職能；從形式上看，政府具有計劃、組織、協調、監控等管理職能。隨著時代的發展，政府的政治職能、法律職能等逐漸淡化，經濟職能逐漸增強。而在管理職能中，計劃職能也變得日益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高新科技的迅速發展、生產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生產社會化的高度發展和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趨勢。國家作為經濟實體，和私人壟斷資本互相滲透，互相結合，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經濟計划等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廣泛的調節，保證了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繼續繁榮的原因之一。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精神，澳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因而也應當考慮這一制度的與時俱進、發展完善問題。由於受到不甚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葡萄牙的歷史影響，澳門政府的施政素來有力度不夠的缺陷，特區政府也未能完全擺脫固有窠臼的束縛。既然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十二五規劃”已將港澳問題單獨列章闡述的情況下，澳門特區政府有必要既吸收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長處，又參照國家主體的管理模式與經驗，強化多種職能，特別是以計劃職能為核心的管理職能。例如，可以考慮編制與國家五年規劃相適應的中期（五年）發展規劃，改變歷届政府只通過年度施政報告對下一年度經濟與社會發展提出短期計劃的傳統做法，使政府職能的發揮更加有力，逐步走上科學施政持續發展的軌道。
第二，強化對經濟結構的宏觀調控。
在這個問題上，“宏觀”和“調控”是需要強化的兩個不同重點。“十二五規劃”將計劃改為規劃，正體現了政府轉變思路、改變工作方式、強化宏觀管理的決心。因為計劃通常指時間較短、範圍較小的微觀構想，而規劃則往往從較高的層面、較宏觀的角度著眼。調控包含“協調”和“控制”兩層意思，意味著倘若協調無效，就可以運用控制的手段強有力地進行干預。“十二五規劃”中詳盡地羅列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若干方面：加強財政、貨幣、投資、產業、土地等各項政策協調配合，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增強針對性和靈活性，合理調控經濟增長速度，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等等，其本質是“實現經濟增長速度和結構品質效益相統一”。
澳門特區近年面臨的問題與內地有相似之處。經濟建設的長期高速增長在創造大量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不少社會問題。博彩業一業獨大甚至畸形發展的弊端一直未能很好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現狀始終未能改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時有發生甚至不時激化，貪腐現象未能杜絕更是成为激起民憤的誘因。一言以蔽之，澳門經濟增長的速度與經濟結構、質量、效益之間不夠統一，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矛盾。為此，政府有必要加大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要下決心從政策上適當限制博彩業的發展勢頭，適當放慢經濟增長速度，大力扶持適合在澳門發展的新興產業，切實有效地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經濟格局。惟其如此，中央支持在澳門優先發展的休閒旅遊、會展商務、中醫藥、教育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才有可能迅速壯大，經濟適度多元化的局面才能真正形成。
第三，強化粵港澳之間的實質性合作。
粵港澳合作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也是澳門、香港和廣東三地的實際需要。早在2003年和2004年中央政府與港、澳相繼簽署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中，就強調了粵港、粵澳合作的重要性；在2009年初公佈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綱要（2008-2020）》中，粵港澳合作的問題得到了深入詳盡的闡釋；2010年4月和2011年3月，廣東省政府又分別同香港特區、澳門特區政府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明確了三地合作的地位作用和方針任務。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粵港澳合作在專門闡述港澳問題的第57章中進一步得到高度重視：“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交流合作，繼續實施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深化粵港澳合作，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加快共建粵港澳優質生活圈步伐。加強規劃協調，完善珠江三角洲地區與港澳的交通運輸體系。加強內地與港澳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與合作。”由此可見，粵港澳合作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了。
“十二五規劃”顯然是將粵港澳合作作為一個整體，放在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大框架中來通盤考慮的。這就要求澳門、香港與廣東三地政府樹立全局觀念，同心同德，共同完成“十二五規劃”和相關文件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在珠江三角洲的範圍內，只有廣州、香港和澳門具備足夠的實力，能夠引領“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並駕齊驅；也只有以廣州、香港和澳門為核心，遍及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三角洲地區的交通運輸體系和優質生活圈才能建成。我們期待著粵港澳的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盡人意。人們更多地看到了粵港、粵澳的雙邊合作，很難見到三地一統的整體合作。雖然分別簽署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和《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卻未見《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難道三地之間不需要整體規劃，統一部署，協同作戰嗎？如果需要，那麼爲什麽不簽署《粵港澳合作框架協議》呢？香港與澳門的性質相同，區情類似，需要相互學習借鑒、合作協調的地方很多，但事實上港澳兩地的關係卻不甚密切，連最高層次的交往都十分有限。澳門特區政府應當虛心向粵、港兩地學習，積極主動地爭取開展實質性的合作，在促進粵港澳區域融合整體發展的格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