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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渐成为学界注目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议。研读经典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强调“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的同时，又着重突出了“一切人”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先性。
[关键词]马克思 社会观 现实意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34-04
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渐成为学界注目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回到马克思”式的文本解读空前壮观，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勘探的区域。比如，有人在解读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时就认为，只有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得到了全面发展，作为类的“一切人”才会得到全面发展。而反过来却不行。于是便得出结论说，“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排斥的关系。这种看似正确的解读若被放到经典文本中就会发现其自身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其实，马克思在强调“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的同时，又着重突出了“一切人”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先性。应该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论述是十分清楚的，并没有隐绰未彰或暧昧双义的地方。马克思是如何来论述这种优先性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简要探讨，以求学界批评指正。
一、“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本要件，因而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不断演绎、不断变化、内容处在开放之中的概念，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包括自然界、人化的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如胡塞尔所指的经验世界、可经验世界和非经验世界的总和，或者如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世界2”和“世界3”的总和。狭义的“社会”就是指由人的活动或人的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即人化的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否弃了前人抽象地考察人的人本学说的同时，开创了一条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的本质的蹊径，史无前例地构建了实践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种制动，处于“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是一种受动，这不仅表现为人的物质部分即人的身体等是社会的产物，还表现为人的精神也是“社会”的产物，于是，马克思否弃了唯心主义考察人的视界后，强调要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考察现实中的人及人类社会。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马克思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或“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本要件。显然，如果抽掉“社会关系”，就会“人将不人”。
“人”与“社会”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或者说在“社会”与“人”的这种制动与受动之间的中介环节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是打通“人”与“社会”之隔膜的利器，也是它们彼此之间发生关联的强有力中介。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全部实践活动至少包括三种样态：“物质生活”的生产、“生命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既维系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维系了种的繁衍，还维系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存续和发展。正是通过如“劳动”和“交往”等“实践”活动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其中，“人”作为一种受动，相比“社会”这种制动既受“社会”的规定，同时，“人”在被规定中又不是完全处在如“囚禁”般的无能为力状态。尽管人会受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制动之间构成“交互规定”格局，这就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因此，马克思哲学又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从特定的存在物与广义的“社会”即自然界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后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他还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捏到人与“社会”之关联的脉络：第一，社会的优先性是通过自然界这一“纽带”来进一步澄明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存在离不开自然界的存在。而自然界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本质存在也就离不开“社会”的存在。第二，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由人的存在与活动激活的，被激活的自然界即“社会”才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真正体现，因此，人的存在价值并不是从人的本身的生活境遇中得到映照，而是从被激活的自然界即“社会”中得到映照的。第三，只有“社会”才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进行统一的寄予之所。
除此以外，马克思对人的实际生活过程进行考察后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虽然是这一段话语的主词，但是马克思通过一连串的形容词对“社会”所进行的强调显然超过了对主词的强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有具有上述诸多修饰词下的“人”或者说只有在强调社会优先性前提下并与社会发生着有机关联的“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不仅如此，“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里，虽然说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思维的真理性证明中具有前件性，但是，我们若通过对马克思将“社会”或“社会生活”与人的“实践”之间的径路打通进行关照，就会发现，“社会”或 “社会生活”同人的“实践”一样相比于人的存在具有优先性。
二、“社会”是“人”生存或寄予之所，因而在价值上具有优先性
价值既是事物存在的理由，也是事物存在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生存或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均不是“现实的人”通过对个体自身的关照来映现的。那么，马克思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中介来映现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价值的呢?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进行考察后指出，“现实的人”的生存必备前件是：人的衣食住行得有保障，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去从事创造活动，否则，其他一切无从谈起。这样一来，“社会”就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存之基础，“自然界”构成了“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有人认为，需要的满足是价值的映现。其实，马克思并不否认人的需要及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马克思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忽略现实的人的需要而导致对“现实的人”的盲视。马克思认为，从内容上看，现实的人的需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从层次上看，人的需要可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恩格斯又把广义的生活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生理和生活需要以及繁衍后代的两性需要等；享受需要是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旨在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增强自由个性而产生的需要，等等。但是，“现实的人”的需要只是“现实的人”的需要得到实现的动机，而不是“现实的人”需要得到满足的价值所在。而且，“现实的人”的需要本身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曾指出：“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方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个人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为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在社会中才会得到映现，才会得到确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否则，脱离了“社会”，“人”的生存或存在就失去了价值的源头。
马克思通过考察阶级社会后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由于现实的社会同样是由“现实的人”所构成的，因此马克思还着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演进中“现实的人”的活动情况及其类别。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里，人在“类”上是有阶级性的，这是由于分工的出现，导致了人在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从而出现了私有制，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异化导致“现实的人”的异化。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现实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异化，“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它们互相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则表现为手段”。
要改变上述状况，马克思认为，“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且这“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的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私有制，真正会为人的“类”在价值和意义上不致异化提供前提条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这种实现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会消灭国家，但那时，代替国家这种形式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在实现或映现“现实的人”的价值上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因为，到那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自然界不仅为“现实的人”的生存或存在提供了寄予之所，而且同样映照着“现实的人”的生存或存在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在自然界中展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活动绝对不是靠向自然界的掠夺方式来完成的。恩格斯在考察“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后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完全发生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还强调“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是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三、马克思的阐释定向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社会优先性的强调，并不是想否定个人的主体性或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想通过这种强调，将其前人哲学中抽象的、空疏的、无血无肉的、无任何社会关联的“人”或人性进行了放逐。同时将“现实的”、“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具体的”、“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组织中的活生生的”、“有着各种需要”、“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 的”“人”引回。从中，马克思不仅找到了能够“解释世界”的工具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能够“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如果马克思哲学的关照点没有对社会优先性的强调，那么缺少了社会视角的人就只能是那种生活在抽象与空疏中的人，这样一来，谁来改变世界?又如何能改变世界呢?
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这种哲学致思取向既彰显了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又彰显了一种伟大的辩证法精神。两种精神的彰显都通过对社会优先性的强调而得到展现。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两个尺度：一是物的尺度，即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另一个就是人的内在尺度，即人的本性的需要。人总是将自己的需要倾注于对象之中，从而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整个人类发展历史表明：需要在可能性上构成实践发展的动力，实践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人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又表现为人的利益。利益表示的是人的需要对所需对象的占有关系。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活动持续发展的现实动因。正是利益使人的本质力量凝聚于对象之中，以改造对象来满足自身的需要，由此又决定了人们所从事活动的价值取向。倘若没有社会优先性的强调，“现实的人”在“个体”与“类”之间的有机关联就会发生断裂，因为单个的人对自己的现实需要和利益的关注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甚至是一件比较“本能”的活动，自然也是一种浅层次的操心。对于这样一种“本能性”的活动和操心进行理论旨趣上的强调应该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志向。尽管有学者把马克思哲学作类似的理解，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只是一种折返式的理解，不太符合马克思的阐释定向。
如今，面对资本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人性的肆掠，人与人之间、人与类之间的心灵壁垒在对人的主体性呼唤中不仅没有退隐，反而有隆起和突出之势。随着个人利益在市场放浪中越来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个人对他者的操持和关心变得越来越缺乏公度性，这样，人“心”之边界越来越收缩，甚至到了十分褊狭的程度。倘若任凭这种势头蔓延，那么，如20世纪30年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巴特所描绘的人的“失灵化”和“脱人化”惧象就会近在咫尺。针对这种状况，不少学者和哲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也有学者引进外来学说，试图从中找寻理论资源和理论支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试图通过对“个人存在”或“个人权利优先”的强调来呼唤人的主体性出场。在笔者看来，这种呼唤的作用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如果忽视我们这个社会所处的大背景和个人所处的境遇，就难以直击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加之市场经济本身又具有使人性“自我”放量走高的特性。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不仅起不到铲除社会弊害和人心壁垒的作用，还有可能促使人性“自我”高筑壁垒，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类之间产生更多的对立情绪，这样一来，“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很难落到实处。笔者以为，马克思哲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理论资源，发掘马克思的社会观会为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包容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我们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马克思 社会观 现实意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34-04
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渐成为学界注目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回到马克思”式的文本解读空前壮观，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需要进一步深入勘探的区域。比如，有人在解读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时就认为，只有作为个体的“每个人”得到了全面发展，作为类的“一切人”才会得到全面发展。而反过来却不行。于是便得出结论说，“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并不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排斥的关系。这种看似正确的解读若被放到经典文本中就会发现其自身所固有的理论缺陷。其实，马克思在强调“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的同时，又着重突出了“一切人”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先性。应该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论述是十分清楚的，并没有隐绰未彰或暧昧双义的地方。马克思是如何来论述这种优先性的?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简要探讨，以求学界批评指正。
一、“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本要件，因而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不断演绎、不断变化、内容处在开放之中的概念，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包括自然界、人化的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如胡塞尔所指的经验世界、可经验世界和非经验世界的总和，或者如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世界2”和“世界3”的总和。狭义的“社会”就是指由人的活动或人的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即人化的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否弃了前人抽象地考察人的人本学说的同时，开创了一条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的本质的蹊径，史无前例地构建了实践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种制动，处于“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是一种受动，这不仅表现为人的物质部分即人的身体等是社会的产物，还表现为人的精神也是“社会”的产物，于是，马克思否弃了唯心主义考察人的视界后，强调要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来考察现实中的人及人类社会。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马克思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或“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基本要件。显然，如果抽掉“社会关系”，就会“人将不人”。
“人”与“社会”是如何发生关联的?或者说在“社会”与“人”的这种制动与受动之间的中介环节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是打通“人”与“社会”之隔膜的利器，也是它们彼此之间发生关联的强有力中介。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全部实践活动至少包括三种样态：“物质生活”的生产、“生命的生产”和“意识”的生产。正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既维系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维系了种的繁衍，还维系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存续和发展。正是通过如“劳动”和“交往”等“实践”活动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其中，“人”作为一种受动，相比“社会”这种制动既受“社会”的规定，同时，“人”在被规定中又不是完全处在如“囚禁”般的无能为力状态。尽管人会受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制动之间构成“交互规定”格局，这就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因此，马克思哲学又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从特定的存在物与广义的“社会”即自然界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后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他还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捏到人与“社会”之关联的脉络：第一，社会的优先性是通过自然界这一“纽带”来进一步澄明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存在离不开自然界的存在。而自然界是“社会”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本质存在也就离不开“社会”的存在。第二，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由人的存在与活动激活的，被激活的自然界即“社会”才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真正体现，因此，人的存在价值并不是从人的本身的生活境遇中得到映照，而是从被激活的自然界即“社会”中得到映照的。第三，只有“社会”才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在本质上进行统一的寄予之所。
除此以外，马克思对人的实际生活过程进行考察后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必须“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虽然是这一段话语的主词，但是马克思通过一连串的形容词对“社会”所进行的强调显然超过了对主词的强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有具有上述诸多修饰词下的“人”或者说只有在强调社会优先性前提下并与社会发生着有机关联的“人”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才是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不仅如此，“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里，虽然说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在人的思维的真理性证明中具有前件性，但是，我们若通过对马克思将“社会”或“社会生活”与人的“实践”之间的径路打通进行关照，就会发现，“社会”或 “社会生活”同人的“实践”一样相比于人的存在具有优先性。
二、“社会”是“人”生存或寄予之所，因而在价值上具有优先性
价值既是事物存在的理由，也是事物存在的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生存或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均不是“现实的人”通过对个体自身的关照来映现的。那么，马克思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中介来映现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人”的价值的呢?
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进行考察后指出，“现实的人”的生存必备前件是：人的衣食住行得有保障，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去从事创造活动，否则，其他一切无从谈起。这样一来，“社会”就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存之基础，“自然界”构成了“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有人认为，需要的满足是价值的映现。其实，马克思并不否认人的需要及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马克思曾经批评过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忽略现实的人的需要而导致对“现实的人”的盲视。马克思认为，从内容上看，现实的人的需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从层次上看，人的需要可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恩格斯又把广义的生活资料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生理和生活需要以及繁衍后代的两性需要等；享受需要是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旨在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增强自由个性而产生的需要，等等。但是，“现实的人”的需要只是“现实的人”的需要得到实现的动机，而不是“现实的人”需要得到满足的价值所在。而且，“现实的人”的需要本身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曾指出：“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方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个人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为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在社会中才会得到映现，才会得到确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否则，脱离了“社会”，“人”的生存或存在就失去了价值的源头。
马克思通过考察阶级社会后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由于现实的社会同样是由“现实的人”所构成的，因此马克思还着重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演进中“现实的人”的活动情况及其类别。在他看来，在阶级社会里，人在“类”上是有阶级性的，这是由于分工的出现，导致了人在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从而出现了私有制，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异化导致“现实的人”的异化。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现实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异化，“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它们互相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则表现为手段”。
要改变上述状况，马克思认为，“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要改变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且这“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的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私有制，真正会为人的“类”在价值和意义上不致异化提供前提条件。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这种实现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会消灭国家，但那时，代替国家这种形式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在实现或映现“现实的人”的价值上具有更为基本的意义。因为，到那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实的集体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自然界不仅为“现实的人”的生存或存在提供了寄予之所，而且同样映照着“现实的人”的生存或存在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在自然界中展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活动绝对不是靠向自然界的掠夺方式来完成的。恩格斯在考察“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后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往后和再往后却完全发生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还强调“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是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三、马克思的阐释定向及其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对社会优先性的强调，并不是想否定个人的主体性或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想通过这种强调，将其前人哲学中抽象的、空疏的、无血无肉的、无任何社会关联的“人”或人性进行了放逐。同时将“现实的”、“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具体的”、“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组织中的活生生的”、“有着各种需要”、“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 的”“人”引回。从中，马克思不仅找到了能够“解释世界”的工具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找到了能够“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如果马克思哲学的关照点没有对社会优先性的强调，那么缺少了社会视角的人就只能是那种生活在抽象与空疏中的人，这样一来，谁来改变世界?又如何能改变世界呢?
由此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这种哲学致思取向既彰显了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又彰显了一种伟大的辩证法精神。两种精神的彰显都通过对社会优先性的强调而得到展现。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必须遵循两个尺度：一是物的尺度，即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另一个就是人的内在尺度，即人的本性的需要。人总是将自己的需要倾注于对象之中，从而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整个人类发展历史表明：需要在可能性上构成实践发展的动力，实践则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人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需要，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又表现为人的利益。利益表示的是人的需要对所需对象的占有关系。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活动持续发展的现实动因。正是利益使人的本质力量凝聚于对象之中，以改造对象来满足自身的需要，由此又决定了人们所从事活动的价值取向。倘若没有社会优先性的强调，“现实的人”在“个体”与“类”之间的有机关联就会发生断裂，因为单个的人对自己的现实需要和利益的关注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甚至是一件比较“本能”的活动，自然也是一种浅层次的操心。对于这样一种“本能性”的活动和操心进行理论旨趣上的强调应该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志向。尽管有学者把马克思哲学作类似的理解，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只是一种折返式的理解，不太符合马克思的阐释定向。
如今，面对资本理性和技术理性对人性的肆掠，人与人之间、人与类之间的心灵壁垒在对人的主体性呼唤中不仅没有退隐，反而有隆起和突出之势。随着个人利益在市场放浪中越来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个人对他者的操持和关心变得越来越缺乏公度性，这样，人“心”之边界越来越收缩，甚至到了十分褊狭的程度。倘若任凭这种势头蔓延，那么，如20世纪30年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巴特所描绘的人的“失灵化”和“脱人化”惧象就会近在咫尺。针对这种状况，不少学者和哲人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也有学者引进外来学说，试图从中找寻理论资源和理论支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试图通过对“个人存在”或“个人权利优先”的强调来呼唤人的主体性出场。在笔者看来，这种呼唤的作用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因为，如果忽视我们这个社会所处的大背景和个人所处的境遇，就难以直击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加之市场经济本身又具有使人性“自我”放量走高的特性。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不仅起不到铲除社会弊害和人心壁垒的作用，还有可能促使人性“自我”高筑壁垒，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类之间产生更多的对立情绪，这样一来，“以人为本”的理念就很难落到实处。笔者以为，马克思哲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充足的理论资源，发掘马克思的社会观会为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包容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我们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会把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吕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