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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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前言 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业的活动都超越了国界。随之会出现由谁来形成和保护超越国界的公共利益的问题。传统的作法是就构成热点的具体事项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或者设立国际组织专门处理某方面问题,并在那里进行条约的起草等诸项工作。 近年来又增加的变化很引人注目:从国际性经济活动的全局出发,在特定地区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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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前言 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业的活动都超越了国界。随之会出现由谁来形成和保护超越国界的公共利益的问题。传统的作法是就构成热点的具体事项缔结双边或多边条约,或者设立国际组织专门处理某方面问题,并在那里进行条约的起草等诸项工作。 近年来又增加的变化很引人注目:从国际性经济活动的全局出发,在特定地区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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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一度奉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但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目标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排挤、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以阻止在欧亚大陆再出现一个大国。所谓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完全一致。于是,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1993年2月制定出《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正> 苏联崩溃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消失了。美国在冷战时期所制定和推行的专门对付苏联的战略和策略自然要进行调整和改变。美国认为现在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美国必须根据新的安全环境制
<正> 从1989年11月9日前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东西德边界到它1990年10月3日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二战以后分裂并相互敌对四十多年的两个德国完成了统一,其进程之快捷和顺利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两个德国在实现国家的和法律上的统一以后,正面临着“内
<正> 1997年底,包括东盟各国以及中、日、韩在内的首届东亚非正式首脑会晤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这是东亚区域化进程中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冷战的结束给东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区域化进程的启动,毫无疑问,它将是改变东亚区域格局和区域面貌的历史性动力。推动区域化进程在东亚的进一步演进,一要靠经济合作,二要靠安全合作。目前,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代表的整个亚太区经济合作进程
<正> 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存在着多元的行为主体结构,其中,除主权国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外,从联合国到其他各种世界性或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组织也大量涌现。由于构成国际政治体系的角色复杂多样,影响国际政治关系的因素亦呈多样性,包括了经济、军事、政治意识与文化、科学技术和地理环境等诸方面。在
<正> 联合国作为战后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主要形式,其首要目标和任务就是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联合国为它的集体安全体制设计了两项基本职能:一是“采取有效的集体方法,以消除对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对和平之破坏”,二是“以和平方法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然而事实上,冷战时的美苏对抗却使联合国这一职能未能得到充分执行。1991
<正> 冷战结束以后,环境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是不争的事实。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和国际环境外交活动的深入发展已直接触及到国际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国家主权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国际环境保护与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始终在中国外交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中国与外界发生的六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全部都发生在相邻的周边国家。四十多年的外交实践也证明,周边外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联到中国的安全环境,甚至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这是由中国的国家实力及国际地位所决定的,
<正>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军事安全是各国最重要的问题。但,冷战的结束使各国相继调整了本国的安全战略,确立了包含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观。在这样的背景下,综合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的重视,各种双边的、多边的综合安全对话已相继展开,综合安全
<正> 观察两岸政治僵局的原因,两岸执政者的理念背景和两岸舆论界所形成的观念形态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而这又是常常因为政治主张的公开对抗局面而被忽略的一个潜流因素。 两岸不能马上实现国家统一,不能以适当的政治关系形态进入积极互动的状态,甚至不能展开作为打破政治僵局第一步的和平谈判,其原因究竟是在于两岸执政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