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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地伪政权一夜之间彻底跨台。国民政府于9月下旬开始缉捕汉奸，但直到1946年4月下旬，才陆续开始对大汉奸进行审判，审判持续到次年中才结束，历时一年多。其中在南京公开审判的，主要有梅思平、林柏生、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五大汉奸，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公审梅思平
1946年5月3日，高等法院设在朝天宫的法庭，广场上人山人海。9时许，法庭鸣钟三下，随着法警一声高呼“开庭——”，审判长赵琛、检察官李师沅及书记官等，身着法衣鱼贯入庭就座。跟着，大汉奸梅思平被4名法警押入审判庭的被告席上，顿时人群骚动，镁光灯闪个不停，电影公司的摄影机也紧张地投入拍摄工作。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抗战前当过南京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爆发后以中央宣传部专员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他与高宗武和日本特工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举行密谈，议定《日华协议记录》等。汪精卫叛变投敌后，他是汪精卫集团的一员干将，任汪伪中央组织部长、实业部长、内务部长、浙江省长等职。
公审当日，检察官李师沅以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起诉他，梅思平成为南京公审的第一个汪伪巨奸。当审判长赵琛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时，梅思平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噜着。审判长有些恼火，又重复问了一遍，他仍是吱唔含糊。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他已经醉了，显然被押上庭之前偷喝了不少酒。望着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竟靠酒精麻醉自己，审判席上的法官们相视苦笑。
梅思平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说他与日方密商是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之命，而且“完全为高宗武工作”；任伪政府要职系汪的指派，乃身不由己。对于检察官所说的发行伪币、公卖鸦片、资政军粮，辩护律师一概加以否认，反而说梅是为国家保存物资和实力。经此辩护，梅思平俨然成了一个被迫下水、又做好事的人。11时45分，辩护终结，梅思平被押回监狱。
5月9日，梅思平被首都高等法院宣判死刑。梅不服，申请复判。7月6日，申请被驳回，他知道没有希望了，每晚以酒消愁。9月14日，梅思平被处决。
公审林柏生
5月25日是公审林柏生的日子，上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济济,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正，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林柏生是广东信宜人，1925年任汪精卫秘书，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次年随汪精卫去法国，后任《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社长。叛国后，曾任伪国民党常委、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长等职。他是汪氏集团的“一枝笔”，到处发表讲演、写文章宣传“和平反共救国”理论。
审判长问他，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弹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求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唱片后，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林柏生又开始狡赖，对于法庭指责他3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而当法庭列举了他100多篇出卖民族的讲话和文章时，他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公审下午4时结束，在法警押解下，林柏生蹒跚地退出法庭。
5月31日，法庭宣判林柏生死刑。10月8日，林柏生被枪决。
公审周佛海
1946年10月21日，朝天宫大成殿人头攒动，近万名市民翘首观望公审大汉奸周佛海。10时整，周被押进被告席。
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汪伪集团第二号大汉奸。1921年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924年脱离共产党，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叛国后，任伪警政部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部指挥，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审判长赵琛原是周的朋友，今日则是对头，他面无表情地问过对方姓名、年龄、籍贯后，由检察长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列举了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为日寇提供大量资金和粮食，杀害沦陷区无辜民众等等罪行，提出应予严惩。
周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他诡称“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非“反抗本国”。他把与日本讲和一事推到梅思平等人身上，又说残杀无辜是李士群、吴四宝等干的，接着又滔滔不绝宣扬了他的“曲线救国”的谬论。
他说自己原希望能与日本直接和谈，以挽救祖国危亡，但后来发现日本并无停战诚意，便暗中通谋了重庆，希望做些利于抗战的事，因此以后所作所为都是奉中央之命而行的，并列举了1941年以后与戴笠和顾祝同等人的来往事实。还说日本投降后，他组织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由此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
周佛海一再大谈特谈与重庆来往的经过，原想以此邀功，不料却触动了最高当局的心病。以抗日英雄自居的蒋介石，如何能落上勾结汉奸的罪名？
10月21日一审结束后，11月7日再次进行公审，首都高等法院判周死刑。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保全丈夫的性命，将周与重庆方面的来往函电，包括和戴笠的私人函电、蒋介石亲笔手谕都封存在香港某银行，以防不测，此时她竭尽全力申请复判。她请来了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等大律师,又收集了一些有助于周的证据,其中有顾祝同、杜月笙、吴开先、马元放、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书写的证明；还向周的昔年老友陈布雷求援，没料到申请复判书仍被最高法院驳回。
最后，还是陈果夫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为她斡旋，使她见到了蒋介石。她一进门，喊了一声“蒋主席——”，立即“扑通”一声跪在蒋面前，不停抽泣，什么话也不说，屋内空气十分沉闷。蒋介石脸色很难看，不时皱一下眉头，终于以低缓的语调说：“起来吧，安心回去，让佛海再待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下达了特赦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但不久，周病死在监狱中。
公审罗君强
罗君强是湖南湘乡人，读书时是个高材生，曾与丁玲、胡云翼同班。1927年开始追随蒋介石，193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
抗战爆发后，他一味鼓吹“亡国论”,1939年随周佛海到香港,终于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伪政府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税警团团长、安徽省长兼南京《中报》和上海《平报》社社长。
首都高等法院于1946年10月23日对其进行公审。当他被押上审判庭时，竟颇不在乎地左顾右盼，引起观众公愤，当时报纸评他是“小丑巨奸”。对于法庭指责他认贼为父、追随汪精卫从事卖国活动，他却伶牙俐齿地百般狡辩，声称自己对汪精卫、周佛海等的叛国预谋事先一点没有觉察到，直到1939年8月到上海参加了“和平运动”，当了伪官后，方知已铸成大错，本想回头是岸，“但转念一想，既入虎穴，必得虎子，乃决心做点事以报国家”。
经他一番自我表白，这个巨奸俨然成了一名误上贼船而忍辱负重的受害者了，当时便遭到全场的哄笑和叱骂。
他还申辩说，日本投降后，自己费尽心机将手下的2万多名税警、1万多条枪，都如数交给了中央。甚至于连大汉奸李士群被毒毙，也是他罗某人出谋划策的功劳，企图以此邀功。
1947年3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指控他“身历中央简任要职，久受政府知遇……竟于我国战事不利、危急存亡之时，离开陪都，追随汪、周诸逆，通谋敌寇，反抗中央”，本来也要判处死刑，但念其在安徽省长任上“尚能爱民”，故赦其一死，判处无期徒刑。
公审丁默邨
1946年11月11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对大汉奸丁默邨提起公诉。次年2月8日，该院判处其死刑，主要罪状是：丁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时，残害抗日志士和许多平民百姓，制造血案多起，罪大恶极。丁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丁默邨是湖南常德人，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变投靠了国民党，抗战前任国民党军统局三处处长，其地位一度与戴笠相差无几，但两人是对头。1938年，张国焘投靠国民党时，丁奉命“招待”张，不料居然从中贪污了部分招待费，戴笠侦知后，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丁因此受到追查。不久，第三处被戴裁减，他只在军委会挂了个少将参议的空名，一气之下，他借故从汉口南下，跑到上海投靠了大汉奸李士群的特工组织。
汪伪政府成立后，丁曾任社会部部长、特务委员会主任兼特工总部主任、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丁为人心狠手辣，投靠日寇后，他疯狂地进行特务活动，杀人如麻，与重庆国民政府大打“特工战”，杀了不少重庆的特工。
但对法庭所指控的罪状，他却百般抵赖，实在赖不掉，就说“记不清了”，或者推说是李士群所干。检察官指控他1939年及次年杀害租界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郁达夫之兄）、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钱浩业，并在1940年杀害特工郑苹如（电影《色戒》的女主角原型）时，他却说，前两者他不认识，不知是谁杀掉二人；至于郑苹如的死，那是日本人干的。
尽管如此，这个老牌特务深知干的坏事太多，招致各方的仇恨，靠正常途径来乞求减刑是很难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像的救命法，在其上诉被驳回后，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雨农先生（戴笠）曾两次在重庆与我谈话，他按照我参加汪政权期间，被我处决的共党分子，是被我处决的军统人员的25倍这一实际情况，认定我功大于过。我对共党分子的活动规律较了解，如果委座能留我一命，我当以5000颗共产分子的头颅折罪，如果我两年未完成这一任务，悉听委座制裁。”
蒋介石看完信，沉默一会，问陈布雷：“你说说，留不留他？”陈说：“此人心术诡秘，反复无常！”蒋介石点了点头。陈果夫对丁默邨背叛中统改投军统，后又背叛军统投靠汪伪十分不满，他对蒋介石说：“恕我直言，如果为了反共而留下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分子，势必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对我党不利；再说丁默邨是个很不可靠的、反复无常的家伙，留之并不安宁。”顿了一会，他又说：“没有丁默邨，对付共党的事，我们一样能干，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在老虎监狱刑场被枪决。
公审梅思平
1946年5月3日，高等法院设在朝天宫的法庭，广场上人山人海。9时许，法庭鸣钟三下，随着法警一声高呼“开庭——”，审判长赵琛、检察官李师沅及书记官等，身着法衣鱼贯入庭就座。跟着，大汉奸梅思平被4名法警押入审判庭的被告席上，顿时人群骚动，镁光灯闪个不停，电影公司的摄影机也紧张地投入拍摄工作。
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抗战前当过南京江宁实验县县长、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爆发后以中央宣传部专员名义在香港活动。1938年11月，他与高宗武和日本特工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举行密谈，议定《日华协议记录》等。汪精卫叛变投敌后，他是汪精卫集团的一员干将，任汪伪中央组织部长、实业部长、内务部长、浙江省长等职。
公审当日，检察官李师沅以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起诉他，梅思平成为南京公审的第一个汪伪巨奸。当审判长赵琛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时，梅思平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噜着。审判长有些恼火，又重复问了一遍，他仍是吱唔含糊。人们这才发现，原来他已经醉了，显然被押上庭之前偷喝了不少酒。望着这个曾经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竟靠酒精麻醉自己，审判席上的法官们相视苦笑。
梅思平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说他与日方密商是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之命，而且“完全为高宗武工作”；任伪政府要职系汪的指派，乃身不由己。对于检察官所说的发行伪币、公卖鸦片、资政军粮，辩护律师一概加以否认，反而说梅是为国家保存物资和实力。经此辩护，梅思平俨然成了一个被迫下水、又做好事的人。11时45分，辩护终结，梅思平被押回监狱。
5月9日，梅思平被首都高等法院宣判死刑。梅不服，申请复判。7月6日，申请被驳回，他知道没有希望了，每晚以酒消愁。9月14日，梅思平被处决。
公审林柏生
5月25日是公审林柏生的日子，上午8时不到，朝天宫大成殿的旁听席上已是人头济济,连大院也被挤得水泄不通。9时正，审判长及几位法官、检察官入席。接着，身着长衫、戴着眼镜的林柏生被押进法庭。
林柏生是广东信宜人，1925年任汪精卫秘书，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次年随汪精卫去法国，后任《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社长。叛国后，曾任伪国民党常委、行政院宣传部长、安徽省长等职。他是汪氏集团的“一枝笔”，到处发表讲演、写文章宣传“和平反共救国”理论。
审判长问他，为什么要在1938年12月23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后来是怎样得到汪精卫的赏识担任伪政权要职的？在任伪职期间，做了多少叛国害民的事情？
对这些连珠炮弹般的责问，林柏生无法正面回答，他一一承认了所任职务，却只字不提卖国行径，最后被问急了，就说是“为求沦陷区百姓于倒悬”。法庭当众播放了1943年11月12日林柏生在日本东京参加东亚青少年指导者会议上发表的《团结大东亚青少年，实践大东亚宣言》以及在南京广播的《正义的和平与道义》唱片后，旁听民众对其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讲话，无不万分愤慨。林柏生见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这才不再吭声。
下午2时，审判继续进行，林柏生又开始狡赖，对于法庭指责他3次赴日进行卖国活动，林竟说是为了中日和平、减轻沦陷区百姓的灾难。而当法庭列举了他100多篇出卖民族的讲话和文章时，他又摆出一副超然自若的样子，几乎全部承认下来。公审下午4时结束，在法警押解下，林柏生蹒跚地退出法庭。
5月31日，法庭宣判林柏生死刑。10月8日，林柏生被枪决。
公审周佛海
1946年10月21日，朝天宫大成殿人头攒动，近万名市民翘首观望公审大汉奸周佛海。10时整，周被押进被告席。
周佛海是湖南沅陵人，汪伪集团第二号大汉奸。1921年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924年脱离共产党，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叛国后，任伪警政部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部指挥，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
审判长赵琛原是周的朋友，今日则是对头，他面无表情地问过对方姓名、年龄、籍贯后，由检察长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列举了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为日寇提供大量资金和粮食，杀害沦陷区无辜民众等等罪行，提出应予严惩。
周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但他诡称“通谋敌国”是“图谋保卫本国”，而非“反抗本国”。他把与日本讲和一事推到梅思平等人身上，又说残杀无辜是李士群、吴四宝等干的，接着又滔滔不绝宣扬了他的“曲线救国”的谬论。
他说自己原希望能与日本直接和谈，以挽救祖国危亡，但后来发现日本并无停战诚意，便暗中通谋了重庆，希望做些利于抗战的事，因此以后所作所为都是奉中央之命而行的，并列举了1941年以后与戴笠和顾祝同等人的来往事实。还说日本投降后，他组织十几万税警团部队，在沪宁一线保护京沪国道，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地，由此要求法庭对他减轻判刑。
周佛海一再大谈特谈与重庆来往的经过，原想以此邀功，不料却触动了最高当局的心病。以抗日英雄自居的蒋介石，如何能落上勾结汉奸的罪名？
10月21日一审结束后，11月7日再次进行公审，首都高等法院判周死刑。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保全丈夫的性命，将周与重庆方面的来往函电，包括和戴笠的私人函电、蒋介石亲笔手谕都封存在香港某银行，以防不测，此时她竭尽全力申请复判。她请来了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等大律师,又收集了一些有助于周的证据,其中有顾祝同、杜月笙、吴开先、马元放、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书写的证明；还向周的昔年老友陈布雷求援，没料到申请复判书仍被最高法院驳回。
最后，还是陈果夫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为她斡旋，使她见到了蒋介石。她一进门，喊了一声“蒋主席——”，立即“扑通”一声跪在蒋面前，不停抽泣，什么话也不说，屋内空气十分沉闷。蒋介石脸色很难看，不时皱一下眉头，终于以低缓的语调说：“起来吧，安心回去，让佛海再待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下达了特赦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但不久，周病死在监狱中。
公审罗君强
罗君强是湖南湘乡人，读书时是个高材生，曾与丁玲、胡云翼同班。1927年开始追随蒋介石，193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秘书。
抗战爆发后，他一味鼓吹“亡国论”,1939年随周佛海到香港,终于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伪政府中央党部副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税警团团长、安徽省长兼南京《中报》和上海《平报》社社长。
首都高等法院于1946年10月23日对其进行公审。当他被押上审判庭时，竟颇不在乎地左顾右盼，引起观众公愤，当时报纸评他是“小丑巨奸”。对于法庭指责他认贼为父、追随汪精卫从事卖国活动，他却伶牙俐齿地百般狡辩，声称自己对汪精卫、周佛海等的叛国预谋事先一点没有觉察到，直到1939年8月到上海参加了“和平运动”，当了伪官后，方知已铸成大错，本想回头是岸，“但转念一想，既入虎穴，必得虎子，乃决心做点事以报国家”。
经他一番自我表白，这个巨奸俨然成了一名误上贼船而忍辱负重的受害者了，当时便遭到全场的哄笑和叱骂。
他还申辩说，日本投降后，自己费尽心机将手下的2万多名税警、1万多条枪，都如数交给了中央。甚至于连大汉奸李士群被毒毙，也是他罗某人出谋划策的功劳，企图以此邀功。
1947年3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指控他“身历中央简任要职，久受政府知遇……竟于我国战事不利、危急存亡之时，离开陪都，追随汪、周诸逆，通谋敌寇，反抗中央”，本来也要判处死刑，但念其在安徽省长任上“尚能爱民”，故赦其一死，判处无期徒刑。
公审丁默邨
1946年11月11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对大汉奸丁默邨提起公诉。次年2月8日，该院判处其死刑，主要罪状是：丁任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时，残害抗日志士和许多平民百姓，制造血案多起，罪大恶极。丁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丁默邨是湖南常德人，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变投靠了国民党，抗战前任国民党军统局三处处长，其地位一度与戴笠相差无几，但两人是对头。1938年，张国焘投靠国民党时，丁奉命“招待”张，不料居然从中贪污了部分招待费，戴笠侦知后，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丁因此受到追查。不久，第三处被戴裁减，他只在军委会挂了个少将参议的空名，一气之下，他借故从汉口南下，跑到上海投靠了大汉奸李士群的特工组织。
汪伪政府成立后，丁曾任社会部部长、特务委员会主任兼特工总部主任、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丁为人心狠手辣，投靠日寇后，他疯狂地进行特务活动，杀人如麻，与重庆国民政府大打“特工战”，杀了不少重庆的特工。
但对法庭所指控的罪状，他却百般抵赖，实在赖不掉，就说“记不清了”，或者推说是李士群所干。检察官指控他1939年及次年杀害租界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郁达夫之兄）、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刑庭庭长钱浩业，并在1940年杀害特工郑苹如（电影《色戒》的女主角原型）时，他却说，前两者他不认识，不知是谁杀掉二人；至于郑苹如的死，那是日本人干的。
尽管如此，这个老牌特务深知干的坏事太多，招致各方的仇恨，靠正常途径来乞求减刑是很难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像的救命法，在其上诉被驳回后，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雨农先生（戴笠）曾两次在重庆与我谈话，他按照我参加汪政权期间，被我处决的共党分子，是被我处决的军统人员的25倍这一实际情况，认定我功大于过。我对共党分子的活动规律较了解，如果委座能留我一命，我当以5000颗共产分子的头颅折罪，如果我两年未完成这一任务，悉听委座制裁。”
蒋介石看完信，沉默一会，问陈布雷：“你说说，留不留他？”陈说：“此人心术诡秘，反复无常！”蒋介石点了点头。陈果夫对丁默邨背叛中统改投军统，后又背叛军统投靠汪伪十分不满，他对蒋介石说：“恕我直言，如果为了反共而留下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分子，势必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对我党不利；再说丁默邨是个很不可靠的、反复无常的家伙，留之并不安宁。”顿了一会，他又说：“没有丁默邨，对付共党的事，我们一样能干，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啊！”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在老虎监狱刑场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