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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更好地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
关键词：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原则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之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禀赋存在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影响着各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给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极大的困难。邓小平始终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他强调，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更好地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从建国到1978年的30年间，为了尽快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国家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受前苏联生产配置理论的影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论述的机械、教条式理解和国防安全等政治因素，导致平衡发展思潮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国家长期强调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在资金、设备、人才等要素分配上，重内地轻沿海，人为地推动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总体上实行的就一是均衡发展战略，即在全国有计划地布局工业，使工业生产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产品的消费地区，同时着力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内地倾斜，以内地开发建设为重点。尤其是在印支战争与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后，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备战的需要，国家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内地的国防三线建设，曾出现两次大规模的“西进”。三线建设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并且片面强调三线工厂要“分散、靠山、隐蔽”，工厂钻沟进洞，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地区间低水平的工农业结构体系趋同和内陆地区产业关联效应差的历史隐患，使西部地区在全国大分工的总体格局中始终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成国家整体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而且加固了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递减的梯度格局，表面上缩小了东西部发展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东西部矛盾的全面加剧。另一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不仅得不到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反而被人为地束缚上了许多羁绊，使沿海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中丧失了发展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了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我国与美、俄、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环境。尽快使国家富裕起来，并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成为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邓小平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在缜密地分析我国国情和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首先发展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以更好地带动中部地区的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开发的战略构想。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初始条件优越的地区凭借其较好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将会比其他地区超前发展，率先崛起，从而使其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其他地区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1978年12月，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1979年4月，他提出利用有些省市邻近港澳的优势，划出一块地方搞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不久。中央正式决定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相应地决定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地区容易接受国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的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宜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同时它们可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和模式。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83年中央又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1984年5月，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进一步开放了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使其有充分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后形成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予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等经济基础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快。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经济发展快一些。这些条件好的地区，加快发展步伐。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能带动全国经济发展。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把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发展的关系作为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系之一提出来，他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的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战略思想。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为了进一步加快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和内陆省会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发展。1992年中央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内陆省会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我国就此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内地组成的这样一个逐步推进、滚动向前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倾斜政策，使本来就具有区位等优势的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格局多方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深刻变革。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由此形成的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因此，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无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确实使沿海等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原则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之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禀赋存在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影响着各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给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极大的困难。邓小平始终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他强调，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更好地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从建国到1978年的30年间，为了尽快缩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国家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由于受前苏联生产配置理论的影响。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平衡发展论述的机械、教条式理解和国防安全等政治因素，导致平衡发展思潮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国家长期强调东西部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在资金、设备、人才等要素分配上，重内地轻沿海，人为地推动生产力布局大规模西移。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总体上实行的就一是均衡发展战略，即在全国有计划地布局工业，使工业生产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产品的消费地区，同时着力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向内地倾斜，以内地开发建设为重点。尤其是在印支战争与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后，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备战的需要，国家把大笔的资金投入到内地的国防三线建设，曾出现两次大规模的“西进”。三线建设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与此同时，一方面，由于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并且片面强调三线工厂要“分散、靠山、隐蔽”，工厂钻沟进洞，忽视经济效益，造成了地区间低水平的工农业结构体系趋同和内陆地区产业关联效应差的历史隐患，使西部地区在全国大分工的总体格局中始终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不仅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促成国家整体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而且加固了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递减的梯度格局，表面上缩小了东西部发展差距，实际上导致了东西部矛盾的全面加剧。另一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不仅得不到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反而被人为地束缚上了许多羁绊，使沿海地区在世界新技术革命中丧失了发展机遇，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差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了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同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我国与美、俄、日及周边国家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环境。尽快使国家富裕起来，并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成为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邓小平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在缜密地分析我国国情和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首先发展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以更好地带动中部地区的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开发的战略构想。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初始条件优越的地区凭借其较好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将会比其他地区超前发展，率先崛起，从而使其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其他地区的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1978年12月，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1979年4月，他提出利用有些省市邻近港澳的优势，划出一块地方搞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不久。中央正式决定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相应地决定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因为这些地区容易接受国外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的梯度转移，起步快，阵痛小，较宜成长为亚太地区新兴的经济带。同时它们可以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经验和模式。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83年中央又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1984年5月，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进一步开放了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使其有充分活力开展对外经济活动。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后形成了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沿海地区的发展给予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江苏等经济基础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发展速度快。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经济发展快一些。这些条件好的地区，加快发展步伐。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能带动全国经济发展。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把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发展的关系作为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系之一提出来，他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的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这战略思想。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为了进一步加快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和内陆省会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发展。1992年中央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和8个地区以及东北、西南、西北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对外开放，内陆省会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我国就此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了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内地组成的这样一个逐步推进、滚动向前的改革开放新局面。
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倾斜政策，使本来就具有区位等优势的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格局多方面的、有积极意义的深刻变革。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东部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由此形成的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因此，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无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确实使沿海等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