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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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神学提出了“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区别,由此形成“因信称义”的神学以及“双重国度”的概念.黑格尔敏锐地看到路德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因强调个体的内在普遍性而肯定了个体作为现代性的起点以及自由作为现代历史的命运,这正是现代世界兴起的缘由.从洛克到密尔,在继承“路德结构”的前提下,肯定了个体自由,但作为内在普遍性保障的上帝却悄悄退场.卡尔·施米特认为霍布斯继承了路德以来的内在性对于外在性的优先地位,但当个体之间的内在性无法得到统一时,必然会导致“内在世界”的“诸神之争”,每一个人支离破碎的价值观念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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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神学提出了“内在人”与“外在人”的区别,由此形成“因信称义”的神学以及“双重国度”的概念.黑格尔敏锐地看到路德之于世界历史的意义,因强调个体的内在普遍性而肯定了个体作为现代性的起点以及自由作为现代历史的命运,这正是现代世界兴起的缘由.从洛克到密尔,在继承“路德结构”的前提下,肯定了个体自由,但作为内在普遍性保障的上帝却悄悄退场.卡尔·施米特认为霍布斯继承了路德以来的内在性对于外在性的优先地位,但当个体之间的内在性无法得到统一时,必然会导致“内在世界”的“诸神之争”,每一个人支离破碎的价值观念最终会导致现代世界的碎片化及其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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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中尝试的现代形而上学“新计划”,突破了早年的方法路径,通过“一次性”的形而上学怀疑及其取消,在一个不可经验的认识原点上,为新科学及其认识原理提供了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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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论》的七个主命题通常被按照正常顺序解读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路径,这通常也被视为符合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历史顺序.然而,这种解读方式却无法说明七个主命题在全书所有命题中的重要地位,也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试图表达的真实意图.本文尝试改变这种解读方式,以逆向顺序重新解释七个主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真实意图.这种逆向式解读揭示了维特根斯坦构成全书的思考路径而不是写作路径,这完全符合他的思考方式,但由此也提出了理解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究竟是以逻辑的方式
是否能够形成独特的学派是一个国家刑法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刑法学者只有在具备学派意识之后,才能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找准切入点,对司法难题的解决也才会有一个准确的思路,从而对自己的主张展开充分论证,以避免用直觉替代刑法解释和论证.要形成扎根于中国大地、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刑法学派,就必须重视客观性思考、体系性思考和功能性思考这三个刑法方法论.客观性思考是刑法判断的起点,有助于提升刑法学的可视性,能够将事实判断和规范判断融为一体,对于保障被告人权利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从不法到责任的犯罪论体系比传统的要素理论更能够一
作为最高层次的考试评价,高考试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情境与任务的创设、逻辑与思维的考查,通过知与能、德与美的融合,凸显涵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功能,蕴涵着多彩的韵律之美.
用光明意象描述至上本体和理想人物是古代中西哲学的常见现象,老庄用以呈现本体之道和得道者的这类意象却具有别样的思想意趣.首先,二者在指出道兼具光明与晦暗两个相反特点的同时,更特别强调其晦暗的一面而弱化其光明的特点,其目的 在于确保万物“自然”的显现和生发免受最高存在者光芒的强势遮蔽,所谓道与万物“和其光”实为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视觉意象表达.其次,通过内视、凝守、虚静等工夫修养,老庄都认为得道者将契会道的光明一面,获得光明的心境;所不同者,这种内在光明感在庄子笔下更具神秘色彩和超越精神,在老子那里则透显着
言说与显示之分是《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它决定了这部著作的哲学内容以及应当如何阅读.皮尔斯(D.Pears)基于重言式的解释(用来言说显示之物的命题是重言式,因而无所言说)与摩尔(A.W.Moore)基于先验唯心论的解释(显示之物因与主体关联的方式而不可言说)是对这一区分的两种较为成型的解释.本文将分析这两种解释的得失,进而给出一种基于意向性的解释.我们的主要依据来自《逻辑哲学论》2.172-4,在那里维特根斯坦利用图像提供了一个关于言说与显示之分的论证.我们主张该论证是在一个意向性框架中起作用的,在这个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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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通过区分两种“买特”,提出了与传统理学的气完全不同的真元之气.真元之气不同于科学的、唯物论的物质,也不同于柏拉图哲学和新实在论中所讲的殊相,它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原始质料更为相似.真元之气的提出与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的回应有关,冯友兰强调真元之气是一个逻辑概念,需要用思才能得到,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纯粹主观的观念.从真元之气指示出纯粹的存在这个角度看,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实体也有相似性.如果说朱熹所讲的理气范畴下的气已经实现了一次抽象的话,冯友兰的真元之气相对于朱熹所讲的气则是更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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