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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贵州旅游，除了感受清秀旖旎的自然山水、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风情，兴许还能收获一些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面对苗族银饰、刺绣挑花、布依族地毯、贵州蜡染等多达上百个种类的手工艺制品，游客们惊叹贵州文化底蕴深厚、当地少数民族心灵手巧之余，总忍不住挑几样带回家。
今年全国两会首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赤水市牵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昌芹，讲述了赤水竹农通过非遗赤水竹编脱贫致富的故事，“一根成本只有10元左右的竹料，经过巧妙地设计加工，便能身价百倍。制作一个工艺品，农民能从中获得100元的收益”。
据统计，2017年，贵州全省手工业产值达60多亿元，带动百万余人口就业。贵州民族传统工艺生机勃发、带动百姓增收致富的背后，是传统工艺工作站发挥了巨大实效。
2016年以來，在文化和旅游部支持与指导下，相关企业、高校和机构先后在新疆哈密、湖南湘西、贵州雷山、青海果洛、安徽黄山等传统工艺聚集地设立了10多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同年5月，贵州省文化厅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率先成立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以工作站为平台，开展研修研习培训、示范引导、品牌培育，提升传统手工艺的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文化富民经验和模式。
1. 传统工艺工作站推动非遗“活在当下”
“贵州传统工艺面广量大，传承人知识结构单一，创作和创新能力弱，技术及工艺瓶颈明显，传统工艺制品与现代生活脱节、产品附加值低、从业者生活难以为继等问题比较突出。”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站长、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院长赵罡告诉记者。
为化解上述难题，苏州工艺美院除了陆续开展贵州传统工艺传承人学历班、定向培养学历班等强化非遗传承人能力建设的培养机制，还协调相关高校、设计机构、传统工艺研究者进入工作站，帮助当地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和制作水平，培养人才队伍。
贵州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板万村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板万村与贵阳之间有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山路崎岖。2015年以来，中央美院副院长吕品晶教授带领团队在板万村完成了传统村落的现代化改造。在保留布依村寨原貌的基础上，每家每户的格局构造均符合现代生活需要，村里的学校、手工作坊、酒坊等生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从小学习、继承布依族的传统文化，设计团队在板万村中心小学的改造中设计了一个乡土博物馆。
板万村有从事手工艺的传统，织布绣花是当地妇女的基本技能，吕品晶联系赵罡，提出对绣娘进行培训。2017年，8名布依族绣娘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学员，从大山深处来到苏州工艺美院，进行了为期30天的培训。返回村庄后，她们带领当地绣娘提高传统技艺水平，绣娘经济收入明显提高。
“这个村子正在显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活态保护态势，民族手工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滋养和生长。”赵罡告诉记者，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传统工艺往往富集于乡村地区，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传统工艺产业以文化为核心驱动，通过整合农村自然和文化资源，拓展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文化富民。可以说，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持。
在贵州工作站专家和当地政府、手工艺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多个传统村落逐渐整理出了本土手工艺开发的着力点和方向，尝试建立起一种“艺术 乡村”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发展之路。
雷山县麻料村是远近闻名的银饰村。2017年，工作站推动建设麻料村银饰技艺传习基地，全村入股近100万元股金成立银饰公司，同时申请58万元扶贫资金建立银饰博物馆。目前麻料村主要采取“公司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通过抱团发展，将银饰锻造打造成麻料村的产业，同时成为全国高校银饰专业学生的工艺课程实践场所，带动麻料村村民脱贫致富。
本土民族企业通过参与工作站建设，更便捷地汲取传统工艺的养分，滋养和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诞生了一批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知名品牌。石丽平是松桃苗绣“鸽子花”品牌的创始人，也是“贵州苗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起，石丽平的企业与苏州工艺美院教师戴蕾的设计团队开展合作，将土布教学纳入课题设计之中，扩大了土布的使用范围。如今，“松桃苗绣”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松桃梵净山公司直接带动3800多人就业，年产值6000多万元。
在多个村落的改造和传统手工艺振兴过程中，当地政府开始逐渐意识到以非遗与传统工艺推动全域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是当地未来实现脱贫与振兴的重要抓手。
工作站呈现的互动格局，也让高校受益匪浅。“学校依托自身的传统学科优势，探索非遗传承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建成了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专业教学资源库，还在装饰艺术系开设了苗银、苗绣等专业方向，与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等贵州当地的学校协同育人，培养工艺美术专门人才。”苏州工艺美院院长范卫东告诉记者，传承人走进学校，让学校源源不断地挖掘非遗富矿，让教师的研究和实践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更坚实的基础，推动非遗“活在当下”。
2.“创意 ”推动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
如何让过去很受欢迎但在现代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手工产品，转化为适应当代人休闲娱乐、怡情美育的创意手工艺？贵州非遗传承人中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技艺精湛，了解外界的信息，擅长根据客户的需求组织生产，这加快了贵州传统工艺实施“创意 ”、融入现代生活的步伐，提升了传统工艺的市场竞争力。
在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内，出生于1985年的侗族蓝靛靛染传承人陆勇妹管理着一家以蓝靛靛染和侗族服饰为主的合作社。抱着对蓝靛靛染的热爱，以及希望更多侗族姐妹回乡务工的想法，在工作站的协调下，陆勇妹和同村的妇女们开办了“传统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陆勇妹还利用县政府的经费，开办了精英培训班。目前，合作社已有600多名社员，还取得了5项技术专利和9项外观专利。 高校是传统工艺“创意 ”的重要源头。
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建成后，贵州省文化厅与苏州工艺美院联合设立“创意贵州”项目。两年多来，400多位苏州工艺美院的师生前往苗族、侗族文化的相关区域开展非遗采集、工艺寻访、研究研发，开展“雷山篇”“黎从榕篇”主题设计项目，形成了1500多组设计成果。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已被当地民族企业转化应用到实际生产和销售中。
“像这么大的刺绣，一张可以赚500元，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可以做三四张。”侗族姑娘谢嗣英举起绣品说。在黎平县岩洞镇铜关侗寨，村里40多个绣娘除了唱侗族大歌，还能做刺绣赚钱，一个月可以赚2000多元。
全国人大代表、普安县江西坡镇布依服饰加工厂负责人韦波，从最初聘請村里3名布依族妇女作为固定绣娘，到如今外派刺绣活，让300多名布依族绣娘在家中加工，服饰绣品从当初的10个增加到100多个，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美国、德国，带动了近百户贫困户就业增收，极大地增强了当地手工艺从业人员的信心。
传统工艺与高校“联姻”，为非遗带来了学术和教学资源的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苏州工艺美院党委书记孙丽华表示，从2015年入选全国首批非遗研培院校，到2016年与贵州共建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苏州工艺美院积极探索实践振兴传统工艺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非遗传承和文化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业内专家分析说，十九大以来，传统手工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好时机，但以手工技艺为代表的文化形态的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高校和企业应继续发挥工作站积累的优势，通过非遗研培计划对传统工艺集聚地持续进行关注和帮扶，让传统工艺赖以生存的土壤更加坚实，从而可持续地助力文化富民、乡村振兴，让民族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摘自7月1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今年全国两会首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赤水市牵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昌芹，讲述了赤水竹农通过非遗赤水竹编脱贫致富的故事，“一根成本只有10元左右的竹料，经过巧妙地设计加工，便能身价百倍。制作一个工艺品，农民能从中获得100元的收益”。
据统计，2017年，贵州全省手工业产值达60多亿元，带动百万余人口就业。贵州民族传统工艺生机勃发、带动百姓增收致富的背后，是传统工艺工作站发挥了巨大实效。
2016年以來，在文化和旅游部支持与指导下，相关企业、高校和机构先后在新疆哈密、湖南湘西、贵州雷山、青海果洛、安徽黄山等传统工艺聚集地设立了10多个传统工艺工作站。同年5月，贵州省文化厅与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率先成立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以工作站为平台，开展研修研习培训、示范引导、品牌培育，提升传统手工艺的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文化富民经验和模式。
1. 传统工艺工作站推动非遗“活在当下”
“贵州传统工艺面广量大，传承人知识结构单一，创作和创新能力弱，技术及工艺瓶颈明显，传统工艺制品与现代生活脱节、产品附加值低、从业者生活难以为继等问题比较突出。”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站长、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院长赵罡告诉记者。
为化解上述难题，苏州工艺美院除了陆续开展贵州传统工艺传承人学历班、定向培养学历班等强化非遗传承人能力建设的培养机制，还协调相关高校、设计机构、传统工艺研究者进入工作站，帮助当地提高传统工艺产品的设计和制作水平，培养人才队伍。
贵州黔西南州册亨县丫他镇板万村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板万村与贵阳之间有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山路崎岖。2015年以来，中央美院副院长吕品晶教授带领团队在板万村完成了传统村落的现代化改造。在保留布依村寨原貌的基础上，每家每户的格局构造均符合现代生活需要，村里的学校、手工作坊、酒坊等生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为了让村里的孩子从小学习、继承布依族的传统文化，设计团队在板万村中心小学的改造中设计了一个乡土博物馆。
板万村有从事手工艺的传统，织布绣花是当地妇女的基本技能，吕品晶联系赵罡，提出对绣娘进行培训。2017年，8名布依族绣娘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学员，从大山深处来到苏州工艺美院，进行了为期30天的培训。返回村庄后，她们带领当地绣娘提高传统技艺水平，绣娘经济收入明显提高。
“这个村子正在显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活态保护态势，民族手工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滋养和生长。”赵罡告诉记者，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天然载体，传统工艺往往富集于乡村地区，以农民为创作和生产主体。传统工艺产业以文化为核心驱动，通过整合农村自然和文化资源，拓展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空间，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实现文化富民。可以说，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平台支持。
在贵州工作站专家和当地政府、手工艺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下，多个传统村落逐渐整理出了本土手工艺开发的着力点和方向，尝试建立起一种“艺术 乡村”的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发展之路。
雷山县麻料村是远近闻名的银饰村。2017年，工作站推动建设麻料村银饰技艺传习基地，全村入股近100万元股金成立银饰公司，同时申请58万元扶贫资金建立银饰博物馆。目前麻料村主要采取“公司 合作社”的经营模式，通过抱团发展，将银饰锻造打造成麻料村的产业，同时成为全国高校银饰专业学生的工艺课程实践场所，带动麻料村村民脱贫致富。
本土民族企业通过参与工作站建设，更便捷地汲取传统工艺的养分，滋养和提升品牌价值，从而诞生了一批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知名品牌。石丽平是松桃苗绣“鸽子花”品牌的创始人，也是“贵州苗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起，石丽平的企业与苏州工艺美院教师戴蕾的设计团队开展合作，将土布教学纳入课题设计之中，扩大了土布的使用范围。如今，“松桃苗绣”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松桃梵净山公司直接带动3800多人就业，年产值6000多万元。
在多个村落的改造和传统手工艺振兴过程中，当地政府开始逐渐意识到以非遗与传统工艺推动全域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是当地未来实现脱贫与振兴的重要抓手。
工作站呈现的互动格局，也让高校受益匪浅。“学校依托自身的传统学科优势，探索非遗传承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建成了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专业教学资源库，还在装饰艺术系开设了苗银、苗绣等专业方向，与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等贵州当地的学校协同育人，培养工艺美术专门人才。”苏州工艺美院院长范卫东告诉记者，传承人走进学校，让学校源源不断地挖掘非遗富矿，让教师的研究和实践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更坚实的基础，推动非遗“活在当下”。
2.“创意 ”推动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
如何让过去很受欢迎但在现代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手工产品，转化为适应当代人休闲娱乐、怡情美育的创意手工艺？贵州非遗传承人中出现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技艺精湛，了解外界的信息，擅长根据客户的需求组织生产，这加快了贵州传统工艺实施“创意 ”、融入现代生活的步伐，提升了传统工艺的市场竞争力。
在黔东南州黎平县肇兴侗寨内，出生于1985年的侗族蓝靛靛染传承人陆勇妹管理着一家以蓝靛靛染和侗族服饰为主的合作社。抱着对蓝靛靛染的热爱，以及希望更多侗族姐妹回乡务工的想法，在工作站的协调下，陆勇妹和同村的妇女们开办了“传统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陆勇妹还利用县政府的经费，开办了精英培训班。目前，合作社已有600多名社员，还取得了5项技术专利和9项外观专利。 高校是传统工艺“创意 ”的重要源头。
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建成后，贵州省文化厅与苏州工艺美院联合设立“创意贵州”项目。两年多来，400多位苏州工艺美院的师生前往苗族、侗族文化的相关区域开展非遗采集、工艺寻访、研究研发，开展“雷山篇”“黎从榕篇”主题设计项目，形成了1500多组设计成果。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已被当地民族企业转化应用到实际生产和销售中。
“像这么大的刺绣，一张可以赚500元，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可以做三四张。”侗族姑娘谢嗣英举起绣品说。在黎平县岩洞镇铜关侗寨，村里40多个绣娘除了唱侗族大歌，还能做刺绣赚钱，一个月可以赚2000多元。
全国人大代表、普安县江西坡镇布依服饰加工厂负责人韦波，从最初聘請村里3名布依族妇女作为固定绣娘，到如今外派刺绣活，让300多名布依族绣娘在家中加工，服饰绣品从当初的10个增加到100多个，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美国、德国，带动了近百户贫困户就业增收，极大地增强了当地手工艺从业人员的信心。
传统工艺与高校“联姻”，为非遗带来了学术和教学资源的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苏州工艺美院党委书记孙丽华表示，从2015年入选全国首批非遗研培院校，到2016年与贵州共建传统工艺贵州工作站，苏州工艺美院积极探索实践振兴传统工艺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非遗传承和文化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业内专家分析说，十九大以来，传统手工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好时机，但以手工技艺为代表的文化形态的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高校和企业应继续发挥工作站积累的优势，通过非遗研培计划对传统工艺集聚地持续进行关注和帮扶，让传统工艺赖以生存的土壤更加坚实，从而可持续地助力文化富民、乡村振兴，让民族手工艺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摘自7月11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