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国内书法界不是一般性地缺少曹宝麟这样的人，而是太缺！其主要价值，不在于毛笔字写得好不好，亦不在于见识、学问高不高、深不深，而在于对书法界“人情胼胝”的尖锐“扎戳”，敢于不管不顾地破脓疮、剜鸡眼。这样的人，向名缰利锁、沉疴积弊的书坛“行刺”，年逾古稀而犹未已，堪谓具有庸腐秩序的有力破坏者。从刘炳森、李士杰到今日张继，莫不授曹氏以口实。客观而言，与曹宝麟一样，在饱尝“挤兑”之苦的刘正成身上，也有某种磨不灭、压不扁的“书生血性”。这种不苟且的“血性”，是“人情温床”上的硌石，是仙人掌表面密密匝匝的刺儿，并不令人舒坦，却正是书坛“脊骨”不可或缺的钙质。当年胆敢与郭沫若叫板的高二适，便因之赢得了无数书人长久的尊敬。
　　话题缘起于 2017年 11月初评审结束的“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曹宝麟是书法篆刻组评委之一。官方公布的获奖名单显示：金奖空缺；银奖 7名，其中创作类作者 5名：张继（解放军）、龙开胜（解放军）、徐右冰（四川）、李双阳（江苏）、蒋乐志（山东）；铜奖7名，其中创作类作者 6名，金伯兴（湖北）居其一。
　　名单甫定，曹宝麟旋即借助微信发了一段“评审感言”。总结起来，主要谈及：一，按既定原则，金奖作品的最终分值应当在 90至 100之间，可惜无一件能臻此标准，故而只能空缺；二，银奖中张继作品以 82分有奇折桂。据审议委员会主任陈洪武披露，17位评委中共有 4人给张继打了 90多分，却另有近 60%的评委只给了他 60至69分，即入选作品一档的分值，曹氏即其一；三，曹宝麟认为，张继比 20年前写得还差，断无夺魁资格。之所以能够胜出，与 4名投其高分的评委的“偏爱”有直接关系；四，曹宝麟只给年龄尚不到40岁、自己与之并无私交的青年书家徐右冰打了90多分。理由是徐在创作上天分极高，其草书册页甚至不逊古人。在没有人“提携”的情况下，靠实力入三甲，委实难能；五，金伯兴以77岁高龄参赛，精神可嘉，但作品“粗糙使狠”，与其心仪的谢无量尚有距离，获铜奖并不委屈。
　　窃以为，张继的隶书尽管“装饰化倾向”及在字态上“刻意生动”的痕迹明显了点，但在汉碑上还是下了功夫的，并非一无是处。综合银奖 5人的作品来看，张继尚且说得过去。至于他有否受到部分评委的“特意关照”，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似不便公开摆到桌面上横加议论。近数年，张继的隶书颇见“流行”，很是影响了一批青年书者，致使他们径直追摹张氏“时髦”而削减了向经典作品汲纳营养的意识与耐心。可怜这些张继隶书的拥趸，吞吐着“张氏二手烟”，在急功近利驱使之下，把本当朴茂鲜活的隶书“折磨”得耸肩扭胯、搔首弄姿、畸态毕现、千人一面。这是张继的毒副作用，但这笔账不该记在他头上。
　　看张继这次兰亭奖的“狀元”作品，整体章法满了些、板了些，字距侔于行距，将习见的隶书营阵摆弄成了楷书行列。细加审视，似乎并无多少“匠心”潜含于中。此外，还有一处醒目的瑕疵，至今尚未见有指出者。兹作抄录的是陆游五律《泛湖至东泾》，首联“春水六七里，夕阳三四家”是知名的拗救句，竟然在张继笔下变成了“春水六七里，夕阳三五家”。这对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奖“兰亭奖”来说，是不该被忽略、不该被原谅的。对在个人简历中自称“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的张继而言，也是说不过去的。
　　张继之外，龙开胜的字虽有些帖学功夫，但总体上伤于熟滑甜俗，悦目得没有深度，美丽得缺乏个性。说到底，奖项获了一大堆，孔方兄也在腰包里挤挤挨挨，但终究逃脱不了“宠物字”的根本属性，悲夫！至于徐右冰，悟性、笔性都有，但还不至于被曹宝麟夸成那样。草书难写，年纪轻轻的就夺得兰亭大奖并被名家大腕“惊为天人”之后的草书更难写，徐右冰不可不慎！李双阳和蒋乐志也都称得上获奖专业户，平心而论，前者才华迈于后者，艺术前景要阔绰些。后者似乎仅仅满足于在赵之谦的“保护伞”下讨生活，一旦背离，大概只有失魂落魄、束手无措的份儿。如果蒋乐志的“七寸”是“吃软饭”，那么，李双阳的软肋或许在于缺少“主旋律”，人颖悟、字聪明，就容易沦为“随风柳絮”。不管咋说，一名成熟书家，既不能困于“根据地”，又万不可没有根据地。
　　至于身居武汉的金伯兴，其书既没有吴丈蜀的古穆，也没有陶博吾的雄厚和谢无量的天真，盖禀赋、学养、气格诸元素不逮所致也。有时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金先生听了这些不知深浅、唐突斯文的话，大可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