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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妻子安娜是日本人，基本不通汉语，这使身居上海的她陷入了一种极端孤独的状态。安娜在第一次随郭沫若来上海后不久，就坚定地要求回国。这个出身于日本武士阶层的女人，有着孤傲而坚定的信念。她可以忍受因嫁了一个贫苦的中国人而遭受的冷言冷语，可以忍受被家族清除出门的屈辱，可以忍受食不果腹、居无定所的飘零生活，但她无法忍受久居异乡生活中的孤独。这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郭沫若彼时在上海的处境。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日本人囤聚于虹口地区，有学者研究表明，在上海居住的日本女性，有一部分从事的是色情业。自清朝末年，通过留日中国学生之口而传回中国的日本女性声誉不佳的流言，由于上海色情业中日本女性的参与，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一结果仿佛也增加了郭沫若妻子出行的困难。或许正是如此，每天早上出去买菜成为郭沫若必须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生活样态。多年以后，郭沫若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生活：“一天清早提了一个菜篮，又拿了一张大包单，跑到八仙桥去。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一件学生装，外面披着一件破外套，头上戴着一顶棕黄色的骆驼绒的乌打帽，是民国三年初到东京时买的。”
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的一个清晨，上海八仙桥菜场人来人往，这个菜场位于彼时上海有名的“大世界”西南不远的地方，它因为出售的菜品种类繁多而吸引着众多生活于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彼时的郭沫若刚在月中携妻儿从日本归来上海不久，便接到了朋友的邀约远行宜兴，以考察江浙战事对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在临走之前，他必须为妻子安娜和孩子准备好足够量的食品，这也是居住于环龙路的郭沫若不得不越过几条街区，跑到八仙桥菜市场买菜的原因。郭沫若着这样一身日式学生服穿行于人流间，他的四周是吴语飞扬，而有着四川口音的他明显是一个外乡人。这个外乡人身上的日本行装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使他不被菜场的小商贩所轻视，也使他同当地人保持着距离。在他的菜篮里装的是上海下层人的日常小菜：猪肉、腌鱼、白菜、芹菜、菇菜、油菜薹、豌豆苗……
每天清晨，上海妇女提着篮子在菜场中转悠，购买他们所名之曰的“小菜”，即蔬菜、蛋、鱼和肉之类，这是上海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人的食谱中，即便是被称为“苦力”的社会阶层，比如码头工人、黄包车夫，他们的餐桌上也有青菜、豆制品、咸鱼、米饭之类的食物。上海工人阶层尽管被盘剥得十分贫苦，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全国同等阶层中依然是最高的，而熟练技术工人的收入更使他们可以跨入中等以上的阶层。上海人购买“小菜”往往量不是很大，他们更喜欢新鲜的食品，并不介意每日往来于住所和附近的菜场之间，甚至颇享受这种生活的形式。因此，日常菜篮中的小菜在无意识中成为区分一个人身份、阶层、地域的标志。上海本地人是不会一次性购入如此多的菜品的，郭沫若一次买入这么多菜食，只是成为他疏离于这个城市的明证。
穿行于人流中的郭沫若让人想起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在本雅明的想象中，这位法国诗人经常穿行于十九世纪巴黎的街头，他寻找着寄居于街角的流浪汉、乞丐、拾垃圾的人，这些城市边缘人给予波德莱尔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想象；似乎只有如此，波德莱尔才能摆脱灰色城市的灰色记忆，也只有在这些人物身上，诗人才能展现出一种不羁绊于现实压力的个性。显然，这种自由是郭沫若身上所没有的—尽管对自由的渴望在两位诗人的身上是相同的，但生活的压力，的确使郭沫若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上海并不欢迎他—这个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城市不欢迎任何人，当然也不拒绝他们。同样地，在他的眼里上海就是一个罪恶之城。一九二一年四月，远别故国的诗人第一次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汽船进入黄浦江时，上海在诗人的笔下被描述为：“平和之乡呦，我的父母之邦。”游子归来的浓烈情感让诗人吟唱到：“小舟在波上簸扬，人们如在梦中一样。”然而仅一天之后，诗人对上海的感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二天写的另一首诗《上海印象》中，诗人说道：“我从梦中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呦。”上海成为一个遍地行尸走肉、满目骷髅的“尸城”。这个形象在几年后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对于郭沫若来说，来到八仙桥菜场给予他最好回报的是一位卖菜大妈，还有一对素面面摊上的青年夫妇。卖菜大妈给予郭沫若生平中最善良的一个称呼“大司务”—这个称呼即来自郭沫若奇特的衣装，也来自他手中那个装满了菜的菜篮子。事实是卖菜大妈嫌他的菜篮子太小了，应该更大一些，这才配得上“大司务”这个称号。这个称呼并没有激怒这个贫苦而愤激的青年，相反让他感到了别样的温暖：“我自己并不想自比为韩信，但韩信受了漂母的一饭之恩而以千金为报的心理，我觉得是能够了解的。”年轻的面摊老板娘每次都特意把他吃饭的桌面擦干净，又给他一条比较洁白的葛巾让他净面，这种细心都让这位落魄的诗人受宠若惊。在城市的菜市场，这个五方杂处之地，郭沫若似乎找到了一种情感和心理的慰藉，他常常光顾卖菜大妈的菜摊和年轻夫妇的面摊，直到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为止。这不仅表明诗人与这个城市的游离，也成为他对上海难得的美好回忆：“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桥去吃两碗素面。”
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石库门住宅中，郭沫若将妻子和孩子安置于其中。这样的房子在二十年代的上海算不上是什么好的住宅，但能住进上海的石库门房子，说明郭沫若的生活还不算差。这种在上海二十年代开始大批兴建的房型，为的是满足大量涌入人口的住宿压力。相对于早期的石库门房子，这种房子结构简单，价格也要便宜许多。一楼一底的房型只是说明郭沫若的生活不属于社会的底层，但依然徘徊在社会底层的边缘。郭沫若因此有感而发：“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敏锐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在对“文人”的思考中，郭沫若实际上彻底否定了那个曾写过诗的自我，现实的生活摧折着诗人脆弱的神经，也摧折着诗人对诗的感觉。一九二一年的《三叶集》，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谈到了自己对诗的感受：“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的天国。”郭沫若说诗人的心如同一湾清澄的海水，在无风的时候如明镜一般，将宇宙万物涵映在里面。而风浪的起伏让海水中的印象涌动，这风便是灵感，是直觉，那翻飞着的风浪便是海水的情调。这就是诗的世界！这是诗人获得最初的诗名时对文学的想象，但这个想象在几年来流离颠沛的生活中，慢慢被颠覆了。郭沫若首先怀疑的就是那个抒情主人公的文化身份。 有意味的是，本雅明也曾怀疑过文人的文化身份。文人，这个从根本上属于古典世界的阶层，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是无法被归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中的，这种无法被归类的属性，一方面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发达，一方面也表明了其残暴的本性。任何无法被归类的人或物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现代生产与知识结构中的类属，要么被淘汰，被边缘化，并以疯癫的状态呈现为现代知识结构中的“他者”。这一特点在本雅明身上清晰地体现了出来。本雅明感受着失去自我身份的痛楚，其实也是在感受着失去自己梦想世界的苦涩。也因此，在对十九世纪巴黎文人的描述中，本雅明看到了处于新旧交替世界中的文人在社会价值上等同于拾垃圾的人、乞丐、流浪汉，他们在社会上的边缘地位犹如迈向现代世界的单行道，不可逆转。本雅明对文人最刺激的比喻是将他们形容为娼妓：“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笔下的“娼妓”首先指向自己，在《恶之花》后来收入的一首诗中，波德莱尔说“为当作家我贩卖我的思想”。对市场的犹疑和渴望，交织于文人的内心世界，并转化为一种生存的焦虑。本雅明进而认为，尽管文学是由各种各样高深莫测的东西构成的，但它首先却是填格子。而对一个名声不足以保证其利益的作者，必须无论人家出什么价都卖。
这一切的确也发生于郭沫若的身上。郭沫若并不惧怕市场，他甚至充满了对现代市场的渴望。在《学灯》上发表诗作，编辑诗集《女神》，文学市场为他赢得了最早的声名，也为他带来了最早的经济收益。而创造社的社刊《创造》更使他在上海出版市场的残酷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对于郭沫若和他的创造社同仁而言，值得焦虑的不是走向市场过程中的胆怯和痛苦，而是在文化市场上找不到稳定的买家所产生的焦虑，这也使得郭沫若们的生活始终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因此，郭沫若不得不接受市场投资者十分苛刻的经济盘剥，这种盘剥是他早期追逐文学声名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他在生活上极为贫困的根源。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残酷竞争不仅撕碎了传统文人身上的尊严和高贵，还斩断了他们与土地、血缘、宗法之间情感的脐带，迫使他们不得不俯下身姿，接受自由市场的审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正是在这样一种经历中，传统文人的信念和身份终于解体而蜕变为市场上逐利的作家！此前的八月，在郭沫若给成仿吾的信《孤鸿》中，曾经热烈歌颂过自我精神的诗人愤怒地质问：“我们现在处的是甚么时代呢？时代的不安破坏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我们的物质的生活简直像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了。以我们这样的精神，以我们这样的境遇，我们能够从事于醍醐的陶醉吗？”
尽管郭沫若曾以卖文为耻，并认为那是文人中最下流的，但到了二十年代，他开始大声为卖文求生唱赞歌了！后来的郭沫若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说：“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郭沫若甚至更明确地说：“‘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而卖文的目标就是获取货币，这是在上海这样的资本主义城市中，一个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对于这一要求，郭沫若即使多年以后也毫不掩饰。一九二四年的郭沫若曾想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双方甚至达成了基本意向。但商务印书馆为了避免招惹是非最终否决了郭沫若的这一想法。这无疑断送了郭沫若的一个财路。为了养家糊口，这段时间的郭沫若不仅完成了很多小说：《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还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霍普特曼的《异端》、高斯华绥的《争斗》、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些作品都在流通向市场之后转化为生存的“面包”。当作品等于面包，作品对于作者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生存论意义，而作者对生存处境的反抗也在对面包的渴望中被激发了出来。
本雅明曾想象着波德莱尔式的街头革命，但波德莱尔对革命的煽动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自由姿态的表达。而职业密谋家的街头暗杀，在城市中飘忽不定的行踪，更赋予革命一种传奇而浪漫的色彩。革命成为一种即兴诗，它更像是诗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的古典世界的骑士精神的追怀。因此，革命者和击剑手并列于一处，古典主义的剑客向资本主义的世界用力刺去，随后被击碎为齑粉。但波德莱尔在巴黎街头的姿态只是在表明，他要做这个世界的叛逆者，他要用一种古典主义姿态维护他对自由身份的渴望。也因此，波德莱尔想象中的革命并不具有现实的实践性，它只是一种诗性的表达。但在波德莱尔身上，本雅明发现了一个潜藏在自己身上的古典主义秘密。
显然，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情并不属于郭沫若，尽管郭沫若的诗被赋予一种浪漫主义的形式，成为一种自我精神的无限膨胀，自然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但现实中的郭沫若忍受着来自现实的真实挤压，他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在这种挤压之下灰飞烟灭了。
这个阶段，郭沫若开始认真思考“革命”的问题，他认为革命并不是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形式，而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治疗手段。郭沫若首先解释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歇斯迭里”：此前人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被意识中的现实生活所压抑，而沉入到潜意识中，并在潜意识中不断地聚积，当达到一定程度，这一切自然会爆发出来，并将人置于疯狂的境况。治疗的方法是所谓的“Chimney-washing”，即“烟囱扫除”。人的不愉快精神如同积累于烟囱中的煤灰，只要清扫尽煤灰，烟囱自然就干净了；同样，那些精神中的不愉快经历只要病人倾吐出来，病人的意识自然就会清明起来，他也就恢复了健康的状态。这种方法对人如此，对民族也如是：“民族遇着了种种的高压，经历过久，把种种的不愉快，主动地、被动地、压到潜意识界里去，渐渐地招来民族的萎靡，颓丧，互相猜忌，互相残刻，结局不为异族所吞并便酿成革命的爆发。”而“革命的爆发也不外是一种自然治疗的‘烟囱扫除’。但这扫除来得剧烈，其趋势是要把烟囱乃至炉灶本身都爆破，这便应着俗语所说的‘另起炉灶’”。当时的郭沫若并没有完全放弃学医的愿望，这既来自自我的精神选择，也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妻子安娜一直期望丈夫能顺利从医学院毕业，做一名大夫，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一名医学院的在读大学生在日本世俗世界中受到的尊重，更强化了郭沫若和安娜的这种愿望。对诗人而言，自然科学依然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时空，它可以让诗人忘记现实世界的纷扰，进入到一个被科学净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属于诗人自己，也属于“大汉民族”。 但这种对科学的幻想被这个激变的时代击碎了！郭沫若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让他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成为他人生转换的催化剂，上海也在这本译著的启蒙下，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罪恶城市。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想到，就在他返回的上海石库门的里弄中，共产革命之火已经悄悄点燃。石库门狭窄的街巷、弯曲的楼阁、低矮的亭子间不仅保护着穷人卑微的生命，也保护着新生革命力量的微弱的火种。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对郭沫若而言，革命、社会主义、列宁，甚至无产阶级之类的概念在他的诗中很早就出现了，但这些概念的出现之于诗人，如同革命之于波德莱尔，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彰明诗人个性的形式。这些概念只会引起人们的惊呼，因为它只是一种语言想象；事实是，这些概念更强化了早期郭沫若诗歌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将诗中的叛逆性张扬到极致！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尤其是在他接触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浪漫的政治激情开始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诉求，并与诗人的现实生存相互映照，成为激发他追求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后来的郭沫若这样描述彼时的心境：“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嬗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污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资本主义开始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描述和懵懂的现实感受，它转换为一种赤裸裸的现实力量，成为开启诗人社会抗争的转化器！上海作为具体的形象，成为资本主义罪恶力量的直接形式。革命的社会特征而不是医学特征，终于凸显了出来！
郭沫若的个人主义迷梦终于被惊醒了，这个迷梦也成为他要坚决唾弃的对象。而“文艺”二字也终于不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它的社会属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诗人将自己过去的诗作视为一种贵族阶级的休闲品，而今天的新的文艺，应该“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文艺革命的爆发，不再以语言想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阶级革命的形式呼喊出来。郭沫若没有走上波德莱尔空洞的自由之路，也没有走上几乎和他同时的本雅明的伤感之旅，他毕竟始终忍受着从东京到上海的物质世界的困苦，忍受着寄人篱下的个人屈辱。从日本福冈海边的浪漫诗人，到上海街头采买蔬菜的大司务，郭沫若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抛弃了科学主义的精神幻想，抛弃了浮士德般的自我膨胀，郭沫若终于自己走下了诗的圣坛，撕碎了文学世界的精神光环。这一切虽然只是开始，还混杂着如此多复杂的情绪，但这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希望，也开启了对中国革命的新的想象！
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的一个清晨，上海八仙桥菜场人来人往，这个菜场位于彼时上海有名的“大世界”西南不远的地方，它因为出售的菜品种类繁多而吸引着众多生活于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彼时的郭沫若刚在月中携妻儿从日本归来上海不久，便接到了朋友的邀约远行宜兴，以考察江浙战事对当地民众生活的影响。在临走之前，他必须为妻子安娜和孩子准备好足够量的食品，这也是居住于环龙路的郭沫若不得不越过几条街区，跑到八仙桥菜市场买菜的原因。郭沫若着这样一身日式学生服穿行于人流间，他的四周是吴语飞扬，而有着四川口音的他明显是一个外乡人。这个外乡人身上的日本行装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使他不被菜场的小商贩所轻视，也使他同当地人保持着距离。在他的菜篮里装的是上海下层人的日常小菜：猪肉、腌鱼、白菜、芹菜、菇菜、油菜薹、豌豆苗……
每天清晨，上海妇女提着篮子在菜场中转悠，购买他们所名之曰的“小菜”，即蔬菜、蛋、鱼和肉之类，这是上海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人的食谱中，即便是被称为“苦力”的社会阶层，比如码头工人、黄包车夫，他们的餐桌上也有青菜、豆制品、咸鱼、米饭之类的食物。上海工人阶层尽管被盘剥得十分贫苦，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全国同等阶层中依然是最高的，而熟练技术工人的收入更使他们可以跨入中等以上的阶层。上海人购买“小菜”往往量不是很大，他们更喜欢新鲜的食品，并不介意每日往来于住所和附近的菜场之间，甚至颇享受这种生活的形式。因此，日常菜篮中的小菜在无意识中成为区分一个人身份、阶层、地域的标志。上海本地人是不会一次性购入如此多的菜品的，郭沫若一次买入这么多菜食，只是成为他疏离于这个城市的明证。
穿行于人流中的郭沫若让人想起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在本雅明的想象中，这位法国诗人经常穿行于十九世纪巴黎的街头，他寻找着寄居于街角的流浪汉、乞丐、拾垃圾的人，这些城市边缘人给予波德莱尔一种自由和解放的想象；似乎只有如此，波德莱尔才能摆脱灰色城市的灰色记忆，也只有在这些人物身上，诗人才能展现出一种不羁绊于现实压力的个性。显然，这种自由是郭沫若身上所没有的—尽管对自由的渴望在两位诗人的身上是相同的，但生活的压力，的确使郭沫若成为城市的边缘人；上海并不欢迎他—这个中国最大的资本主义城市不欢迎任何人，当然也不拒绝他们。同样地，在他的眼里上海就是一个罪恶之城。一九二一年四月，远别故国的诗人第一次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汽船进入黄浦江时，上海在诗人的笔下被描述为：“平和之乡呦，我的父母之邦。”游子归来的浓烈情感让诗人吟唱到：“小舟在波上簸扬，人们如在梦中一样。”然而仅一天之后，诗人对上海的感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第二天写的另一首诗《上海印象》中，诗人说道：“我从梦中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呦。”上海成为一个遍地行尸走肉、满目骷髅的“尸城”。这个形象在几年后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对于郭沫若来说，来到八仙桥菜场给予他最好回报的是一位卖菜大妈，还有一对素面面摊上的青年夫妇。卖菜大妈给予郭沫若生平中最善良的一个称呼“大司务”—这个称呼即来自郭沫若奇特的衣装，也来自他手中那个装满了菜的菜篮子。事实是卖菜大妈嫌他的菜篮子太小了，应该更大一些，这才配得上“大司务”这个称号。这个称呼并没有激怒这个贫苦而愤激的青年，相反让他感到了别样的温暖：“我自己并不想自比为韩信，但韩信受了漂母的一饭之恩而以千金为报的心理，我觉得是能够了解的。”年轻的面摊老板娘每次都特意把他吃饭的桌面擦干净，又给他一条比较洁白的葛巾让他净面，这种细心都让这位落魄的诗人受宠若惊。在城市的菜市场，这个五方杂处之地，郭沫若似乎找到了一种情感和心理的慰藉，他常常光顾卖菜大妈的菜摊和年轻夫妇的面摊，直到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为止。这不仅表明诗人与这个城市的游离，也成为他对上海难得的美好回忆：“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桥去吃两碗素面。”
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弄里的一家一楼一底的石库门住宅中，郭沫若将妻子和孩子安置于其中。这样的房子在二十年代的上海算不上是什么好的住宅，但能住进上海的石库门房子，说明郭沫若的生活还不算差。这种在上海二十年代开始大批兴建的房型，为的是满足大量涌入人口的住宿压力。相对于早期的石库门房子，这种房子结构简单，价格也要便宜许多。一楼一底的房型只是说明郭沫若的生活不属于社会的底层，但依然徘徊在社会底层的边缘。郭沫若因此有感而发：“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敏锐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在对“文人”的思考中，郭沫若实际上彻底否定了那个曾写过诗的自我，现实的生活摧折着诗人脆弱的神经，也摧折着诗人对诗的感觉。一九二一年的《三叶集》，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谈到了自己对诗的感受：“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的天国。”郭沫若说诗人的心如同一湾清澄的海水，在无风的时候如明镜一般，将宇宙万物涵映在里面。而风浪的起伏让海水中的印象涌动，这风便是灵感，是直觉，那翻飞着的风浪便是海水的情调。这就是诗的世界！这是诗人获得最初的诗名时对文学的想象，但这个想象在几年来流离颠沛的生活中，慢慢被颠覆了。郭沫若首先怀疑的就是那个抒情主人公的文化身份。 有意味的是，本雅明也曾怀疑过文人的文化身份。文人，这个从根本上属于古典世界的阶层，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是无法被归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中的，这种无法被归类的属性，一方面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发达，一方面也表明了其残暴的本性。任何无法被归类的人或物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现代生产与知识结构中的类属，要么被淘汰，被边缘化，并以疯癫的状态呈现为现代知识结构中的“他者”。这一特点在本雅明身上清晰地体现了出来。本雅明感受着失去自我身份的痛楚，其实也是在感受着失去自己梦想世界的苦涩。也因此，在对十九世纪巴黎文人的描述中，本雅明看到了处于新旧交替世界中的文人在社会价值上等同于拾垃圾的人、乞丐、流浪汉，他们在社会上的边缘地位犹如迈向现代世界的单行道，不可逆转。本雅明对文人最刺激的比喻是将他们形容为娼妓：“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笔下的“娼妓”首先指向自己，在《恶之花》后来收入的一首诗中，波德莱尔说“为当作家我贩卖我的思想”。对市场的犹疑和渴望，交织于文人的内心世界，并转化为一种生存的焦虑。本雅明进而认为，尽管文学是由各种各样高深莫测的东西构成的，但它首先却是填格子。而对一个名声不足以保证其利益的作者，必须无论人家出什么价都卖。
这一切的确也发生于郭沫若的身上。郭沫若并不惧怕市场，他甚至充满了对现代市场的渴望。在《学灯》上发表诗作，编辑诗集《女神》，文学市场为他赢得了最早的声名，也为他带来了最早的经济收益。而创造社的社刊《创造》更使他在上海出版市场的残酷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对于郭沫若和他的创造社同仁而言，值得焦虑的不是走向市场过程中的胆怯和痛苦，而是在文化市场上找不到稳定的买家所产生的焦虑，这也使得郭沫若们的生活始终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因此，郭沫若不得不接受市场投资者十分苛刻的经济盘剥，这种盘剥是他早期追逐文学声名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他在生活上极为贫困的根源。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的残酷竞争不仅撕碎了传统文人身上的尊严和高贵，还斩断了他们与土地、血缘、宗法之间情感的脐带，迫使他们不得不俯下身姿，接受自由市场的审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正是在这样一种经历中，传统文人的信念和身份终于解体而蜕变为市场上逐利的作家！此前的八月，在郭沫若给成仿吾的信《孤鸿》中，曾经热烈歌颂过自我精神的诗人愤怒地质问：“我们现在处的是甚么时代呢？时代的不安破坏着我们的生存。我们微弱的精神在时代的荒浪里好像浮荡着的一株海草。我们的物质的生活简直像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了。以我们这样的精神，以我们这样的境遇，我们能够从事于醍醐的陶醉吗？”
尽管郭沫若曾以卖文为耻，并认为那是文人中最下流的，但到了二十年代，他开始大声为卖文求生唱赞歌了！后来的郭沫若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说：“由卖文为辱转而为卖文为荣，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是由封建意识转变而为资本主义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时是经过了这种意识上的革命来的。”郭沫若甚至更明确地说：“‘卖文’是作家应有的权利，没有什么荣辱可言。”而卖文的目标就是获取货币，这是在上海这样的资本主义城市中，一个人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对于这一要求，郭沫若即使多年以后也毫不掩饰。一九二四年的郭沫若曾想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双方甚至达成了基本意向。但商务印书馆为了避免招惹是非最终否决了郭沫若的这一想法。这无疑断送了郭沫若的一个财路。为了养家糊口，这段时间的郭沫若不仅完成了很多小说：《喀尔美萝姑娘》、《行路难》、《落叶》……还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屠格涅夫的《处女地》、霍普特曼的《异端》、高斯华绥的《争斗》、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些作品都在流通向市场之后转化为生存的“面包”。当作品等于面包，作品对于作者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生存论意义，而作者对生存处境的反抗也在对面包的渴望中被激发了出来。
本雅明曾想象着波德莱尔式的街头革命，但波德莱尔对革命的煽动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自由姿态的表达。而职业密谋家的街头暗杀，在城市中飘忽不定的行踪，更赋予革命一种传奇而浪漫的色彩。革命成为一种即兴诗，它更像是诗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的古典世界的骑士精神的追怀。因此，革命者和击剑手并列于一处，古典主义的剑客向资本主义的世界用力刺去，随后被击碎为齑粉。但波德莱尔在巴黎街头的姿态只是在表明，他要做这个世界的叛逆者，他要用一种古典主义姿态维护他对自由身份的渴望。也因此，波德莱尔想象中的革命并不具有现实的实践性，它只是一种诗性的表达。但在波德莱尔身上，本雅明发现了一个潜藏在自己身上的古典主义秘密。
显然，这种浪漫主义的诗情并不属于郭沫若，尽管郭沫若的诗被赋予一种浪漫主义的形式，成为一种自我精神的无限膨胀，自然主义精神的形象表达。但现实中的郭沫若忍受着来自现实的真实挤压，他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在这种挤压之下灰飞烟灭了。
这个阶段，郭沫若开始认真思考“革命”的问题，他认为革命并不是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形式，而是一种病理学意义上的治疗手段。郭沫若首先解释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歇斯迭里”：此前人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被意识中的现实生活所压抑，而沉入到潜意识中，并在潜意识中不断地聚积，当达到一定程度，这一切自然会爆发出来，并将人置于疯狂的境况。治疗的方法是所谓的“Chimney-washing”，即“烟囱扫除”。人的不愉快精神如同积累于烟囱中的煤灰，只要清扫尽煤灰，烟囱自然就干净了；同样，那些精神中的不愉快经历只要病人倾吐出来，病人的意识自然就会清明起来，他也就恢复了健康的状态。这种方法对人如此，对民族也如是：“民族遇着了种种的高压，经历过久，把种种的不愉快，主动地、被动地、压到潜意识界里去，渐渐地招来民族的萎靡，颓丧，互相猜忌，互相残刻，结局不为异族所吞并便酿成革命的爆发。”而“革命的爆发也不外是一种自然治疗的‘烟囱扫除’。但这扫除来得剧烈，其趋势是要把烟囱乃至炉灶本身都爆破，这便应着俗语所说的‘另起炉灶’”。当时的郭沫若并没有完全放弃学医的愿望，这既来自自我的精神选择，也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妻子安娜一直期望丈夫能顺利从医学院毕业，做一名大夫，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一名医学院的在读大学生在日本世俗世界中受到的尊重，更强化了郭沫若和安娜的这种愿望。对诗人而言，自然科学依然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时空，它可以让诗人忘记现实世界的纷扰，进入到一个被科学净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属于诗人自己，也属于“大汉民族”。 但这种对科学的幻想被这个激变的时代击碎了！郭沫若说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让他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成为他人生转换的催化剂，上海也在这本译著的启蒙下，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罪恶城市。郭沫若当时并没有想到，就在他返回的上海石库门的里弄中，共产革命之火已经悄悄点燃。石库门狭窄的街巷、弯曲的楼阁、低矮的亭子间不仅保护着穷人卑微的生命，也保护着新生革命力量的微弱的火种。
“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对郭沫若而言，革命、社会主义、列宁，甚至无产阶级之类的概念在他的诗中很早就出现了，但这些概念的出现之于诗人，如同革命之于波德莱尔，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一种彰明诗人个性的形式。这些概念只会引起人们的惊呼，因为它只是一种语言想象；事实是，这些概念更强化了早期郭沫若诗歌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将诗中的叛逆性张扬到极致！但是到了一九二四年，尤其是在他接触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浪漫的政治激情开始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诉求，并与诗人的现实生存相互映照，成为激发他追求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后来的郭沫若这样描述彼时的心境：“因为译了这部书，不仅使我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嬗变，而且使我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污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资本主义开始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描述和懵懂的现实感受，它转换为一种赤裸裸的现实力量，成为开启诗人社会抗争的转化器！上海作为具体的形象，成为资本主义罪恶力量的直接形式。革命的社会特征而不是医学特征，终于凸显了出来！
郭沫若的个人主义迷梦终于被惊醒了，这个迷梦也成为他要坚决唾弃的对象。而“文艺”二字也终于不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它的社会属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诗人将自己过去的诗作视为一种贵族阶级的休闲品，而今天的新的文艺，应该“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文艺革命的爆发，不再以语言想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阶级革命的形式呼喊出来。郭沫若没有走上波德莱尔空洞的自由之路，也没有走上几乎和他同时的本雅明的伤感之旅，他毕竟始终忍受着从东京到上海的物质世界的困苦，忍受着寄人篱下的个人屈辱。从日本福冈海边的浪漫诗人，到上海街头采买蔬菜的大司务，郭沫若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抛弃了科学主义的精神幻想，抛弃了浮士德般的自我膨胀，郭沫若终于自己走下了诗的圣坛，撕碎了文学世界的精神光环。这一切虽然只是开始，还混杂着如此多复杂的情绪，但这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希望，也开启了对中国革命的新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