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电影《踏血寻梅》是第三十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闭幕电影，影片以真实的肢解凶杀案改编而成，从内地迁到香港的少女因无经济拮据而走上援交少女之路，最终被杀。本文主要运用身份认同理论，分析香港新移民到达陌生地域之后，通常会遭遇“失根”和“失语”的状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讨论，揭示现代人重构精神家园的意义。
【关键词】：身份认同；家园；失根；失语
一、身份与认同
对于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在进行研究，不同的学科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早期的身份认同研究是从哲学领域开始的，身份认同被分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后现代去中心化的身份认同三种模式；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的是不同人群的身份认同现状；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则着重完善有关身份认同的自我理论和认同理论，更加关注人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
“身份”在英语中相对应的单词是“identity”，闫嘉教授曾说：“作为‘身份’讲时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国家等。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叫做‘认同’。”[1]这也就是说，身份认同同时包含了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几个层面，只有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碰撞和交流的时候，身份认同的问题才会出现。“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追问的是我（现代人）是谁？我（现代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因此“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便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自我认定是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即对于“我是谁”的反思。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提出：“身份是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个人主义、批判和自主行动的权利，看作是现代主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身份的这种自我反省一面意味着在现代，身份被理解为是一个规划。它不是固定的。作为现代身份之特征的自传式思维创造了一个连贯一致的关于过去身份的意识，但是那种身份必须要在当前得到支持而且要在未来被创造。”[2]这便是说，只有在自我觉醒之后，身份认同才能获得它的重要意义，才能继续谈论之后衍生出来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口出现大量的移动、迁徙，移民作为一种潮流开始广泛兴起，这样，有关民族、文化等文化身份的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注意。当一个人离开母国去到另一个国家，他既无法割舍自己的母国文化，也不得不认可所在移民国的主流文化，当他身处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时，他就不得不面对身份认同的危机，他需要思考“我是谁”、“我该有怎样的文化认同”。
二、失落的家园
人的生存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空间”开始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始于20世纪下半叶，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意识到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更具有文化的内涵，因为它可以被解释、被重构，生存在空间里的人在本质上是可以和空间形成一种双重的建构关系，因此在把握了人和空间的关系之后，便可确立一个人的个人身份。
“家园”作为人心灵、身体的归属地，是人在遭遇挫折、失意时最想回归的地方。从家园故土到陌生地域，摆在移民面前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生存下去，无论是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都不高的老一代移民，如电影中王佳梅的母亲；还是有着文化知识渴求的学生群体，如王佳梅，他们都面对着生活的重压。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王佳梅原本生活在湖南的一个小农村，父亲爱看足球、也爱赌球。母亲在王佳梅很小的时候便带着大女儿嫁到了香港，为了能在香港以合法身份居住，只能嫁给上了年纪的香港老男人，他们之间从不交流，生存条件也不是很好，四个人挤在香港政府兴建的廉价公共屋邨内，各过各的日子。而这种类似于“合租”的关系，打破了公寓所具有的隐私性。佳梅搬到香港之后，一方面要忍受继父的冷漠，另一方面还要小心翼翼地防着母亲和姐姐对她私生活的窥探。当她感受到自己和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她便能意识到自身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苦或许还可以忍受，但是心灵上的困苦却让这一群人陷入迷失。王佳梅从湖南搬到香港，生活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父的冷漠、母亲的暴戾、姐姐的不理解，再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她承受的是情爱的纠葛、亲情的变形和人情的冷漠。她想成为模特去拍平面杂志，她穿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只为弥补自己身高的缺陷，她听粤语歌曲想改变自己的湖南口音，她做两份兼职只为买自己喜欢的耳环，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自身的物质生存状况。但是文化的重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吴奕锜、陈涵平曾在书中指出：“家乡、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了这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新移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既是他们的财富，又是他们难以卸下的因袭重负。他们一时还难以从原先所浸染的文化世界里走出来的，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难以真正适应的思想行为……新移民们就这样带着伤痛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的两难境地里苦苦挣扎。”[3]
三、失根和失语
严歌苓曾把移民形容成是生命的移植，移民者把自己从一片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根、茎、叶全部暴露出来，到了新的土地上还有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适应。对于移民来说，除了窘迫的生存环境，“失语”和“失根”也是他们所面对的残酷现实。
香港是一座“漂泊”之城。秦朝之前，香港被称为百越；明清时期接受广东政府的管辖；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海外领土；到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香港开始了为期99年的殖民历史。香港也是一座“无根”之城，张英进曾说：“香港偏偏是一个最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上一代来说，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历史）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④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香港一直处于中英之间的夹缝之中，民族身份不能确定。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公民才开始了自己身份的确认。香港的本土文化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老一辈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传统中华民族的习俗，但在西式生活的浸染下又削减了一部分；新生代的香港人又在嘗试打破旧的传统和习俗。香港这种特殊的历史，使香港社会飘荡着惶惑和焦虑的情绪，香港民眾也在进行着自我身份的确定，也在找寻自我和心灵家园。 对于王佳梅来说，她的根在湖南，现在她却漂泊在香港，她心系老家爱看足球的爸爸，每当曼联输球了她都会发短信祝贺爸爸。她努力寻找她的根，她想当模特，公司却不和她签约；她在麦当劳做兼职，收入极少；她最终走上援交的道路，却爱上一个不爱她的人。她最喜欢的歌是郑秀文的《娃娃看天下》：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又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容易吗？对佳梅来说，人生是不容易的，这也是她最终选择死亡的根本原因。
“失语”这个概念是由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斯皮瓦克提出的，他认为“语言本事包含着世界和意識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⑤对于移民来说，当周围的整个文化环境都变了样，他的话语主体地位，即认识和实践主体都失去了，他也就失去了移民群体的话语权力。当王佳梅作为女性话语的代表在话语场中受到男性话语的压力与扭曲时，王佳梅在现实中就受到了男性的压迫。从选择走上援交这条路，王佳梅就注定在爱情这方面处于“失语”状态，为了挣钱，她不能拥有普通人那样的爱情生活，她不能随便爱上一个人。但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她爱上了自己的“顾客”。有一次王佳梅希望男孩子把游戏机送给她，她和姐姐都爱玩，男孩拒绝了王佳梅的要求。王佳梅把头转向了一边并埋在了枕头里不再说话，这是她第一次“失语”。还有一天晚上她接到男孩的电话后出去见他，她兴高采烈地过去之后，男孩指着她和自己女朋友说：“你看清楚，看清楚，我用得着追她吗？”男孩女朋友说：“如果你喜欢垃圾呢？”男孩让佳梅解释清楚，他们只是在网吧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并没有过多的接触，佳梅被逼得无话可说，只能点头承认。那天晚上回家后她一直在等男孩的短信或电话，她再没有收到男孩的任何消息，这场爱情以佳梅的“失语”结束。
除了“失语”，语言差异造成的沟通不便加剧了移民的焦虑和困惑。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语言是必须要经历的裂变。电影中有一幕是王佳梅穿着麦当劳的衣服和她的朋友在天台上聊天，佳梅问她的朋友：“其实你现在缺钱用吗？为什么不做[M]（轻读）记（即麦当劳）呀”，她的朋友立马纠正她的发音：“是[M]J（港式发音）呀，不是[M]（轻读）记（即麦当劳）呀。做了两个月都不会说，想说你不是大陆来的也骗不了人。”港人频繁对佳梅语言上纠正以及这种失语所引起的碰撞和冲突，加剧了佳梅身份遮蔽的失落，表达和交流的困难造成了佳梅心灵的痛苦。
对于王佳梅这样的移民来说，亲情本是她们最该珍视的东西，但或许是母亲的强势、姐姐的无所谓和继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决定了佳梅对这个家没有任何的依赖和眷恋。她想当模特，母亲却一再嘲笑她做白日梦和无所事事；她喜欢别人给的耳环，母亲却为了面子强行让佳梅送还，还责怪佳梅自己没本事；她晚上出去进行援交，姐姐心里分明知道事實，却没有劝说她。这样的亲情像链条一样绑架着佳梅，让她在本来就没有归属感的香港更加摇摇欲坠。爱情本承载着人类对于纯美情感的渴求和向往，但在佳梅这里，她除了陷入“失根”和“失语”的双重困境，在爱情的道路上同样也处于边缘的位置。她在援交的过程中爱上不该爱的人，佳梅不收他的钱，甚至还怀了他的孩子，但男孩对她任意摆布，并没有真心爱她。也就是在那天，佳梅看懂了虚伪的爱情，她也最终说出了“我很想死”这四个字。
身份认同在《踏血寻梅》的情节发展和意义呈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展示王佳梅从湖南迁到香港后心理、性格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了移民在陌生地域获得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传达了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他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点。对于一个离乡之人来说，真正解决孤独的办法不在外界、不在物质，而在于自己的内心。人需要关注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在充满焦虑、不安、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社会，求同存异、尊重过去将成为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前提。
参考文献：
[1]闫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J].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6（9）：63.
[2][英]阿雷德·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8.
[3]吴奕锜、陈涵平.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49.
[4]张英进.香港电影中的“超地区想象”：文化、身份、工业问题[M].北京：当代电影，2004（4）：42.
[5]李毅峰.自然、女性、少数族裔的集体失语——《潜鸟》的生态女权主义解读[J].太原：名作欣赏，2009（9）：68.
【关键词】：身份认同；家园；失根；失语
一、身份与认同
对于身份认同这个概念，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在进行研究，不同的学科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早期的身份认同研究是从哲学领域开始的，身份认同被分为以主体为中心的启蒙身份认同、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后现代去中心化的身份认同三种模式；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的是不同人群的身份认同现状；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则着重完善有关身份认同的自我理论和认同理论，更加关注人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
“身份”在英语中相对应的单词是“identity”，闫嘉教授曾说：“作为‘身份’讲时是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国家等。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可以叫做‘认同’。”[1]这也就是说，身份认同同时包含了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等几个层面，只有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碰撞和交流的时候，身份认同的问题才会出现。“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追问的是我（现代人）是谁？我（现代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因此“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便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自我认定是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即对于“我是谁”的反思。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论》中提出：“身份是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个人主义、批判和自主行动的权利，看作是现代主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身份的这种自我反省一面意味着在现代，身份被理解为是一个规划。它不是固定的。作为现代身份之特征的自传式思维创造了一个连贯一致的关于过去身份的意识，但是那种身份必须要在当前得到支持而且要在未来被创造。”[2]这便是说，只有在自我觉醒之后，身份认同才能获得它的重要意义，才能继续谈论之后衍生出来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口出现大量的移动、迁徙，移民作为一种潮流开始广泛兴起，这样，有关民族、文化等文化身份的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注意。当一个人离开母国去到另一个国家，他既无法割舍自己的母国文化，也不得不认可所在移民国的主流文化，当他身处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时，他就不得不面对身份认同的危机，他需要思考“我是谁”、“我该有怎样的文化认同”。
二、失落的家园
人的生存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空间”开始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始于20世纪下半叶，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意识到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概念，更具有文化的内涵，因为它可以被解释、被重构，生存在空间里的人在本质上是可以和空间形成一种双重的建构关系，因此在把握了人和空间的关系之后，便可确立一个人的个人身份。
“家园”作为人心灵、身体的归属地，是人在遭遇挫折、失意时最想回归的地方。从家园故土到陌生地域，摆在移民面前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生存下去，无论是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都不高的老一代移民，如电影中王佳梅的母亲；还是有着文化知识渴求的学生群体，如王佳梅，他们都面对着生活的重压。在电影中我们看到，王佳梅原本生活在湖南的一个小农村，父亲爱看足球、也爱赌球。母亲在王佳梅很小的时候便带着大女儿嫁到了香港，为了能在香港以合法身份居住，只能嫁给上了年纪的香港老男人，他们之间从不交流，生存条件也不是很好，四个人挤在香港政府兴建的廉价公共屋邨内，各过各的日子。而这种类似于“合租”的关系，打破了公寓所具有的隐私性。佳梅搬到香港之后，一方面要忍受继父的冷漠，另一方面还要小心翼翼地防着母亲和姐姐对她私生活的窥探。当她感受到自己和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她便能意识到自身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如果说生活上的困苦或许还可以忍受，但是心灵上的困苦却让这一群人陷入迷失。王佳梅从湖南搬到香港，生活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父的冷漠、母亲的暴戾、姐姐的不理解，再加上巨大的文化差异，她承受的是情爱的纠葛、亲情的变形和人情的冷漠。她想成为模特去拍平面杂志，她穿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只为弥补自己身高的缺陷，她听粤语歌曲想改变自己的湖南口音，她做两份兼职只为买自己喜欢的耳环，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自身的物质生存状况。但是文化的重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吴奕锜、陈涵平曾在书中指出：“家乡、历史、文化，已经成为了这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新移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既是他们的财富，又是他们难以卸下的因袭重负。他们一时还难以从原先所浸染的文化世界里走出来的，面对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难以真正适应的思想行为……新移民们就这样带着伤痛在不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的两难境地里苦苦挣扎。”[3]
三、失根和失语
严歌苓曾把移民形容成是生命的移植，移民者把自己从一片熟悉的土地上连根拔起，根、茎、叶全部暴露出来，到了新的土地上还有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适应。对于移民来说，除了窘迫的生存环境，“失语”和“失根”也是他们所面对的残酷现实。
香港是一座“漂泊”之城。秦朝之前，香港被称为百越；明清时期接受广东政府的管辖；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海外领土；到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香港开始了为期99年的殖民历史。香港也是一座“无根”之城，张英进曾说：“香港偏偏是一个最没有历史感的城市……对上一代来说，香港只是一处逃避动乱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自然谈不上归属感。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一代，虽有较强的本土意识，却又与中国（历史）更为疏远……旧的历史被有意无意地压抑，新的历史意识又无法正常地滋长。”④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香港一直处于中英之间的夹缝之中，民族身份不能确定。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公民才开始了自己身份的确认。香港的本土文化呈现出一种混杂的状态，老一辈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传统中华民族的习俗，但在西式生活的浸染下又削减了一部分；新生代的香港人又在嘗试打破旧的传统和习俗。香港这种特殊的历史，使香港社会飘荡着惶惑和焦虑的情绪，香港民眾也在进行着自我身份的确定，也在找寻自我和心灵家园。 对于王佳梅来说，她的根在湖南，现在她却漂泊在香港，她心系老家爱看足球的爸爸，每当曼联输球了她都会发短信祝贺爸爸。她努力寻找她的根，她想当模特，公司却不和她签约；她在麦当劳做兼职，收入极少；她最终走上援交的道路，却爱上一个不爱她的人。她最喜欢的歌是郑秀文的《娃娃看天下》：如今自己继续每日制造我热热闹闹一生，但在美梦里又渴望，再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回头问问这天空，这人生可容易吗？对佳梅来说，人生是不容易的，这也是她最终选择死亡的根本原因。
“失语”这个概念是由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斯皮瓦克提出的，他认为“语言本事包含着世界和意識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⑤对于移民来说，当周围的整个文化环境都变了样，他的话语主体地位，即认识和实践主体都失去了，他也就失去了移民群体的话语权力。当王佳梅作为女性话语的代表在话语场中受到男性话语的压力与扭曲时，王佳梅在现实中就受到了男性的压迫。从选择走上援交这条路，王佳梅就注定在爱情这方面处于“失语”状态，为了挣钱，她不能拥有普通人那样的爱情生活，她不能随便爱上一个人。但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她爱上了自己的“顾客”。有一次王佳梅希望男孩子把游戏机送给她，她和姐姐都爱玩，男孩拒绝了王佳梅的要求。王佳梅把头转向了一边并埋在了枕头里不再说话，这是她第一次“失语”。还有一天晚上她接到男孩的电话后出去见他，她兴高采烈地过去之后，男孩指着她和自己女朋友说：“你看清楚，看清楚，我用得着追她吗？”男孩女朋友说：“如果你喜欢垃圾呢？”男孩让佳梅解释清楚，他们只是在网吧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并没有过多的接触，佳梅被逼得无话可说，只能点头承认。那天晚上回家后她一直在等男孩的短信或电话，她再没有收到男孩的任何消息，这场爱情以佳梅的“失语”结束。
除了“失语”，语言差异造成的沟通不便加剧了移民的焦虑和困惑。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语言是必须要经历的裂变。电影中有一幕是王佳梅穿着麦当劳的衣服和她的朋友在天台上聊天，佳梅问她的朋友：“其实你现在缺钱用吗？为什么不做[M]（轻读）记（即麦当劳）呀”，她的朋友立马纠正她的发音：“是[M]J（港式发音）呀，不是[M]（轻读）记（即麦当劳）呀。做了两个月都不会说，想说你不是大陆来的也骗不了人。”港人频繁对佳梅语言上纠正以及这种失语所引起的碰撞和冲突，加剧了佳梅身份遮蔽的失落，表达和交流的困难造成了佳梅心灵的痛苦。
对于王佳梅这样的移民来说，亲情本是她们最该珍视的东西，但或许是母亲的强势、姐姐的无所谓和继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决定了佳梅对这个家没有任何的依赖和眷恋。她想当模特，母亲却一再嘲笑她做白日梦和无所事事；她喜欢别人给的耳环，母亲却为了面子强行让佳梅送还，还责怪佳梅自己没本事；她晚上出去进行援交，姐姐心里分明知道事實，却没有劝说她。这样的亲情像链条一样绑架着佳梅，让她在本来就没有归属感的香港更加摇摇欲坠。爱情本承载着人类对于纯美情感的渴求和向往，但在佳梅这里，她除了陷入“失根”和“失语”的双重困境，在爱情的道路上同样也处于边缘的位置。她在援交的过程中爱上不该爱的人，佳梅不收他的钱，甚至还怀了他的孩子，但男孩对她任意摆布，并没有真心爱她。也就是在那天，佳梅看懂了虚伪的爱情，她也最终说出了“我很想死”这四个字。
身份认同在《踏血寻梅》的情节发展和意义呈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展示王佳梅从湖南迁到香港后心理、性格的一系列变化，表现了移民在陌生地域获得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传达了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他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点。对于一个离乡之人来说，真正解决孤独的办法不在外界、不在物质，而在于自己的内心。人需要关注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在充满焦虑、不安、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社会，求同存异、尊重过去将成为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前提。
参考文献：
[1]闫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J].南昌：江西社会科学，2006（9）：63.
[2][英]阿雷德·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8.
[3]吴奕锜、陈涵平.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0）：49.
[4]张英进.香港电影中的“超地区想象”：文化、身份、工业问题[M].北京：当代电影，2004（4）：42.
[5]李毅峰.自然、女性、少数族裔的集体失语——《潜鸟》的生态女权主义解读[J].太原：名作欣赏，200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