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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解放碑的“新世纪百货”等现代商业建筑人来人往。而八十多年前，这里是曾经的重庆柴家巷康公馆，即康心如的公馆。他是民国时期的金融大亨，亦是陪都时期的最大资本家。这里曾经是一个大家族繁华的见证。八十多年过去了，康心如之子康心如向我们诉说了很多这个私家公馆的故事。
我确实是“富二代”
康国雄的父亲是金融大亨康心如，他与杜月笙、何应钦、章士钊等熟识。因为收到宋美龄送的钢笔，他还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干儿子。
“我们查了下资料，当年我家的房子，就是康公馆，你猜多大？3300平方米！”进门时有两个门房，通过长长的甬道进入第一个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一座两层楼的独立宅院作为客房，天井内侧是宽阔的轿庭，“我记得二哥的婚宴就摆在这里，整整20桌”；穿过第二个天井，是康心如三层楼的正房；再穿过第三个天井，是保姆的住房、厨房和防空洞。
大宅院里所有的主人都配有佣人或保姆，“家太大，人太多，吃饭时都要摇铃。佣人吃饭要摆两桌，我最喜欢看保姆洗衣服，她们蹲在天井里长长的一大排。”
在重庆大轰炸后，康国雄随家人搬到位于南山的别墅，“我们家那时候就有空调，从美国进口的，还有暖气，地毯更别说，也是从美国特意定制的，后来我妹妹参加外事工作后曾说，没见过比我家好的地毯。”
回望康国雄的人生经历，如同翻开了一本跌宕起伏的传奇小说。他是民国时期的“富二代”，作为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见证了美丰银行的巅峰与衰败。他曾与杜月笙、何应钦、章士钊等人熟识，他还被动戴上了“蒋介石干儿子”的“高帽”。
“那时候，我确实是‘富二代’。”聊到过去，康国雄这样告诉我们。康国雄出生时，正值父亲事业上升期。康心如主管了美丰银行，事业显赫，整个家庭也随之蒸蒸日上，成为当时有名的大户人家，“当时我家院子有3300平方米，印象里有一百多间房子。”因为抗战，康家兄弟姐妹都住在这里，人就特别多。在康国雄的记忆中，吃饭都得靠摇铃，“家里太大了，没法通知，一摇铃，保姆就负责通知小姐少爷。”
康国雄家里的大师傅特别有名气，解放后还担任了北京饭店的大厨。正因如此，当时重庆的达官贵族都喜欢借康家来宴请宾客，以至于他“一放学回家，就看见又开始请客了”。
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康家已经是重庆城内有名的大户。位于城中心的主干道邹容路靠近夫子池处（那段路旧地名叫柴家巷），当时有名的国泰电影院对面。“这是一处大宅院，是我父亲花十万洋钱从一周姓人家手里买的，人人都知道那是康心如公馆，康家大院，一百多间房子，两层（有些地方是三层）楼，每间屋都很大——我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除去床、柜、桌子外，还可以在屋里骑自行车玩。”
柴家巷大院里住了哪些人呢？“有我大妈（大伯父康心孚的妻子，我称大妈）和她的四个女儿，我的大哥一家（他有两子一女），我的大姐、二姐、五姐、七姐，还有大姑父一家，二姑妈，还有两个祖母（毛太夫人和廖太夫人），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姨太太（刘曼君和我母亲叶惠君）……”
每一家都请得有保姆，“我和我妹妹也专门有一个保姆。当时保姆洗衣服，洗衣盆要摆一长排，有时还不够，要轮流洗才行。”家里还专门有两个大师傅做饭，两个听差跑外买，一个听差专门给我父亲提公文包、随从外出办事；两个听差打扫卫生，还有两个专门看守院子的“看门头”……
“总之，我家请的保姆、听差，吃饭都要摆两桌，而且还不够坐，只能吃流水席。那时我家吃饭是要摇铃的——人太多了。”
关于生活的那些事
在康国雄的记忆里，好像那个时候经常都在家里请客。“其实并不是我们家里请客，有很多的要人，好多达官贵人，都要借我们的客厅请客。因为我们家条件好，房子又多，可能还想来沾点发财的福气吧。”
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就更热闹了。大院门口 要挂出几个很漂亮的大红灯笼（建国后，这些大红灯笼都送给政协了）。大年三十，先要祭祖，“在我家二楼上摆出一排祖宗排位，然后按辈分轮流祭拜。先是大妈，然后是我父母，然后是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再下来是晚辈的男孩，然后是女孩……那是我家已不兴磕头了，只向祖宗牌位鞠躬”。
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不光三叔、四叔要来，另外还有两家客人要来，一家是邵力子的儿子已故，媳妇还年轻，邵力子做主让她另嫁了人家，当时曾传位没谈，舆论称颂邵力子思想解放），另一家是于右任夫妇，带着女儿和女婿屈武。“邵、于两家与我们康家都是陕西同乡，与我父亲和大伯父康心孚都是好友，民国初年于右任在上海办《民立报》时，聘我大伯父为主笔，邵力子编本埠新闻”。
初一也是在家过，这天要给祖宗拜年，初二就大家都到领事巷三叔家去。初三又都到大溪沟四叔家去。
过年时，要在正堂屋里要摆一张大桌子，用如意压着红绸，凡来拜年的人，就在那里放上一张名片（不送礼）。“我父亲一般是不出来见人的，因为来客太多了”。
玩龙灯狮子的人们，都要玩到家门前来，一批走了又来一批，都要找康家领赏钱，“我们小孩就晓得跑出去看热闹。特别是看那些舞龙的，打折赤膊，旁边还有人向他们搭铁水花，他们必须灵活地舞着龙蹦跳躲闪，不让铁水花溅到身上……”
“记忆中，最热闹的是抗日战争胜利，我父亲请了艺人，在我家大院的轿厅里演出，庆祝抗战胜利。父亲还让美丰银行连放了七天七夜的鞭炮，白天晚上都放”。
但是，康心如一生心血经营的美丰银行，却从1948年以后接连遭受重创，被迫于1950年初宣告停业，由重庆人民银行进行“清理”（时间长达14年）。美丰银行停业之后，父亲的一切财产都被冻结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财产被冻结后，刚好群林市场修房子，工人拿不到工钱，都跑来找父亲闹，父亲急得没办法，正好找一个亲戚借高利贷……”
那时候，柴家巷的大院子，本来已经租给了美丰银行职工作宿舍，1950年又被折价为17万元（按新币值）卖给政府。人民银行派人与父亲一起取回17万元支票，但只给父亲留下一万元（父亲用来在较场口西面凉亭子街另买了房子居住）。剩余的16万远，强要父亲作为美丰银行的股票存入人民银行——也不管美丰银行已是一个停业单位，怎么还能买股票呢？
大院子换成了小房子，小汽车没了，日益衰老的父母（母亲还跛着腿）出门挤乘公共汽车。一向熟人尊敬的父亲不在有人格尊严可言，连街上的叫花子也可以随意把父亲叫住嘲骂训斥一番……
多年过去，陈立夫还记得在重庆城里的康家。陈立夫对康国雄说：“你们重庆的房子很漂亮。我去过你的家。”那幢房子没有了。在“文革”期间，都付之一炬了。
从康国雄的幼年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那个年代大家族的印记。八十多年过去，康公馆几经沉浮，变成了今天繁荣的商业街。当我们听完了康家的些许故事，也许，我们再次路过这条商业街，我们的心里，会闪过一些特别的情愫。
我确实是“富二代”
康国雄的父亲是金融大亨康心如，他与杜月笙、何应钦、章士钊等熟识。因为收到宋美龄送的钢笔，他还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干儿子。
“我们查了下资料，当年我家的房子，就是康公馆，你猜多大？3300平方米！”进门时有两个门房，通过长长的甬道进入第一个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一座两层楼的独立宅院作为客房，天井内侧是宽阔的轿庭，“我记得二哥的婚宴就摆在这里，整整20桌”；穿过第二个天井，是康心如三层楼的正房；再穿过第三个天井，是保姆的住房、厨房和防空洞。
大宅院里所有的主人都配有佣人或保姆，“家太大，人太多，吃饭时都要摇铃。佣人吃饭要摆两桌，我最喜欢看保姆洗衣服，她们蹲在天井里长长的一大排。”
在重庆大轰炸后，康国雄随家人搬到位于南山的别墅，“我们家那时候就有空调，从美国进口的，还有暖气，地毯更别说，也是从美国特意定制的，后来我妹妹参加外事工作后曾说，没见过比我家好的地毯。”
回望康国雄的人生经历，如同翻开了一本跌宕起伏的传奇小说。他是民国时期的“富二代”，作为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见证了美丰银行的巅峰与衰败。他曾与杜月笙、何应钦、章士钊等人熟识，他还被动戴上了“蒋介石干儿子”的“高帽”。
“那时候，我确实是‘富二代’。”聊到过去，康国雄这样告诉我们。康国雄出生时，正值父亲事业上升期。康心如主管了美丰银行，事业显赫，整个家庭也随之蒸蒸日上，成为当时有名的大户人家，“当时我家院子有3300平方米，印象里有一百多间房子。”因为抗战，康家兄弟姐妹都住在这里，人就特别多。在康国雄的记忆中，吃饭都得靠摇铃，“家里太大了，没法通知，一摇铃，保姆就负责通知小姐少爷。”
康国雄家里的大师傅特别有名气，解放后还担任了北京饭店的大厨。正因如此，当时重庆的达官贵族都喜欢借康家来宴请宾客，以至于他“一放学回家，就看见又开始请客了”。
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康家已经是重庆城内有名的大户。位于城中心的主干道邹容路靠近夫子池处（那段路旧地名叫柴家巷），当时有名的国泰电影院对面。“这是一处大宅院，是我父亲花十万洋钱从一周姓人家手里买的，人人都知道那是康心如公馆，康家大院，一百多间房子，两层（有些地方是三层）楼，每间屋都很大——我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除去床、柜、桌子外，还可以在屋里骑自行车玩。”
柴家巷大院里住了哪些人呢？“有我大妈（大伯父康心孚的妻子，我称大妈）和她的四个女儿，我的大哥一家（他有两子一女），我的大姐、二姐、五姐、七姐，还有大姑父一家，二姑妈，还有两个祖母（毛太夫人和廖太夫人），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姨太太（刘曼君和我母亲叶惠君）……”
每一家都请得有保姆，“我和我妹妹也专门有一个保姆。当时保姆洗衣服，洗衣盆要摆一长排，有时还不够，要轮流洗才行。”家里还专门有两个大师傅做饭，两个听差跑外买，一个听差专门给我父亲提公文包、随从外出办事；两个听差打扫卫生，还有两个专门看守院子的“看门头”……
“总之，我家请的保姆、听差，吃饭都要摆两桌，而且还不够坐，只能吃流水席。那时我家吃饭是要摇铃的——人太多了。”
关于生活的那些事
在康国雄的记忆里，好像那个时候经常都在家里请客。“其实并不是我们家里请客，有很多的要人，好多达官贵人，都要借我们的客厅请客。因为我们家条件好，房子又多，可能还想来沾点发财的福气吧。”
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就更热闹了。大院门口 要挂出几个很漂亮的大红灯笼（建国后，这些大红灯笼都送给政协了）。大年三十，先要祭祖，“在我家二楼上摆出一排祖宗排位，然后按辈分轮流祭拜。先是大妈，然后是我父母，然后是三叔康心之，四叔康心远。再下来是晚辈的男孩，然后是女孩……那是我家已不兴磕头了，只向祖宗牌位鞠躬”。
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时，不光三叔、四叔要来，另外还有两家客人要来，一家是邵力子的儿子已故，媳妇还年轻，邵力子做主让她另嫁了人家，当时曾传位没谈，舆论称颂邵力子思想解放），另一家是于右任夫妇，带着女儿和女婿屈武。“邵、于两家与我们康家都是陕西同乡，与我父亲和大伯父康心孚都是好友，民国初年于右任在上海办《民立报》时，聘我大伯父为主笔，邵力子编本埠新闻”。
初一也是在家过，这天要给祖宗拜年，初二就大家都到领事巷三叔家去。初三又都到大溪沟四叔家去。
过年时，要在正堂屋里要摆一张大桌子，用如意压着红绸，凡来拜年的人，就在那里放上一张名片（不送礼）。“我父亲一般是不出来见人的，因为来客太多了”。
玩龙灯狮子的人们，都要玩到家门前来，一批走了又来一批，都要找康家领赏钱，“我们小孩就晓得跑出去看热闹。特别是看那些舞龙的，打折赤膊，旁边还有人向他们搭铁水花，他们必须灵活地舞着龙蹦跳躲闪，不让铁水花溅到身上……”
“记忆中，最热闹的是抗日战争胜利，我父亲请了艺人，在我家大院的轿厅里演出，庆祝抗战胜利。父亲还让美丰银行连放了七天七夜的鞭炮，白天晚上都放”。
但是，康心如一生心血经营的美丰银行，却从1948年以后接连遭受重创，被迫于1950年初宣告停业，由重庆人民银行进行“清理”（时间长达14年）。美丰银行停业之后，父亲的一切财产都被冻结了。“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财产被冻结后，刚好群林市场修房子，工人拿不到工钱，都跑来找父亲闹，父亲急得没办法，正好找一个亲戚借高利贷……”
那时候，柴家巷的大院子，本来已经租给了美丰银行职工作宿舍，1950年又被折价为17万元（按新币值）卖给政府。人民银行派人与父亲一起取回17万元支票，但只给父亲留下一万元（父亲用来在较场口西面凉亭子街另买了房子居住）。剩余的16万远，强要父亲作为美丰银行的股票存入人民银行——也不管美丰银行已是一个停业单位，怎么还能买股票呢？
大院子换成了小房子，小汽车没了，日益衰老的父母（母亲还跛着腿）出门挤乘公共汽车。一向熟人尊敬的父亲不在有人格尊严可言，连街上的叫花子也可以随意把父亲叫住嘲骂训斥一番……
多年过去，陈立夫还记得在重庆城里的康家。陈立夫对康国雄说：“你们重庆的房子很漂亮。我去过你的家。”那幢房子没有了。在“文革”期间，都付之一炬了。
从康国雄的幼年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些那个年代大家族的印记。八十多年过去，康公馆几经沉浮，变成了今天繁荣的商业街。当我们听完了康家的些许故事，也许，我们再次路过这条商业街，我们的心里，会闪过一些特别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