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9月9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一年一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在东京发布。该调查从2005年起开始实施，本次调查是第十次。日本方面的调查以全国18岁以上的男女（高中生除外）为对象，有效调查结果1000件。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公众继续看重中日关系，但对两国关系现状认可度达近十年最低。其中，对中国抱有不好印象的日本人达到了93%，在2013年时90.1%的基础上继续上升了2.9个百分点。
更有甚者，据2014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所刊登报道称，日本内阁府12月20日公布的2014年“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中韩两国“无亲近感”比例上升至该项调查进行40年以来最高。其中对中国“无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为83.1%，比去年增加2.4%。此次调查对象为1800名20岁以上的日本民众。据称，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的日本内阁府自1975年开始每年实施此项调查。
面对上述结果，受编辑之托，本文仅就为什么日本人的对华情绪会蔓延到今天这个程度浅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从人口分布现状推测民调参与者的社会比重
毫无疑问，民调是一种积极可行的了解民意的手段与方式。但是，民调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因为全方位的综合性民调的实施容易受到地理环境和时间间隔的限制。以上述民调结果为例，不难看出其调查的对象人数分别为1000件（9月调查）和1800人次（12月调查）。而2014年7月的日本人口总数是1亿2713万2千人。上述两则调查的人数分别为日本人口总数中的0.00000787%和0.00001416%。
而从人口密度来看，人口第1位是东京都的一千多万人。与第47位的鸟取县相比，人口密度之差异拉开了23倍之多。上述调查对象如果只限于东京都内，其比例分别占东京都人口的0.00007475%和0.00013454%。
因此，无论从哪种人口角度分析都可以发现，上述民调结果发自小部分群体，难以成为代表和体现日本国民总体意愿的载体。
二、从当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特点透视民调在年轻一代心目中的比重
在日本的当代教育领域中，大学入学考试题中几乎不出现近代史方面的内容，教科书中也因为应对入学率这一现实需要而没有列入相关内容。其结果便是造就了近代史知识贫乏的新人类，其思维方式与框架中根本没有历史认识、以史为鉴这一设定。同时他们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易于任意改变和轻信某些说法。加之网络和信息占有量的冲击，中日以至全世界的青年人无一不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所淹没而难以脱身。试看电车中、课堂上，年轻的一代几乎都在与手机对话。因此，“哈日厌日”“亲华反华”、类似轻率型瞬间亲密和瞬间疏远乃至瞬间战争现象早已席卷全球。以表层感受为支撑的认知定义和相互理解的言行方式日渐普及。就像源于东京的涩谷、原宿等地云集着的，代表了年轻时尚元素的装束、音乐、影视形象的日语“かわいい”一词一样，即刻被汉字“卡哇伊”或者同音外来语相对应，成为流行语风靡世界。而当年日语卡拉OK歌曲大量登陆各国时，对年轻人来说就算唱些啥都听不懂但只要够“酷”足矣。这种瞬变轻率型风格当然源出发信主体，自然体现在对于民调设题的关心点和对应态度方面。因此，上述民调结果只能反映出当时当地的瞬间情绪。
除此以外，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还具有以下几点异同。
1. 记忆型思维
其特点是中国习惯于从古至今的历史连贯式思维，而日本却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其结果必然造成割断历史，切片式思维。
2. 交错型思维
这是一种复杂多样的矛盾交错体。比如两国青年在对钓鱼岛问题上各持寸土不让态度的同时，却不抵触动漫和家电等生活载体。
3. 流动型思维
以北京 JAMIC（日本音乐情报中心）为例，该中心于1999 年5月24日设立以来，由财团法人音乐产业·文化振兴财团（PROMIC）负责JAMIC的管理和运营。现在JAMIC的会员已逾1.3万多人，约1000个北京市民之中就有一个是其会员。从会员的国籍来看，中国人占89%，从年龄段来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占93%。而年轻人的特点是感性优先，并且兴趣和关注对象不稳定，因此，对日本音乐感兴趣的状态并不等于走向持久。
4. 断裂型思维
感性化、情绪化、简单化为其主要特征。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方方面面都在动态和变化之中，捕捉并整理得出的现象也是变化着的对象，分析的结果自然因时间、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以年轻人为对象来设定相关中日关系的民调问题时，需要以多元多变的角度定位。而年青一代的多变、流动性大的特点，绝不仅仅反映在对待中日关系方面，也不仅仅是中日青年的特点，而是全世界、全球化的特色。因此，不年轻的人应该思考如何与年轻人之间达到相互理解，真实地反映民调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把握不同年龄段的特点与走向，这一课题大于读懂不同國际间的差异。
三、分析民调结果时有必要参考中日青年的意识比较与异同
日本能率协会综合研究所中国市场调查室进行的“日中年轻人消费意识比较调查”的结果显示： 2015年，在独生子这代人中，17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4亿人，占中国约13亿总人口的30%。这个群体将形成购物中心，由他们所主导的市场即将迎来消费的高峰期。（参照2006年3月所发表的调查结果）
这项调查还揭示了中日青年对待生活的态度，如下表所示：
而2009年5月28日博报堂 Global HABIT2008关于“日中两国20-29岁年龄层的比较调查”结果更加凸显出了异同点，如下表所示：
上述两项调查告诉我们，中日青年都有相对优先考虑“物质”方面的倾向。但是，中国年轻人却具有关注和参与“社会”的强烈自我意识。反之，日本同龄人的价值定位侧重于个体，反衬出自我中心，脱离社会的特征。而源于日本的流行语“宅男”“宅女”等，也让我们认识到与社会断层的人生观将导致发生近似自闭的扭曲病态。不言而喻，过度地沉湎于网络容易养成与现实社会脱节的生活方式。被称为“宅男”“宅女”的新型生活者既然诞生于日本，就说明日本这块土地率先生成了这一特定人群。而类似人群在中国与亚洲的出现，也说明了亚太地区的整体变形。不过，在不屑于了解对方生活的立体环境和社会方面，日本的年轻人表现得更为严重。
2011年1月，由旅日作家毛丹青主笔的深度解读日本的大众杂志《知日》开始在中国发行，受到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拥趸，发行册数也是节节攀升。毛丹青认为《知日》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因为在中国有大批的年轻人想更深入地了解日本，也就是说存在“知日”的市场。笔者却认为不仅如此，中国青年实际上是透过日本关注社会发展的走向和动态。相比之下，正如毛丹青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知中”的市場并不存在，日本的年青人对于中国并不感兴趣①。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中日两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日本年轻人对邻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有证为据，2014年3月日本文部省的统计显示，到海外留学的日本学生由2004年最高的82，945人逐年减少为2011年的57，501人。
因此，在分析本文主题所涉及的民调结果时，需要冷静地考虑到具有上述特点的被调查者的现状。
四、 从媒体的作用观察民意的走向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96.5%的日本人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来了解中国的。以对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的报道为对象，笔者随手统计得出的2014年10月31日到12月1日之间关于中国的话题一览分别有以下标题②。《受贿高官家中查出36亿日元》（10月31日）、《中国公共汽车车轮脱落6人死亡》（11月3日）、《习氏“与所有的邻国搞好关系”》（11月9日）、《中国通过亚洲影响力与美国对抗》（11月10日）、《无表情的握手中国方面的意图是》（11月10日）、《红珊瑚非法捕捞4人起诉 中国》（11月13日）、《G20将在中国召开 向心力增加》（11月16日）、《男孩被柱子夹住 在中国上演抢救剧》（11月24日）、《因为虐待熊猫而受众人批评 中国》（11月25日）、《在中国牛接二连三地袭击路人》（11月26日）、《在中国道路塌陷 汽车翻倒的瞬间》（12月1日）。不难看出，负面消息占绝大部分。而在这总共11条的新闻里，除第7条是中立性质之外，其他都是负面新闻或从批评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的。而诸如“疯牛袭击路人”“道路塌陷”等一般性社会新闻对于日本来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似乎并不具备很高的新闻价值。
在娱乐性更强的电视节目和政治偏向更明显的一部分报纸中，关于中国的报道更是如此。例如，在2014年7月14日22点至22点54分由“TV TOKYO”播出的一档名为“未来世纪”的节目中，在以发生在越南的反华游行为导入之后，就开始以中国产品不安全、不合格，在越南不得人心为衬托，鼓吹日本产品在越南大受欢迎等。不难想象，对于被动接受信息的日本民众而言，无疑会接受到上述中国观的信息，以致形成“嫌中”的感性认识和情绪元素。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有意见认为只要增加两国之间的往来与交流，让更多的日本人接触到中国人，就能消除这种误解。但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的统计，2014年上半年访问日本的中国人（包括旅游、留学、商务、探亲等）已经突破百万大关。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交流空前繁盛的情况之下，在日本还是出现了九成以上的“嫌中”的情绪。因为大量造访日本的中国人在实现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日两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待各种事物的标准不一样。而人们都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其结果就是产生矛盾，滋长厌恶感情。
例如，在日本的居酒屋大都有上前菜的习惯，在不询问客人需要与否的情况下，向每个客人提供一份收费的前菜。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是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理，或者认为对方有欺客的嫌疑。由于中日两国国情各异，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标准也不同，在中国符合标准的做法到了日本也许就行不通。因此，超过百万的中国人的到来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隔阂与矛盾。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标准不涉及法律，甚至不关乎道德，但却客观存在。如果没有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标准这样一种基本姿态的话，越多的交流反而会带来越多的误解。
以上是从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的“嫌中”情绪，除此之外，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人群的存在也是既成事实。对此，小文不再赘言。
五、几点建议
其一，近年来两国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所出现的新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方面中国的GDP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统计，2014年度中国GDP则超过日本两倍以上。日本自1967年超越当时的西德以来，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日本人也以此为傲。然而中国在2010年不仅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休止符，更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超越了其两倍，这样一种激烈的经济上的逆转对于日本人震动不可谓不大。再加之日本由于今年4月份消费税税率的提升，导致近两季度的GDP连续负增长，使得今后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不透明。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日本的传统国际地位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所谓“钓鱼岛国有化”这样一个打破平衡的变化的出现，使得潜在的对立显化，而与之相随的对中国的负面感情的高涨也不言而喻。但是，如何采取中国自身面向世界而不仅仅是日本的对策，发展壮大实力则远远超出对于日本国家情绪的考虑。中国不能受缚和被捆绑在负面交涉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二，实现“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成长战略”，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2013年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其进出口总量占其贸易额总量的20.1%，而居次席的美国为13.1%，欧盟为9.7%。同样，对于中国而言，虽然GDP取得了领先，但是在技术水平、管理方式、产品品质、环境对策等多方面，日本在某些方面依然是学习和借鉴的对象。韬光养晦的方法论依然适用于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对外关系。
其三，在对日交流和对日报道的过程中，如何将更加真实和综合、立体的中国展现给日本之方法和内容组合尤为重要。为此，需要做好前期准备。一是了解中日之间价值标准的异同和表述形式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调动和发挥现场新闻工作人员的专长，同时关注他们的个人喜好，鼓励他们在工作中有意识地扬长避短，把工作当做自我完善的修炼。二是更多地强调中日的共通之处。日本在历史上曾长期以中国为师，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学习，虽然在“脱亚入欧”的近代化过程中丢失不少，但其文化中的中国元素是不可抹灭的。例如，笔者近年来所开展的“禹王研究”就是以中国人人皆知的大禹在日本也同样受到崇拜的事实递进亲近感的摸索。三是将当代中国的新魅力传递给日本。如料理、时装等等，尤其可以应对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一代。在这方面，韓国的大众文化的推广值得借鉴。
其四，增大对高层次、高质量的精英交流活动的支持力度，以保证不断推出新颖、时髦的外宣亮点模式。泛泛的交流所产生的一般效果难以长期维系和推广。
其五，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20年，富裕阶层将达到38%左右，社会阶层分布将由金字塔型转向中间部分凸起的洋葱型。这一代人没有贫困的体验，不可能感受到与日本等现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反差很大，以及上一代人的困惑，也因此不会产生对待日本和其他先行国家生活的“憧憬”，世界观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针对这一代人，有必要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对世界做出应有贡献的意识教育，以保持中国形象的健康发展和中国国民素质的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为了维系中华文明的核心定位，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和基因。
「注释」
①该观点出自于2014年10月22日，笔者主导的日本法政大学第6次东亚文化研究会上。
②http：//news.yahoo.co.jp/list/？t=china&p=1
更有甚者，据2014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所刊登报道称，日本内阁府12月20日公布的2014年“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中韩两国“无亲近感”比例上升至该项调查进行40年以来最高。其中对中国“无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为83.1%，比去年增加2.4%。此次调查对象为1800名20岁以上的日本民众。据称，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的日本内阁府自1975年开始每年实施此项调查。
面对上述结果，受编辑之托，本文仅就为什么日本人的对华情绪会蔓延到今天这个程度浅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从人口分布现状推测民调参与者的社会比重
毫无疑问，民调是一种积极可行的了解民意的手段与方式。但是，民调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因为全方位的综合性民调的实施容易受到地理环境和时间间隔的限制。以上述民调结果为例，不难看出其调查的对象人数分别为1000件（9月调查）和1800人次（12月调查）。而2014年7月的日本人口总数是1亿2713万2千人。上述两则调查的人数分别为日本人口总数中的0.00000787%和0.00001416%。
而从人口密度来看，人口第1位是东京都的一千多万人。与第47位的鸟取县相比，人口密度之差异拉开了23倍之多。上述调查对象如果只限于东京都内，其比例分别占东京都人口的0.00007475%和0.00013454%。
因此，无论从哪种人口角度分析都可以发现，上述民调结果发自小部分群体，难以成为代表和体现日本国民总体意愿的载体。
二、从当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特点透视民调在年轻一代心目中的比重
在日本的当代教育领域中，大学入学考试题中几乎不出现近代史方面的内容，教科书中也因为应对入学率这一现实需要而没有列入相关内容。其结果便是造就了近代史知识贫乏的新人类，其思维方式与框架中根本没有历史认识、以史为鉴这一设定。同时他们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易于任意改变和轻信某些说法。加之网络和信息占有量的冲击，中日以至全世界的青年人无一不被铺天盖地的信息所淹没而难以脱身。试看电车中、课堂上，年轻的一代几乎都在与手机对话。因此，“哈日厌日”“亲华反华”、类似轻率型瞬间亲密和瞬间疏远乃至瞬间战争现象早已席卷全球。以表层感受为支撑的认知定义和相互理解的言行方式日渐普及。就像源于东京的涩谷、原宿等地云集着的，代表了年轻时尚元素的装束、音乐、影视形象的日语“かわいい”一词一样，即刻被汉字“卡哇伊”或者同音外来语相对应，成为流行语风靡世界。而当年日语卡拉OK歌曲大量登陆各国时，对年轻人来说就算唱些啥都听不懂但只要够“酷”足矣。这种瞬变轻率型风格当然源出发信主体，自然体现在对于民调设题的关心点和对应态度方面。因此，上述民调结果只能反映出当时当地的瞬间情绪。
除此以外，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还具有以下几点异同。
1. 记忆型思维
其特点是中国习惯于从古至今的历史连贯式思维，而日本却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其结果必然造成割断历史，切片式思维。
2. 交错型思维
这是一种复杂多样的矛盾交错体。比如两国青年在对钓鱼岛问题上各持寸土不让态度的同时，却不抵触动漫和家电等生活载体。
3. 流动型思维
以北京 JAMIC（日本音乐情报中心）为例，该中心于1999 年5月24日设立以来，由财团法人音乐产业·文化振兴财团（PROMIC）负责JAMIC的管理和运营。现在JAMIC的会员已逾1.3万多人，约1000个北京市民之中就有一个是其会员。从会员的国籍来看，中国人占89%，从年龄段来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占93%。而年轻人的特点是感性优先，并且兴趣和关注对象不稳定，因此，对日本音乐感兴趣的状态并不等于走向持久。
4. 断裂型思维
感性化、情绪化、简单化为其主要特征。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的方方面面都在动态和变化之中，捕捉并整理得出的现象也是变化着的对象，分析的结果自然因时间、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以年轻人为对象来设定相关中日关系的民调问题时，需要以多元多变的角度定位。而年青一代的多变、流动性大的特点，绝不仅仅反映在对待中日关系方面，也不仅仅是中日青年的特点，而是全世界、全球化的特色。因此，不年轻的人应该思考如何与年轻人之间达到相互理解，真实地反映民调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把握不同年龄段的特点与走向，这一课题大于读懂不同國际间的差异。
三、分析民调结果时有必要参考中日青年的意识比较与异同
日本能率协会综合研究所中国市场调查室进行的“日中年轻人消费意识比较调查”的结果显示： 2015年，在独生子这代人中，17岁以上的人口已超过4亿人，占中国约13亿总人口的30%。这个群体将形成购物中心，由他们所主导的市场即将迎来消费的高峰期。（参照2006年3月所发表的调查结果）
这项调查还揭示了中日青年对待生活的态度，如下表所示：
而2009年5月28日博报堂 Global HABIT2008关于“日中两国20-29岁年龄层的比较调查”结果更加凸显出了异同点，如下表所示：
上述两项调查告诉我们，中日青年都有相对优先考虑“物质”方面的倾向。但是，中国年轻人却具有关注和参与“社会”的强烈自我意识。反之，日本同龄人的价值定位侧重于个体，反衬出自我中心，脱离社会的特征。而源于日本的流行语“宅男”“宅女”等，也让我们认识到与社会断层的人生观将导致发生近似自闭的扭曲病态。不言而喻，过度地沉湎于网络容易养成与现实社会脱节的生活方式。被称为“宅男”“宅女”的新型生活者既然诞生于日本，就说明日本这块土地率先生成了这一特定人群。而类似人群在中国与亚洲的出现，也说明了亚太地区的整体变形。不过，在不屑于了解对方生活的立体环境和社会方面，日本的年轻人表现得更为严重。
2011年1月，由旅日作家毛丹青主笔的深度解读日本的大众杂志《知日》开始在中国发行，受到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拥趸，发行册数也是节节攀升。毛丹青认为《知日》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因为在中国有大批的年轻人想更深入地了解日本，也就是说存在“知日”的市场。笔者却认为不仅如此，中国青年实际上是透过日本关注社会发展的走向和动态。相比之下，正如毛丹青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知中”的市場并不存在，日本的年青人对于中国并不感兴趣①。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中日两国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日本年轻人对邻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有证为据，2014年3月日本文部省的统计显示，到海外留学的日本学生由2004年最高的82，945人逐年减少为2011年的57，501人。
因此，在分析本文主题所涉及的民调结果时，需要冷静地考虑到具有上述特点的被调查者的现状。
四、 从媒体的作用观察民意的走向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96.5%的日本人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来了解中国的。以对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的报道为对象，笔者随手统计得出的2014年10月31日到12月1日之间关于中国的话题一览分别有以下标题②。《受贿高官家中查出36亿日元》（10月31日）、《中国公共汽车车轮脱落6人死亡》（11月3日）、《习氏“与所有的邻国搞好关系”》（11月9日）、《中国通过亚洲影响力与美国对抗》（11月10日）、《无表情的握手中国方面的意图是》（11月10日）、《红珊瑚非法捕捞4人起诉 中国》（11月13日）、《G20将在中国召开 向心力增加》（11月16日）、《男孩被柱子夹住 在中国上演抢救剧》（11月24日）、《因为虐待熊猫而受众人批评 中国》（11月25日）、《在中国牛接二连三地袭击路人》（11月26日）、《在中国道路塌陷 汽车翻倒的瞬间》（12月1日）。不难看出，负面消息占绝大部分。而在这总共11条的新闻里，除第7条是中立性质之外，其他都是负面新闻或从批评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的。而诸如“疯牛袭击路人”“道路塌陷”等一般性社会新闻对于日本来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似乎并不具备很高的新闻价值。
在娱乐性更强的电视节目和政治偏向更明显的一部分报纸中，关于中国的报道更是如此。例如，在2014年7月14日22点至22点54分由“TV TOKYO”播出的一档名为“未来世纪”的节目中，在以发生在越南的反华游行为导入之后，就开始以中国产品不安全、不合格，在越南不得人心为衬托，鼓吹日本产品在越南大受欢迎等。不难想象，对于被动接受信息的日本民众而言，无疑会接受到上述中国观的信息，以致形成“嫌中”的感性认识和情绪元素。
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有意见认为只要增加两国之间的往来与交流，让更多的日本人接触到中国人，就能消除这种误解。但问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的统计，2014年上半年访问日本的中国人（包括旅游、留学、商务、探亲等）已经突破百万大关。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交流空前繁盛的情况之下，在日本还是出现了九成以上的“嫌中”的情绪。因为大量造访日本的中国人在实现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日两国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待各种事物的标准不一样。而人们都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其结果就是产生矛盾，滋长厌恶感情。
例如，在日本的居酒屋大都有上前菜的习惯，在不询问客人需要与否的情况下，向每个客人提供一份收费的前菜。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甚至可以说是其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理，或者认为对方有欺客的嫌疑。由于中日两国国情各异，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标准也不同，在中国符合标准的做法到了日本也许就行不通。因此，超过百万的中国人的到来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隔阂与矛盾。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标准不涉及法律，甚至不关乎道德，但却客观存在。如果没有理解并尊重对方的标准这样一种基本姿态的话，越多的交流反而会带来越多的误解。
以上是从普通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的“嫌中”情绪，除此之外，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人群的存在也是既成事实。对此，小文不再赘言。
五、几点建议
其一，近年来两国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所出现的新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方面中国的GDP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统计，2014年度中国GDP则超过日本两倍以上。日本自1967年超越当时的西德以来，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日本人也以此为傲。然而中国在2010年不仅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休止符，更是在很短的时期内超越了其两倍，这样一种激烈的经济上的逆转对于日本人震动不可谓不大。再加之日本由于今年4月份消费税税率的提升，导致近两季度的GDP连续负增长，使得今后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不透明。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日本的传统国际地位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所谓“钓鱼岛国有化”这样一个打破平衡的变化的出现，使得潜在的对立显化，而与之相随的对中国的负面感情的高涨也不言而喻。但是，如何采取中国自身面向世界而不仅仅是日本的对策，发展壮大实力则远远超出对于日本国家情绪的考虑。中国不能受缚和被捆绑在负面交涉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二，实现“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成长战略”，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2013年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其进出口总量占其贸易额总量的20.1%，而居次席的美国为13.1%，欧盟为9.7%。同样，对于中国而言，虽然GDP取得了领先，但是在技术水平、管理方式、产品品质、环境对策等多方面，日本在某些方面依然是学习和借鉴的对象。韬光养晦的方法论依然适用于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对外关系。
其三，在对日交流和对日报道的过程中，如何将更加真实和综合、立体的中国展现给日本之方法和内容组合尤为重要。为此，需要做好前期准备。一是了解中日之间价值标准的异同和表述形式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调动和发挥现场新闻工作人员的专长，同时关注他们的个人喜好，鼓励他们在工作中有意识地扬长避短，把工作当做自我完善的修炼。二是更多地强调中日的共通之处。日本在历史上曾长期以中国为师，积极主动地向中国学习，虽然在“脱亚入欧”的近代化过程中丢失不少，但其文化中的中国元素是不可抹灭的。例如，笔者近年来所开展的“禹王研究”就是以中国人人皆知的大禹在日本也同样受到崇拜的事实递进亲近感的摸索。三是将当代中国的新魅力传递给日本。如料理、时装等等，尤其可以应对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年轻一代。在这方面，韓国的大众文化的推广值得借鉴。
其四，增大对高层次、高质量的精英交流活动的支持力度，以保证不断推出新颖、时髦的外宣亮点模式。泛泛的交流所产生的一般效果难以长期维系和推广。
其五，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20年，富裕阶层将达到38%左右，社会阶层分布将由金字塔型转向中间部分凸起的洋葱型。这一代人没有贫困的体验，不可能感受到与日本等现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反差很大，以及上一代人的困惑，也因此不会产生对待日本和其他先行国家生活的“憧憬”，世界观也将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针对这一代人，有必要加强维护世界和平与对世界做出应有贡献的意识教育，以保持中国形象的健康发展和中国国民素质的良性循环。更重要的是为了维系中华文明的核心定位，传承中华民族的美德和基因。
「注释」
①该观点出自于2014年10月22日，笔者主导的日本法政大学第6次东亚文化研究会上。
②http：//news.yahoo.co.jp/list/？t=china&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