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时出现过一张“文化人”办的八开四页报纸，这是一张报纸，而它又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这就是抗日战争上半期出现的《救亡日报》。说它是报纸，因为它每天出版，因为它传递了一般报纸所应当传递的信息，而且是经过筛选、甄别加工，传达了祖国的召唤的信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它所依循的召唤。武汉重庆有一张《新华日报》，尽人皆知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或“大后方”)的喉舌，但是在许多地方人们却很难得到《新华日报》，因为它要冲破重重封锁包括新闻、邮政检查网，才能到达读者手中，即使能够到达，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中，不少读者也不敢订阅。《救亡日报》补足了这片“空白”，它不以党报的面目出现，它比较《新华日报》更容易冲破封锁，抵达大小城镇的爱国者手里。抗日救亡是时代的召唤，是祖国的召唤，读者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各种干扰。所以，那时周恩来说，《救亡日报》要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要“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读者把这张报纸当作自己最尊敬的老师，最亲密的朋友；读者从这里听到了党的声音，感受到了祖国的召唤。这张报纸，从它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来说也是够特别的：它先后在三个大城市里生存过(上海、广州、桂林又回到上海)，两次因战争而被迫转移(一九三七年创办于上海，上海沦陷后转移到广州；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转移到桂林)，两次被查封(一九四一年在反共高潮中被查封，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改名《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仅十二天又被查封)。它的全部“存在”只不过三年多，只出过一千期多一点，但它给予那个苦难时代的青年多少勇气和希望呵。我就是这许多青年读者中的一个。我没有参加这个报纸的工作，但我同它的勇士们有过很多接触，我被他们那种献身精神所感动，他们不拿薪金，不拿稿费，每月只领三五元的生活津贴，“吃大锅饭”——现在这是一个贬义词，五十年前在这“浮华世界”却是一种崇高的举动。我真正从事文字生涯，可以说是从《救亡日报》开始的，是它把我养育成文化工作者。尽管我没有同这一群爱国者一起工作过，但我完全达到这个报纸的记者高汾在她的回忆文字中所描述的境界。——她说得那么真挚：“如果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什么记忆是最珍贵的话，那就是在《救亡日报》那短短三年的峥嵘岁月。我忘不了那简陋的报馆，忘不了朝夕相处的报社同仁。”
　　这张报纸记录了时代的足音。田汉曾经形象地揭示了《救亡日报》的作风——“上海时代是活泼多彩，广州是热烈而嫌驳杂，桂林时代是渐趋沉着醇厚了”；然而最重要的是，《救亡日报》在它存在全过程中，从各个侧面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足音。
　　只须举出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几乎没有一个“文化人”不同这张小小的报纸发生过关系，支持、捐助、介绍、写稿。几乎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或者说在“大后方”生活的爱国者，都是《救亡日报》的广义的“同人”。创刊第二天(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报头揭出的编委会名单，是虚的，也是实的。虚者指其并非人人都参加了具体工作，实者指其成员当时确实从各个方面支撑这张报纸。
　　编委会名单：
　　巴金 王芸生 王任叔 阿英 汪馥泉 邵宗汉 金仲华
　　茅盾 长江 柯灵胡仲持 胡愈之 陈子展 郭沫若夏
　　丐尊 夏衍 章乃器 张天翼 邹韬奋 傅东华 曾虚白
　　叶灵凤 鲁少飞 樊仲云 郑伯奇 郑振铎 钱亦石 谢六
　　逸 萨空了 顾执中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团结名单。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担任总编辑。因为是一开始谈判就被确认为国共合作的报纸，所以国民党派了樊仲云为彼方的总编辑(因而有两个总编辑)，汪馥泉为编辑主任——不必说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南迁后樊没有去广州，汪到广州后遇到日寇轰炸吓破了胆，仓惶逃回香港——可笑的是国民党派出的这两个“文人”，都落了水，做了汉奸！历史的嘲笑可真无情啊！
　　这个名单里面的人物，都是当时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现在多半已辞世，只是夏公、巴金和柯灵仍健在。他们当中大多数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其中也包括对这张不是报纸的报纸所作的贡献。
　　记录了时代的足音通常是以“特稿”或专论，时论，专访，和特写等等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本报特稿”，不仅是一种吸引读者的“噱头”，而确实为中间报纸所不敢讲，左派报纸不便讲，右派报纸不愿讲的东西，读者从这里摸到了时代的脉搏。
　　这张报纸的“特稿”常常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在上海时期，日寇的航空母舰“出云号”开到吴淞口，派机轰炸市区，它发表了田汉写的特稿(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指明出云舰为日寇第二舰队司令官的旗舰，历陈其沿革及装备，提出如何集中火力击其弱点的建议。这篇特写为沪上各报所无，写来有事实有卓见，气势磅礴，感人心肺。淞沪之战有八百壮士雄踞闸北四行的壮烈插曲，《救亡日报》发表了特讯《国旗招展在闸北焦土上》(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益以郭老、田汉、赵景深、艾芜的诗文，歌颂沪战最感人的英雄史迹，赢得了万千读者的心。也在这时，人们翘首北望，向往着陕北——报纸的特稿《初入延安的印象》(李初黎作，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给抗战军民介绍了边区的新天地。文末说：“此间的生活，一句话说完，就是朴质、愉快、紧张、亲爱。”没有说教，没有夸张，却传递了老百姓最关注的“新闻”。
　　《救亡日报》在广州经历了十个月缺一旬，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一日(最后一天的报纸排了版没有能印出来)。这是艰难而又激动人心的十个月。我以读者和作者的身份，同报纸经历了那令人毕生难忘的十个月。保卫武汉，保卫华南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不论是广东人还是从外省来的“外江佬”)喊出的最强音！武汉那里我不知道；广州这边天天在唱着欧阳山(他也是《救亡日报》的大记者)作词的悲歌：“保卫华南！保卫华南！武装保卫华南！这是我们对祖宗的重大负担！”从此时起，我才有机会结识了夏公，林林，华嘉，高灏，高汾以及其他报人。他们把我这个刚出校门的青年引导到火热的救亡工作去。一九三八年，《救亡日报》欢呼过台儿庄的胜利(三月)，报道过武汉宣战的英姿(四月)，评述过世界学联代表们到广州对抗战的支持(五月)，斥责过日本对广州的大轰炸(六月)，透露过中共代表团在外国人渲染的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蜜月”期中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声明(七月)，鼓吹过为抗战的献金盛举(八月)……然后是儿戏般的广州之战，当局没有“保卫战”的决心，没有动员，甚至于用前线胜利的假消息来欺骗群众。广州几十家报纸中，只有小小的《救亡日报》，才派出欧阳山，草明，胡危舟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去；也只有这个报纸在这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日寇的铁蹄已迫近广州时(十月十五日)，发表了木刻家刘仑、画家黄茅和作家陈伊范的战地素描。“对于战事，任何机关都守口如瓶地不发表一点消息，而一切公用机关，邮政、电报、银行，都已经自动地停止了工作。整个广州像被抛弃了的婴孩似的，再也没有人出来过问。‘保卫大广州’的口号也悄悄地从那些忙着搬家眷的人们嘴里咽下去了。”(摘自夏公给香港廖承志的信)
　　十月二十日，城市平静。不是战争的战争。夏公后来回忆说：
　　
　　正午，一切消息隔绝，闷慌了。我到战区民众动员会去打听一下，遇见了钟天心先生、谌小岑先生，他们还很镇定地在布置办公室的桌椅；姜君辰兄伏在桌上写一个计划草案，门口，成群的青年在探问参加服务队的手续。谁也没有一点惊惶的样子……
　　
　　这一切都是真的，但这一切却又是假象。不是存心要骗人，而是被人骗了。那一天我也在那里，不过我在另一个办公室“布置桌椅”和抄录整理战时工作队的分队名册。一切好像井然有序，前线好像平静无事。突然，下午七时左右，我还在净慧公园(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临时办公处)里抄录名册时，霹雳一声，战区命令来了：当夜立即撤退。这个命令当然不会传到《救亡日报》。但我甚至连打个电话的余暇也没有。我急忙把文件名册收拾好，已快到子夜时分。我被命令登上珠江停着的一条木船，大约凌晨一时左右离开了广州——《救亡日报》也是这天凌晨撤离的，不过这些可敬的勇士们却走着艰难的旱路。日本侵略军当日下午占领了广州！
　　当《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一九三九)的时候，我也从粤西和粤北辗转到了桂林。在桂林，在这个被誉为战时文化城的桂林，报纸度过了不平静的两年，它比在上海和在广州时期成熟了。更多的“文化人”团结在它的周围，更多的读者，“大后方”更多的青年，把它当作自己最喜爱的传媒。泼辣精悍的社论——多半是夏公半夜一挥而就的——一扫历来报纸社评那种高不可攀的“八股”调调，我爱读它，我周围的人们都爱读它，这是我同时代人所能得到的最容易吸收的营养。有一个时期我曾在粤北生活过和工作过，我经验到周围的进步人群如何贪婪地读着这张报纸，它的社论，它的压缩了并且过滤了的新闻报道，它的关于北方(边区！)的人们和活动的纪事，它的丰满多姿的副刊，以至于它中缝有时刊登的吸引人的广告。
　　一九三九年十月为《救亡日报》筹集经费而上演夏衍的话剧《一年间》，是桂林文化艺术界抗战大团结的象征，也是一次大检阅。《一年间》的演出，轰动了桂林城，在粤、湘、黔、滇也引起了出乎意料的效应。甚至可以说这完全不是募捐义演，不单纯是戏剧活动，而是召唤爱国者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而斗争。这次演出得到的经济实绩可能不那么理想，但它所起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可是不能低估的。
　　《一年间》在桂林的演出有普通话，粤语，桂语四个剧组(普通话两个剧组)——那时“国语”(普通话)不像如今那么流行，方言话剧却能起特殊作用，因为方言对特定群体带有亲切的感情成分。导演团包括那时一流的知名戏剧家，如欧阳予倩、田汉、夏衍，连马君武也参加了，执行导演是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焦菊隐。舞台的设计、布景、美术、监督都荟集了最“显赫”的人物，例如孙师毅(施谊)，张云乔，宗维赓，黄新波，周令钊等等。《救亡日报》的女记者高灏高汾姊妹都上了“阵”。——姊姊饰一个空军的新婚妻子，妹妹饰一个革命青年。方言脚本是用汉字写定的，不是随便改动的活脚本，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演出，同焦菊隐相识日夜相处，结成朋友，并且得到很多教益。四十年后，我写过一段回忆文字，我说当时是不自量力，而且多少有些狂妄，竟然答应了林林的诱惑性的要求，担任什么“语言顾问”。(甚至此刻我一想到海报上赫然把这“衔头”和我的名字连在一起，就面红耳赤。)我写过焦菊隐，我说“从他那从容不迫的、男低音的论述中，我发现了一个真诚的艺术家沉着而肺腑甚深的形象。”我说“他对待别人是那么诚恳，没有一点架子，永远诲人不倦。”我说“他排戏一丝不苟，稍为不满意，重来。有时他示范，有时他没有示范，只不过讲几句话，启发演员自己来创造。”我说，“我记得，每排完一段戏，我们都被这位导演严格的要求弄得筋疲力竭。”……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了这样一次演出活动，是为了证明：这张报纸确实扮演了救亡运动(坚持抗战的别名)的鼓吹者，宣传者和部分组织者的特殊“角色”。
　　如果不提《救亡日报》派生出来的《十日文萃》和“南方出版社”，那就显得围绕报纸的文化活动不完整了。《十日文萃》创刊于广州，林林说它在广州只出过一期，王仿子说出过三期；后来在桂林才吸引了大量读者。在广州实际做编辑工作的是肖聪，而在桂林则是王仿子。肖聪前几年辞世了，他原名肖从云，是有名的世界语学者，我记得他在上海杂志公司迁到广州的机构工作，我常到他办公室去看他，屋子里总是烟雾腾腾，文稿书籍也是到处乱放，我不记得也不知道他如何还能在忙乱中编《十日文萃》——不过干这一份工作，他是个“里手”，也许最初夏公提议出《十日文萃》只是想把《救亡日报》的精采文章编为一起，以广流传；但它后来却以每期的“特稿”，吸引许多读者。我记得受益最多，印象最深刻的当推英国杜德(P.Dutt)论著的译文和乔木(即乔冠华，那时在香港工作)的国际展望文章。
　　杜德当年在英共的机关刊物《劳工月刊》写国际述评，笔锋犀利，旁征博引，既有专门家的深度，又有宣传鼓动家的文采。我至今认为他的《世界政治》一书是分析两次大战之间国际政治局势最通俗又最深刻的读物，此书早有邵宗汉、宾符的译本(一九三六或三七年生活书店版)。这部著作把当时的列强分为“有”的国家和“无”的国家——“有”即有殖民地有势力范围，“无”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切的国家，“有”与“无”的冲突孕育着重新分割世界的二次大战。到一九四一年纳粹发起侵苏战争以前的国际局势，基本上如杜德所指出的“有”“无”之争那样发展的，只是德苏之战爆发才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发展而为民主与法西斯的决战。
　　至于乔冠华的国际问题文章，尽人皆知，无需多说。他的特点是观察敏锐，才华毕露，益之以文学语言，确能打动人心。《十日文萃》约他写的评论，在闭塞的“大后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那是不言而喻的。乔公哲学文学根柢深厚，文如其人，同他接触中听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言词，是一种最令人神往的享受。《十日文萃》发表这样的文章，当然是受人爱戴的，可惜这刊物时常脱期，真令人“望眼欲穿”！
　　《救亡日报》还有一个出书机构，即南方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在广州以它所出的第一部书闻名于世。这部书就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作的《未死的兵》，夏衍译的。这部书赤裸裸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是一部读来令人发指的报告文学。在广州初版后一直是畅销书，印过四五版。王仿子的回忆文章提到这家出版社最后一本是郭老的《民族形式商兑》——这部书的封面很别致，是一幅剪纸风味的木刻画，经历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忘记。那篇回忆还列举了《南方文艺丛刊》的书目，有司马文森的《天才的悲剧》，周行译的《人物创造与世界观》，还有我译的《波兰烽火抒情》。这三本书我都未见过，可能在内地根本没有印行过，现今司马文森和周行都已离开了我们，问也无从问了。至于那本《波兰烽火抒情》，我记得内容主要是女作家华希列芙斯卡的散文，很多篇曾在《救亡日报》的副刊发表过。这一组散文写的是第二次大战中波兰人在纳粹攻入国境后的遭遇，我只记得有一篇《到东方去》，写人群从华沙纷纷往东逃亡，企图逃脱魔掌，到达红军占领区的情景，感情充沛，细腻动人。作者原是波兰女作家，波兰亡后嫁给乌克兰剧作家柯尔内楚克(就是我国读者熟悉的著名剧本《前线》的作者)；她的长篇小说《虹》在战争时期出版，得了苏联文学的最高奖——虹是胜利的象征，这部小说也为战时我国读书界所欢迎。《波兰烽火抒情》的原稿由被查封的《救亡日报》同人(也许就是王仿子)带到香港，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前用华夏出版社的名义印过一版，不过我始终没有看到，也许在战火中它根本就没能发行过。非常值得感谢的是出书后香港(《救亡日报》的同人？)给我寄来一笔稿费，解救了我那时生下第一个女孩所遇到的经济困境。
　　追记写到这里，忽然接到上海的长途电话，说全部《救亡日报》的影印工作即刻上马，这是一件大好事，这种对文化积累有贡献而肯定会亏本的生意，如今很少人会做了。记得在钟敬文家中，悄悄地为老人祝“米寿”(八十八)时，林林，孙大光，林默涵，后来还有启功，廖辅叔等都到了，一时谈到《救亡日报》，大家都很想有人能把它影印出来借此重现那时的救亡阵线丰姿。现今上海书店在北京图书馆大力协助下真的上马了，但愿本文能起点“广告”作用，给它多征几个订户，少亏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