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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单梳理了中国诗歌文体的发展脉络，以及五四运动后百年新诗的发展与探索，论述了新体诗对中西诗学兼容并蓄的发展方向，并强调了诗人思想高度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格律诗 五四新诗 传统诗学 西学东渐多元探索
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东汉郑玄语：“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三百，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的体格，赋比兴是创作的技巧。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言的却是情。此后文学史上《楚辞》等优秀作品，也传承使用的是这种比兴的方法。
《楚辞》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将《诗经》的四言形式发展到了五言、七言。汉代出现了汉乐府民歌，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巧妙结合。《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的结构进一步发展。两晋时期，诗歌创作一度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南北朝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涌现，出现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其间，对汉语声律的研究有了新成果，新诗体“永明体”逐渐形成，这是格律诗的源起。诗歌发展到唐代，逐步形成了完备的体制，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诗的创作达到了中国文明的巅峰状态，300年留下了近5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五六十个。文言古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整的格律和一套非常严密的文体观。
诗歌创作在体制上的完备，一方面标志着其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创新的障碍。后世文人往往因为其极度完备而无法创新，只能在无限羡慕和景仰中陷入模仿的泥沼。唐宋以后，大都是模仿之作，清朝末年，诗坛更是衰落，古典诗词发展已经陷入困境。
五四以来，西学东渐，以白话诗的提倡和尝试为先导，中国诗歌开始真正走出古典诗歌的基本形态，开辟了自由诗创作的新时代。新诗是在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它既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延续，也不是外来诗歌的简单移植。很多诗人是按照翻译语言和外来诗歌的形式在重构我们的诗歌，其所承接的更多的还是西方现代诗歌的结构形式。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总结如下，新诗艺术上的共同特征是“自由成章没有一定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
新诗发展到现在刚刚100年，散文化的自由诗虽然风靡一时，但仍然处于语言和形式上的试验阶段。如何发展？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判断，但我们需要向伟大的古典诗歌致敬，必须重新对接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的诗歌創作有两个心理倾向，一个是“忧愤出诗人”。《诗经》中无名氏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良。”司马迁自叹：圣贤的写作“皆意有所郁结”的缘故，此后发愤著《史记》。唐诗有云：“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可见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此后韩愈以“不平则鸣”之说，把内心不平体验的激发创作过程比拟成草木、河水、金石之鸣，展现出了苦闷与创作之间的独特关系。另一个心理倾向是“性灵派”，以清代诗人袁枚为代表人物。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他上接“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靠近李贽的“童心说”，意在要求写作者创作时心灵如初生婴孩般明净，以“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艺术品格和写作追求，帮助人们寻找到自己的本心。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意即，新体诗要在旧体诗与民歌的基础上创造，而旧体诗则要在自身的基础上吸收民歌与新诗的优长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在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现代性的语境下，多元探索的诗学路径逐步而自然地被规约，形成了自身的审美规范。现代诗因其口语化的叙事特征而吸纳了众多新鲜的概念、名词、事物，还对西方的词汇大量吸纳，甚至以西方的语法来重新解构中国的语言。
如何通过诗歌内在的节奏和朴素美抵达生命的本质是当代诗人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这需要极高的语言天赋和直觉，非通过后天训练可以得到的“华丽的辞藻”与“纷繁的意象”可以比拟。很多优秀诗人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语言和形式上的探索。有的佶屈聱牙，穷尽词力；有的平铺直述，如同大白话一般。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是一片埋藏珠玉的莽原。虽然有很多专业的诗歌创作者仅仅因为一首诗而被熟知，但也不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有非专业人士创作的真正有穿透力的诗歌昙花一现。大多数诗人的写作视野比较狭窄，对现实生活采取琐碎解构的方式，缺乏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更缺少大气磅礴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没有达到诗歌应有的精神高度。
新诗创作几经风雨，有过挫折，走过歧路，仍然弱小，并没有长大，需要我们从传统出发继承与创新，并付诸努力去继续探索实践。
（作者简介：奚敏洁，女，本科，西安市文联，研究方向：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格律诗 五四新诗 传统诗学 西学东渐多元探索
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东汉郑玄语：“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诗三百，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诗的体格，赋比兴是创作的技巧。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言的却是情。此后文学史上《楚辞》等优秀作品，也传承使用的是这种比兴的方法。
《楚辞》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道路，将《诗经》的四言形式发展到了五言、七言。汉代出现了汉乐府民歌，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巧妙结合。《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五言诗的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的结构进一步发展。两晋时期，诗歌创作一度走上形式主义道路。南北朝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涌现，出现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其间，对汉语声律的研究有了新成果，新诗体“永明体”逐渐形成，这是格律诗的源起。诗歌发展到唐代，逐步形成了完备的体制，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诗的创作达到了中国文明的巅峰状态，300年留下了近5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五六十个。文言古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整的格律和一套非常严密的文体观。
诗歌创作在体制上的完备，一方面标志着其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创新的障碍。后世文人往往因为其极度完备而无法创新，只能在无限羡慕和景仰中陷入模仿的泥沼。唐宋以后，大都是模仿之作，清朝末年，诗坛更是衰落，古典诗词发展已经陷入困境。
五四以来，西学东渐，以白话诗的提倡和尝试为先导，中国诗歌开始真正走出古典诗歌的基本形态，开辟了自由诗创作的新时代。新诗是在兼收并蓄中外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它既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延续，也不是外来诗歌的简单移植。很多诗人是按照翻译语言和外来诗歌的形式在重构我们的诗歌，其所承接的更多的还是西方现代诗歌的结构形式。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总结如下，新诗艺术上的共同特征是“自由成章没有一定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
新诗发展到现在刚刚100年，散文化的自由诗虽然风靡一时，但仍然处于语言和形式上的试验阶段。如何发展？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判断，但我们需要向伟大的古典诗歌致敬，必须重新对接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精神。
中国传统的诗歌創作有两个心理倾向，一个是“忧愤出诗人”。《诗经》中无名氏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良。”司马迁自叹：圣贤的写作“皆意有所郁结”的缘故，此后发愤著《史记》。唐诗有云：“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可见愁是诗的好材料，是诗的熔炉。此后韩愈以“不平则鸣”之说，把内心不平体验的激发创作过程比拟成草木、河水、金石之鸣，展现出了苦闷与创作之间的独特关系。另一个心理倾向是“性灵派”，以清代诗人袁枚为代表人物。强调文学创作要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情感。他上接“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靠近李贽的“童心说”，意在要求写作者创作时心灵如初生婴孩般明净，以“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艺术品格和写作追求，帮助人们寻找到自己的本心。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意即，新体诗要在旧体诗与民歌的基础上创造，而旧体诗则要在自身的基础上吸收民歌与新诗的优长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在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现代性的语境下，多元探索的诗学路径逐步而自然地被规约，形成了自身的审美规范。现代诗因其口语化的叙事特征而吸纳了众多新鲜的概念、名词、事物，还对西方的词汇大量吸纳，甚至以西方的语法来重新解构中国的语言。
如何通过诗歌内在的节奏和朴素美抵达生命的本质是当代诗人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这需要极高的语言天赋和直觉，非通过后天训练可以得到的“华丽的辞藻”与“纷繁的意象”可以比拟。很多优秀诗人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语言和形式上的探索。有的佶屈聱牙，穷尽词力；有的平铺直述，如同大白话一般。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是一片埋藏珠玉的莽原。虽然有很多专业的诗歌创作者仅仅因为一首诗而被熟知，但也不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有非专业人士创作的真正有穿透力的诗歌昙花一现。大多数诗人的写作视野比较狭窄，对现实生活采取琐碎解构的方式，缺乏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更缺少大气磅礴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没有达到诗歌应有的精神高度。
新诗创作几经风雨，有过挫折，走过歧路，仍然弱小，并没有长大，需要我们从传统出发继承与创新，并付诸努力去继续探索实践。
（作者简介：奚敏洁，女，本科，西安市文联，研究方向：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