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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的名和字,几种“权威”的说法,都显得有点混乱。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鲁迅生平著译年表》正文第一句称:“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到南京水师学堂去读书,在那里的一位叔祖另行给他取名树人,但原名樟寿并不废除。因而《年表》中那句文字应为:“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豫才),后又名树人。”1981年出版的四卷本《鲁迅年谱》中称:“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表述得比《鲁迅全集》清楚,但“改名树人”应为“又名树人”。全集和年谱中的“改名”的说法,可能源自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是鲁迅之弟,又是有学问的学者,可他在鲁迅的名、字的说法上也显得混乱。他说:鲁迅的“‘书名’乃是樟寿二字,号曰‘豫山’,取义于豫章。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是不对的”。后“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才改名为周树人”。因“一个本家叔祖”,“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周作人说清楚了鲁迅的“名”和“字”的来历,但有两点说得不准确:一、豫才是“字”不是“号”。中国汉族人常常一生下来,长辈给他取“名”和“字”,如屈原《离骚》所说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而“号”,是“名”“字”以外的称谓,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鲁迅的号是:“戛剑生”“戎马书生”“会稽山下之平民”等等。周作人在这里把“字”和“号”混为一谈了。二、那位叔祖是另取了“树人”之名,不是改“樟寿”为“树人”,“樟寿”没有废弃。同样,那位叔祖也给他取名为“作人”,并没有废弃原名“櫆寿”。所以不应说是“改名”,而应是“又名”,或“另取名”。
树人、作人之名,虽为叔祖在南京所取,但为兄弟俩所喜欢,以后一生就以此名行世。三弟出生时,祖父取名为松寿,字乔峰。1903年暑期,树人、作人各自从日本、南京回家度假,商议给松寿另行取名为“侃人”。侃人是刚直、和善、安稳之人。但“侃”读起来拗口,后改为“建人”,取“创始者”和“立业者”之意。后来,绍兴三“人”各有成就,名行天下。
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起公开发表文章,很少署名为“周豫才”的。1912年离开绍兴时,在报上刊出《周豫才告白》,这不能视为在作品上署名。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离家避居日本人开设的旅店“花园庄”时,为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书录钱起《归雁》诗,落款署周豫才,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上,署名“周树人”的也不多,但有一些,如1903年出版的《中国矿产志》,署名周树人。由“周树人”延伸出来的署名,有1903年发表的《斯巴达之魂》,署“自树”;1912年在报上发表《军界痛言》,署名“树”;1913年写的《〈嵇康集〉跋》,署名“周树”,等等。
鲁迅给母亲写信,一概署“男树人”“男树”。现存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均署“兄树人”“兄树”或“树人”“树”。鲁迅给蔡元培写信,概署“晚周树人”“后学周树人”或“周树人”。鲁迅给朋友写信,署“树人”或“树”最多的,是许寿裳。可见他与许寿裳亲如家人。鲁迅给本家前辈如周心梅,给早年老同学老同事如陈子英、邵文熔、陶冶公等人写信,概用“树人”。现存鲁迅早年给胡适的信,多署“树”或“树人”,以示尊重和友好。鲁迅晚年给沈雁冰、胡风写信,常用“树人”,可见其间亲密友好的程度。1930年9月20日鲁迅给曹靖华的第一封信,署“周豫才”,也是鲁迅给人写信第一次署“周豫才”,此后鲁迅给曹靖华写信多用“豫才”或“豫”。在此之前,鲁迅给“未名社人”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写信大都署“鲁迅”或“迅”;在此之后,给他们及“后未名社人”王冶秋写信,常署名“豫才”“豫”乃至“树人”“树”。这说明鲁迅对曹靖华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和未名社人有了进一步的亲密和情谊。鲁迅后来给萧三、王志之、姚克、叶紫、萧军、萧红、金肇野、孟十还、徐懋庸等曾关系较密切的人写信,也常署“豫才”“豫”。
现存鲁迅全集的书信,绝大部分署名鲁迅。除“鲁迅”这个笔名外,有些书信还署别的笔名。1932年11月中旬,鲁迅赴北平探母病。许寿裳到上海鲁迅寓,问及北新书局《小猪八戒》案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版税收入。许广平即驰书告鲁迅。鲁迅为老朋友的关爱甚为心感,即致信许寿裳,署名“令飞”。“令飞”是留学东京时,鲁迅为许寿裳所编《浙江潮》写稿用的笔名,这是重温早年的旧情。以后鲁迅几次去信,都署“令飞”或“飞”,有一次还署“索士”,也是东京时期的笔名。自1933年1月起,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起初署名皆为“何家干”或“干”。后发现“何家干”已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是谁,只得换用新的笔名,但给黎烈文寄稿时,附信仍用“干”或“家干”署名。附信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署上老笔名,则彼此心照,反映了编者和作者融洽的情意。
鲁迅有时也用化名。1936年8月8日致王正朔信,署为“周玉才”。王正朔和堂弟王正今,当时在河南南阳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经人介绍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刻拓片。他们知道鲁迅的身份,所以鲁迅给他们的信保存了下来。鲁迅化名“周玉才”与他们联系,彼此都感到方便。有人或许会说:鲁迅可以化名为“周玉才”,是不是也会化名为“预才”?因为当初《天觉报》上的一幅画就署名“预才”。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真是《天觉报》创刊邀鲁迅祝贺,鲁迅就应在画上署自己的“名”或“字”,刊载出来,才能使报纸增光;如果署个化名,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我一直觉得,那幅画上署“预才祝”,如不是冒用“豫才”出了错,当另有一位预才先生在。
(编辑时略有删节)
树人、作人之名,虽为叔祖在南京所取,但为兄弟俩所喜欢,以后一生就以此名行世。三弟出生时,祖父取名为松寿,字乔峰。1903年暑期,树人、作人各自从日本、南京回家度假,商议给松寿另行取名为“侃人”。侃人是刚直、和善、安稳之人。但“侃”读起来拗口,后改为“建人”,取“创始者”和“立业者”之意。后来,绍兴三“人”各有成就,名行天下。
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起公开发表文章,很少署名为“周豫才”的。1912年离开绍兴时,在报上刊出《周豫才告白》,这不能视为在作品上署名。1931年1月,因柔石等被捕,离家避居日本人开设的旅店“花园庄”时,为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书录钱起《归雁》诗,落款署周豫才,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上,署名“周树人”的也不多,但有一些,如1903年出版的《中国矿产志》,署名周树人。由“周树人”延伸出来的署名,有1903年发表的《斯巴达之魂》,署“自树”;1912年在报上发表《军界痛言》,署名“树”;1913年写的《〈嵇康集〉跋》,署名“周树”,等等。
鲁迅给母亲写信,一概署“男树人”“男树”。现存鲁迅给周作人的信,均署“兄树人”“兄树”或“树人”“树”。鲁迅给蔡元培写信,概署“晚周树人”“后学周树人”或“周树人”。鲁迅给朋友写信,署“树人”或“树”最多的,是许寿裳。可见他与许寿裳亲如家人。鲁迅给本家前辈如周心梅,给早年老同学老同事如陈子英、邵文熔、陶冶公等人写信,概用“树人”。现存鲁迅早年给胡适的信,多署“树”或“树人”,以示尊重和友好。鲁迅晚年给沈雁冰、胡风写信,常用“树人”,可见其间亲密友好的程度。1930年9月20日鲁迅给曹靖华的第一封信,署“周豫才”,也是鲁迅给人写信第一次署“周豫才”,此后鲁迅给曹靖华写信多用“豫才”或“豫”。在此之前,鲁迅给“未名社人”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写信大都署“鲁迅”或“迅”;在此之后,给他们及“后未名社人”王冶秋写信,常署名“豫才”“豫”乃至“树人”“树”。这说明鲁迅对曹靖华情有独钟,同时也反映了鲁迅和未名社人有了进一步的亲密和情谊。鲁迅后来给萧三、王志之、姚克、叶紫、萧军、萧红、金肇野、孟十还、徐懋庸等曾关系较密切的人写信,也常署“豫才”“豫”。
现存鲁迅全集的书信,绝大部分署名鲁迅。除“鲁迅”这个笔名外,有些书信还署别的笔名。1932年11月中旬,鲁迅赴北平探母病。许寿裳到上海鲁迅寓,问及北新书局《小猪八戒》案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版税收入。许广平即驰书告鲁迅。鲁迅为老朋友的关爱甚为心感,即致信许寿裳,署名“令飞”。“令飞”是留学东京时,鲁迅为许寿裳所编《浙江潮》写稿用的笔名,这是重温早年的旧情。以后鲁迅几次去信,都署“令飞”或“飞”,有一次还署“索士”,也是东京时期的笔名。自1933年1月起,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起初署名皆为“何家干”或“干”。后发现“何家干”已被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是谁,只得换用新的笔名,但给黎烈文寄稿时,附信仍用“干”或“家干”署名。附信不署“鲁迅”,有着隐蔽的意味;署上老笔名,则彼此心照,反映了编者和作者融洽的情意。
鲁迅有时也用化名。1936年8月8日致王正朔信,署为“周玉才”。王正朔和堂弟王正今,当时在河南南阳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经人介绍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刻拓片。他们知道鲁迅的身份,所以鲁迅给他们的信保存了下来。鲁迅化名“周玉才”与他们联系,彼此都感到方便。有人或许会说:鲁迅可以化名为“周玉才”,是不是也会化名为“预才”?因为当初《天觉报》上的一幅画就署名“预才”。但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真是《天觉报》创刊邀鲁迅祝贺,鲁迅就应在画上署自己的“名”或“字”,刊载出来,才能使报纸增光;如果署个化名,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我一直觉得,那幅画上署“预才祝”,如不是冒用“豫才”出了错,当另有一位预才先生在。
(编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