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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1918～2000),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大家。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人。早年学习文史,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对国画和诗文亦有研究。尤其对造园具独到见解。主要著述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园林谈丛》《说园》《中国民居》《绍兴石桥》《山湖处处》《岱庙建筑》《装修图集》《上海近代建筑史稿》等,其中《说园》最为精辟,“谈景言情、论虚说实、文笔清丽”,影响力之大,其远及日、俄、英、美、法、意、西班牙等国。
陈从周先生还是一位知名的散文作家和画家,是张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1948年,他30岁时,在上海开办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蜚声画坛。作为散文作家,出版有《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书边人语》,以及40余万字的《梓室余墨》等散文作品。说明文《说“屏”》被选入中学课本。
时代有些浮躁,阅读让人沉潜。在读书的时候,哲人的思想涤荡着我们的灵魂,在知识和智慧的引领下,我们更容易识别美与丑、善与恶,我们的生命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向前拓展。读书,使我们的心灵变得辽阔而宽广,坚韧而顽强;也使我们获得一个温馨宁静的内心世界,以对抗外部世界的喧哗与浮躁。这里我们刊发一组在各个不同领域中取得卓著成就的名家关于自己阅读生涯的回忆文章,这些从记忆深处拾觅出的带有私人印记的“个人阅读史”,经岁月流逝,依然那样清晰动人。而这样的读书记忆,既可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学人对知识的渴望和积极的人生心态,也可伴我们走进又一个读书的节日。
(编 者)
读书的回忆
陈从周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
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上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例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琅琅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
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计算机普及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数据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做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
读书人的德性
肖复兴
肖复兴,当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沧县,1947年生于河南信阳,在北京长大。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居北京。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代表作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肖复兴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关于风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乐艺术的记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笔细腻,意味隽永,写出了水之经典、山之精魂、音乐之永恒,引导读者漫游于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
我第一次自己买的书,是花一角七分钱,在家对面的邮局里买了一本《少年文艺》。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那里面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叫《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之所以把作者和小说的名字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小说吸引了我,让我怎么也忘不了: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两个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非常想看,却没有钱,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可以换来一张入场券,他们搬了一天,晚上坐在看台上,当马戏演出的时候,他们却累得睡着了。
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小说,可以说是它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着美好与痛楚之间忧郁的感觉。应该承认,马尔兹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
那时候,在北京东单体育场用帆布搭起了一座马戏棚,在里面正演出马戏。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尔兹的这篇小说,曾想入非非,小说结尾为什么非要让两个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累得睡着了呢?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看到了马戏,我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还会爱上了文学并对它开始想入非非吗?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买每期的《少年文艺》,以前没有买到的,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余下没有看到的各期,我特意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到了它们。它们伴随我升入中学。在整个童年时期,想想还是马尔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再让我想一位作家的话,那就是我国的任大霖,我也是在《少年文艺》上看到他的小说之后,买到了当时所有能够买到的他的小说集和散文集。让我难忘的是他写的《打赌》和《渡口》,我曾经把这两篇小说抄在笔记本上。现在想想,《打赌》和《渡口》同《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一样,弥漫着的都是那样一丝淡淡的忧郁。文学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就不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峨冠博带的赞美诗,也不是后来我看到的小布尔乔亚或自诩进入中产阶级的假贵族的自我感觉良好。它显得有些布衣褴褛,是匍匐在地上的行吟。
进入了中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千家诗》。那是同学借我的一本清末民初的线装书,每页有一幅木版插图,我将一本书都抄了下来,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背诵其中的一首,那是我古典文学的启蒙。
我的中学是有名的汇文中学,有着一百来年的历史,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许多解放以前出版的老书,藏在图书馆里面另一间储藏室里,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管理图书馆的高挥老师大概看我特别爱看书吧,便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
从尘埋网封中翻书,是那一段时期最快乐的事情。我就是从那里找全了冰心在解放前出版过的所有的文集,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契诃夫所有的剧本。那时,我沉浸在那间潮湿的屋子里,常常忘记了时间。书页散发着霉味,也常常闻不到了。不到图书馆关门,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是不会离开的。那时,可笑的我,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了。
其实,说实在话,有些书,我并没有看懂,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感动,但最初的那些印象,却是和现实完全不同的,它让我对生活的未来充满了想象,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一定发生,而那一切将会都是很美好的,又有着镜中花水中月那样的惆怅。我一直这样认为,青春季节的阅读,是人生之中最为美好的状态。那时,远遁尘世,又涉世未深,心思单纯,容易六根剪净,那时候的阅读,便也就容易融化在青春的血液里,镌刻在青春的生命中,让我一生受用无穷。而在这些的阅读之中,文学书籍的作用在于滋润心灵,给予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是无可取代的。日后长大当然可以再来阅读这些书籍,但和青春时的阅读已是两回事,所有的感觉和吸收都是不一样的。青春季节的阅读和青春一样,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弥补。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只是安慰自己于一时的童话。
这样的阅读,在汇文中学延续了整整八年,一直到我去北大荒插队。即使文化大革命图书馆因藏污纳垢封资修而被封,许多书被学校的红卫兵拉到东单体育场在一场大火中烧掉,我依然从那里借书看。高挥老师和我约定,让我把要借的书目写下给她,她偷偷溜回到图书馆帮我找到书,然后用报纸包好,放在传达室我去取。我们以这种地下党传递情报的方式,度过了那段艰难却又有意义的读书生涯,一直到我去北大荒却并未结束。我去北大荒的时候,带走家里两个箱子,其中一箱装的都是书,同学送我一个外号“肖箱子”,取“潇湘子”的谐音,自然是对我的谐谑。箱子里就有学校图书馆里的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柯罗连柯的《盲音乐家》和李贺的《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几本书。
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一个人,很难忘记,他叫曹大肚子,他参加过志愿军,当时在我们农场兽医站钉马掌,许多书我都是从他那里借到的。那时,我在队里的猪号里干活,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兽医站工作的同学顶着铺天盖地的“大烟泡儿”,走了整整18里的风雪之路找我,告诉曹大肚子不知怎么听说我特别想看书,对我的这个同学讲:你让你的那个同学肖复兴来找我!他不是爱看书吗?我们两人便又步行18里风雪路,连夜赶到场部,第二天一清早,出现在曹大肚子的面前,大概感动了他,他对我说:你都想看什么书呀?写个书单子给我吧!尽管他的那口气让我半信半疑,我还是写下三本书的书名。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伊萨科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艾青的《诗论》。谁想到,再一天清早,他用报纸包着三本书递在我的手中,打开一看,居然一本不差。我对他不敢小看,不知水到底有多深。
在北大荒最后的两年,曹大肚子那里成了我的图书馆。只是,每一次借书,他都要我写个书单子,他回家去找,这成了一个铁打不动的规矩。一般他都能够找到,如果找不到,他就替我找几本相似的书借我。他从不邀请我到他家直接借书。我也理解,既然藏着这么多的书,他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要知道那时候这些书都是属于封资修,谁想惹火烧身呀?我便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借书关系,再一次和高挥老师一样,以地下工作者在秘密交换情报的方式,从他那里借书。在那些充满寂寞也充满书荒的日子里,他的那些丰富而宝贵的藏书奇迹般地出现,让我感到荒凉北大荒神奇的一面,也让我感到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力量,让我对书和那些日子有了丰富而温暖的回声。读书是需要季节的,需要环境的,风声雨声和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才能让读书有了生命。而我的读书近乎传奇的色彩,更夹杂着一个逝去的时代抹不去的浓重影子。
在那个时期,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雨果的《九三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书,我整段整段地抄过,记了好几个笔记本。书中有的地方,我看了两遍,后来翻看笔记,发现好几处地方竟然也抄了两遍。
当社会在剧烈动荡之后,偶像坍塌、信仰失衡、整个青春期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产生了动摇而无所适从的时候,雨果对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思和诘问,罗曼·罗兰所塑造的和以前我所热爱崇拜的保尔·柯察金和牛虻为革命献身吃苦而毫不诉苦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克利斯朵夫,其奋斗的历史更具个人色彩,多了许多我以前所批判过的儿女情长,多了许多叹息乃至眼泪,但他让我感到他似乎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有些冰冷的手温、浓重的鼻息和怦怦的心跳。我就是从那时拿起笔开始了最初的写作。
新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候开始来临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开始有新书发售,每天几乎都会有那么多的人排出长队等候买书。那是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的壮观,让书成为了劫后复出的主角。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就是《九三年》,定价才1元1角5分。
在以后的日子里,书越来越好找,我读的书也远比以前更多更杂更受益,但是,总会有一种感觉隐隐地袭上心头,那就是再也找不回来那时候读书如同与初恋情人相遇的心境和感觉了,再也遇不到高挥老师和曹大肚子一样与你与书倾心相知倾力相助的人了。有时,我会想,也许是如今书的得来太容易了,也是自己读书功利色彩加重了的原因吧?文学书竟也沦为“how to……”一类的工具书了吧?
有这样两句古语我很喜欢,也常以此告诫自己。一句是放翁的诗:“晨炊躬稼米,夜读世藏书。”它能让我想我们的先人的读书情景,那时读书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自己一边煮自己躬身稼穑的米粥吃一边读书,而不是现在伴一杯咖啡的时髦或点缀。一句是北京明永乐年间开业的老药铺万全堂中的一副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其实也可作读书的座右铭,读书也是一种修合,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别人读的,更不是为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德性,心知书知,天知地知。
书和回忆
黄永玉
黄永玉,土家族人。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风格独特。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为一代“鬼才”,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出版多种画册和《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办过画展,其美术成就在海内外享誉甚高。黄永玉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书,用心赏析他的画,并且有机会与他叙谈的话,神奇的色彩褪去后,人们更多体会到的会是他深厚渊博的学识、卓尔不群的才情、耿直倔强的性格、睿智风趣的谈吐和笔耕不辍的勤奋。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之外,还经常带我们到郊外体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2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作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虹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罢了!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
“……那么,这样吧!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
“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吗?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浩劫,“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原本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记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1981年3月)
我的读书生活
夏志清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进北京大学任英文系助教,教英文写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他一生在美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现居纽约。
夏志清教授著述甚丰,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等学术英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另有中文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等。
夏志清一生治文学史,却反对给中小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凭兴趣把那些公认的中西名著一本本读下去。他认为少年人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权威、专家都是成年人,假若少年人让自己的想象和判断受缚于那些成年人的意见,反而不能培养对文学的真实爱好。
我年纪愈大,在家里读书的时间也就愈多。刚来哥大的那几年,每天在校的时间较长,即便无公可办,我也定得下心来在自己办公室里读书的。到了今天,早已不习惯全套西装(领带、皮鞋)坐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里读书了。
十多年来,读书简直非在家里不可——一星期总有三四天到离家仅一箭之遥的垦德堂去教书、看信、开会、会客,但回到家里即急不可待地脱掉皮鞋,穿上旧衣裤,这样才有心情去读书、写作。我在家里,从起床到上床都是穿着台制皮拖鞋的(王洞有机会去台北,总不忘多带几双回来),情形同英国大诗人奥登居住纽约期间相仿,但他穿的像是西式拖鞋,质料太软太厚,我是穿不惯的。
平日熟朋友来访,我也不改穿着,只有自己请客,或者有远客来访,只好打领带、穿皮鞋把自己打扮起来。但真正不熟的同行,我还是在办公室接见的时候较多。我的办公室每晚有人略加打扫,而且环壁皆书也,看起来既整洁又神气,不像我家的书房和会客室,到处都是书报杂物,再加上脱下后即放在大沙发上的大衣、围巾、帽子,见不得人。
我穿了旧衣裤,带了闲适的心情去读书,但却不爱看闲书。即使读了所谓“闲书”,我还是抱了做学问的态度去读它的。好多留美学人,日里在学校做研究、做实验,回家后把正经事丢开,大看其武侠小说——这样泾浊渭清地把“工作”和“消遣”分开,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算是在研究中国小说,新旧小说既然都是我的正经读物,也就不会随便找本小说,以消遣的态度把它看着玩了。同样情形,我看老电影,也是在做学问。在电影院里聚精会神地看部经典之作,同我在家里看部经典小说一样,态度是完全严肃的。《时代》周刊大概可算是我每周必看的消遣读物,但目的也并非完全消遣:我对美国新闻、世界大事有兴趣,也真关心,读《时代》总比每天看《纽约时报》省时间得多了。
年轻时我爱读英诗,后来改行治小说。现在中国旧小说读得多了,发现此类小说所记载有关旧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真不如读二十四史、读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史实记录,近代学人所写之中国史研究,反而更让我们多知道旧中国之真相。但到了将退休的年龄,再改行当然是太迟了,尽管我真认为若要统评中国旧文学,就非对旧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先有深入的了解不可。有一个问题最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历代正统文人、诗词名家接触到的现实面如此之狭小,为什么朝廷里、社会上能看到多少黑暗而恐怖的现象,他们反而不闻不问,避而不谈。
假如有人以为我既身任文学教授之职,就该一心一意研究中国文学,连旁涉中国史学也是不务正业,那近年来我看的闲书、做的闲事,实在多不胜言了。我自己却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治中国文学的专家:年轻时攻读西洋文学,到了今天还抽不出时间到英、法、德、意诸国去游览一个暑假,真认为是莫大憾事。但纽约市多的是大小博物馆,具有欧洲风味的历史性建筑物真也不少。我既无机会畅游西欧,假如平日在街上走路,不随时停下来鉴赏些高楼大厦、教堂精舍,也不常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些古今名画同特别展览,也就更对不起自己了。因此近十年来,既在街上走路,我也在鉴赏建筑的艺术。哥大的晨边校园原是大建筑师麦金于19世纪末年开始精心设计的。那座洛氏图书馆以及周围那几幢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高楼,二十五年来天天见到,而且真的愈看愈有味道。
自己兴趣广了,藏书也必然增多了。譬如说,洛氏图书馆即同我相看两不厌,我对麦金、米德、怀特这家公司所督造而至今公认为纽约市名胜的那好多幢大小建筑物早已大感兴趣了。前几年在《纽约时报》“星期书评”上看到了一篇评介两种研讨这家建筑公司的新书,虽然价昂无意订购也很兴奋。去年在一份廉价书目广告上看到其中一种已在廉售了,更为高兴,立即函购了一册。此书到手,单看图片也就美不胜收。
我对西洋画早已有兴趣,近二十年来收藏名家画册和美术史专著当然要比浅介建筑学的书籍多得多了。其中我参阅最勤的要算是约翰·华克所著《国家美术馆》、已故哥大教授霍华·希伯所著《大都会博物馆》这两种。在家看书里的图片,有空跑大都会,自己对西洋名画的鉴赏力真的与日俱增。华府的国家美术馆我只去过两三次,但最近大都会举行了法国18世纪画家弗拉戈纳的特别展览,我又有机会看到国家美术馆收藏的那幅《少女读书图》,真是欣喜莫名。华克书里复印的那一帧,虽然色泽也很鲜明,但同原画是不好比的。
我从小研究美国电影,近二十年来电影书籍充斥市场,此类书籍良莠不齐,那些老明星请捉刀人代写的传记、回忆录看不胜看,大多没有阅读价值。那些学院味道较重的研究、批评,真正出色的也不多。对我来说,反是那些巨型的参考书最有用。其中有一套纽约皇冠出版社发行的英国书,详列好莱坞各公司自创立以来所发行的无声、有声长片,差不多每片评介都附有剧情插图,图文并茂,最对我这样老影迷的胃口。
此套丛书首册乃约翰·伊姆斯所编撰的《米高梅故事》(1975年初版,1979年增订本英美版同时发行),载有1723张影片的图片和简介,米高梅公司1924～1978年间所发行的长片,一无遗留,真为全世界的影迷造福。伊姆斯曾在米高梅伦敦办事处工作四十年,对其所有出品了如指掌,写这本《故事》真是驾轻就熟,报道一无错误。之后,他又出了一部《派拉蒙故事》(1985),同样让我看到他编书之细致和学问之渊博,虽然派拉蒙历史比米高梅更为悠久,出品更多,不可能每部长片都有图文介绍。
华纳、环球、联美、RKO这四家公司的《故事》也已出版,它们的编撰人若非英人,也是久居伦敦的美国人,好莱坞的知识同伊姆斯差不多渊博,写的英文也算得上漂亮,远胜美国书局策划的同类书籍。当年好莱坞八大公司,只有20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这两家尚无《故事》报道,但想也在编写之中了。
讨论绘画、建筑、电影的巨型书,因为图片多,通常放在客厅咖啡矮桌上,供客人、家里人饭后酒余翻阅消遣之用的。我自己则并无坐在客厅沙发上看书的习惯。即使看中英文报纸,也得把它放在书桌上,坐下来看的。一来,客厅灯光不够亮,坐在沙发上看书伤眼睛。二来,绘画、建筑、电影每项都是大学问,自己虽非专家,只有把书放平在书桌上,认真去读它,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项学问。不少中外学者只关心某项学问的某一部分,有关这一部分的专著、论文他们看得很齐全,对其他学问则不感兴趣。这样一位专家,可能在他的小天地里很有些建树,但本行之外的东西懂得太少,同他谈话往往是很乏味的。我自己的毛病则在兴趣太广。
每两星期翻阅一份新出的《纽约书评双周刊》差不多每篇书评(不论题目是宗教、思想、政治、文艺、名人传记,不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事情)读起来都很津津有味,只好克制自己,少读几篇。孔子劝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我不贪钱,从不做发财的梦,想不到即届退休的年龄,求知欲竟如此之强,每种学问都想多懂一点,多“得”一点。这,我想,也是“血气既衰”的症状。年轻的时候专攻文学,我忍得住气,并不因为自己别的学问懂得太少而感到不满足。
1948年初抵达新港后,我在一个爱尔兰老太婆家里,租居了一间房间,住了八九个月。我的书桌右边放了一只极小的旧式台灯,事后发现那几个月左眼近视加深了一点,非常后悔。假如老太婆给我两只台灯,左右光线平均,近视就不会加深了。但是旅美四十年,搬出老太婆家后长年熬夜读书而至今目力未见老化,实在说得上是有福气的。这同我每天必服维他命、矿物质当然很有关系。
但50年代初期我读了A·赫胥黎刚出的那本小册子《看的艺术》,更是受惠终身。赫氏童年时患了一场大病,差不多双目失明,因之他对保养眼睛之道大有研究。他认为书房的灯光应明亮如白昼才不伤眼睛,因此三十多年来我在书桌上总放着两只一百支光的台灯,天花板上那盏灯至少也是百支光的(二十多年来,我早已改装了荧光灯),果然保持了我双目的健康。
美国华裔小学生,好多患近视,想来在家里伏案做功课时,灯光不够。希望贤明的家长们,不要为了节省电费而吝惜灯光——子女很小就戴了眼镜,做父母的看到了,心里也该是十分难受的。
读书不仅光线要充足,衣鞋要舒服,在我未戒烟之前,“鸡窗夜静开书卷”,当然少不了烟茶二物作伴。每晚散步回家,沏好一杯龙井坐定,也就必然点燃一支烟卷,或者一斗烟丝,一口口地吸起来。这样眼睛忙着看字,手忙着端茶送烟,口忙着品茗吐雾,静夜读书,的确兴趣无穷。
到了70年代,靠了茶精、尼古丁提神,我经常熬夜,假如翌晨无课,五六点钟才上床。但虽然入睡了(尤其在冬天,窗不能敞开),呼吸的还是充满烟味的空气。我吸烟近四十年,原先烟瘾不大,但少说也有三十年,天天在烟雾中生活,如此不顾健康,现在想想实在可怕。
烟终于在三年半前戒掉了,而且早在戒烟之前,连早餐时喝咖啡的习惯也戒了。只有书房里喝中国茶的习惯没有去改——戒茶并不困难,但明知饮茶对身体无益而可能有害,我却不想去戒。
留美四十年,我生活早已洋化,思想和我国古代文人不一样,连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王洞在我指导之下烧的中国饭——不用白米、猪肉、牛肉,绝少用盐和酱油——古代文人一定皱眉头吃不下去的。但假如苏东坡、袁子才有兴访游纽约,来到寒舍,我给他们每人一杯新沏的龙井或乌龙——虽然自来水比不上泉水、井水——他们还是觉得清香可口的。因此我一人在海外书房读书,读的可能是西文书,也可能是当今大陆、台湾学者痛批中国传统的新著作——但一杯清茶在手,总觉得自己还是同那个传统并未完全脱节的读书人。而且戒烟之后,下午读书也得冲一杯,我的茶瘾也愈来愈大了。
陈从周先生还是一位知名的散文作家和画家,是张大千先生的入室弟子。1948年,他30岁时,在上海开办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蜚声画坛。作为散文作家,出版有《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世缘集》《书边人语》,以及40余万字的《梓室余墨》等散文作品。说明文《说“屏”》被选入中学课本。
时代有些浮躁,阅读让人沉潜。在读书的时候,哲人的思想涤荡着我们的灵魂,在知识和智慧的引领下,我们更容易识别美与丑、善与恶,我们的生命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向前拓展。读书,使我们的心灵变得辽阔而宽广,坚韧而顽强;也使我们获得一个温馨宁静的内心世界,以对抗外部世界的喧哗与浮躁。这里我们刊发一组在各个不同领域中取得卓著成就的名家关于自己阅读生涯的回忆文章,这些从记忆深处拾觅出的带有私人印记的“个人阅读史”,经岁月流逝,依然那样清晰动人。而这样的读书记忆,既可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一代代学人对知识的渴望和积极的人生心态,也可伴我们走进又一个读书的节日。
(编 者)
读书的回忆
陈从周
我是五岁破蒙,读的是私塾,又名蒙馆,人数不过七八人,从早到晚就是读书背书,中午后习字,隔三天要学造句。没有暑假、寒假、星期天,只有节日是休息的,到年终要背年书,就是将一年所读的书全部背出来方可放年学。当时的生活是枯寂的,塾师对学生的责任感是强的,真是一丝不苟。
家庭教育也是培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八岁丧父,母亲对我这个幼子,既尽慈母爱子之心,又兼负起父责,她要我每晚灯下记账,清晨临帖练习书法,寒暑不辍。
我对老姑丈陈儒英先生是垂老难忘的。父亲去世后,我十岁那年妈妈将我送入一所美国人开的教会小学上学,插入三年级,但是我家几个弟兄的中文根底,却是老姑丈打下的。他是一位科举出身的老秀才。妈妈将我们几个弟兄托付了他,因此我每天放学后要读古文,星期天加一篇作文,洋学堂外加半私塾。
记得我幼年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千家诗》,至今篇篇都很熟悉,那是得益于当年的背诵。当时有些篇章也一知半解,但我都背出来,等以后再理解。比如《幼学琼林》这本书,就是我在私塾中由老姑丈亲授的,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
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
少年时的博闻与强记,是增加、丰富知识的最好时光。我记得那时旧式人家有门联、厅堂联、书房联、字屏及匾额。写的都是名句、格言等,朝夕相对,自然成诵。有时还了解了这些文人学者的成就及身世。至今老家的许多联屏,我还能背得一字不差。一处乡土有一处的历史,父老们在茶余酒后的清谈,使我得到很多的乡土历史知识,有时我还结合自己的学习,做点小考证。初中时,我已能参考点地方文献,写些传闻掌故之类的文章,开始投稿。赢得老师的好评,今日看来这些文章当然是相当幼稚的。
我中学时所读的语文课本,大多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的教科书,所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古文、语体文。古文中有经书的片段,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晚明小品以及诗词等。语体文有梁启超的、鲁迅的、胡适的、陈衡哲的、朱自清的、徐志摩的。总之,从篇目中已能看出中国文学史上的缩影。我早年一度做过浅薄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回想起来是得益于中学语文教师的严格训练与教育。他们不但讲解课文深入透彻;而且最重要的方法是要求学生把课文背出来,所以文学史上的一些精彩篇章全在我肚中了。例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梁启超的《志未酬》:“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等佳句就起了指导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鲁迅的《阿Q正传》,朱自清的《背影》,这两篇文章学了后使我认识到旧社会的可憎,父子之情的伟大。还有名人传记,都教育学生要效法好的榜样。而那些琅琅上口的唐诗宋词,读起来比今天的“流行歌曲”不知要感人多少倍。那时的老师讲得透,学生背得熟,一辈子受用无穷。
以后在大学学习,也没有废弃背书一节。考试时如果没有背的功夫,也考不上高分。
今天大家学外文的劲头是大了,应该说是好现象。然而对祖国的语文,去背的人相对地差劲一些。我曾向中央反映过,考研究生,语文应是主试内容之一。不论哪种专业,大学一年级还是要读语文的,如果没有祖国文字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怀才无口,终等于零。
如今计算机普及了,但不能使人脑退化。现在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很方便,数据复印固然好,但中学语文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放松。学语文,名篇不背,人脑的记忆功能不就退化了?读书人应尽量利用人的记忆功能,尤其是中小学生。学语文不读不背是不行的,作文光写点体会也是不行的。
谚语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这里说的是重在“熟读”两字。学语文,不读不背不理解,要想做好文章,凭你的语法学得再好,也如缘木求鱼。
几千年传下来的传统学习语文的方法,它培养了无数的文人学士,我们不能轻易地抛弃啊!
读书人的德性
肖复兴
肖复兴,当代著名作家,祖籍河北沧县,1947年生于河南信阳,在北京长大。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北大荒插队;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居北京。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代表作有《肖复兴自选集》3卷,《肖复兴散文》艺术卷、情感卷等。肖复兴的散文创作涉猎范围很广,有关于风土人情、自然境界及音乐艺术的记述作品。在作品中,作者文笔细腻,意味隽永,写出了水之经典、山之精魂、音乐之永恒,引导读者漫游于自由广阔的艺术天地。
我第一次自己买的书,是花一角七分钱,在家对面的邮局里买了一本《少年文艺》。那时,我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那里面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叫《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之所以把作者和小说的名字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小说吸引了我,让我怎么也忘不了: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两个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非常想看,却没有钱,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可以换来一张入场券,他们搬了一天,晚上坐在看台上,当马戏演出的时候,他们却累得睡着了。
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小说,可以说是它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着美好与痛楚之间忧郁的感觉。应该承认,马尔兹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
那时候,在北京东单体育场用帆布搭起了一座马戏棚,在里面正演出马戏。坐在那里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尔兹的这篇小说,曾想入非非,小说结尾为什么非要让两个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累得睡着了呢?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看到了马戏,我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还会爱上了文学并对它开始想入非非吗?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买每期的《少年文艺》,以前没有买到的,我在西单旧书店买到了一部分,余下没有看到的各期,我特意到国子监的图书馆借到了它们。它们伴随我升入中学。在整个童年时期,想想还是马尔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如果再让我想一位作家的话,那就是我国的任大霖,我也是在《少年文艺》上看到他的小说之后,买到了当时所有能够买到的他的小说集和散文集。让我难忘的是他写的《打赌》和《渡口》,我曾经把这两篇小说抄在笔记本上。现在想想,《打赌》和《渡口》同《马戏团来到了镇上》一样,弥漫着的都是那样一丝淡淡的忧郁。文学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就不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峨冠博带的赞美诗,也不是后来我看到的小布尔乔亚或自诩进入中产阶级的假贵族的自我感觉良好。它显得有些布衣褴褛,是匍匐在地上的行吟。
进入了中学,我读的第一本书是《千家诗》。那是同学借我的一本清末民初的线装书,每页有一幅木版插图,我将一本书都抄了下来,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背诵其中的一首,那是我古典文学的启蒙。
我的中学是有名的汇文中学,有着一百来年的历史,图书馆里的藏书很多,许多解放以前出版的老书,藏在图书馆里面另一间储藏室里,被一把大锁紧紧地锁着。管理图书馆的高挥老师大概看我特别爱看书吧,便破例打开了那把大锁,让我进去随便挑书。我到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进那间光线幽暗的屋子里的情景,小山一样的书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书架上和地上,我是第一次见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地方藏着这样多的书,真是被它震撼了。
从尘埋网封中翻书,是那一段时期最快乐的事情。我就是从那里找全了冰心在解放前出版过的所有的文集,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契诃夫所有的剧本。那时,我沉浸在那间潮湿的屋子里,常常忘记了时间。书页散发着霉味,也常常闻不到了。不到图书馆关门,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是不会离开的。那时,可笑的我,抄下了从那里借来的冰心的整本《往事》,还曾天真却是那样认真地写下了一篇长长的文章《论冰心的文学创作》,虽然一直悄悄地藏在笔记本中,到高中毕业,也没有敢给一个人看,却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最认真的读书笔记和美好的珍藏了。
其实,说实在话,有些书,我并没有看懂,只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感动,但最初的那些印象,却是和现实完全不同的,它让我对生活的未来充满了想象,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一定发生,而那一切将会都是很美好的,又有着镜中花水中月那样的惆怅。我一直这样认为,青春季节的阅读,是人生之中最为美好的状态。那时,远遁尘世,又涉世未深,心思单纯,容易六根剪净,那时候的阅读,便也就容易融化在青春的血液里,镌刻在青春的生命中,让我一生受用无穷。而在这些的阅读之中,文学书籍的作用在于滋润心灵,给予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是无可取代的。日后长大当然可以再来阅读这些书籍,但和青春时的阅读已是两回事,所有的感觉和吸收都是不一样的。青春季节的阅读和青春一样,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弥补。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只是安慰自己于一时的童话。
这样的阅读,在汇文中学延续了整整八年,一直到我去北大荒插队。即使文化大革命图书馆因藏污纳垢封资修而被封,许多书被学校的红卫兵拉到东单体育场在一场大火中烧掉,我依然从那里借书看。高挥老师和我约定,让我把要借的书目写下给她,她偷偷溜回到图书馆帮我找到书,然后用报纸包好,放在传达室我去取。我们以这种地下党传递情报的方式,度过了那段艰难却又有意义的读书生涯,一直到我去北大荒却并未结束。我去北大荒的时候,带走家里两个箱子,其中一箱装的都是书,同学送我一个外号“肖箱子”,取“潇湘子”的谐音,自然是对我的谐谑。箱子里就有学校图书馆里的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柯罗连柯的《盲音乐家》和李贺的《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几本书。
在北大荒的时候,有一个人,很难忘记,他叫曹大肚子,他参加过志愿军,当时在我们农场兽医站钉马掌,许多书我都是从他那里借到的。那时,我在队里的猪号里干活,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兽医站工作的同学顶着铺天盖地的“大烟泡儿”,走了整整18里的风雪之路找我,告诉曹大肚子不知怎么听说我特别想看书,对我的这个同学讲:你让你的那个同学肖复兴来找我!他不是爱看书吗?我们两人便又步行18里风雪路,连夜赶到场部,第二天一清早,出现在曹大肚子的面前,大概感动了他,他对我说:你都想看什么书呀?写个书单子给我吧!尽管他的那口气让我半信半疑,我还是写下三本书的书名。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伊萨科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艾青的《诗论》。谁想到,再一天清早,他用报纸包着三本书递在我的手中,打开一看,居然一本不差。我对他不敢小看,不知水到底有多深。
在北大荒最后的两年,曹大肚子那里成了我的图书馆。只是,每一次借书,他都要我写个书单子,他回家去找,这成了一个铁打不动的规矩。一般他都能够找到,如果找不到,他就替我找几本相似的书借我。他从不邀请我到他家直接借书。我也理解,既然藏着这么多的书,他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要知道那时候这些书都是属于封资修,谁想惹火烧身呀?我便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借书关系,再一次和高挥老师一样,以地下工作者在秘密交换情报的方式,从他那里借书。在那些充满寂寞也充满书荒的日子里,他的那些丰富而宝贵的藏书奇迹般地出现,让我感到荒凉北大荒神奇的一面,也让我感到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力量,让我对书和那些日子有了丰富而温暖的回声。读书是需要季节的,需要环境的,风声雨声和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才能让读书有了生命。而我的读书近乎传奇的色彩,更夹杂着一个逝去的时代抹不去的浓重影子。
在那个时期,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雨果的《九三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两部书,我整段整段地抄过,记了好几个笔记本。书中有的地方,我看了两遍,后来翻看笔记,发现好几处地方竟然也抄了两遍。
当社会在剧烈动荡之后,偶像坍塌、信仰失衡、整个青春期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产生了动摇而无所适从的时候,雨果对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思和诘问,罗曼·罗兰所塑造的和以前我所热爱崇拜的保尔·柯察金和牛虻为革命献身吃苦而毫不诉苦的形象完全不同的克利斯朵夫,其奋斗的历史更具个人色彩,多了许多我以前所批判过的儿女情长,多了许多叹息乃至眼泪,但他让我感到他似乎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有些冰冷的手温、浓重的鼻息和怦怦的心跳。我就是从那时拿起笔开始了最初的写作。
新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候开始来临了。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开始有新书发售,每天几乎都会有那么多的人排出长队等候买书。那是那个百废待兴的新时代的壮观,让书成为了劫后复出的主角。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本书就是《九三年》,定价才1元1角5分。
在以后的日子里,书越来越好找,我读的书也远比以前更多更杂更受益,但是,总会有一种感觉隐隐地袭上心头,那就是再也找不回来那时候读书如同与初恋情人相遇的心境和感觉了,再也遇不到高挥老师和曹大肚子一样与你与书倾心相知倾力相助的人了。有时,我会想,也许是如今书的得来太容易了,也是自己读书功利色彩加重了的原因吧?文学书竟也沦为“how to……”一类的工具书了吧?
有这样两句古语我很喜欢,也常以此告诫自己。一句是放翁的诗:“晨炊躬稼米,夜读世藏书。”它能让我想我们的先人的读书情景,那时读书只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自己一边煮自己躬身稼穑的米粥吃一边读书,而不是现在伴一杯咖啡的时髦或点缀。一句是北京明永乐年间开业的老药铺万全堂中的一副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其实也可作读书的座右铭,读书也是一种修合,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别人读的,更不是为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德性,心知书知,天知地知。
书和回忆
黄永玉
黄永玉,土家族人。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城沱江镇。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风格独特。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为一代“鬼才”,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出版多种画册和《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办过画展,其美术成就在海内外享誉甚高。黄永玉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书,用心赏析他的画,并且有机会与他叙谈的话,神奇的色彩褪去后,人们更多体会到的会是他深厚渊博的学识、卓尔不群的才情、耿直倔强的性格、睿智风趣的谈吐和笔耕不辍的勤奋。
我从小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幸好当时的先生颇为开通,硬灌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其他文学历史基础之外,还经常带我们到郊外体验自然界和书本记载间的距离,提高了兴趣。
自然,我们那儿的老人和孩子对一切事物都有好奇的兴趣,性格既幽默且开朗,行为标准认真而对人却极宽容大度,使我们这些在外面混生活的人先天得到一些方便。
一上中学就碰到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幼小的年龄加上远离故乡形成的孤凄性格,使我很快地离开了正式的学校。以后的年月只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两方面自己照顾自己。
如果说我一生有什么收获和心得的话,那么,一、碰到许许多多的好人;二、在颠沛的生活中一直靠书本支持信念。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启发,“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的意义我那时即使年轻也还是懂得的。他的修养本身就证明不会教人完全不理会中国书本。他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何况中国书中除了为文的用处之外,还有影响人做坏事、落后的方面与教人通情达理做好事、培养智慧的方面。我还是读了不少翻译家们介绍过来的外国书。
和一个人要搞一点体育活动一样,打打球,游游泳,跳跳舞,能使人的行为有节奏的美感,读书能使人的思想有节奏感,有灵活性。不那么干巴巴,使尽了力气还拐不过弯来。读一点书,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时不那么费力,而且还觉得妙趣横生。
我很佩服一些天分很高的读书人。20年前的一个礼拜天,我到朋友家去作客,一进门,两口子各端一本书正在埋头精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也各端一本书在埋头精读。屋子里空荡荡,既无书架,也无字画;白粉墙连着白粉墙。书,是图书馆借来的,看完就还,还了再借。不记笔记,完全储存脑中。真令人惊奇,他们两口子写这么多的书完全是这种简朴方式习惯的成果。
一次和他俩夫妇在一家饭馆吃饭,他知道我爱打猎,便用菜单背面开了几十本提到打猎的旧书目,标明卷数和大约页数。
我不行,记性和他们差得太远;尤其是枯燥的书籍,赌咒、发誓、下决心,什么都用过,结局总跟唐吉诃德开始读那篇难懂的文章一样,纠缠而纷扰,如堕五里雾中。
我知道这方面没出息,因此读书的风格自然不高。
我喜欢读书,遇到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便特别高兴,也不怎么特别专心把它记下来,只是知道它在哪本书里就行。等到有朝一日真正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精读或派点用场。
我不习惯背诵,但有的句子却总是牢牢地跟着我走,用不着害怕跑掉的。比如说昆明大观楼的那对长联,尤其是那几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还有什么李清照的“被翻红浪……”,柳永描写霓虹的句子……读得高兴,便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联想和看法,明知道这是很学究气的东西,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很为它吃了些苦头。
我有许多值得骄傲的朋友,当人们夸奖他们的时候,我也沾了点愉快的光。
遇在一起,大部分时间谈近来读到的好文章和书,或就这个角度诙谐地论起人来。听别人说某个朋友小气,书也不肯借人等等;在我几十年的亲近,却反而觉得这朋友特别大方,肯借书给我。大概是我借人的书终究会还,而他觉得这朋友要人还书就是小气罢了!
还有个喜欢书、酒和聊天的朋友,他曾告诉我一个梦,说在梦中有人逼他还书,走投无路时他只好说:
“……那么,这样吧!我下次梦里一定还你。”
多少年来,我一直欣赏张岱在他失传了的《夜航船集》中幸存下来的序里的一段故事。说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从岸上挤了进来,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乡人缩在一道。老和尚问年轻秀才:
“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看是四个字吗?当然是两个人!”年轻秀才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孔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不见是两个字吗?怎么会是两个人?当然是一个人!”秀才回答。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说:
“哎哟!这下子我可以松松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年轻秀才那边去了。
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里,我很欣赏鲁迅先生与当时是青年作家的施蛰存先生之间的一场小小论战。大概是有关于“青年必读书”提到的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引起的吧!
鲁迅先生就是在那篇杂文中说起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的论点的。
施蛰存先生说,既然某某杂志征求的是如何做文章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少读中国书不过不能为文而已”,“可见,要为文终究还是要读中国书”。(大意)
我很佩服施蛰存先生当年敢碰碰文坛巨星的胆略和他明晰的逻辑性。
又是年轻的施蛰存先生,他抓住了鲁迅先生引用《颜氏家训》中叫儿子学外文好去服侍公卿的话是颜之推自己的意思时,鲁迅先生承认手边没现成的书而引用错了。
我也很佩服鲁迅先生治学的求实态度。因为他强大,所以放射着诚实的光芒。
十年浩劫,“四人帮”绞尽脑汁想把知识分子斩尽杀绝,但知识分子大部分活过来了。那时候,孩子们到处搜寻书本,断页残篇也视如珍宝,读起书来吮吸有声,简直是悲壮之极。使我想到秦始皇这家伙毕竟是个蠢蛋!
知识,怎么格杀得了呢?
知识,原本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记录。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
历史上著名的坏蛋,往往埋在自己挖的坑里,生活准则因此比语言准则更具有历史和心理学价值。
(1981年3月)
我的读书生活
夏志清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进北京大学任英文系助教,教英文写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他一生在美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现居纽约。
夏志清教授著述甚丰,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等学术英文著作,奠定了他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另有中文论文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序跋》和散文集《鸡窗集》等。
夏志清一生治文学史,却反对给中小学生灌输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主张让孩子凭兴趣把那些公认的中西名著一本本读下去。他认为少年人自有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权威、专家都是成年人,假若少年人让自己的想象和判断受缚于那些成年人的意见,反而不能培养对文学的真实爱好。
我年纪愈大,在家里读书的时间也就愈多。刚来哥大的那几年,每天在校的时间较长,即便无公可办,我也定得下心来在自己办公室里读书的。到了今天,早已不习惯全套西装(领带、皮鞋)坐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里读书了。
十多年来,读书简直非在家里不可——一星期总有三四天到离家仅一箭之遥的垦德堂去教书、看信、开会、会客,但回到家里即急不可待地脱掉皮鞋,穿上旧衣裤,这样才有心情去读书、写作。我在家里,从起床到上床都是穿着台制皮拖鞋的(王洞有机会去台北,总不忘多带几双回来),情形同英国大诗人奥登居住纽约期间相仿,但他穿的像是西式拖鞋,质料太软太厚,我是穿不惯的。
平日熟朋友来访,我也不改穿着,只有自己请客,或者有远客来访,只好打领带、穿皮鞋把自己打扮起来。但真正不熟的同行,我还是在办公室接见的时候较多。我的办公室每晚有人略加打扫,而且环壁皆书也,看起来既整洁又神气,不像我家的书房和会客室,到处都是书报杂物,再加上脱下后即放在大沙发上的大衣、围巾、帽子,见不得人。
我穿了旧衣裤,带了闲适的心情去读书,但却不爱看闲书。即使读了所谓“闲书”,我还是抱了做学问的态度去读它的。好多留美学人,日里在学校做研究、做实验,回家后把正经事丢开,大看其武侠小说——这样泾浊渭清地把“工作”和“消遣”分开,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算是在研究中国小说,新旧小说既然都是我的正经读物,也就不会随便找本小说,以消遣的态度把它看着玩了。同样情形,我看老电影,也是在做学问。在电影院里聚精会神地看部经典之作,同我在家里看部经典小说一样,态度是完全严肃的。《时代》周刊大概可算是我每周必看的消遣读物,但目的也并非完全消遣:我对美国新闻、世界大事有兴趣,也真关心,读《时代》总比每天看《纽约时报》省时间得多了。
年轻时我爱读英诗,后来改行治小说。现在中国旧小说读得多了,发现此类小说所记载有关旧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真不如读二十四史、读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史实记录,近代学人所写之中国史研究,反而更让我们多知道旧中国之真相。但到了将退休的年龄,再改行当然是太迟了,尽管我真认为若要统评中国旧文学,就非对旧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先有深入的了解不可。有一个问题最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历代正统文人、诗词名家接触到的现实面如此之狭小,为什么朝廷里、社会上能看到多少黑暗而恐怖的现象,他们反而不闻不问,避而不谈。
假如有人以为我既身任文学教授之职,就该一心一意研究中国文学,连旁涉中国史学也是不务正业,那近年来我看的闲书、做的闲事,实在多不胜言了。我自己却从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治中国文学的专家:年轻时攻读西洋文学,到了今天还抽不出时间到英、法、德、意诸国去游览一个暑假,真认为是莫大憾事。但纽约市多的是大小博物馆,具有欧洲风味的历史性建筑物真也不少。我既无机会畅游西欧,假如平日在街上走路,不随时停下来鉴赏些高楼大厦、教堂精舍,也不常去大都会博物馆看些古今名画同特别展览,也就更对不起自己了。因此近十年来,既在街上走路,我也在鉴赏建筑的艺术。哥大的晨边校园原是大建筑师麦金于19世纪末年开始精心设计的。那座洛氏图书馆以及周围那几幢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高楼,二十五年来天天见到,而且真的愈看愈有味道。
自己兴趣广了,藏书也必然增多了。譬如说,洛氏图书馆即同我相看两不厌,我对麦金、米德、怀特这家公司所督造而至今公认为纽约市名胜的那好多幢大小建筑物早已大感兴趣了。前几年在《纽约时报》“星期书评”上看到了一篇评介两种研讨这家建筑公司的新书,虽然价昂无意订购也很兴奋。去年在一份廉价书目广告上看到其中一种已在廉售了,更为高兴,立即函购了一册。此书到手,单看图片也就美不胜收。
我对西洋画早已有兴趣,近二十年来收藏名家画册和美术史专著当然要比浅介建筑学的书籍多得多了。其中我参阅最勤的要算是约翰·华克所著《国家美术馆》、已故哥大教授霍华·希伯所著《大都会博物馆》这两种。在家看书里的图片,有空跑大都会,自己对西洋名画的鉴赏力真的与日俱增。华府的国家美术馆我只去过两三次,但最近大都会举行了法国18世纪画家弗拉戈纳的特别展览,我又有机会看到国家美术馆收藏的那幅《少女读书图》,真是欣喜莫名。华克书里复印的那一帧,虽然色泽也很鲜明,但同原画是不好比的。
我从小研究美国电影,近二十年来电影书籍充斥市场,此类书籍良莠不齐,那些老明星请捉刀人代写的传记、回忆录看不胜看,大多没有阅读价值。那些学院味道较重的研究、批评,真正出色的也不多。对我来说,反是那些巨型的参考书最有用。其中有一套纽约皇冠出版社发行的英国书,详列好莱坞各公司自创立以来所发行的无声、有声长片,差不多每片评介都附有剧情插图,图文并茂,最对我这样老影迷的胃口。
此套丛书首册乃约翰·伊姆斯所编撰的《米高梅故事》(1975年初版,1979年增订本英美版同时发行),载有1723张影片的图片和简介,米高梅公司1924～1978年间所发行的长片,一无遗留,真为全世界的影迷造福。伊姆斯曾在米高梅伦敦办事处工作四十年,对其所有出品了如指掌,写这本《故事》真是驾轻就熟,报道一无错误。之后,他又出了一部《派拉蒙故事》(1985),同样让我看到他编书之细致和学问之渊博,虽然派拉蒙历史比米高梅更为悠久,出品更多,不可能每部长片都有图文介绍。
华纳、环球、联美、RKO这四家公司的《故事》也已出版,它们的编撰人若非英人,也是久居伦敦的美国人,好莱坞的知识同伊姆斯差不多渊博,写的英文也算得上漂亮,远胜美国书局策划的同类书籍。当年好莱坞八大公司,只有20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这两家尚无《故事》报道,但想也在编写之中了。
讨论绘画、建筑、电影的巨型书,因为图片多,通常放在客厅咖啡矮桌上,供客人、家里人饭后酒余翻阅消遣之用的。我自己则并无坐在客厅沙发上看书的习惯。即使看中英文报纸,也得把它放在书桌上,坐下来看的。一来,客厅灯光不够亮,坐在沙发上看书伤眼睛。二来,绘画、建筑、电影每项都是大学问,自己虽非专家,只有把书放平在书桌上,认真去读它,才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项学问。不少中外学者只关心某项学问的某一部分,有关这一部分的专著、论文他们看得很齐全,对其他学问则不感兴趣。这样一位专家,可能在他的小天地里很有些建树,但本行之外的东西懂得太少,同他谈话往往是很乏味的。我自己的毛病则在兴趣太广。
每两星期翻阅一份新出的《纽约书评双周刊》差不多每篇书评(不论题目是宗教、思想、政治、文艺、名人传记,不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事情)读起来都很津津有味,只好克制自己,少读几篇。孔子劝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我不贪钱,从不做发财的梦,想不到即届退休的年龄,求知欲竟如此之强,每种学问都想多懂一点,多“得”一点。这,我想,也是“血气既衰”的症状。年轻的时候专攻文学,我忍得住气,并不因为自己别的学问懂得太少而感到不满足。
1948年初抵达新港后,我在一个爱尔兰老太婆家里,租居了一间房间,住了八九个月。我的书桌右边放了一只极小的旧式台灯,事后发现那几个月左眼近视加深了一点,非常后悔。假如老太婆给我两只台灯,左右光线平均,近视就不会加深了。但是旅美四十年,搬出老太婆家后长年熬夜读书而至今目力未见老化,实在说得上是有福气的。这同我每天必服维他命、矿物质当然很有关系。
但50年代初期我读了A·赫胥黎刚出的那本小册子《看的艺术》,更是受惠终身。赫氏童年时患了一场大病,差不多双目失明,因之他对保养眼睛之道大有研究。他认为书房的灯光应明亮如白昼才不伤眼睛,因此三十多年来我在书桌上总放着两只一百支光的台灯,天花板上那盏灯至少也是百支光的(二十多年来,我早已改装了荧光灯),果然保持了我双目的健康。
美国华裔小学生,好多患近视,想来在家里伏案做功课时,灯光不够。希望贤明的家长们,不要为了节省电费而吝惜灯光——子女很小就戴了眼镜,做父母的看到了,心里也该是十分难受的。
读书不仅光线要充足,衣鞋要舒服,在我未戒烟之前,“鸡窗夜静开书卷”,当然少不了烟茶二物作伴。每晚散步回家,沏好一杯龙井坐定,也就必然点燃一支烟卷,或者一斗烟丝,一口口地吸起来。这样眼睛忙着看字,手忙着端茶送烟,口忙着品茗吐雾,静夜读书,的确兴趣无穷。
到了70年代,靠了茶精、尼古丁提神,我经常熬夜,假如翌晨无课,五六点钟才上床。但虽然入睡了(尤其在冬天,窗不能敞开),呼吸的还是充满烟味的空气。我吸烟近四十年,原先烟瘾不大,但少说也有三十年,天天在烟雾中生活,如此不顾健康,现在想想实在可怕。
烟终于在三年半前戒掉了,而且早在戒烟之前,连早餐时喝咖啡的习惯也戒了。只有书房里喝中国茶的习惯没有去改——戒茶并不困难,但明知饮茶对身体无益而可能有害,我却不想去戒。
留美四十年,我生活早已洋化,思想和我国古代文人不一样,连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王洞在我指导之下烧的中国饭——不用白米、猪肉、牛肉,绝少用盐和酱油——古代文人一定皱眉头吃不下去的。但假如苏东坡、袁子才有兴访游纽约,来到寒舍,我给他们每人一杯新沏的龙井或乌龙——虽然自来水比不上泉水、井水——他们还是觉得清香可口的。因此我一人在海外书房读书,读的可能是西文书,也可能是当今大陆、台湾学者痛批中国传统的新著作——但一杯清茶在手,总觉得自己还是同那个传统并未完全脱节的读书人。而且戒烟之后,下午读书也得冲一杯,我的茶瘾也愈来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