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是秦牧的“粉丝”，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说法。他的《花城》和《艺海拾贝》，是我爱读的两本书。
　　《花城》(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是本散文集。上世纪60年代，读厌了空洞枯燥、高腔高调的说教文字，秦牧散文无疑是新人耳目的。他的散文谈天说地，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从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构筑了一个趣味横生、奇异多彩的世界。叙述从容，如行云流水。“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花城)后记》)《花城》《土地》《社稷坛抒情》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艺海拾贝》(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是本文艺理论，但一如他的散文，往往是从日常生活见闻谈起，海阔天空，娓娓动听，“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艺海拾贝)跋》)。今天审视秦牧散文，自然有缺陷，某些批评家甚至予以讥评。但是，秦牧看重散文的思想，同样看重散文的艺术，这在血风腥雨的阶级斗争年代已属不易。他的散文中那平等的态度、丰富的知识和浓厚的青春气息，已使文艺青年们(这是秦牧读者群中的大多数)为之心折了。
　　“文革”变起。1966年5月，当全国报纸铺天盖地大批特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时，南方广东的《羊城晚报》也开始连篇累牍地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秦牧了。我敬爱的作家成了“黑作家”，我喜爱的作品成了“大毒草”。震愕、迷惘之余，我仍然舍不得销毁“毒草”。一位老同学，也是秦牧的忠实读者，让我交给他保管。他将《花城》和《艺海拾贝》以及他的几本书，藏在厨房柴禾堆里，自觉万无一失。难以预料的是“文革”恐怖史无前例，红卫兵抄家时，这包书也难逃厄运。书与查抄的其他“四旧”物品被一起焚烧，我们又被加上一条“转移”“窝藏”“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的“罪名”，挨批挨斗。
　　思想是难以禁锢的。阶级斗争年代有一句老话：“人还在，心不死。”19 76年以后，《花城》《艺海拾贝》再版，我立即去买了来，又重新放上我的书架。
　　1983年5月，我为《中学生阅读》的创刊去广州组稿。南下的火车上，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仍次第上心。
　　广州“花城”的美名，是因为秦牧的散文《花城》而知名于世的。安顿好住处就打电话到广东省作家协会，询问秦牧的电话号码，很快地就与他联系上了。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作家协会离我住的宾馆不远，第二天他要到作协开会，就约定在作协见面。
　　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作协，‘秦牧先生已在办公室等候。他，南人北相，个子高大魁伟。米黄色短袖上衣，浅灰色长裤，赤脚穿塑料凉鞋，普普通通的平民装束。白框近视镜后的一双眼睛和善睿智，笃厚亲切，让人如同面对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者。因为他还要参加会议，我就直接入题，说了刊物的筹备情况，请他担任顾问；同时也说了“我的读书生活”栏目的要求，请他写文章。秦牧先生听了之后，没有推辞，顾问同意当，文章答应写。
　　随后，就收到秦牧应约而写的《漫谈读书经验》(刊《中学生阅读》1984年第十期)。他认为读书要有毅力，要有选择，要把泛读和精读结合起来，要读大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要学会思考，融会贯通。文中事例通俗易懂，比喻生动形象，依然是笔墨游刃于古今中外之间的“秦牧风格”。
　　秦牧先生是很负责任的顾问。1990年，我们征询对刊物的意见，先生就寄来了他的建议，说得诚挚平和：“听说它的编辑部只有五个人，似乎工作紧张了一些，上级部门似乎应该给它增补若干人手。我也希望它在加强青少年品德教育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至今难忘跃然于纸的关切之情。
　　《艺海拾贝》1981年版有秦牧重写的《前记》，文中回忆了“文革”的一段经历：
　　“左”得离奇怪诞的“横扫一切”的浊流汹涌，《艺海拾贝》在华南首当其冲，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全面地、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报纸这样一声讨，数日之间，有几千人冲进我的住宅，捶破了门，踩烂了床，并搬走了我大批的书籍，报纸用大字标题称呼我为“艺海里的一条响尾蛇”。我对这一切“批评”，煞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只好眨眨眼睛和暗自愤慨。在以后的日子里，到处都在焚书，这本书，当然也在被焚毁之列。但是在我整个丧失自由的日子里，我对这本书只承认有欠缺，从不承认是什么“大毒草”。事后，我才知道阅读和藏有这本书，因而受到各种程度“冲击”的人，是相当广泛的。
　　我始终没有向秦牧先生说过我受“冲击”而遭受的磨难，也许因为二十年前就与他在精神上有过交流，在我主持《中学生阅读》的年月里，他真的是“有求必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