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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当年中国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2009年，笔者在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演讲时说：“80后一代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我错了。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于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横空出世。
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说：“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其实海因莱因说得不对，无视历史的人，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对未来也只能部分施加影响。为什么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根本不提现在？这是因为，你一旦想到现在，它就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
“现在”来了，越来越近，感觉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离开了你。
认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过去”构成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过去”打交道，而那里才蕴含着作出最好决定的秘密。正视过去，才能够为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过去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不做什么。
抛开个体，如果从群体的角度看，“没有历史的一代人不仅会失去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会失去对人何以为人的感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个民族抹杀她的过去，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悲剧。历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过去的物质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体；绘制文明的兴衰。最重要的是，历史与认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构成了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基础：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建基于其上。事实上，历史成为现代学科，正是缘于它在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它与民族国家一同兴起。
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历史是人类的课堂。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以史为鉴”：吸取过去的教训，以保证未来按正确方向行进。如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那些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然而，其实这并非一个好的学习历史的理由：历史过于复杂，无法教授简单的课程。不过，即便如此，了解历史却是理解当前复杂性的关键。历史可以传授分析与情感能力，并传达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知识。历史会启发我们思索摆在我们面前的遗产是什么，从而解放我们的头脑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历史为我们提供集体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与地点、时间和共同体的联系感。当记忆消失时，我们的身份也将一同消失。正是我们对那些特殊的和与众不同的回忆的把握，使我们成为自己，也使人成为人，并令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成为可能。
记忆的失散会把我们推入深渊，因为我们失去了与自己以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延续性。
但日复一日，对集体记忆的敏感性却在不断丧失。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对过去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种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几代人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20世纪晚期最具标志性的怪诞现象之一。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远的当下的环境中成长，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公共历史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简而言之，他们是浮萍、是蜉蝣。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到19世纪末叶，人们经历了从诚挚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变化。前者意味着对他人诚实，即社会交往时应避免表里不一；后者意味着对自己诚实，即现代社会崇尚的所谓“追随自己的内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们是自我创立、自我产生、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决定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没有历史的一代”中，人们才能想象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义能力，从而使得现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认定自我的真实存在可以与过去彻底区分的时代”（特里·伊格尔顿语）。
同时，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种政治社会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与过滤的结果。被权力操弄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最后“深入人心”，成為集体无意识。
正是如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才会在《一九八四》中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如果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民族的过去，那么它就会保存在某些权力者手中，而他们一定会夸饰历史的某种版本，以其定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民族叙事。为了反抗历史的单一叙述，我们需要过去的那些不和谐、不舒服、令人不快的声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记录权力者犯过的历史错误。
当我们谈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谓“必然性陷阱”是说，我们停止采取行动捍卫或促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一种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在历史决定论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历史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与更加“现代”的关注完全无关。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教导我们的，人类须对自身的历史负责。因为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创造之中，所以在结果发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当人们行动时，社会和人类事务总是可以改变的。
在应试时代，现代学生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教育评价体系也不会衡量学生的情感教育与心灵成长。历史对青少年教育的整体结构没有多大影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事态极其可悲。
沙玛说，作为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除非赢得青少年对历史的喜爱，否则“他们的想象力将被捆绑在永远的当下的铁笼中”。
果真如此，孩子们将如何鉴识自己的过去的重要性？他们将如何使用历史来定义自己的现在？又何从了解什么力量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在不了解人类存在的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欣赏不同、纠正不公、讨论分歧或建立同盟？而历史可以传授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为每个孩子（无论种族、信仰、性别或国籍）提供一个识别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能力。
历史准备了一种文化素养，可以用来理解历史人物、时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我们以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此外，对历史的研究可能封装了来自不同群体、性别或阶层的观点，这些群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真诚的讨论，达成妥协，并培养同理心。所有这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都构成了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对处于求知年龄的孩子来说，历史是有关意图、运动、实验和人类生产的一堂课，可以为孩子建立诚信和品格。人类具有内在的善吗？多年来谁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谁的政府为哪些利益服务？对历史的研究要求学习者提出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
最后，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谦卑、勇气、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记忆不仅带我们了解过去，还帮助我们适应世界。本质上，历史教会我们前进，认识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并最终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存。
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的历史教育应该成为每个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从何来才能知所何往。
现在，有一种论调是，人类未来30年将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事情，以至于历史不会起到多大帮助。不乏有人开始怀疑，历史在了解近期（以及远期）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姑且不谈别的，仅仅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也可能面临全球范围的灾难。极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目前的生命形式将无法适应地球。这是史无前例的吗？或许是的。然而，如果没有对过去的任何知识或了解，我们将无法进入未来。
我们从历史上（而不是仅仅从气候学或古生物学上）知道在环境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比如，大规模的迁移和人口统计学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件过去是如何发生的——对富人和穷人，对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对来自全球北部和全球南部的人，对男人、女人和孩子，事件的结果都相当不同。
在这类事情上，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当中学到东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得以明智地采取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作长远打算，并保持行为的公正。
人们之所以觉得历史不再相关，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是有形的，有时也并不那么直接。然而，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论证：其倡导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它值得关注。在过去，存在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学习历史是合理的。例如，历史之所以在当前的教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理念认为，了解某些历史事实有助于区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从中国到美国，许多社会都使用历史事实作为筛选手段，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以此来筛选人可能鼓励死记硬背，反而减少了历史学习的吸引力。
有很多讨论学科真正功能的方式，但是，对历史效用的所有定义都取决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历史帮助我们了解人与社会。历史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信息库。虽然许多学科都在尝试了解人类和社会的运作，但它们离真正成功还很遥远。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形成有关人类行为的定律或理论。但是，即使这些努力也都依赖于历史信息，除了在有限的、通常是人为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实验以确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运作的主要方面，例如大规模选举或军事同盟，不能建立为精确的实验。因此，无论有多么不完美，历史都必须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过去的数据必须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寻求了解，为什么一个复杂物种在社会环境中，会表现出如此行为的证据。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远离历史：它提供了唯一的具有广泛证据的基础，来思考和分析社会的运作方式，而人们需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所了解，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学习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紧随第一个原因之后，过去导致现在，也将导致未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寻找导致这种情况的较早的因素。历史帮助我们了解變化何来又何往，包括导致变化的所有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在此显示为，评估过去变化示例的经验对理解当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因而评估过去的变化构成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对变化的分析意味着发展特定能力来确定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因为某些变化比其他变化更为根本。同时，即使是最为戏剧性的变化，也伴随着某种连续性，识别这种连续性的能力也来自研究历史，更不用说确定变化的可能原因的能力。例如，某项技术创新，到底是一个主要因素造成的，还是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导致了实际发生的变化？
由上可知，历史提供了唯一可用的研究人类境况的广泛材料。历史是非常有用的，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通过历史进入人类经验实验室。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良好的研究以后，可以获得有益的心智习惯、增强的知情公民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对事物的觉知，以及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有关力量的洞察。这些并非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而是在发现历史之美和智力挑战的途中，产生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真正了解。
2009年，笔者在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演讲时说：“80后一代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我错了。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于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横空出世。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 Heinlein）说：“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其实海因莱因说得不对，无视历史的人，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对未来也只能部分施加影响。为什么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根本不提现在？这是因为，你一旦想到现在，它就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
“现在”来了，越来越近，感觉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离开了你。
认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过去”构成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过去”打交道，而那里才蕴含着作出最好决定的秘密。正视过去，才能够为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过去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不做什么。
抛开个体，如果从群体的角度看，“没有历史的一代人不仅会失去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会失去对人何以为人的感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个民族抹杀她的过去，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悲剧。历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过去的物质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体；绘制文明的兴衰。最重要的是，历史与认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构成了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基础：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建基于其上。事实上，历史成为现代学科，正是缘于它在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它与民族国家一同兴起。
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历史是人类的课堂。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以史为鉴”：吸取过去的教训，以保证未来按正确方向行进。如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那些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然而，其实这并非一个好的学习历史的理由：历史过于复杂，无法教授简单的课程。不过，即便如此，了解历史却是理解当前复杂性的关键。历史可以传授分析与情感能力，并传达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知识。历史会启发我们思索摆在我们面前的遗产是什么，从而解放我们的头脑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历史为我们提供集体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与地点、时间和共同体的联系感。当记忆消失时，我们的身份也将一同消失。正是我们对那些特殊的和与众不同的回忆的把握，使我们成为自己，也使人成为人，并令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成为可能。
记忆的失散会把我们推入深渊，因为我们失去了与自己以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延续性。
但日复一日，对集体记忆的敏感性却在不断丧失。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对过去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种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几代人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20世纪晚期最具标志性的怪诞现象之一。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远的当下的环境中成长，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公共历史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简而言之，他们是浮萍、是蜉蝣。
什么在抹除我们的记忆？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到19世纪末叶，人们经历了从诚挚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变化。前者意味着对他人诚实，即社会交往时应避免表里不一；后者意味着对自己诚实，即现代社会崇尚的所谓“追随自己的内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们是自我创立、自我产生、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决定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没有历史的一代”中，人们才能想象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义能力，从而使得现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认定自我的真实存在可以与过去彻底区分的时代”（特里·伊格尔顿语）。
同时，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种政治社会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与过滤的结果。被权力操弄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最后“深入人心”，成為集体无意识。
正是如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才会在《一九八四》中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如果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民族的过去，那么它就会保存在某些权力者手中，而他们一定会夸饰历史的某种版本，以其定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民族叙事。为了反抗历史的单一叙述，我们需要过去的那些不和谐、不舒服、令人不快的声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记录权力者犯过的历史错误。
当我们谈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谓“必然性陷阱”是说，我们停止采取行动捍卫或促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一种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在历史决定论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历史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与更加“现代”的关注完全无关。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教导我们的，人类须对自身的历史负责。因为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创造之中，所以在结果发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当人们行动时，社会和人类事务总是可以改变的。
历史对年轻人有什么用？
在应试时代，现代学生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教育评价体系也不会衡量学生的情感教育与心灵成长。历史对青少年教育的整体结构没有多大影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事态极其可悲。
沙玛说，作为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除非赢得青少年对历史的喜爱，否则“他们的想象力将被捆绑在永远的当下的铁笼中”。
历史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果真如此，孩子们将如何鉴识自己的过去的重要性？他们将如何使用历史来定义自己的现在？又何从了解什么力量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在不了解人类存在的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欣赏不同、纠正不公、讨论分歧或建立同盟？而历史可以传授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为每个孩子（无论种族、信仰、性别或国籍）提供一个识别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能力。
历史准备了一种文化素养，可以用来理解历史人物、时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我们以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此外，对历史的研究可能封装了来自不同群体、性别或阶层的观点，这些群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真诚的讨论，达成妥协，并培养同理心。所有这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都构成了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对处于求知年龄的孩子来说，历史是有关意图、运动、实验和人类生产的一堂课，可以为孩子建立诚信和品格。人类具有内在的善吗？多年来谁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谁的政府为哪些利益服务？对历史的研究要求学习者提出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
最后，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谦卑、勇气、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记忆不仅带我们了解过去，还帮助我们适应世界。本质上，历史教会我们前进，认识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并最终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存。
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的历史教育应该成为每个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从何来才能知所何往。
在数字时代历史还相关吗？
现在，有一种论调是，人类未来30年将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事情，以至于历史不会起到多大帮助。不乏有人开始怀疑，历史在了解近期（以及远期）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姑且不谈别的，仅仅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也可能面临全球范围的灾难。极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目前的生命形式将无法适应地球。这是史无前例的吗？或许是的。然而，如果没有对过去的任何知识或了解，我们将无法进入未来。
我们从历史上（而不是仅仅从气候学或古生物学上）知道在环境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比如，大规模的迁移和人口统计学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件过去是如何发生的——对富人和穷人，对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对来自全球北部和全球南部的人，对男人、女人和孩子，事件的结果都相当不同。
在这类事情上，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当中学到东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得以明智地采取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作长远打算，并保持行为的公正。
人们之所以觉得历史不再相关，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是有形的，有时也并不那么直接。然而，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论证：其倡导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它值得关注。在过去，存在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学习历史是合理的。例如，历史之所以在当前的教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理念认为，了解某些历史事实有助于区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从中国到美国，许多社会都使用历史事实作为筛选手段，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以此来筛选人可能鼓励死记硬背，反而减少了历史学习的吸引力。
有很多讨论学科真正功能的方式，但是，对历史效用的所有定义都取决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历史帮助我们了解人与社会。历史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信息库。虽然许多学科都在尝试了解人类和社会的运作，但它们离真正成功还很遥远。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形成有关人类行为的定律或理论。但是，即使这些努力也都依赖于历史信息，除了在有限的、通常是人为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实验以确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运作的主要方面，例如大规模选举或军事同盟，不能建立为精确的实验。因此，无论有多么不完美，历史都必须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过去的数据必须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寻求了解，为什么一个复杂物种在社会环境中，会表现出如此行为的证据。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远离历史：它提供了唯一的具有广泛证据的基础，来思考和分析社会的运作方式，而人们需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所了解，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学习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紧随第一个原因之后，过去导致现在，也将导致未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寻找导致这种情况的较早的因素。历史帮助我们了解變化何来又何往，包括导致变化的所有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在此显示为，评估过去变化示例的经验对理解当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因而评估过去的变化构成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对变化的分析意味着发展特定能力来确定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因为某些变化比其他变化更为根本。同时，即使是最为戏剧性的变化，也伴随着某种连续性，识别这种连续性的能力也来自研究历史，更不用说确定变化的可能原因的能力。例如，某项技术创新，到底是一个主要因素造成的，还是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导致了实际发生的变化？
由上可知，历史提供了唯一可用的研究人类境况的广泛材料。历史是非常有用的，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通过历史进入人类经验实验室。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良好的研究以后，可以获得有益的心智习惯、增强的知情公民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对事物的觉知，以及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有关力量的洞察。这些并非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而是在发现历史之美和智力挑战的途中，产生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真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