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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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马恩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都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得出的必然结论,认真思考和重新认识马恩这一思想,在今天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两个必然”; “两个决不会”; 矛盾运动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8-0022-03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简称“两个必然”)这一重要结论。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简称“两个决不会”)这一重要思想。这两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
  
  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决定了“两个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斗争过程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两个必然”的思想既不是出自于痛恨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也不是源于向往未来共产主义的善良愿望,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
  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后,使以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劳动过程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社会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这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前所未有的进步。社会化的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便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占统治地位,越是不断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这种基本矛盾,第一,反映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作为剥削雇佣劳动者的手段,而与生产资料分离的无产阶级,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遭受资本家的剥削。第二,反映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社会化生产要求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但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条件下,由于企业归资本家所有,有组织的生产只能在企业内部得以实现,而在全社会范围内,生产却处于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表现形式中运动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正是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因此,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占有,便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新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经济条件就是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成为阶级、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还“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2]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新现象,诸如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和国有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化形式等,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因而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用和平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是利用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将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
  
  二、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决定了“两个决不会”
  
  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适当的调整不仅能够容纳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每一场经济危机过后往往又出现新的繁荣。开始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3]原来对于资本主义的状况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判断与估计过于乐观了。正是基于对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并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唯物史观进一步成熟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58年11月至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思想,对“两个必然”理论做出了重大补充。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变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如果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变革的任务就不会产生;只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才能具备变革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并不能说它已经完全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了。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外壳才会被撑破,才会被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能否变成现实,归根到底,要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成熟程度所决定。因此,“两个必然”的实现不是取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现实运动,最终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即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存在条件。
  综上所述,可以看得出“两个必然”思想和“两个决不会”思想是统一的。前者揭示的是一个历史结论,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后者是对这一历史结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论证了实现这一历史结论的条件和前提,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实现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可以说,两者统一于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把握,都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都是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正是因为有“两个决不会”思想所作的必要补充,“两个必然”思想才克服了当时所带有的某种片面性和乐观情绪,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现实意义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两个必然”思想和“两个决不会”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是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该看到,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变化。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的生产力,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它们在社会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调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的制约。特别是它们吸收并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预见到的。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和发展,并没有使其固有的基本矛盾消失。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未来社会的“新因素”也在不可遏制地成长着,然而,从总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本质、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两个必然”的规律或早或迟都是要起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而有本质的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没触动资本主义经济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5]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和变化,继续保持相当生命力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代替的历史过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考量和估计,从而形成科学正确的认识和判断。
  二是有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以来诞生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马克思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相去甚远,无一例外的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这些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胎胞里“成熟”地出现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划分社会形态时所始料不及的。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中国必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并由此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由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就必然要求我们通过改革,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创造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所要求的“物质存在条件”。也正是基于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正确认识,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的科学把握,我们党坚持和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而逐步地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是对我国国情认识上的重大飞跃,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特别是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地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从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高度,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可以肯定,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从历史发展总的趋势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终会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经过调整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而社会主义建设在发生曲折后进入改革发展阶段,这是当代社会实践中不争的现实;因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长期共存性。从而,科学地把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它们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的有益经验,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超过并战胜资本主义。
  
  注 释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4页;第75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5] 《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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