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华富贵的命运，常人想要。物极必反、过犹不及的哲理，智者都懂。于是乎，戏剧性的节目就在历史中反复演绎：那些荣华到了顶点、富贵到了极致的人，内心感受竟然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美梦成真，惧的是大祸临头。
　　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的小吏，通过长期观察厕中鼠和仓中鼠迥然不同的境遇，悟性大增，跑到秦国北漂，谋求发展，助秦王嬴政一统天下，荣任秦朝丞相。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的郡守，相当于省部级高官，几个儿子娶的全是皇室公主，几个女儿嫁的全是皇室公子。在秦朝，李斯位极人臣，又是皇亲国戚，若论荣华富贵，他人望尘莫及。李由回家休年假，李斯为之设宴，百官前来捧场，宝马香车数以千计，填街塞巷，水泄不通。这原本是一桩赏心乐事，李斯却从中看到了盛极而衰的征兆。他当众感叹道：
　　“我曾听恩师荀卿讲过‘物禁大盛’的道理。我原本只是楚国上蔡的平民，皇上不嫌弃我愚钝，将我提拔到眼下满朝文武无人能及的高位，可谓富贵到了巅峰。物极必反，月满则亏，可我还没有找到歇脚息肩的地方！”
　　李斯能够说出这番话来，应该算个明白人。他仍牢记恩师荀况的谆谆教导，就并不糊涂。“物禁大盛”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必须留有回旋余地，切忌过于旺盛，过于亢奋，过于圆满。李斯对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道理了然于心，但他迷恋权势，患得患失，又很难说他是个真正的明白人。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耍阴谋，助胡亥取皇位，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坏事，只为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和身家性命。结果不妙，未能逃脱赵高的魔爪，灭族之祸从天而降。死到临头，他对身旁的儿子感叹道：“我想与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了！”李斯的刑场告白是一句大实话，悔之深矣，悔之晚矣。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绝对是个明白人，封侯拜相之后，他对荣华富贵始终抱有警惕的意识。同治七年（1868）七月，他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奉调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嗣后数月，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办妥了交接事宜。十一月初四，曾国藩乘舟北上，欢送仪式盛况空前。就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他却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应该说，曾国藩的预感相当准确，此后，他不幸卷入天津教案，善后之难始料未及，结果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整个人被弄得灰头土脸，从此精力日衰，健康状况一落千丈，花甲初度就因病辞世了。
　　晚清重臣左宗棠与曾国藩齐名，封侯拜相之后，在家书中，他多次提及一句老家的民间谚语“富贵怕见开花”，戒惧之情溢于言表。最终，他只分给每个儿子五千两白银，教导他们早作打算，自食其力。
　　富贵怕见开花，原因何在？此花比昙花更娇，比罂粟花更媚，比曼陀罗花更毒，往往结不出善果。富贵一旦开花，伴随的多半是骄奢淫逸，招致的多半是祸患灾殃。为了防患于未然，在自省方面，在家教方面，有识之士都要下足苦功夫。如今，我们读一读曾国藩家书、左宗棠家书，就不难发现，他们既担心自己居于富贵之乡，忘却耕读之本，又担心子孙养成纨绔习气，干出败德营生。“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很显然，荣华富贵变成了他们沉重的精神包袱，那些自我敲打，那些苦口婆心，我們觉得做足了，甚至做过了，当事人却依然忐忑不安，字里行间全是惶恐。富贵怕见开花，真不是一句玩笑话。
　　其实，真正可怕的并非富贵荣华，而是富贵荣华背后的骄奢淫逸。身处多事之秋，万方多难，百姓劫后余生，曾国藩与左宗棠居高位而不忘本，均能严于自律，他们在任上做了许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比如赈济灾黎，建造义塾、义仓、育婴堂，修葺文庙、书院，开设书局，刻印经典，诸如此类，不惜动用自己大部分的养廉银。富则利济乡里，贵则泽被天下，他们的做法既是明智的，也是大有裨益的，青史牢牢地记住了他们的功德，唯有此花能结善果，亦唯有此花永不凋谢。
　　选自《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