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农历己亥年，又是猪年。猪作为压轴生肖，在民间被称为六畜之首，倒也名副其实。因为猪与人类渊源颇深，它由远古时代的先民从野猪驯化以来，华夏养猪历史至少已有七八千年。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猪的遗骸，因为古人常以牲畜的多寡来衡量地位和富裕程度。古代家祭时，陈豕于室，合家而祭，这乃是今天我们所用“家”字的由来。
　　中国古代，猪有许多别称。如“刚鬣”，见《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猪又称“乌金”，见唐张鷟《朝野佥载》：“唐拱州人畜猪致富，号猪为乌金。”猪还有“乌鬼”之称，皆与其毛色相关，唐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此外，乌羊、乌将军、黑面郎，也是猪的别称。至于亥氏、亥日人君，这些别称与猪在十二支中的亥位相关。长喙将军、勃贺、鲁津伯、大兰王、糟糠氏等，也是猪的别称。
　　古代典籍里一些与猪有关的故事，颇有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哲理。《韩诗外传》载，孟轲小时候，看见东邻杀猪。他问母亲：“东邻杀猪干啥？”盂母随口回答：“杀猪给你吃呗！”接着孟母觉得失言了，孩子正在长知识的年龄，随便说话骗他，岂不是“教之不信”！于是掏银子向东邻买了猪肉给孟轲吃，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一句戏言。这个故事表明，身教重于言教，只有不失信于儿童，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诚实守信的人。
　　东汉末年的司马徽，人称“水镜先生”，是个知人善任的著名学者。有一次，邻居走失了一头猪，到处寻找，因为司马家的猪形状、大小和他家走失的相似，就误认为是他的。司马徽并不争辩，说：“是你的你就拿去。”过了几天，邻人从别处找到了自己的猪，很抱愧地把误认的猪送还司马。司马徽毫不责备他，反而说邻居间发生这类误会并不奇怪，还赞扬他懂道理、知错必改。邻居听了十分感动。司马徽的睦邻精神值得佩服，如果以这种精神来处理邻里关系，大概可以减少不少纠纷。
　　《后汉书》上还记有朱穆卖猪的故事。朱穆所养的猪，忽然厌食少动弹。朱穆觉得它病了，托邻人去卖掉它，并嘱咐向买主申明猪有病，只收市价的一半。邻人没有照办，还是按市价脱手了。朱穆收錢后很不安，赶到市集找买主要退还一半钱。买主仔细看看那猪，认为并没有病，不肯收钱。双方推让互不相下，结果朱穆把一半钱放在地上，自顾回去。这样的卖者和买者，不是很有一点“商业道德”吗？
　　古称牧猪的人为“牧豕奴”，可见地位很低下。《东观汉记》载有一位“牧豕奴”，姓吴名祐，原是官家子弟，父亲曾任职郡守。名祐20岁丧父独居，生活艰难，以牧猪为业。他父亲的老上级、老部下愿意接济、帮助他，给他钱，要他去作官作吏，他都一概婉辞，甘愿靠劳动生活，常常一面放牧，一面吟诵诗书。有人责怪他这是贻父母之羞。他说：“我不靠荫庇、不要照顾，凭辛勤的汗水吃饭，有什么可羞的？”吴祐可算有志气，他对生活的看法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古代典籍中与猪相关的人事，固然有趣，有关猪本身的传说也不乏味。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八有“猪臂金铃”一则云：“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至曲河，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及至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铃。”这一人猪变化的志怪似乎向人们宣示猪善淫的习性。唐牛僧孺《玄怪录》中有“郭元振”一则，记猪精乌将军强淫民女，终为落第书生郭元振除去事。元代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也有猪八戒强抢裴家女海棠入黑风洞事。以上志怪传说，无疑为吴承恩《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的塑造打下了基础。在小说中，猪八戒原以醉酒调戏嫦娥被贬下凡尘，又在高老庄找到浑家，贪吃与好色兼而有之。“人性”与“猪情”的合一，使其形象更贴近现实，反映明代市民情态宛然如见。小说中有了猪八戒，增强了调侃、诙谐的趣味，这也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猪在汉族饮食地位的重要性，也奠定了它与有关岁时风俗的密切联系。作为一种年节食品祭品，“岁猪”或“年猪”之称，在汉族民间极为流行。宋陆游《岁末尽前数日偶题长句》一诗有云：“釜粥芬香饷邻父，阑猪丰腯祭家神。”
　　“东坡肉”是一道因与历史名人结缘而驰名中华的菜肴。据说宋代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做杭州太守时，常外出公干，有一次直到腊月廿三才返杭，百姓为酬谢这贤太守一年的辛劳，集资宰杀了几头猪送去。苏轼见盛情难却，遂将猪肉切成大块，烹调后回送于百姓，于是就有了“东坡肉”的佳肴。这只是传说，但透露出后人对这位一生坎坷的文学家的几分敬重。另一种说法是，苏轼被贬官黄州，无聊中发明了一种少放水、用文火红烧大块猪肉的方法，用此法烹制的猪肉肥而不腻，后人即名之为“东坡肉”。此说有苏轼的《猪肉颂》一诗可证：“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二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轼流放海南时，还留下了风味类似的“东坡肘子”。后来，这道菜在广东和江浙一带流传开来，至今仍脍炙人口。
　　我国各地的汉族人在过去都有过年杀猪的习俗，很多地方至今仍保留这一传统。除夕之夜，广东普宁的农民到田里抱回两块土，放置在家中并插上竹叶，称为“抱大猪”，认为生长万物的田地可以把生长的能力感染给猪，来年猪长膘快。贵州中西部的山区，这里的汉人于正月初一下午，让儿童用两根绳各拴大小两块石头，分别代表牛与猪，左右手各牵一石拉入牛棚与猪栏，口中要喊“我赶猪牵牛来啦”，据说如此可令一年六畜兴旺。
　　我国还有些地方有于腊日取猎物祭祀先祖的习俗。据《荆楚岁时记》所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农耕人家则以牲畜祭灶神。《荆楚岁时记》说：“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所谓“灶神”，传说是主管各家各户炉灶饮食的神，又称“灶君”或“灶王”。宋代以来，祭灶改为腊月二十四日。宋代诗人范成大《祭灶词》说：“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
　　那么，为什么“祭灶”须用猪呢？原来灶君本为“猪神”后裔。传说“火正祝融为灶神”，祝融为古代帝王颛顼之孙，而颛顼为韩流之子。《山海经》描写韩流形象为“人面、豕喙、麟身、豚止”，乃是猪嘴、猪足、半人半兽的“生肖神”。以原始猪神的重孙祝融为灶君，也属于一种生肖崇拜的遗风。
　　 （摘自《联谊报》2019年0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