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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的研究 ，是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当前更着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同时伴随着 民族经济学的创建，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需要，为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创立的全新学科。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当前更着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与此同时，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民族的学科，除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外，还应该研究汉族，并开展对国外民族的研究，以促进对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加强友好往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当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地域由黄现璠教授为首的一群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草根学者形成的地域性“八桂学派”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皆无民族学派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学派。根据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各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关系也日益密切，甚至许多问题必须由有关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民族学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等，都要全面加以探讨。这样，民族学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学、生态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艺术文学等，都发生交叉或边缘关系。各学科间通力协作，共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彼此间交叉的问题，而且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将起新的促进作用。
首先，超越各个民族或族群、地域与方言集团的“国民文化”一直在持续成长，与此相关，涉及国民整合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中国的国民文化的特点，一是由政府主导促成，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属性。二是以现代汉语文和标准普通话为基本媒介。三是以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传媒与印刷传媒，正在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四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国内各个地域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族际文化共享现象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政府通过现代传媒和各种资讯手段以控制全社会的力量空前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有利于中国以“国民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为指向的社会大趋势的延展与持续。
其次，人们的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依然顽强存在，并不断地通过对地方或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生和新的文化建构实践的尝试，以各种形式和符号来寻求新的表达。有些时候，此种表达还会非常强烈。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依旧存在，甚至有所扩大的背景之下，地域文化和民族或族群文化的认同或其新的表述实践，有时还会导致一些反复出现的文化摩擦，进而常常还可能会和现实的利益发生密切的关联。但是，至少在是物质文化层面和生活文化层面，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具有了日益趋同的倾向（高丙中，1997）。同时，在国家积极推动的“西部开发” 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各个地域的和民族或族群文化的新建设努力，也将会表现得空前活跃（格桑顿珠，2004）。
第三，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面积地和持续性地出现了重新认识和回归传统文化以及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心的社会趋向。“国粹”、“传统”、“民间”与“民俗文化”等，已经不再和“社会主义”的、“科学”的以及“现代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尖锐冲突了，越來越多的人们相信，在它们彼此之间确实是存在着良性互动以及互相调和的可能性。尤其是围绕着“文化遗产”（包括无形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抢救与保护的各种社会动态，不仅表明一般社会公众的文化观念发生了趋向明确的变化，甚至也促使中国政府的文化观与文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调整。
在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现代中国之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和各民族以及各地域社会的“多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复杂的问题。国民认同和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与文明的成分及因素不断得以成长和壮大，而多样性则意味着各民族、各个地域社会或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传统的存续与再生。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形式或其传统，不仅是截止目前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国民进一步创造新文化与新文明的基础与源泉;多样性不仅是使各个民族或族群与各个地域社会所共享的一体化趋向的文化与文明所由成长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社会里人们生存的意义及人们生活之幸福的价值观提供着不尽相同的定义。
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科学八年规划会议上，由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施正一提议创立的民族经济学被正式确定为经济学的第27 个分支学科。 “民族经济”这一概念，是从客观现实发展需要中产生的。民族经济学的创建，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需要，为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创立的全新学科。它既是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又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民族问题。因此，它含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共同范畴。
民族经济学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分析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揭示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性，阐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地区经济特殊政策的科学依据，并提出加速发展的宏观战略与可行性建议。
回顾民族经济学30年的发展历程，这个年轻的学科不仅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它提出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和建议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繁荣创新阶段。民族经济学正抓住有利时机，深入调查研究，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实际操作性强的建设性意见 。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学对于东西部差距、不同民族间经济差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加速发展战略、西部经济开发、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西部生态、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乡镇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公认的理论建树，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科理论体系。
总之，在中国，没有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充分协调，没有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加倍努力 民族学研究 ，促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郭琪瑶（1997-），性别 女，民族 汉，籍贯 山东聊城。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学、工商管理，青岛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山东省胶州市 266000
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当前更着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与此同时，民族学作为一门研究民族的学科，除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外，还应该研究汉族，并开展对国外民族的研究，以促进对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加强友好往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当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一地域由黄现璠教授为首的一群长期以“壮学”为研究对象的草根学者形成的地域性“八桂学派”的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皆无民族学派的局面，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学派。根据当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各学科之间交叉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关系也日益密切，甚至许多问题必须由有关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民族学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等，都要全面加以探讨。这样，民族学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学、生态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艺术文学等，都发生交叉或边缘关系。各学科间通力协作，共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彼此间交叉的问题，而且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将起新的促进作用。
首先，超越各个民族或族群、地域与方言集团的“国民文化”一直在持续成长，与此相关，涉及国民整合的“国家认同”意识也在逐渐加强。中国的国民文化的特点，一是由政府主导促成，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属性。二是以现代汉语文和标准普通话为基本媒介。三是以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传媒与印刷传媒，正在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四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国内各个地域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互动和文化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的族际文化共享现象也越来越引人注目。特别是政府通过现代传媒和各种资讯手段以控制全社会的力量空前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有利于中国以“国民文化”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为指向的社会大趋势的延展与持续。
其次，人们的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依然顽强存在，并不断地通过对地方或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生和新的文化建构实践的尝试，以各种形式和符号来寻求新的表达。有些时候，此种表达还会非常强烈。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依旧存在，甚至有所扩大的背景之下，地域文化和民族或族群文化的认同或其新的表述实践，有时还会导致一些反复出现的文化摩擦，进而常常还可能会和现实的利益发生密切的关联。但是，至少在是物质文化层面和生活文化层面，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具有了日益趋同的倾向（高丙中，1997）。同时，在国家积极推动的“西部开发” 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各个地域的和民族或族群文化的新建设努力，也将会表现得空前活跃（格桑顿珠，2004）。
第三，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面积地和持续性地出现了重新认识和回归传统文化以及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心的社会趋向。“国粹”、“传统”、“民间”与“民俗文化”等，已经不再和“社会主义”的、“科学”的以及“现代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尖锐冲突了，越來越多的人们相信，在它们彼此之间确实是存在着良性互动以及互相调和的可能性。尤其是围绕着“文化遗产”（包括无形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抢救与保护的各种社会动态，不仅表明一般社会公众的文化观念发生了趋向明确的变化，甚至也促使中国政府的文化观与文化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调整。
在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现代中国之国家层面的“一体化”和各民族以及各地域社会的“多样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复杂的问题。国民认同和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文化与文明的成分及因素不断得以成长和壮大，而多样性则意味着各民族、各个地域社会或各种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传统的存续与再生。这些多样性的文化形式或其传统，不仅是截止目前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国民进一步创造新文化与新文明的基础与源泉;多样性不仅是使各个民族或族群与各个地域社会所共享的一体化趋向的文化与文明所由成长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为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社会里人们生存的意义及人们生活之幸福的价值观提供着不尽相同的定义。
197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科学八年规划会议上，由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施正一提议创立的民族经济学被正式确定为经济学的第27 个分支学科。 “民族经济”这一概念，是从客观现实发展需要中产生的。民族经济学的创建，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各民族及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需要，为研究解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创立的全新学科。它既是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又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民族问题。因此，它含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共同范畴。
民族经济学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分析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揭示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的特殊规律性，阐明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地区经济特殊政策的科学依据，并提出加速发展的宏观战略与可行性建议。
回顾民族经济学30年的发展历程，这个年轻的学科不仅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果，并且它提出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和建议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是民族经济学发展繁荣创新阶段。民族经济学正抓住有利时机，深入调查研究，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实际操作性强的建设性意见 。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学对于东西部差距、不同民族间经济差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加速发展战略、西部经济开发、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西部生态、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乡镇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公认的理论建树，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科理论体系。
总之，在中国，没有民族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充分协调，没有民族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中，我们要加倍努力 民族学研究 ，促进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郭琪瑶（1997-），性别 女，民族 汉，籍贯 山东聊城。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学、工商管理，青岛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山东省胶州市 26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