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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资本原始积累是痛苦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使用“通过卡夫丁峡谷”比喻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避免“卡夫丁峡谷”的最佳通途。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挑战。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卡夫丁峡谷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58－03
一、从“卡夫丁峡谷”谈起
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马克思对复信极其慎重，一共写了四稿，在第四稿中写道，他在《资本论》中所发现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复信的第一稿中还写道：“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必要的拨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使用“通过卡夫丁峡谷”比喻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的上述引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其核心意思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是要普遍地经受“卡夫丁峡谷”灾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后进国家或社会可以跨越这一灾难。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西欧各国”由中世纪农民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同时，他们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工业化给广大劳动者带来的空前灾难。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西欧的社会运动“规律”是统管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特别是在东方农民国度里，例如俄国，在新形势下落后国家可以利用人类已有的经验，更好地完成从中世纪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通读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四稿复信，他特别强调的有以下三点：第一，由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的出现，东方农民国度的发展已经有可能避免“通过卡夫丁峡谷”，不必重蹈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第二，要想使前资本主义农民成为俄国“获得新生的支点”，必须允许农民享有“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从各方面肃清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第三，由于农民一直是社会生存的“维持”者，社会在农民的“自由发展”、完成向新社会“过渡”时，国家“有义务给予必要的拨款”，也就是通常所说，要对农民实行“反哺”。
马克思对落后国家发展的这一新思路给我们以有益的方法论和价值论启示。在落后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既然是社会过渡和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那么，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以财(物)为本”的旧道路相反，“以人为本”的共产党人社会发展观就必须把合理解决农民问题置于首位。这是社会快速转型坚持人性化的首要特点。
当然，这一切还只是马克思的科学推理，能否变为现实，还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苏联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70余年中(除了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和探索之外)，因主客观条件限制，政策措施失当，重蹈了“剥夺”农民的老路，因而建设事业成效不大。
真正开始实践马克思新思路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辉煌的30年过去了，这条路线具有马克思新思路的一切本质特征，被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极大地增强了13亿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中国农民普遍富起来，中国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吏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敢于设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到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也就是说，从1949年算起，我们要用约一百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用四五百年才达到的水平。
我国的改革从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历经七届“三中全会”、十个“中央一号文件”，惠农政策步步前进，持续深入落实。尤其是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堪称三农政策和农业体制的“第二次革命”。
二、“以财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自始至终追求的是社会共同富裕，避免社会两极分化。
马克思的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摆脱资本对人的异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所有的解放，都是将人的权利、人的世界，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按人的自由解放程度，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以神为本的社会、以物为本的社会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的社会。
从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产过程，既包含供“后来者”警惕的弊端，更能提供可资借鉴的“肯定的成就”。结果，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利益对抗，也有社会合作。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利益群体的对抗。在前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观既是与时俱进的。又是实事求实的。实践证明，这一社会发展理论有两个路径和模式：发达国家转换生产方式的道路是，通過以剥夺农民为主要手段、用全面商品经济形态取代产品经济形态；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走超越“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式道路，经过较长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发展，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较长期的发展?这是相对而言的，资本 主义制度模式可以跨越，但建立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不能超越：必须利用世界市场和已经出现的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后一条路径和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公式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英国资本主义选择的是从封建社会产生、剥夺农民的道路；美国资本主义选择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道路。总之，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各国都是基于不同的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前提
此前理论界一般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归纳为：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列宁特别强调公有制加按劳分配。斯大林把马克思的“过渡时期”当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即把两种公有制(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当成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9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是“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国家了，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误认为，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结果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中国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刮起“共产风”，剥夺农民，大办人民公社，结果是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社会生产积极性，出现了生产发展的大倒退。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以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人类社会发展无止境，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发展的真谛是人的发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切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改革开放是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又一次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前提，教条主义、空想主义、冒进主义、右倾主义都是错误的。30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走上基本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生态的现代化中国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四、深入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避免“卡夫丁峡谷”的最佳通途。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挑战。也可以说“卡夫丁峡谷”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某些“峡谷现象”、消极问题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如不认真解决，可能导致停滞，使一些“疑难杂症”成为顽疾，甚至会“交叉感染”，积重难返。
改革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很多，特别是对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财富“被掠”(贪污腐败和商业欺诈)和资源环境恶化三大问题，我们必须有异常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关于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中央政策对广大农民“松绑”开始的，国家开始放弃“剥夺农民”的习惯做法，农民权利享有政策保障，可以“自由发展”了。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遇，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也带动了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是不久，政策松绑的潜力即见告罄。于是，中央从宏观上提出支农、惠农的“三农政策”，部分乃至完全取消农业税，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拨款”力度。目前国家还在强化这一政策。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绝非毕其功于一役之事。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采用过“平均主义”的方法予以解决，结果失败了。实践证明，做到社會收入公平公正，本质上是在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同时，佐以政策保障的结果。社会生产力发达的标准是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30年来，根据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标准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我国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只有持续改革、不断发展，才能逐步根治分配不公问题。
关于社会财富“被掠”。资本主义早期积累之所以被称作“原始积累”就在于它的野蛮性，“谁占谁有”：掠夺在先，法律在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存在非法占有现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另一方面是某些人欺诈诓骗，非法掠取财富。官商勾结，是两者的“生命线”。应对这一挑战需要不断完善法制，加强民主与制度建设。
关于资源环境恶化。在资源环境方面，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国是人口大国，相对说来，又是资源贫乏、环境脆弱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再走原始积累的老路。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只有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消除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现象和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从而取得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 禾 子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卡夫丁峡谷 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58－03
一、从“卡夫丁峡谷”谈起
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向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马克思对复信极其慎重，一共写了四稿，在第四稿中写道，他在《资本论》中所发现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复信的第一稿中还写道：“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必要的拨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马克思使用“通过卡夫丁峡谷”比喻经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的上述引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其核心意思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是要普遍地经受“卡夫丁峡谷”灾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后进国家或社会可以跨越这一灾难。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西欧各国”由中世纪农民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同时，他们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工业化给广大劳动者带来的空前灾难。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西欧的社会运动“规律”是统管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特别是在东方农民国度里，例如俄国，在新形势下落后国家可以利用人类已有的经验，更好地完成从中世纪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通读马克思对查苏利奇的四稿复信，他特别强调的有以下三点：第一，由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的出现，东方农民国度的发展已经有可能避免“通过卡夫丁峡谷”，不必重蹈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第二，要想使前资本主义农民成为俄国“获得新生的支点”，必须允许农民享有“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从各方面肃清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第三，由于农民一直是社会生存的“维持”者，社会在农民的“自由发展”、完成向新社会“过渡”时，国家“有义务给予必要的拨款”，也就是通常所说，要对农民实行“反哺”。
马克思对落后国家发展的这一新思路给我们以有益的方法论和价值论启示。在落后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既然是社会过渡和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那么，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以财(物)为本”的旧道路相反，“以人为本”的共产党人社会发展观就必须把合理解决农民问题置于首位。这是社会快速转型坚持人性化的首要特点。
当然，这一切还只是马克思的科学推理，能否变为现实，还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苏联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70余年中(除了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和探索之外)，因主客观条件限制，政策措施失当，重蹈了“剥夺”农民的老路，因而建设事业成效不大。
真正开始实践马克思新思路的是中国共产党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辉煌的30年过去了，这条路线具有马克思新思路的一切本质特征，被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极大地增强了13亿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中国农民普遍富起来，中国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过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吏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敢于设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到21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也就是说，从1949年算起，我们要用约一百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用四五百年才达到的水平。
我国的改革从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历经七届“三中全会”、十个“中央一号文件”，惠农政策步步前进，持续深入落实。尤其是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堪称三农政策和农业体制的“第二次革命”。
二、“以财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自始至终追求的是社会共同富裕，避免社会两极分化。
马克思的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摆脱资本对人的异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所有的解放，都是将人的权利、人的世界，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按人的自由解放程度，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以神为本的社会、以物为本的社会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的社会。
从人类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产过程，既包含供“后来者”警惕的弊端，更能提供可资借鉴的“肯定的成就”。结果，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利益对抗，也有社会合作。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利益群体的对抗。在前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观既是与时俱进的。又是实事求实的。实践证明，这一社会发展理论有两个路径和模式：发达国家转换生产方式的道路是，通過以剥夺农民为主要手段、用全面商品经济形态取代产品经济形态；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走超越“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式道路，经过较长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发展，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较长期的发展?这是相对而言的，资本 主义制度模式可以跨越，但建立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不能超越：必须利用世界市场和已经出现的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后一条路径和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公式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英国资本主义选择的是从封建社会产生、剥夺农民的道路；美国资本主义选择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道路。总之，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各国都是基于不同的国情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前提
此前理论界一般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归纳为：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列宁特别强调公有制加按劳分配。斯大林把马克思的“过渡时期”当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即把两种公有制(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当成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斯大林1936年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9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是“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国家了，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误认为，我们所搞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结果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中国195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并制定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刮起“共产风”，剥夺农民，大办人民公社，结果是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社会生产积极性，出现了生产发展的大倒退。
《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年以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人类社会发展无止境，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发展的真谛是人的发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切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改革开放是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又一次新的伟大革命，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前提，教条主义、空想主义、冒进主义、右倾主义都是错误的。30年的改革开放已使我们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走上基本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生态的现代化中国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四、深入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避免“卡夫丁峡谷”的最佳通途。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挑战。也可以说“卡夫丁峡谷”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某些“峡谷现象”、消极问题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如不认真解决，可能导致停滞，使一些“疑难杂症”成为顽疾，甚至会“交叉感染”，积重难返。
改革过程中，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很多，特别是对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财富“被掠”(贪污腐败和商业欺诈)和资源环境恶化三大问题，我们必须有异常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关于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中央政策对广大农民“松绑”开始的，国家开始放弃“剥夺农民”的习惯做法，农民权利享有政策保障，可以“自由发展”了。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遇，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也带动了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是不久，政策松绑的潜力即见告罄。于是，中央从宏观上提出支农、惠农的“三农政策”，部分乃至完全取消农业税，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拨款”力度。目前国家还在强化这一政策。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绝非毕其功于一役之事。毫无疑问，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采用过“平均主义”的方法予以解决，结果失败了。实践证明，做到社會收入公平公正，本质上是在社会生产力发达的同时，佐以政策保障的结果。社会生产力发达的标准是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30年来，根据国际通行的“基尼系数”标准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我国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只有持续改革、不断发展，才能逐步根治分配不公问题。
关于社会财富“被掠”。资本主义早期积累之所以被称作“原始积累”就在于它的野蛮性，“谁占谁有”：掠夺在先，法律在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存在非法占有现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另一方面是某些人欺诈诓骗，非法掠取财富。官商勾结，是两者的“生命线”。应对这一挑战需要不断完善法制，加强民主与制度建设。
关于资源环境恶化。在资源环境方面，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国是人口大国，相对说来，又是资源贫乏、环境脆弱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再走原始积累的老路。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只有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消除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现象和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入，从而取得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 禾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