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湖北、来武汉。欢迎大家留在湖北和武汉工作生活！”3月28日15时06分，当广州南开来的G1112次高铁动车组列车停靠武汉站1号站台的时候，下车的258名旅客，听到了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如此说。应勇和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一起来接站。应勇继续说：“不管大家从哪里来，籍贯何处，来到武汉来到湖北，就是武汉人就是湖北人。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来湖北来武汉工作就业、安居乐业、投资创业，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
　　应勇本身就是他所说这句话的践行者。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3月23日上午，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接受应勇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此时，距1月23日武汉封城，整整两个月！两天以后的3月25日：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鄂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在武汉，继续实施严格的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对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的外出务工人员，经核酸检测合格后，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集中精准输送，确保安全有序返岗。同时宣布，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
　　此际，国际上，疫情已在欧美汹涌多日，亚非拉一些国家状况不明，全球累计确诊百余万人。4月5日，外媒报道，利比亚前总理贾布里勒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当地时间4月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住进了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重症监护室。美国，则在确诊超过30万人后，开始征召百万预备役士兵……
　　武汉，正是在这般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准备解封的。
　　从封城到解封，从严冬到仲春，武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七十七天！

封城决策以小时计

　　“1月22日晚上深夜，张平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近期有大量的人从武汉返回浙江，不仅引起了第二代感染，还引发了聚集性疫情，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回来，会造成更大的疫情扩散。我感到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如果连浙江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全国其他城市的防控工作将更加艰难。结束电话后，我立即向上汇报：基于疫情状况，武汉必须马上封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且，封城的时间绝不要拖到1月24日大年三十，否则疫情会更大规模向全国播散。”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学专家李兰娟日前披露武汉封城的细节。
　　1月23日凌晨2时，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称，自当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从李兰娟上报疫情认为必须立即封城，到国家对武汉封城的决策出台，只有数小时时间。

　　从2时到10时，是8个小时。在汉口火车站，有刷着手机看到封城消息的候车旅客，迅速改签车次离开武汉。也有早起后看到消息开车离开武汉的。武汉市民刘林是在1月23日上午7时被女友的一阵电话叫醒。他赶紧拿上几件衣服，开车到隔壁小区接上女友，直奔女友的老家荆州。“以前是市区车多，外面车少，但那一天上午，好多私家车要出城，高速上都是车。”刘林以最高时速160公里向荆州驶去，中途一刻也没有休息。两个多小时后，他和女友到達了荆州。
　　城里有人想出来，城外却有人冲进去。
　　在外省出差的白慧冬是在1月22日飞回武汉的。当天他出天河机场时，看到机场进出口都加装了红外线测温仪。上地铁后看到人出奇地少，情况与之前他离开武汉时迥异。其实，在还没回到武汉时，这位青宁信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就已经从不同渠道得到消息——武汉的朋友们，不少人正在逃离这座危城。因为不明原因感染的肺炎有增多迹象。
　　回到武汉的白慧冬，要抉择——走，还是不走。“走的话，从家里出小区，上地铁，直奔天河机场，许多城市可以去。”白慧冬向《新民周刊》记者感慨，“可妈妈年纪大了，孩子还小。老人和小孩是易感人群，如果逃离武汉，半路上感染了就惨了。我综合考虑后，决定宅在家里。哪知道封城以后，我这个宅在家里的决定，和政府的决策不谋而合。”
　　尽管李兰娟是在1月22日深夜向上汇报——武汉必须马上封城，可此前，她已经对武汉当时的疫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封城之议，绝非拍脑袋决定的。“1月初的时候，我听说武汉出现了传染病，作为专家，我很关心，也打电话给有关同道询问情况。后来，我听说可能有医务人员感染，我意识到严重性，就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去武汉看一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很快就决定派我和钟南山院士等6位专家组成高级别专家组，前往武汉实地研判疫情，1月18日晚上我们到达了武汉。”李兰娟说，“我与当地的医院院长和有关专家进行交流，了解到有较多的医务人员被感染，也到金银潭医院、武汉市CDC（疾控中心）以及海鲜市场周边察看。我就意识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存在‘人传人’，人已经是传染源。”

　　1月18日傍晚，年逾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从广州南站登上了北上的G1022次高铁。由于情况紧急，他是临时登上列车的。中国铁路武汉局武汉客运段的乘务员给他补了一张无座二等车票，并将他安顿到餐车一角的座位上。就这样在车上打了个小盹，当晚10时35分，钟南山赶到武汉。次日，他参加了疫情研讨后，立即前往金银潭医院等地走访。当天晚上，钟南山已经出现在北京国家卫健委的会议现场。1月20日，在央视访谈时，钟南山直言：“这个病毒，可以人传人！”
　　回到武汉的白慧冬，听到许多谣言，但不信邪。“我从天河机场回家的一路，发现地铁里许多人戴着口罩了。虽然我当时没有口罩，但没人向我咳嗽，我尽量避开人群。回到家中，就立即用酒精消毒，包括我带回的行李箱，也是搁置了24小时再开箱。我觉得这样一来，我感染这个新型病毒的机会就很少。”
　　还没等白慧冬的行李开箱。1月23日上午10时，汉口火车站外，武警人员站成一列，只许旅客出站不许进站。汉口火车站自1898年建成，122年以来首次封站。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武汉各新老铁路车站、长途客运站，出现在天河机场。只是封城公告中只写到“本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却没有对高速公路该如何管理有明文规定。当刘林和女友到达荆州后，湖北省内多条高速公路才开始封闭，封城的漏洞被堵上了。紧接武汉封城的，则是湖北省内多个地级市开始行动。湖北，几乎封省。
　　武昌区一位基层督查官员回忆武汉封城一刻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这是悲壮的时刻，而且还是在春节就要到的那一刻！一群人想方设法夺路狂奔，而留下的人，将与这座城市共生死。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脏都会震颤。”

铭刻史册的两个月

　　“武漢‘封城’，壮士断腕。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个超千万人口的城市采取的最严厉的防疫措施，但这体现了中国政府防控疫情的决心和大国担当。武汉加油！”1月23日，这段话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中以各种形式疯传。
　　武汉封城之后，1月24日己亥年除夕，解放军3支医疗队共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出发，于当晚11时44分全部抵达武汉机场！在这个不眠之夜，上海市第一批驰援武汉的136名医护人员，乘坐东方航空MU5000航班抵达武汉。这是民航首批执行驰援武汉任务的包机航班。此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纷纷赶到武汉。
　　1月28日，农历庚子年大年初四15点45分，东航上海飞行部六部一分部高级经理、机长刘明甫也接到公司电话。他神情严肃地连说三个“可以”。原来，刚完成飞行任务、回到家中陪伴病重母亲的他，接到了送医疗队员驰援武汉的紧急任务。当晚7时多一些，刘明甫所在的东航一个微信工作群里，有人发了一段话：“三个多小时前，刘机长还在家里休假，现在已到武汉。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就是使命和担当。”在此次飞行过程中，刘明甫和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以及全体队员约定——等到凯旋之际，他来接他们返沪。在东航，“待你们平安归来，我们接你们回家”之约，是刘明甫发起的。从他1月28日执飞武汉开始，此后，每一班东航运送抗疫医护去武汉的航班，机长在进行空中广播时，都与“最美逆行者”做如此约定。
　　“武汉刚封城时，一切都显得紧张。”白慧冬说。在平时来说，武汉医疗机构的人均床位数，在2018年已经达到每千人8.6张，已明显高于全国“每千人6张”的水平，更是高于北京和上海的5.74张。武汉还有同济、协和等知名医院。但当疫情起来的时候，作为传染病医院的金银潭医院的床位数马上就变得杯水车薪起来。传染病床位平时看似无甚大用，用时却显特别稀缺的矛盾，在黄冈愈加突出，却也不是中国个案。此后，当疫情在新加坡，在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在美国纽约暴发后，都出现这样的状况。未来，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其实已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课题。

　　在武汉封城之后，白慧冬开始关注起物资募集的情况，家里也成了一些人捐献物资的中转站。他回忆道，1月28日前后是武汉当地口罩需求的最大峰值。“当时有一个情况——在武汉，恐慌情绪很高，市面上口罩价格也在上涨。至于医用N95口罩则基本卖断货。”在白慧冬看来，医用N95口罩脱销的原因，在于市民对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还不太清晰，感觉买防护系数越高的口罩越保险。而当时，他注意到，海外许多地方的口罩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于是委托在海外的朋友在全球各地大量签单买口罩。
　　到了2月初，武汉当地的口罩价格开始回落。这源于人们的恐慌情绪得以平复。2月3日子夜时分的武汉，首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被转运往火神山医院，2月4日上午9时正式收治。此后，规模更大的雷神山医院启用。与此同时，武汉全面着手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集中收治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先后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起码有13家。这些针对新冠肺炎病患的分级医疗机构，由从解放军和来自29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40多支医疗队共42000余名医护人员驰援入驻，与湖北医务工作者一起打响生命保卫战。当武汉市民看到此情此景，在白慧冬看来，是有安定人心的作用的。“武汉，有救了。曙光在前！”白慧冬认为，这是当时的普遍心理。“特别是应勇到任湖北省委书记以后，我感觉情况大不相同了。”在中央指导组的介入下，在新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武汉问责多名干部。譬如洪山区副区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医疗救治组组长王在桥执行上级疫情防控决策部署不认真不坚决不到位，严重失职失责，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在用生命与病毒做抗争。武汉火神山医院院长张思兵大校是这样说的：“在疫情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马凌同样说出“誓死不退”之语，还表示：“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队员、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赵春光2月13日的一封家书，如此写道：“青山甚好，处处可埋忠骨，成忠冢，无需马革裹尸返长沙，便留武汉，看这大好城市，如何重整河山。”此前一天，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15152例，达到了战疫以来的峰值。可此时此刻的战疫者，并没有畏惧。
　　李兰娟回忆，2月1日，她的团队受国家卫健委派遣，再征武汉。这一次，她带上了30多箱物资。2月2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她发现病人数量正在急速往上涨，院区原计划收治400位重症病人，因为病人太多，立即增加收治800位病人。对于一家医院来说，有几十个重症、危重症病人就很不得了，突然要收800名重症患者，物资上、人员上都出现了很多困难，氧气、呼吸机、防护服都不够用。好在后来有10省市十多支医疗队陆续赶来，医疗物资也迅速到位，各方面的压力才慢慢缓解。“刚来的时候，ICU病亡率很高，超过80%。”李兰娟说，“我们大家上下齐心，与当地ICU各地医疗队的同仁们一起，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效果，ICU病亡率由原来高出80%降至15%以下，尤其处于细胞因子风暴早期重症患者经人工肝治疗后，存活率达100%。”

　　这是一场人类与肉眼看不见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浴血厮杀！李兰娟用了“惊心动魄”来形容这一场厮杀。钟南山在2月11日接受央视专访时称，出现新冠肺炎潜伏期24天的情况。尽管这只是个案，却足以令人忧心——这病毒确实非常“狡猾”。此后，钟南山团队发现的新冠病毒各种情况，每每进一步证明这一点——2月13日，在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新冠病毒;2月18日，在广东省的新闻发布会上，两次提醒下水道通畅极其重要;2月22日，在患者尿液中分离出新冠病毒……
　　在暂时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对重症患者出现的情况见招拆招;对轻症患者，则执行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疫情之火，终于逐渐熄灭。
　　3月16日，武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仅1例，连续六天降至个位数。湖北医疗队陆续开始撤离，在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场送别仪式后，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对首批撤离的同济大学上海医疗队队员说：“之前我在上海送你们，现在我在湖北送你们回，开慢点，注意安全！”

　　3月18日一整天，武汉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均无新增，这是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出现“双零”。
　　3月22日，刘明甫再飞武汉。这一次，是去接第三批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凯旋。犹记得55天之前完成紧急任务时，刘明甫曾与陈尔真和全体队员约定“待你们平安归来，我再来接你们回家”，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刘明甫早早站在飞机舱门口，与客舱经理一起迎接唱凯的英雄。东航为英雄们送上两样物件——一是上海人儿时最喜欢的大白兔奶糖，二是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时刻而特别制作的纪念登机牌。
　　终于，在3月28日，武汉铁路各站恢复客运业务。这是武汉从“按住暂停”到“重启恢复”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标志着武汉的疫情，已经扑灭。应勇在武汉站说，武汉是健康的城市，经过两个多月的奋力拼搏，目前武汉主战场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初步实现了社区干净、社会面干净，初步取得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成果。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我们疫情控制的速度在医学史上不曾有过。他说：“我们2到4个月把一个大流行给控制住，在整个传染病历史上，事实上是不曾有过的，在整个医学历史教科书上是没有过的。为中国的勇士、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感到自豪。”这无疑是铭记史册的两个月！
　　比尔·盖茨在接受美国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采访时也高呼：“谢天谢地，中国控制住了疫情。”

疫后建设需更好规划

　　回看武汉疫情正烈的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地坛医院远程诊疗中心，通过视频连线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协和医院、火神山医院，在称赞一线医务工作者、干部职工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火线上的中流砥柱”的同时，习近平指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时隔一个月以后，习近平来到武汉，考察抗击疫情的前线阵地，传递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鲜明信号。武汉之行，习近平主要考察了火神山医院和东湖新城社区。在东湖社区，习近平指出：“社区在这次保卫战、阻击战中立下了大功。” 　　白慧冬告诉记者，他的切身感受是——武汉各级干部下沉社区，参与网格化管理。他所在的藏龙桥“阳光100大湖第”，就有来自畜牧局的下沉干部。下沉干部在社区，确实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比如说一些生活用品、主副食品的价格需要稳定住。疫情之后，这方面更不该松劲。另一方面，经历了疫情，和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封城，一旦解封，武汉市民面临着一种抉择——是否该上街消费，特别是该不该上街品尝美食。这种内心的恐慌指数，是需要平抑的。”白慧冬以自家所住社区举例：“我们小区，在1月底的时候，有个老太去世了。当时傳闻是得了新冠肺炎而死。这导致了整个社区的紧张。之后证实，老太并非死于新冠肺炎。但因为整个武汉确诊人数上升得特别快，社区居民都自觉宅在家里。如今，则有宅惯了的感觉。”确实，解封之际，武汉市人民政府网站4月3日还发布公告称，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武汉市将继续强化小区封闭管理，引导居民非必要出行尽量不出门，坚决切断传染源、阻隔传播途径。
　　然而，控制住疫情的武汉，必须重新起步。该怎样建设、该有怎样更好的规划？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教授看来：一方面要适当调整湖北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还是要坚持防控疫情、发展经济“双底线”思维。毛振华表示：“为此可实施精准救助，加大对企业重点扶持力度，而不是简单地搞财政补助。我建议，对愿意开工复工的中小企业要加大扶持力度，见苗浇水，对武汉区域的中小企业可以免税三年，还可以鼓励创业。”与此同时，毛振华还表示，未来可以在武汉建设国家公共卫生战略储备基地。“武汉是国内此次疫情中心，在武汉建设国家公共卫生战略储备基地，也是一个纪念;武汉是交通运输枢纽中心，交通运输极为便利;这也能体现中央对武汉的支持——基地的建设短期来看可以带来就业，长期来看会推动湖北地区成为医疗物资重要的生产基地。”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导叶青教授认为，可以迅速将中央应对疫情指导小组就地转化为中央对湖北疫后重建协调工作指导小组，全面统筹协调指导湖北的疫后重建工作。
　　毛振华认为，在关注疫情冲击下相关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同时，关注疫情之后整个供应链尤其是湖北区域供应链恢复的问题、关注湖北区域外出务工人员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未来，可对武汉疫情期间居家的居民发放消费券，可建立发达省份对湖北恢复生产的对口支援机制。对口支援不仅短期内有助于湖北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快速恢复，长期来看也有助于湖北学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经验，也应建议中央各部委制定对湖北的帮扶政策。
　　遭到新冠病毒侵袭的大武汉，病灶得以消除。下一步，解封之城，需要活血化瘀，更好地融入并助力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