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十七大释放出的一系列新信号，地方政府创新正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对接群众的诉求、鼓励群众的参与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创新的情境观察，人们笃信内部的变革需求要比外部的政策空间更为可靠，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试验与创新来说，外在的政策因素从来不容忽视。
　　在中国政坛，地方试验与创新风起，源头之一就是中央的政策。重要文件中的只言片语，就足以给地方变革者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与施展空间，推动他们走上前台释放活力。
　　故此，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在解释“贵阳政改”的原因时，一口气征引了胡锦涛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和省委组织部长张少农的五段讲话，称“这是贯彻中央和省委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这是一种地方变革者的政策自觉与政治智慧。不过，恰是这种自觉与智慧使得地方政府创新有了一个可被标注的横向历史坐标：不同时期、不同政策下不同的创新空间，影响着地方创新，使其具有各不一样的特点，特别是每5年一次的换届之后，新的政策导向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影响尤为明显。
　　如此，我们可以将观察2008年地方政府创新的历史坐标定位于十七大。纵览2008年地方政府创新可以发现，随着十七大释放出的一系列新信号，地方政府创新正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對接群众的诉求、鼓励群众的参与表现得尤为明显。
　　鼓励群众参与，除了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之外，还有两个背景应该值得关注。一是“还权于民”在第三次解放思想大讨论中的凸显。2008年8月的最后一天，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还权于民，还什么权，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怎么还，就需要地方政府在创新中实现群众参与了。二是网络政治在2008年的崛起。2008年5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同网民交流的日子，被视为开启了“中国网络问政元年”。在此前后，在网络成为“新渠道”的大势下，地方政府也变得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倾听网络民意到挖掘网络智库、再到凸显网络问政的行动早已经在全国渐次展开，鼓励群众参与就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正因如此，在公推公选中，才会出现更加重视群众知情权的“南京电视PK官员”；在官员选任中，才会出现强化群众监督权的“徐州民意‘弹劾’官员”。同时，湖南才会在行政程序法中，将群众的参与法制化，广州才会在其新政绩考核体系中，强调民意的参与、表达、监督，贵阳才会在政改中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融为一体。
　　在地方政府创新中对接群众的诉求，意味着创新不再仅源于区域间竞争的压力，也来源于向下的现实需要，这无疑归功于2008年绕不开的群体性事件。2008年是群体性事件多发且广为人知的一年，同时，多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也前所未有地公开透明，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锻炼，公众在认识了自身权利之后，更认识到了自己的权力。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群众反映最强烈、承受力最薄弱的部分应该优先改革，而且每一个改革措施都要伴随着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惟此才能为改革争取到最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获取源源不断的改革推动力。
　　正因如此，谯城区才会不断完善“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余杭才会建立自己的“法治指数”、北京海淀才会关注到行政争议、云南才会开启13年义务教育。
　　回顾入选的十大创新案例，它们将来的发展轨迹会如何，谁也无法预知，中国改革的基本模式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2008亦不例外。唯有希望，2008的每一次探足，都有迎风向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