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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并将原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其次，通过数值模拟说明了全要素生产率在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会显著影响该变迁过程的速度；最后，运用修正后的面板数据模型经验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呈正向影响。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行为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变迁；政府干预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50－07
一、引言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与其转型升级过程是高度融合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土地经济”模式的日趋衰落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不断递减，传统上我国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持续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TFP的提高（王小鲁，2000），以及在促进TFP提高过程中政府干预能力的提升， 因此，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当前中央提出的“稳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稳投资”，而是更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增长”目标。通过对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这两个因素来实现上述“稳增长”目标。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比较丰富。结构主义学派一般认为在经济中各个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主要动力（如Pasinetti，1981；Syrquin，1988；Harberger，1998等）。以Schumpeterian思想为核心的研究则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就是由于创新和模仿所导致的企业不断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如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4；Metcalfe，1998等）。 而近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导致行业结构变化的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排序”和“选择”（如 Andersen，2001； Montobbio，2002；Peneder，2003；Metcalfe et al.，2006；Holzl et al.，2007等）。虽然上述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机理，但他们几乎都没有逃脱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框架（Chenery et al.，1986）。
对此，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技术进步和TFP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Galor & Weil（2000）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将一国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尔萨斯经济、后马尔萨斯经济和索洛经济）， 他们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由马尔萨斯经济过渡到索洛经济的重要力量（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内涵比较狭隘以及其变化过程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因而以技术进步作为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对此，Hansen & Prescott （2002）在Galor & Weil（2000）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TFP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动力的观点。他们将马尔萨斯经济转变为索洛经济的过程划分为完全的马尔萨斯经济阶段、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共存阶段以及完全的索洛经济阶段，并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数值模拟说明了TFP是推动一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在Hansen & Prescott（2002）的模型中存在着如下缺陷：首先，他们将TFP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并没有很好地回答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因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学意义；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而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目前相关文献较少。李博和曾宪初（2010）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1978年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府干预行为；1978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国际经济和政府干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他相关文献都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进而从中总结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因素。
与国内前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不同，笔者主要基于Hansen & Prescott（2002）的理论模型，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首先，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的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次，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 使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再则，利用数值模拟说明了TFP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则会影响该变迁进程的速度；最后，基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以我国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的贡献：（1）将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TFP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同时，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2）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技术
假定在经济中只生产一种商品；期初在该经济中仅存在马尔萨斯生产部门（即现实经济中的第一产业），随后在马尔萨斯生产部门中衍生出索洛生产部门（即现实经济中的第二、三产业）。在马尔萨斯部门中生产要素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索洛部门中，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这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是：
Y■=A■■·K■■·N■■·L■■A■=？浊■·A■·K■■·N■■；K■>0，N■>0 （1）
Y■=A■■·K■■·N■■A■=？浊■·A■·K■■·N■■；K■>0，N■>0 （2）
其中：M表示马尔萨斯生产部门；S表示索洛生产部门；Aj，Yj，Kj，Nj和Lj（j=M，S）分别表示在j生产部门中的TFP、总产出、资本、劳动和使用的土地。0<？琢，？准，？滋<1；0<？琢+？准+？滋<1；0<？酌<1；0<？姿，？兹<1；0<？姿+？兹<1；在该经济中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它既不能被生产出来也不会被折旧。土地的总量被标准化为1。此外，土地除了在马尔萨斯生产部门中被用于生产外，不会有其他的用途。因此，在均衡状态下LMt=1。
由于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不断投入会导致生产技术、管理制度以及劳动者素质等不断进步，而这些都属于TFP范畴，因此，我们认为TFP是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并且假定它们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此，假设TFP（即{Ajt}■■，j=M，S）为正数，它们遵循（1）式和（2）式的内生变化过程，其中？浊j，j=M，Ｓ分别表示马尔萨斯和索洛生产部门在“干中学”过程中生成TFP的调整系数，0<？浊M<？浊S。
在该经济中，马尔萨斯生产部门的生产被认为是土地密集型生产，而索洛生产部门的生产被认为是资本密集型生产。为了与该假定相一致，此处假定为？兹>？准。当土地被解释为固定的生产要素时，土地是不会进入索洛生产部门的。同时，我们还假定TFP在索洛生产部门中，其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要大于马尔萨斯生产部门，即？姿>？琢。
另外，考虑到索洛经济部门是在马尔萨斯部门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假定当经济中只有马尔萨斯部门存在时，索洛经济部门的TFP等于马尔萨斯经济部门的TFP，即当KS t=0，NS t=0时，AS t=AM t。
政府部门在该经济中主要通过对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部门制定不同的税率来实现经济干预目的。政府部门的税收收入主要用于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此处，假定政府通过对企业和年轻家庭进行征税，然后将征收得来的部分税收作为转移支付给年老家庭，从而实现代际之间的平稳过渡。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Gt+Mt=？子M·YM t+？子S·YS t+？子h·wt （3）
其中，？子M表示对马尔萨斯部门产出所征税率；？子S表示对索洛部门产出所征税率；？子h表示对年轻家庭的工资收入所征税率；Gt表示政府消费；Mt表示转移支付；wt 表示工资收入。为了分析方便假定政府的转移支付占其支出的比例为？啄且为固定值，则Mt+1=？啄·［？子M·YM t+？子S·YS t+？子h·wt］。
假定任意一种生产部门的产出都被用于家庭消费、政府消费和资本投资，在每期期末资本被完全折旧。因此，该经济的资源约束为：
Ct+Kt+1+Gt=YM t+YS t （4）
为了分析方便，假定在每个经济部门中只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在经营。给定Aj、工资率w、资本租金率rK和土地租金率rL，企业采用j种生产技术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max{（1-？子j）·Yj-w·Nj-rK·Kj-rL·Lj}， j=M，S （5）
（二）偏好
假定家庭的存续期只有两期，他们的偏好取决于在存续期中每期的消费。 在t期出生的年轻家庭拥有的偏好为如下效用函数：
U（c1t，c2t+1）=log（c1t）+ ？茁log（c2t+1） （6）
其中：c1t为在t期出生的年轻家庭的消费；c2t为在t-1期出生的年老家庭的消费。在t期出生的年轻家庭数量表示为Nt，Nt+1=g（c1t）·Nt （7）
其中：g（·）的函数形式是给定的。另外，假定g（·）的定义域为［cMIN，∞］。它是连续、可微和单峰的，而且g '（cMIN）>0。
在初始的t0时刻， 经济中每个年老的家庭获得Kt 0 /Nt 0-1单位资本和L=1/Nt 0-1单位土地的禀赋。年老家庭出租土地和资本给企业。在每个存续期的期末，年老家庭又将土地出售给年轻家庭。每个年轻家庭获得一单位劳动，劳动的收入被用于消费以及购买资本和土地。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被用于当年轻家庭转变为年老家庭时的消费。也就是说，年轻家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大化（6）式，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1t+kt+1+qt·lt+1=（1-？子h）wt；c2t+1=rkt+1·kt+1+（rLt+1+qt+1）Lt+1+mt+1
（8）
其中：此处小写字母k，l表示家庭拥有的资本和劳动，大写字母K，L（L=1）表示整个经济可用的资本和土地；字母q表示土地的价格。为了模型的简便性，假定在每期中每个年老家庭获取的转移支付是相同的，即mt+1=Mt+1/Nt。
（三）竞争性均衡
给定Nt0，kt0，lt0（其中Nt0-1lt0=1），该经济中的竞争性均衡包括了如下t≥t0的序列：价格序列{qt，wt，rKt，rLt}，企业配置序列{KMt，KSt，NMt，NSt，YMt，YSt}，家庭配置序列{c1t，c2t+1，kt+1，lt+1}，政府配置序列{Gt，Mt，？子M，？子S，？子h}。上述一系列序列使得如下的命题为真： 1． 给定价格序列，企业配置解决方程（5）描述的问题。
2． 给定价格序列，家庭配置在约束方程（8）的条件下，最大化方程（6）。
3． 给定价格序列，政府的配置满足方程（3）的约束。
4． 市场出清：KMt+KSt=Nt-1·kt；NMt+NSt=Nt；
YMt+YSt=Nt c1t+Nt-1 c2t+Ntkt+1Gt；Nt-1lt=1。
5． Nt+1=g（c1t）Nt。
基于上面模型的基本框架，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命题：
命题1：对于任意一个工资率w和资本租金率rK，经营马尔萨斯部门是有利可图的，即：对于所有的t，YMt>0（证明略）。
命题2：给定w和rk，当ASt满足下式的条件时，索洛部门最大化每单位产出的利润是正的（证明略）。
ASt >（1/？浊S）（rk/w）■［（１-？酌？姿-？兹）（？酌？姿+？兹）］■{w/［（1-？子s）·（１-？酌？姿-？兹）］}■
如果两个部门都经营，总产出惟一决定于性态良好的最大化问题：
Y（AMt，ASt，Kt，Nt）=■{A■■（Kt-KSt）？准（Nt-NSt）？滋+A■■·K■■·
N■■} （9）
均衡的工资和租金率为：
wt=（1-？子M）·？滋·A■■·K■■·N■■＝（1-？子S）（１-？姿-？兹）·A■■·K■■·N■■rKt=（1-？子M）·？准·A■■·K■■·N■■＝（1-？子S）·？兹·A■■·K■■·N■■rLt=（1-？子M）·（1-？琢-？准-？滋）·A■■·K■■·N■■ （10）
利用家庭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c1t=［（1-？子h）·wt+mt+1］/（1+？茁）；qt+1=qt rKt+1-rLt+1 （11）
另外预算约束和市场出清条件为：
Kt +1=Nt·［（1-？子h）wt-c1t］-qt （12）
给定AM t 0，Kt 0，Nt 0和初始土地价格qt 0，则（7）式和（10）式～（12）式决定了均衡的价格和产量序列：{wt，rKt，rLt，qt+1，c1t，Nt +1，Kt +1}■■ 。
（四）数值模拟
1． 初始值设定
为了描述模型中增长路径的特征，根据Lucas（1998）的研究，将人口增长率函数设定为：
g（c1）=Y■■（2-■）+2（■-1），c■<2c■2-■，2c■≤c■≤18c■1，c■>18c■ （13）
其中，c1为模型中每期的消费，c1M为在稳态时马尔萨斯经济中每期的消费，g（·）为人口增长率函数。如果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ASt}■■持续增长，最终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会超过ASt>（1/？浊S）（rK /w）■［（1-？酌？姿-？兹）/（？酌？姿+？兹）］■{w/［（1-？子s）·（1-？酌？姿-？兹）］}■。而本文中的命题2则会确保在这个时候资本和劳动会被分配给索洛生产技术。
为了对本文模型进行数值模拟，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设定。在本文中，根据Hansen & Prescott（2002）参数的设定将马尔萨斯技术的TFP份额？琢设定为0.01；根据Philip T. Hoffman（1996）和Clark（1998a）的估计结果，将马尔萨斯技术资本份额？准设定为0.10；根据Hansen & Prescott（2002）参数的设定，将马尔萨斯技术劳动份额设定为0.60；综合邱晓华等（2006）和刘伟等（2008）的估计结果，将索洛技术资本份额？兹和TFP份额？姿分别设定为0.60和0.10； 根据Hansen & Prescott（2002）参数的设定，将贴现率？茁和马尔萨斯经济下人口增长率？酌M分别设定为1.00和1.032。 对于生成TFP “干中学”过程中资本投入的份额？酌，我们将其设定为0.60；政府部门转移支付占其总支出的比例？啄设定为0.30；政府部门对马尔萨斯经济部门产出所征的税率？子？赚设定为0.32；为了研究政府不同的干预力度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其他用于比较的税率分别设定为0.10和0.55；政府对索洛经济部门产出所征的税率？子S设定为0.10；政府对年轻家庭工资收入所征税率？子h设定为0.10。①
2． 数值模拟结果
根据图1、图2和图3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TFP在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TFP的持续增长并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在马尔萨斯部门中将分化出索洛部门，由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使得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从马尔萨斯部门逐步向索洛部门倾斜，从而导致马尔萨斯部门逐步萎缩，整个经济逐渐转变为索洛经济。
其次，政府通过征税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干预会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速度。根据图3数值模拟的结果可知，政府干预行为的力度并不是越强越好，合适的干预力度会加快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而过度和过低的干预力度则会减缓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
上述理论模型中数值模拟的结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
首先，TFP波动较大且并未稳定在临界值之上是导致新中国建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中国建立前，我国经济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即马尔萨斯部门占主导地位），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向现代经济（即索洛部门占主导地位）转变的进程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我国经济受到封建统治、外国列强的欺压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等不利因素的干扰，TFP波动较大且并未稳定在临界值之上。 当TFP超过临界值时，其转变过程可能会顺利一些（比如一战时期等），当TFP低于临界值时，其转变过程就会停滞下来甚至出现倒退现象（比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等）。 其次，TFP稳定在临界值之上和政府有力的经济干预行为是导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因素（比如前苏联的援助、新的制度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等）使得TFP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并能够稳定在临界值之上，再加上政府有力的经济干预行为，所以，在该段时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较为顺利。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TFP增长比较缓慢，但是它仍然处于临界值之上，所以，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仍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经验研究
（一）变量的选取
为了验证前面模型的结论，在此利用我国相关经济数据进行经验研究，以探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直接从全国整体的角度进行估计，并不能准确地反映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省份为单位，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来进行估计。由于我国河北、内蒙古、西藏、海南、广东、重庆、四川、江西和宁夏九个省份，与计算TFP相关的数据资料大面积缺失，所以，在本文中仅采用其他22个省份的数据资料。另外，由于现实中相关历史数据资料缺乏，只能选取我国解放后一段历史数据作为经验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时间选取为1953～2008年。
1． 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即DEA方法）估计TFP值。这是因为：首先，DEA方法放弃了单个生产单位是完全有效率的假定， 并可将TFP增长分解为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从而对政策的制定更有意义；其次，DEA方法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 它无需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减少了模型设定的误差（吴军，2009）。对于资本存量的选取，主要采用各省历年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张军等，2004；王志刚等，2006），然后对该指标值经过分省GDP指数进行调整得到实际资本形成总额。但是，此处得来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还不能等同于当年实际资本存量指标，它还需要减去一个折旧项（张小蒂、李晓钟，2005）。而折旧项的确定就要涉及到折旧率的选取，此处，按照张军等（2004）的估计结果将折旧率设定为9.6%。对于劳动力指标的选取，主要采用各省历年年末从业人数指标。
2． 政府干预行为指标。政府干预行为度指标，用政府消费占当地GDP的比重表示（陆铭、陈钊，2009）。此处主要采用我国22个省份1953～2008年间各省历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政府干预行为度的指标。
3． 产业结构变迁指标。本文选择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这是因为根据前面理论模型的结论可知，在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从马尔萨斯部门向索洛部门倾斜的过程中，会出现马尔萨斯部门产出下降而索洛部门产出上升的情况，而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可以准确地反映上述变化过程。
4． 控制变量选取。（1）市场需求指标。市场需求指标， 主要选取1953～2008年我国22个省份历年经过GDP指数调整后的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以及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个指标实际值的总和。这是因为：首先，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了最终消费，而最终消费是指一国常住单位从本国和国外领土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但是从国外领土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并不能增加本国生产的市场需求， 因而须从最终消费中扣除掉该部分支出；其次，国外从本国购买的货物和服务能够增加本国产品生产的市场需求，因而在计算本国市场需求时须加上该部分的支出。因此，本国的市场需求指标主要包括三部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2）要素供给指标。要素供给指标主要选取1953～2008年我国22个省份经过GDP指数调整后的历年年末实际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要素供给指标。本文没有选取劳动力供给指标，其原因是：首先，在我国各省的历年统计数据中，关于各省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据缺失严重，而且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到第二、三产业，他们理应属于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但是各省关于该项统计数据基本没有；其次，劳动力供给和资本供给之间是高度相关的，资本供给数据基本能够反映我国劳动力供给数据的信息，将劳动力供给指标放入模型中并不会提供多少额外的信息；最后，选取数据质量不可靠的劳动力供给指标放在模型中，并不会提高模型的估计效果，反而会降低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3）对外开放指标。 对外开放指标用我国22个省份1953～2008年历年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其中，《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对于各省1953～1998年历年进出口总额的计算采用的是美元计价。 对于各省进出口总额的美元价值转换为人民币价值，主要采用全国1953～1998年进出口总额的两种计算方式（分别是美元和人民币）得到的价值比率作为美元与人民币换算的比率，以此计算出1953～1998年各省历年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4）人力资本投资指标。人力资本投资指标用各省历年中等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来表示。 一般而言，在某个省份中，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省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重视和发达程度。
以上所有指标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各省的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各省统计局网站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以及社科院经济统计数据库等。相关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二）经验估计方程的构建
1． 虚拟变量设定
由于我国经济在1953～2008年之间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会使本文中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会影响到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因此，我们针对这些历史事件采用虚拟变量加以区别，以确保面板模型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虚拟变量的设定如表1所示。
2． 经验估计方程设定
lnnagrit=？琢i+？茁i·lntfpit+∑■■ ？茁j+1·Dj*lntfpit+ ？茁10·lndemandit+ ∑■■ ？茁10+j Dj*lndemandit+ ？茁19·lncapitalit+∑■■ ？茁19+j·Dj*lncapitalit+
？茁28·lnopenit+∑■■ ？茁28+ j·Dj*lnopenit+ ？茁37·lngovernit+∑■■ ？茁37+ j·
Dj*lngovernit+ ？茁46·lnhumancapit+∑■■ ？茁46+ j·Dj*lnhumancapit+Vit
其中，lntfp为各省历年TFP扩大10倍后的对数值；lnnagr为各省历年二、三产业总值占所在省份GDP比重扩大100倍后的对数值；lndemand为各省历年实际市场需求量扩大10倍后的对数值；lncapital为各省历年实际资本形成总额扩大1000倍后的对数值；lnopen为各省历年对外开放度扩大100 000倍后的对数值；lngovern为各省历年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扩大1000倍后的对数值；lnhumancap为各省历年中等和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对数值；Vit为残差扰动项；i=1，2，…，22；t=1，2，…，54；。
（三）经验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修正后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略去），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总体而言，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与前面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6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新制度的建立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从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1966～1977年为文革时期， 此时TFP和产业结构变迁都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由于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此时都处于被压制状态， 因此，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反而更突出；1978～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正逐渐从文革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但由于制度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因而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下降；1982～2008年为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不断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得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提高。
2. 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不断增强，这与先前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57年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各个省份的政府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从而使得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整体上较为模糊；1958～1965年为 “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在该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断下降，而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本身也处于停滞状态；1966～1977年为文革时期， 由于此时政府机关以及企业等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而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下降时期；1978～2004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约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体制因素得到了改善，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这段时期内逐渐增加；2005～2008年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新的改革时期，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更加灵活变动使得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进出口行业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显著增强阶段。
3. 市场需求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且影响程度不断减弱。该结果与我们的经济直觉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了上面的估计结果：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等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就导致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解释能力较弱。其次，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中西部省份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较大一部分并不是当地生产的， 而是东部省份生产并通过省际贸易实现的。而由于东部省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要高于中西部省份，因而东部省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到中西部省份会使中西部省份二、 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这就导致中西部省份的市场需求对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从而影响了面板数据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最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不断转移，有效地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从而使得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负向影响不断减弱。
4. 资本积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断减弱。1953～1965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主要完成了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并正在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该时期内我国进行了包括前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在内的大规模投资，这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较为显著；1966～1977年为文革时期，虽然在该段时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资本积累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此时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受到的压制相对更大，因而在该段时期内资本积累对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变得较为突出；1978～1982年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此时政府开始大力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恢复；1982～2008年为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投资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因此，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也就不断减弱。
5. 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此时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进步（比如政府的扫盲行动、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等），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而导致了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下降，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下降；1966～1977年为文化大革命影响时期，此时教育领域为“重灾区”，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成为备受打击的对象，青少年失去了正常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1978～1996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的教育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有了新的提高， 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1997～2004年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这使得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5～2008年时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规模的持续扩大，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不断加深，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峻，从而使得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因而此时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6. 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此时对外开放使得我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必要资本和技术（比如前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等），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前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使得我国经济建设从对外开放中很难获得有力的帮助，因而此时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在1966～2008年时期内，虽然其中经历了文革动乱，但是在该时期内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变迁基本上是处于同步变化的，即对外开放力度越大，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步伐相应地就会越快。
四、结束语
关于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Hansen & Prescott （2002）的模型框架将政府干预行为因素引入到理论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同时，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 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从而使模型更具有经济学意义。根据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其干预力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合适的干预力度会加快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而过高和过低的干预力度则会减缓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因此，考虑到近几年我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呈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并不矛盾，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根据前面的研究可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以及提升政府在上述过程中的干预能力有利于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行为与TFP。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就在于政府要能够千方百计地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以及政策环境等各个方面创造出积极有利的条件，促进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即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这也是当前中央提出“稳增长”的核心所在。最后， 在促进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贡献水平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要保持合适的干预力度。过低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我国经济错过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有利机遇期，从而有可能步入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增长陷阱；过高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断层现象（即旧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迅速摧毁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相应形成的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大幅下滑、社会剧烈动荡，进而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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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郄彦平；校对：龙会芳）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变迁；政府干预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6－００50－07
一、引言
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首先，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与其转型升级过程是高度融合的，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又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地方政府“土地经济”模式的日趋衰落以及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的不断递减，传统上我国依靠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是很难持续的，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更多地取决于TFP的提高（王小鲁，2000），以及在促进TFP提高过程中政府干预能力的提升， 因此，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最后，当前中央提出的“稳增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稳投资”，而是更强调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来实现整个经济的“稳增长”目标。通过对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这两个因素来实现上述“稳增长”目标。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相关文献比较丰富。结构主义学派一般认为在经济中各个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的变化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主要动力（如Pasinetti，1981；Syrquin，1988；Harberger，1998等）。以Schumpeterian思想为核心的研究则认为产业结构变迁就是由于创新和模仿所导致的企业不断进入和退出的过程（如Nelson & Winter，1982；Winter，1984；Metcalfe，1998等）。 而近期的一些研究结果则表明导致行业结构变化的机制主要有两种，即“排序”和“选择”（如 Andersen，2001； Montobbio，2002；Peneder，2003；Metcalfe et al.，2006；Holzl et al.，2007等）。虽然上述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和机理，但他们几乎都没有逃脱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框架（Chenery et al.，1986）。
对此，国外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技术进步和TFP的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Galor & Weil（2000）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将一国从马尔萨斯经济向索洛经济的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马尔萨斯经济、后马尔萨斯经济和索洛经济）， 他们通过数学模型的推导说明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由马尔萨斯经济过渡到索洛经济的重要力量（即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但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内涵比较狭隘以及其变化过程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因而以技术进步作为解释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对此，Hansen & Prescott （2002）在Galor & Weil（2000）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TFP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动力的观点。他们将马尔萨斯经济转变为索洛经济的过程划分为完全的马尔萨斯经济阶段、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共存阶段以及完全的索洛经济阶段，并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数值模拟说明了TFP是推动一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在Hansen & Prescott（2002）的模型中存在着如下缺陷：首先，他们将TFP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并没有很好地回答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因而缺乏足够的经济学意义；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而与现实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关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目前相关文献较少。李博和曾宪初（2010）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1978年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政府干预行为；1978年以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来源主要是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国际经济和政府干预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其他相关文献都主要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进而从中总结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力因素。
与国内前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动力问题的研究不同，笔者主要基于Hansen & Prescott（2002）的理论模型，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首先，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的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次，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 使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再则，利用数值模拟说明了TFP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政府干预行为则会影响该变迁进程的速度；最后，基于前面理论模型的分析，以我国22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经验分析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本文的贡献：（1）将Hansen & Prescott （2002）模型中TFP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从而较好地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同时，将政府干预行为引入到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2）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探讨了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对于我国当前经济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有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一）技术
假定在经济中只生产一种商品；期初在该经济中仅存在马尔萨斯生产部门（即现实经济中的第一产业），随后在马尔萨斯生产部门中衍生出索洛生产部门（即现实经济中的第二、三产业）。在马尔萨斯部门中生产要素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在索洛部门中，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这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是：
Y■=A■■·K■■·N■■·L■■A■=？浊■·A■·K■■·N■■；K■>0，N■>0 （1）
Y■=A■■·K■■·N■■A■=？浊■·A■·K■■·N■■；K■>0，N■>0 （2）
其中：M表示马尔萨斯生产部门；S表示索洛生产部门；Aj，Yj，Kj，Nj和Lj（j=M，S）分别表示在j生产部门中的TFP、总产出、资本、劳动和使用的土地。0<？琢，？准，？滋<1；0<？琢+？准+？滋<1；0<？酌<1；0<？姿，？兹<1；0<？姿+？兹<1；在该经济中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它既不能被生产出来也不会被折旧。土地的总量被标准化为1。此外，土地除了在马尔萨斯生产部门中被用于生产外，不会有其他的用途。因此，在均衡状态下LMt=1。
由于在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不断投入会导致生产技术、管理制度以及劳动者素质等不断进步，而这些都属于TFP范畴，因此，我们认为TFP是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并且假定它们也遵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此，假设TFP（即{Ajt}■■，j=M，S）为正数，它们遵循（1）式和（2）式的内生变化过程，其中？浊j，j=M，Ｓ分别表示马尔萨斯和索洛生产部门在“干中学”过程中生成TFP的调整系数，0<？浊M<？浊S。
在该经济中，马尔萨斯生产部门的生产被认为是土地密集型生产，而索洛生产部门的生产被认为是资本密集型生产。为了与该假定相一致，此处假定为？兹>？准。当土地被解释为固定的生产要素时，土地是不会进入索洛生产部门的。同时，我们还假定TFP在索洛生产部门中，其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要大于马尔萨斯生产部门，即？姿>？琢。
另外，考虑到索洛经济部门是在马尔萨斯部门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假定当经济中只有马尔萨斯部门存在时，索洛经济部门的TFP等于马尔萨斯经济部门的TFP，即当KS t=0，NS t=0时，AS t=AM t。
政府部门在该经济中主要通过对马尔萨斯和索洛经济部门制定不同的税率来实现经济干预目的。政府部门的税收收入主要用于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此处，假定政府通过对企业和年轻家庭进行征税，然后将征收得来的部分税收作为转移支付给年老家庭，从而实现代际之间的平稳过渡。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为：
Gt+Mt=？子M·YM t+？子S·YS t+？子h·wt （3）
其中，？子M表示对马尔萨斯部门产出所征税率；？子S表示对索洛部门产出所征税率；？子h表示对年轻家庭的工资收入所征税率；Gt表示政府消费；Mt表示转移支付；wt 表示工资收入。为了分析方便假定政府的转移支付占其支出的比例为？啄且为固定值，则Mt+1=？啄·［？子M·YM t+？子S·YS t+？子h·wt］。
假定任意一种生产部门的产出都被用于家庭消费、政府消费和资本投资，在每期期末资本被完全折旧。因此，该经济的资源约束为：
Ct+Kt+1+Gt=YM t+YS t （4）
为了分析方便，假定在每个经济部门中只有一个竞争性的企业在经营。给定Aj、工资率w、资本租金率rK和土地租金率rL，企业采用j种生产技术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max{（1-？子j）·Yj-w·Nj-rK·Kj-rL·Lj}， j=M，S （5）
（二）偏好
假定家庭的存续期只有两期，他们的偏好取决于在存续期中每期的消费。 在t期出生的年轻家庭拥有的偏好为如下效用函数：
U（c1t，c2t+1）=log（c1t）+ ？茁log（c2t+1） （6）
其中：c1t为在t期出生的年轻家庭的消费；c2t为在t-1期出生的年老家庭的消费。在t期出生的年轻家庭数量表示为Nt，Nt+1=g（c1t）·Nt （7）
其中：g（·）的函数形式是给定的。另外，假定g（·）的定义域为［cMIN，∞］。它是连续、可微和单峰的，而且g '（cMIN）>0。
在初始的t0时刻， 经济中每个年老的家庭获得Kt 0 /Nt 0-1单位资本和L=1/Nt 0-1单位土地的禀赋。年老家庭出租土地和资本给企业。在每个存续期的期末，年老家庭又将土地出售给年轻家庭。每个年轻家庭获得一单位劳动，劳动的收入被用于消费以及购买资本和土地。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被用于当年轻家庭转变为年老家庭时的消费。也就是说，年轻家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大化（6）式，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c1t+kt+1+qt·lt+1=（1-？子h）wt；c2t+1=rkt+1·kt+1+（rLt+1+qt+1）Lt+1+mt+1
（8）
其中：此处小写字母k，l表示家庭拥有的资本和劳动，大写字母K，L（L=1）表示整个经济可用的资本和土地；字母q表示土地的价格。为了模型的简便性，假定在每期中每个年老家庭获取的转移支付是相同的，即mt+1=Mt+1/Nt。
（三）竞争性均衡
给定Nt0，kt0，lt0（其中Nt0-1lt0=1），该经济中的竞争性均衡包括了如下t≥t0的序列：价格序列{qt，wt，rKt，rLt}，企业配置序列{KMt，KSt，NMt，NSt，YMt，YSt}，家庭配置序列{c1t，c2t+1，kt+1，lt+1}，政府配置序列{Gt，Mt，？子M，？子S，？子h}。上述一系列序列使得如下的命题为真： 1． 给定价格序列，企业配置解决方程（5）描述的问题。
2． 给定价格序列，家庭配置在约束方程（8）的条件下，最大化方程（6）。
3． 给定价格序列，政府的配置满足方程（3）的约束。
4． 市场出清：KMt+KSt=Nt-1·kt；NMt+NSt=Nt；
YMt+YSt=Nt c1t+Nt-1 c2t+Ntkt+1Gt；Nt-1lt=1。
5． Nt+1=g（c1t）Nt。
基于上面模型的基本框架，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命题：
命题1：对于任意一个工资率w和资本租金率rK，经营马尔萨斯部门是有利可图的，即：对于所有的t，YMt>0（证明略）。
命题2：给定w和rk，当ASt满足下式的条件时，索洛部门最大化每单位产出的利润是正的（证明略）。
ASt >（1/？浊S）（rk/w）■［（１-？酌？姿-？兹）（？酌？姿+？兹）］■{w/［（1-？子s）·（１-？酌？姿-？兹）］}■
如果两个部门都经营，总产出惟一决定于性态良好的最大化问题：
Y（AMt，ASt，Kt，Nt）=■{A■■（Kt-KSt）？准（Nt-NSt）？滋+A■■·K■■·
N■■} （9）
均衡的工资和租金率为：
wt=（1-？子M）·？滋·A■■·K■■·N■■＝（1-？子S）（１-？姿-？兹）·A■■·K■■·N■■rKt=（1-？子M）·？准·A■■·K■■·N■■＝（1-？子S）·？兹·A■■·K■■·N■■rLt=（1-？子M）·（1-？琢-？准-？滋）·A■■·K■■·N■■ （10）
利用家庭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c1t=［（1-？子h）·wt+mt+1］/（1+？茁）；qt+1=qt rKt+1-rLt+1 （11）
另外预算约束和市场出清条件为：
Kt +1=Nt·［（1-？子h）wt-c1t］-qt （12）
给定AM t 0，Kt 0，Nt 0和初始土地价格qt 0，则（7）式和（10）式～（12）式决定了均衡的价格和产量序列：{wt，rKt，rLt，qt+1，c1t，Nt +1，Kt +1}■■ 。
（四）数值模拟
1． 初始值设定
为了描述模型中增长路径的特征，根据Lucas（1998）的研究，将人口增长率函数设定为：
g（c1）=Y■■（2-■）+2（■-1），c■<2c■2-■，2c■≤c■≤18c■1，c■>18c■ （13）
其中，c1为模型中每期的消费，c1M为在稳态时马尔萨斯经济中每期的消费，g（·）为人口增长率函数。如果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ASt}■■持续增长，最终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会超过ASt>（1/？浊S）（rK /w）■［（1-？酌？姿-？兹）/（？酌？姿+？兹）］■{w/［（1-？子s）·（1-？酌？姿-？兹）］}■。而本文中的命题2则会确保在这个时候资本和劳动会被分配给索洛生产技术。
为了对本文模型进行数值模拟，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设定。在本文中，根据Hansen & Prescott（2002）参数的设定将马尔萨斯技术的TFP份额？琢设定为0.01；根据Philip T. Hoffman（1996）和Clark（1998a）的估计结果，将马尔萨斯技术资本份额？准设定为0.10；根据Hansen & Prescott（2002）参数的设定，将马尔萨斯技术劳动份额设定为0.60；综合邱晓华等（2006）和刘伟等（2008）的估计结果，将索洛技术资本份额？兹和TFP份额？姿分别设定为0.60和0.10； 根据Hansen & Prescott（2002）参数的设定，将贴现率？茁和马尔萨斯经济下人口增长率？酌M分别设定为1.00和1.032。 对于生成TFP “干中学”过程中资本投入的份额？酌，我们将其设定为0.60；政府部门转移支付占其总支出的比例？啄设定为0.30；政府部门对马尔萨斯经济部门产出所征的税率？子？赚设定为0.32；为了研究政府不同的干预力度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其他用于比较的税率分别设定为0.10和0.55；政府对索洛经济部门产出所征的税率？子S设定为0.10；政府对年轻家庭工资收入所征税率？子h设定为0.10。①
2． 数值模拟结果
根据图1、图2和图3的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TFP在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TFP的持续增长并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在马尔萨斯部门中将分化出索洛部门，由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使得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从马尔萨斯部门逐步向索洛部门倾斜，从而导致马尔萨斯部门逐步萎缩，整个经济逐渐转变为索洛经济。
其次，政府通过征税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干预会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速度。根据图3数值模拟的结果可知，政府干预行为的力度并不是越强越好，合适的干预力度会加快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而过度和过低的干预力度则会减缓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
上述理论模型中数值模拟的结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
首先，TFP波动较大且并未稳定在临界值之上是导致新中国建立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中国建立前，我国经济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即马尔萨斯部门占主导地位），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向现代经济（即索洛部门占主导地位）转变的进程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我国经济受到封建统治、外国列强的欺压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等不利因素的干扰，TFP波动较大且并未稳定在临界值之上。 当TFP超过临界值时，其转变过程可能会顺利一些（比如一战时期等），当TFP低于临界值时，其转变过程就会停滞下来甚至出现倒退现象（比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等）。 其次，TFP稳定在临界值之上和政府有力的经济干预行为是导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因素（比如前苏联的援助、新的制度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等）使得TFP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并能够稳定在临界值之上，再加上政府有力的经济干预行为，所以，在该段时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较为顺利。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TFP增长比较缓慢，但是它仍然处于临界值之上，所以，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仍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经验研究
（一）变量的选取
为了验证前面模型的结论，在此利用我国相关经济数据进行经验研究，以探讨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考虑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直接从全国整体的角度进行估计，并不能准确地反映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因此，本文以省份为单位，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来进行估计。由于我国河北、内蒙古、西藏、海南、广东、重庆、四川、江西和宁夏九个省份，与计算TFP相关的数据资料大面积缺失，所以，在本文中仅采用其他22个省份的数据资料。另外，由于现实中相关历史数据资料缺乏，只能选取我国解放后一段历史数据作为经验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时间选取为1953～2008年。
1． 全要素生产率（TFP）。采用数据包络方法（即DEA方法）估计TFP值。这是因为：首先，DEA方法放弃了单个生产单位是完全有效率的假定， 并可将TFP增长分解为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从而对政策的制定更有意义；其次，DEA方法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 它无需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减少了模型设定的误差（吴军，2009）。对于资本存量的选取，主要采用各省历年资本形成总额指标（张军等，2004；王志刚等，2006），然后对该指标值经过分省GDP指数进行调整得到实际资本形成总额。但是，此处得来的实际资本形成总额还不能等同于当年实际资本存量指标，它还需要减去一个折旧项（张小蒂、李晓钟，2005）。而折旧项的确定就要涉及到折旧率的选取，此处，按照张军等（2004）的估计结果将折旧率设定为9.6%。对于劳动力指标的选取，主要采用各省历年年末从业人数指标。
2． 政府干预行为指标。政府干预行为度指标，用政府消费占当地GDP的比重表示（陆铭、陈钊，2009）。此处主要采用我国22个省份1953～2008年间各省历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政府干预行为度的指标。
3． 产业结构变迁指标。本文选择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这是因为根据前面理论模型的结论可知，在资本和劳动生产要素从马尔萨斯部门向索洛部门倾斜的过程中，会出现马尔萨斯部门产出下降而索洛部门产出上升的情况，而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可以准确地反映上述变化过程。
4． 控制变量选取。（1）市场需求指标。市场需求指标， 主要选取1953～2008年我国22个省份历年经过GDP指数调整后的政府消费、 居民消费以及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个指标实际值的总和。这是因为：首先，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了最终消费，而最终消费是指一国常住单位从本国和国外领土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但是从国外领土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并不能增加本国生产的市场需求， 因而须从最终消费中扣除掉该部分支出；其次，国外从本国购买的货物和服务能够增加本国产品生产的市场需求，因而在计算本国市场需求时须加上该部分的支出。因此，本国的市场需求指标主要包括三部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货物与服务的净出口。（2）要素供给指标。要素供给指标主要选取1953～2008年我国22个省份经过GDP指数调整后的历年年末实际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要素供给指标。本文没有选取劳动力供给指标，其原因是：首先，在我国各省的历年统计数据中，关于各省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数据缺失严重，而且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到第二、三产业，他们理应属于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但是各省关于该项统计数据基本没有；其次，劳动力供给和资本供给之间是高度相关的，资本供给数据基本能够反映我国劳动力供给数据的信息，将劳动力供给指标放入模型中并不会提供多少额外的信息；最后，选取数据质量不可靠的劳动力供给指标放在模型中，并不会提高模型的估计效果，反而会降低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3）对外开放指标。 对外开放指标用我国22个省份1953～2008年历年进出口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 其中，《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对于各省1953～1998年历年进出口总额的计算采用的是美元计价。 对于各省进出口总额的美元价值转换为人民币价值，主要采用全国1953～1998年进出口总额的两种计算方式（分别是美元和人民币）得到的价值比率作为美元与人民币换算的比率，以此计算出1953～1998年各省历年进出口总额的人民币价值。（4）人力资本投资指标。人力资本投资指标用各省历年中等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来表示。 一般而言，在某个省份中，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省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重视和发达程度。
以上所有指标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各省的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各省统计局网站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以及社科院经济统计数据库等。相关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二）经验估计方程的构建
1． 虚拟变量设定
由于我国经济在1953～2008年之间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而这些事件会使本文中面板数据模型的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从而会影响到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因此，我们针对这些历史事件采用虚拟变量加以区别，以确保面板模型能够准确地反映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虚拟变量的设定如表1所示。
2． 经验估计方程设定
lnnagrit=？琢i+？茁i·lntfpit+∑■■ ？茁j+1·Dj*lntfpit+ ？茁10·lndemandit+ ∑■■ ？茁10+j Dj*lndemandit+ ？茁19·lncapitalit+∑■■ ？茁19+j·Dj*lncapitalit+
？茁28·lnopenit+∑■■ ？茁28+ j·Dj*lnopenit+ ？茁37·lngovernit+∑■■ ？茁37+ j·
Dj*lngovernit+ ？茁46·lnhumancapit+∑■■ ？茁46+ j·Dj*lnhumancapit+Vit
其中，lntfp为各省历年TFP扩大10倍后的对数值；lnnagr为各省历年二、三产业总值占所在省份GDP比重扩大100倍后的对数值；lndemand为各省历年实际市场需求量扩大10倍后的对数值；lncapital为各省历年实际资本形成总额扩大1000倍后的对数值；lnopen为各省历年对外开放度扩大100 000倍后的对数值；lngovern为各省历年政府消费占GDP比重扩大1000倍后的对数值；lnhumancap为各省历年中等和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对数值；Vit为残差扰动项；i=1，2，…，22；t=1，2，…，54；。
（三）经验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修正后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略去），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总体而言，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与前面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6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的时期，新制度的建立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从而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变迁；1966～1977年为文革时期， 此时TFP和产业结构变迁都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由于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此时都处于被压制状态， 因此，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反而更突出；1978～1981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正逐渐从文革混乱状态中恢复过来，此时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开始发挥显著作用，但由于制度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大的突破，因而TFP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下降；1982～2008年为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不断突破（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企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得TFP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了一定的提高。
2. 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不断增强，这与先前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1953～1957年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在“一五”计划中我国各个省份的政府在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力度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区域性差异，从而使得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整体上较为模糊；1958～1965年为 “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在该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断下降，而我国产业结构变迁本身也处于停滞状态；1966～1977年为文革时期， 由于此时政府机关以及企业等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而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下降时期；1978～2004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约束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体制因素得到了改善，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在这段时期内逐渐增加；2005～2008年为我国人民币汇率新的改革时期，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更加灵活变动使得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进出口行业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在这段时期内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处于显著增强阶段。
3. 市场需求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且影响程度不断减弱。该结果与我们的经济直觉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能是以下原因导致了上面的估计结果：首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最主要动力是政府推动的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等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决定性影响，这就导致市场需求拉动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解释能力较弱。其次，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区域性差异比较大，中西部省份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较大一部分并不是当地生产的， 而是东部省份生产并通过省际贸易实现的。而由于东部省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要高于中西部省份，因而东部省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到中西部省份会使中西部省份二、 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这就导致中西部省份的市场需求对当地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为负向，从而影响了面板数据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最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不断转移，有效地减缓了上述不利影响，从而使得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负向影响不断减弱。
4. 资本积累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断减弱。1953～1965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主要完成了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并正在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在该时期内我国进行了包括前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在内的大规模投资，这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较为显著；1966～1977年为文革时期，虽然在该段时期内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资本积累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此时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其他因素受到的压制相对更大，因而在该段时期内资本积累对促进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变得较为突出；1978～1982年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此时政府开始大力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而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开始恢复；1982～2008年为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投资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因此，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也就不断减弱。
5. 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此时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解放前有了较大的进步（比如政府的扫盲行动、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等），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影响；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从而导致了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下降，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下降；1966～1977年为文化大革命影响时期，此时教育领域为“重灾区”，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师成为备受打击的对象，青少年失去了正常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机会，社会上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因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1978～1996年为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该时期内我国的教育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有了新的提高， 因而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显著上升；在1997～2004年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这使得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其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5～2008年时期，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招规模的持续扩大，高校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不断加深，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严峻，从而使得高校扩招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因而此时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6. 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953～1957年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此时对外开放使得我国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必要资本和技术（比如前苏联对我国援助的156个重点项目等），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1958～1965年为“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时期，此时由于我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前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使得我国经济建设从对外开放中很难获得有力的帮助，因而此时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力严重下降；在1966～2008年时期内，虽然其中经历了文革动乱，但是在该时期内我国的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变迁基本上是处于同步变化的，即对外开放力度越大，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步伐相应地就会越快。
四、结束语
关于TFP、政府干预行为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基于Hansen & Prescott （2002）的模型框架将政府干预行为因素引入到理论模型中，使得模型更符合现实；同时，将原模型中TFP为外生性假设修正为内生性假设， 回答了原模型中存在的TFP从何而来的问题，从而使模型更具有经济学意义。根据数值模拟和经验研究的结果，发现TFP和政府干预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其干预力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合适的干预力度会加快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而过高和过低的干预力度则会减缓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因此，考虑到近几年我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呈不断加大的趋势，我们也需要警惕政府干预行为过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干预行为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并不矛盾，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根据前面的研究可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进程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由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动力，因此，提高TFP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以及提升政府在上述过程中的干预能力有利于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次，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干预行为与TFP。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就在于政府要能够千方百计地在制度设计、组织结构以及政策环境等各个方面创造出积极有利的条件，促进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即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水平，这也是当前中央提出“稳增长”的核心所在。最后， 在促进TFP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中贡献水平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要保持合适的干预力度。过低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我国经济错过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增长方式的有利机遇期，从而有可能步入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增长陷阱；过高的政府干预力度可能会使得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断层现象（即旧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迅速摧毁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相应形成的现象），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大幅下滑、社会剧烈动荡，进而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转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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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郄彦平；校对：龙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