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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刘君德先生，1937年生，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华东师大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地名学会会长、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理事等。1980-1989年主要从事农业地理、山区开发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科学考察队第三分队队长，主持完成百余万字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报告。提出了振兴山区的一系列思路、对策与政策建议，被国家计划部门、地方政府采纳。1990年以来，主攻行政区划、社区及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规划与决策咨询。先后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以及省部级60余项理论和应用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首创“行政区经济”的概念与理论构架；提出了“行政区一社区体系”理念。先后独立或合作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含合作）。《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研究》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198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上海市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2001年获第四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政区地理》2003年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本刊历来关注兼具学术与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相继刊发了一批历史地理与行政地理方面具有上述特点的新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反响。其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刘君德教授及其团队与本刊有过多次合作，均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鉴于此，本刊名家访谈也得到了刘君德教授的关心与支持。为了推动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发展，本刊记者采访了刘君德教授，请他回顾并展望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走向。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请问您是如何走上行政区划研究之路的？贵中心的成立都有哪些历史机缘？
刘君德教授（以下简称“刘”）：199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小礼堂，来自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地名管理司、上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民政厅的有关领导、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等外校著名专家，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袁运开校长，老一辈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李春芬教授等欢聚一堂，隆重举行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这个经过国家主管部门（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迄今我国唯一的行政区划研究机构已经有25个年头。回顾历程，在民政部支持、区划地名司指导、华东师范大学领导下，我们从实践开拓到理论创新，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可谓硕果累累，为推进我国行政区划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崔乃夫部长倡导成立专业研究机构。我得知这一信息，抓住机遇，积极努力，促成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在我校诞生。
1.山区考察中的偶然发现
我与行政区划“结缘”起始于南方山区考察。1983年，我被委任为中科院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三分队队长，带领地理、地质、生物等多学科教师，历经七、八个年头，完成了皖南山区、浙西山区、闽北山区的科学考察任务。记得在1984年的一个秋天。当我们考察到安徽省皖南贵池县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我们反映，贵池县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区划问题，恳求考察队作专题调查、帮他们向上级反映情况。这让我们颇感意外和为难，因为行政区划不属于此次考察范围，而我们后面的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凭着一种责任感，在完成既定考察任务后，我留下两位同志，就反映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个地处安徽西南、长江岸边，有数百年历史文化积淀，时为上海“小三线”重要基地之一的池州地区，忽然被肢解了。1980年撤销了池州地区，区域中心城市——贵池被划归长江北岸的安庆地区管辖。贵池被当时没有大桥的滔滔江水分隔，安庆如何管辖？干部、百姓如何联系？计划物资如何调拨？为此，全县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政府官员怨声载道，工作陷于极其被动的应付状态，谈何发展？又如何管理？我们经过深入细致、“秘密”访谈，终于弄清问题的根源：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客观实际，盲目撤并行政区域，搬走地级机关，降低行政等级，使这个有着“三国四方七十二家房客”之称、比较繁荣的地区中心城市——贵池瞬间人为衰落，原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联系紧密的秋浦河流域，顷刻被解体，区域发展群龙无首，管理瘫痪。目睹这一状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作为考察队分队长，有责任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在听取方方面面意见之后，带着问题回到了上海。我决定以考察队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书，在校党委、校领导支持下，以华师科（84）第106号文《关于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力陈贵池县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十余天，华东师大党委就收到了回复及有关领导的批示，充分肯定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不久，安徽省组织多个单位赴贵池调查，证实了我们反映情况的真实性。
这件事给了我莫大鼓舞，1985年5月我们又专门组织人员对整个皖南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写出两万字的《安徽省皖南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的调查与思考》；1986年11月，考察队在福建省闽江流域考察时又发现同样性质的问题，随即又写了《关于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区划及闽江委员会体制等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分别向相关部门反映，都得到积极回应。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行政区划！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一项大政，非常重要，但问题不少，需要打破“禁区”，开创研究，地理学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从此，我暗下决心开拓这个地理学的“处女地”。
2.昆山会议的重要机遇
1989年12月5日，民政部主持下的首届“中国行政区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丁金宏和我应邀参加了会议。胡焕庸老先生被推举为首届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的第一顾问，与丁金宏合作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我国行政区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大会作报告；我组织多人，向大会提交了5篇论文，并作为会议副秘书长作了发言。昆山会议展示了我校在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的基础和实力，获得民政部及多单位的赞赏。 昆山会议后，我抓住这一重要机遇，邀请区划地名司司长张文范一行来校考察，参观了地理系、图书馆、西欧北美所等单位，专访了胡焕庸先生，并与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张司长说，我们对华师大了解太少了、华师大以地学为主的力量相当强，图书资料、设备条件较好，建议我们向民政部报告、提出设想。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于12月中旬起草了一份长达7500字的《关于华东师范大学开展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初步设想》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华东师大在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的基础、研究条件与研究方向，提出了筹备成立行政区划研究机构的设想。
3.部长接见，中心获批
1989年12月下旬，我和汤建中同志赴京向民政部部长汇报：期间，两次向袁运开校长报告。12月25日，崔乃夫部长、张德江常务副部长先后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崔部长非常随和、亲切地询问了胡焕庸、李春芬教授的情况，接着指出：中国行政区划欠账多，缺少研究，要加强，希望与华东师大共同合作研究。接着，时任常务副部长的张德江接见了我们，作了重要指示，提出了要求。他说，我赞成搞研究中心，赞成在华东师大搞，民办官助，由软到硬，先从外国搞起：经费来自课题，适当资助。
部长的接见，给了我们莫大鼓舞。回到学校，我们立即起草了《关于请求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报告》，并在附件中就成立“中心”的宗旨、组织、任务、经费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1990年元月9日，学校以沪华师科（90）第002号文报送民政部。
1990年3月23日，民政部以民行函（1990）50号文复函，同意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学校委任我为“中心”主任。遂于5月底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张：能简要谈谈中心的研究状况吗？
刘：好的。中心的研究概况，据不完全统计，1990-2014年，“中心”承担的科研项目达200多项，发表论文不下三、四百篇（不含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出版专著近40部（含博士后、博士生）。
“中心”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开展第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的编撰，1990年盛夏，“中心”与校图书馆郑麦等七位同志冒着闷热、酷暑，历时两个月，从浩繁的典籍、史料中沙里淘金，去伪存真，筛选近万条条目，编撰成册，征求意见后于1991年出版。此为我国首本《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是行政区划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在200多项研究项目中，直接的行政区划项目达百余项。这些项目除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和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等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国家民政部及省（市、区）、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调整改革论证咨询项目。其中由我主持承担的基金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国民经济分级调控及其对策研究》（1998-2000）等两项；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上海市社科九项（见表1）；为民政部和地方政府完成的行政区划及社区建设决策咨询项目达41项。重要的有《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战略研究》（1990-1992），《江苏省“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1991-1992），《海南省设市预测与规划》（1993），《上海市行政区划战略研究》（1998），《浦东新区建置镇行政区划调整规划》（2000），《洋山深水港管理与营运体制研究》（2001），《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创新》（2003），《新浦东新格局行政体制改革设想研究报告》（2009），《基于“五位一体”空间的常州市城域（城区）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研究》（2013），《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广东省行政区划战略研究》（2013）等。获主管部门和省市政府的肯定，发挥了决策咨询服务作用。此外，还参与中美、中加等合作项目。2012年开始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国权力地理：城市扩张和行政体系》合作项目（澳大利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进展顺利。
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比如国家第一项行政区划战略研究项目：《江苏省苏锡常行政区划战略研究》。这是“中心”成立后第一个民政部指导下开展的行政区划研究项目，也是依据国务院领导指示要求开展的我国首个关于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项目。我们组织了校内多名研究人员，在民政部区划司和江苏省民政厅陪同下，于1990年11月份赴苏州、无锡、常州12个县市开展全方位的经济社会调查，直至1991年2月初结束。在苏锡常地区，先后召开座谈会上百次，收集大量文字、统计资料和基础图件：1991年上半年对各种资料进行了全面分析，针对苏锡常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寻找与行政区划体制的关联因素。从战略上思考作为经济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方案，同时也为未来中国都市区域政区改革提供方向性思路。1992年2月完成《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综合研究报告》（8万字）和10份专题研究报告（24万字），手工绘制100余幅图件；8月，向民政部领导汇报了课题成果，获高度评价，认为报告中的大量观点具有首创性，建议具有可操作性。苏锡常调查奠定了“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础。该项成果荣获首届（1995）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再如，第一项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研究的国家项目。“中心”成立后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市场经济下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研究》，获得立项。如果说苏锡常的研究主要专注点是都市区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性研究，着重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那么该项基金项目则侧重于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理论的探讨。项目于1995年准时结题。由于有苏锡常、长三角地区研究的实证基础。使项目成果的理论分析阐述具有相当说服力。成果顺利通过验收，并被推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又如，服务于上海市和浦东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系列研究。“中心”地处上海，理应多为上海决策咨询服务。在我主持的40多项上海市和民政部、海南、广东等横向课题中，有24项是为上海市及浦东新区做的，占近60%。其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市行政区划战略研究》，《创建国际化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思考：以上海为例》，《浦东新区建置镇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洋山深水港管理与营运体制研究》，《上海市海域无居民海岛命名更名研究》，《上海郊区乡镇政区地名保护研究》，《新浦东新格局行政体制改革设想的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为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市尤其是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起到了良好的决策咨询作用。其中，《上海市行政区划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获2001年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 民政部在北京组织了由吴传均院士领衔的专家组对《创建国际化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思考：以上海为例》进行了评审，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是多年来我国有关大都市行政区划改革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民政部“采纳了《研究报告》的战略构想，其重要观点将作为制定全国大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2010年南汇划入浦东，面临着大浦东行政区划格局与体制的新问题。应市委政策研究室、上海市决策咨询部门的邀请，该年4月我承担了《新浦东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课题，历时2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关于新浦东新格局行政体制改革设想的研究报告》，针对南汇划入浦东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了“新浦东”行政体制结构改革的“大街区、大市镇、大开发区管委会”的设想，引起相关部门和市委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充分肯定。
还有，两次被采纳的海口一琼山分治与合治研究论证成果。海南省是区划研究中心为外省提供咨询服务最多的省份之一。从全省的行政区划预测、规划，到海口、三亚、儋州、洋浦开发区，都留下我们考察、工作的足迹。
省会海口与琼山是“同城双府”城市，即使多次去过海口的人，也很难找出这两个城市的行政分界线，属典型的行政分治型都市区。围绕是“分”还是“合”长期存在争论，一度不可开交，连省委、省府高层也曾经分为“两派”。1993、2002年我先后两次应邀前往海口与琼山。两次论证的相反结论居然都被省委、省府采纳，都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说来实在有趣。
1993年调查的结果是主张“分治”，当时在权衡海口与琼山分与合的利弊得失，按照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安定团结、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借鉴国际经验，向省委、省府推荐了“市一市并列”模式（两府分治、合作共赢）方案，我们提交的《大海口地区市县利益冲突与行政区划调整》报告的建议立即被高层采纳，1994年国务院批准琼山县改设市，省政府职能部门做好两市发展中矛盾的协调工作，一时间两市的经济社会都获得长足发展。
随着分治发展中矛盾的增多，且愈演愈烈，两市合并的呼声再次高涨。2002年7月我们第二次被邀请前往调查论证。在重新调查、全面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论证报告》。对海口-琼山从城乡合治-城乡分治-市市并列的演变发展规律进行了理性分析，根据中国国情和海南省情以及省会城市海口市的规划建设要求，得出新的结论：走向新的城乡合治；建议两市合并，并提出了具体的合并划界方案。很快又被省委、省府采纳。不到三个月，即2002年的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口市区划调整的新方案，琼山改设为区，重新划分了区界。
这个故事说明，在中国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两个城市“同城双府”格局，采取国外普遍的跨行政区界合作治理模式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是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也是如此。大都市区多中心的行政格局，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特质决定了“空间调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甚至是唯一途径。
此外还有区划实证研究的新亮点：《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研究》。2013年上半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项目，涉及行政区划问题。7月23日接中规院深圳分院负责同志来电，希望我能承担该项目的新型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专题研究，项目要求高，时间紧，8月中旬就要在深圳汇报交流基本观点。考虑到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划中心首次参与中规院合作研究的省级新型城镇化规划，是一次积累省级区划改革研究经验的好机会，也是展示“中心”水平与实力的好时机，我尽管当时工作繁忙，正在开展常州项目，依然答应参与研究。
我经过短时间的工作与集中思考，迅速把握广东省情特点，依据省级行政区划演进的规律，寻找城镇化与行政区划关系中的关联点和突出的问题，以未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大方向和新型城镇化精神为依据，科学运用我新近提出的“权力+空间=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广东省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性思路、战略重点与调整的方案设想：“以法规为依据，以改革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以经验为借鉴，以服务于广东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为目标，以珠三角为重点，立足长远，面对现实，构建理念先进、有利发展、方便管理，‘法定政区’与‘区域行政’有机结合，可持续、相对稳定的广东省‘省-市、县、区-基层乡镇、街道（社区）’三级层次的政区垂直结构和空间结构体系大框架”。方案设想突出了珠三角城市群区域行政体制的创新。
8月17日在深圳的课题组汇报交流中，中规院领导对我的发言给予积极评价，省建设厅也给予充分肯定。随后我联合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两位教授共同完成了课题文字报告和相关图件。广东课题扩大了“中心”在全国规划部门和部分高校的影响力。同年，在完成《常州市城域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研究》的同时，还应江苏省规划院之邀，参与了镇江市域规划的行政区划研究。
我们在实践中还有一些理论创新，主要有：
（1）广为认同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早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我在南方山区多年考察的实践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许多地理学家、规划权威提出的跨区域性“经济区划”、“区域规划”，在实施中却困难重重？我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即受行政区划这个“看不见的墙”的空间阻隔作用的影响。在中国，行政区划对城市一区域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规划的空间格局。1991年。我提出了行政一经济区的概念，认为。“这种行政一经济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在地方分权体制下，使各级地方经济发展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导致区域经济封闭，从而对整个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一观点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行政区经济”的概念，进一步突出了行政区划的作用。
上世纪的80-90年代，我在安徽、浙江等省的调研和课题评审会，以及广东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多次提出中国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现象，并对其理论思想进行了点滴阐述，得到认同；也有意识地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分析讲解。1993年，我与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讨论这一概念。合作发表论文，不断提炼总结。舒庆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行政区经济的概念、理论内涵等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发表后，得到国内经济地理界、经济和政治学界的广泛认同，在高层政府机关（国家发改委）和领导的文章、讲话中也有运用。并逐渐扩展到海内外。应该说，“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最重要、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认知又有了新的发展。 （2）从发现“曹家渡现象”-“城市行政区一社区”结构体系理论。“中心”还介入了社区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发现“曹家渡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曹家渡16路电车上偶然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同属于曹家渡地区的静安、长宁、普陀三区在城市景观上极不协调。普陀区建好了，静安区拆光了，长宁区却按兵不动，这一现象随即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考。这是为什么？经过现场调查考察，发现由于三区的行政分割，导致了规划不协调、建设不同步、形态不规则、管理难统一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主导运行下，由于大城市推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三个中心城区的二级政府对曹家渡地区的定位不同，这种“政区空间约束”使原本与徐家汇齐名、有“沪西小上海”之称的曹家渡地区衰落了，其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地位节节下滑。这一由于“体制+政区空间”导致的特殊现象在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中十分罕见，我把它称之为“曹家渡现象”。这一发现从城区规划和建设管理视角验证了我们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这一发现一度引起政府和许多同行的关注。上海市社联为此专为我立了一个重点课题：《曹家渡地区的行政分割及其整合研究》。
“曹家渡现象”的发现与研究，使我们在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体系中派生出“行政区一社区”结构体系理论。这也是“区划中心”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研究的导因。1999年，在国家关注社区建设的高潮中，在民政部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管理司张明亮司长支持下，我校成立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该机构成立后，做了大量社区建设规划管理的实证研究和在职培训工作。在研究中，受行政区划和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影响，从中国国情出发，我提出了“行政社区”的概念和构建中国特色大城市“行政区-社区”管理体系的理论架构。在城市社区发展实践中得到验证，并通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中城市街道行政社区空间结构分析与组织制度创新》的研究得以系统和深化。其成果已于2013年出版，书名为《中国大城市基层行政社区组织重构——以上海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我们在长期科研实践经验基础上独创的“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一社区”理论思想，为人文地理学新兴学科（政区地理、社区地理）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张：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根本是人才建设，请问中心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刘：这个问题问的好。中心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为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首要任务，要通过科学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中心”成立之后，十分注重在实践中培养行政区划和社区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和博士后参与了大量课题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一批著作，在与导师的互动、切磋中，共同开拓了人文一区域地理学新兴学科——政区地理和社区地理学，为中国人文地理学新兴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1）行政区划与社区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初步统计，“中心”招收的行政区划、社区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各有50余名，出站的博士后8名，总计百余名。他（她）们也是新方向的开拓者、探索者、贡献者。
比如舒庆，是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跟随我参加了海南省的行政区划预测与规划课题实践等，对行政区经济的理念感悟较深。我决定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研究”。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一个具有开拓性、风险性的命题。他攻坚克难，于1994年初完成了博士论文。吴传均院士等对论文给予高度评价。由李春芬、严重敏、崔功豪、王浣尘、姚锡棠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作出的评价是：“论文独辟蹊径，选择行政区经济这一在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影响极为深刻的区域经济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选题颇具新意，而且填补了区域研究领域的空白，是一篇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对我国现实经济发展及学科研究前沿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论文与传统相比有很大突破，对我国区域地理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专著于1995年出版。
靳润成，是我合作的第一位博士后，也是我国首位区域地理学（行政区划方向）的博士后（1996年12月解放日报作了报道）。他也参加了我主持的海南行政区划等项目的实践，借助于历史地理学的功底，对中国城市型政区做了系统研究，以上海市社科院院长张仲礼为主席的评议委员会给予很高评价。
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我们坚持因人而宜、不拘一格。天津师范大学张俊芳教授，200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我的博士生。鉴于她扎实的人文地理专业基础、国外留学多年的熟练英语和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考虑到她工作的实际情况，在研究生院支持下，决定以特殊方式进行培养。委托天津师大完成公共课程的学习，规定阅读博士课程的参考书，重点指导好“城市社区”博士论文。经过三年的有序安排、精心实施，顺利毕业。
张俊芳的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在三年攻读博士过程中，“由于我政务繁忙，看书只能在晚上和周末，读博的艰辛可想而知。整整三年，1000多个夜晚，我办公室的灯光总要亮到深夜，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政府大楼的人，总是在大多数人进入梦乡后，才驱车驶过夜幕中的城市，回到家中……不管多忙，读书是我永远的乐趣，学习是我一生的追求。”像这样渴望学习、自学能力很强的同志。我采取了特殊方式，“放手”培养。
2003年正当她完成博士论文准备答辩之时，中国大地发生“非典”，她不能来上海，我们不能去天津，能否准时答辩令人担忧。经过多种方案的研究，在华东师大和天津师大的大力支持下，决定采用“远程答辩”方式进行。通过双方信息化办公室的通力合作，历经20多天调试、演示等准备，于5月初成功地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远程答辩”，开创了全国先河。答辩委员会对论文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篇具有中国特色、颇有见地、内容丰实的“行政社区”博士论文（该论文以《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书名于2004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样，华林甫，在博士后合作研究期间，基于他专一的学习精神和家中丰富图书资料的良好学习环境，我在确定研究方向后，特例同意他主要在家中研究问题。他专心研究，在两年期间，大量成果问世，在政区地名领域有相当见树，迅速成长为学术骨干，晋升为教授。 还有林拓，在完成博士后研究任务后批准提前出站，并迅速破格晋升为教授。
在培养高层次人才中，我十分注意吸纳非地理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的人才，对他们进行专门的教学与实践，培养不少有特色的跨学科人才。如靳润成、华林甫（历史），陈占彪、韩可胜（中文），林拓（经济、中文），李建勇（法律、社会学），马海龙（商业经济与管理）……
多年来，“中心”培养的一批富有特色的高层次人才，广泛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等，作为行政区划一行政社区的种子在全国许多岗位生根发芽，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传播相关理论知识，辛勤耕耘，发挥作用，扩大影响。
（2）编著出版大量著作。20多年来，“中心”组织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总计近40部，约千万字（见表2），许多著作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本具有原创性的专著，可以说是我国首部将行政区划现实问题与理论结合、与历史结合、与国外相参照的科学专著。1996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中国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该书至今仍被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人文一经济地理学、政治（行政）学等专业列为研究生、博士生必读的专业参考书。在美国及我国的香港、台湾一些大学广为流传。1998年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著作二等奖。
——《中国政区地理》。199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再版），为中国首部政区地理学专著，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意义，2003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至今仍有一些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其姐妹篇《中国社区地理》也由科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2000-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共五册，包括：《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刘君德、冯春萍、华林甫、范今朝），《中国省区经济研究》（汪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舒庆、周克瑜），《企业扩张一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行政区经济问题的应用分析》（王德忠），《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程玉申）。本套《丛书》以“行政区经济”和“行政社区”的理论思想为主线，对中国区域经济和社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首次将中国行政区划和国外进行比较分析。
——《当代中国城市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2007年，我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城市工作室合作，策划了由我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申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批准。这套大型丛书，全套近20册，约六百万字，2015年出齐。这是国内首部从权力·空间·制度及其相互关系视角。贯穿“行政区经济”、“行政区-社区体系”理论思想，探究与论述中国城市-区域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也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和一批博士、博士后长期研究行政区划一社区与行政区经济理论成果的展示与提升，无论从实践或理论来看都具有重要价值。这项工作还形成并凝聚了中国行政区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批作者群，为日后的长期性协同研究打下“团队”基础。
——《大辞海·中国地理》卷。2010-2012年还主编出版《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约130万字，其中政区条目内容达80万字。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3）新学科的创建与教学成果。学科建设与创新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一直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指出，以方志为代表的传统区域地理学发展到1949年后以各类“区划”工作实践带动的区域地理学，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学相比相对滞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深度方面都远远不够，也不适应新时期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我尝试从行政区经济、行政区划领域突破，坚持在大量科研实践中创建新的学科方向，培养该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我们充分利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这块品牌，从1991年起招收政区地理新方向的硕士、博士生以及博士后。
应当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是我国行政区划研究的辉煌时期。建国后，由于其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这一重要领域被视为“禁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行政区划领域的研究才逐步受到重视。我抓住了这个机遇，积极介入，努力探索。经过多年大量的科研实践、创新理论，在与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的教学互动过程中，不断探索、建设新的学科。多年的努力积累，在政区地理新学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在我们的影响下，一些高校开设了政区地理学新专业课程，得到同行和跨专业学科学术界的认可和支持。1998年我们申报了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获一等奖殊荣。
（4）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中心成立25年来，我应邀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英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的一些高校和政府部门。以1994年访问美国旧金山湾区联合政府规划部和2006年应邀访问英国诺丁汉大学期间对英国的考察印象尤为深刻。我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美国阿克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有过项目合作；还访问过日本广岛大学、以及我国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文化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等著名高校，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在国内的许多高校和政府、社区等做过数十场大型报告：接受过多家报社的采访，都是有关行政区划、社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内容。通过交流，广泛传播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和“行政区一社区”理论，为推进中国行政区划和社区体制改革而积极努力。
张：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心确实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请问中心对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或者展望吗？
刘：你说的很对，对于未来，我们也有一些规划与展望。其一，为推进司（民政部行政区划地名管理司）校共建，重振“中心”而奔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完善设市标准”、“有序改市”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等重要思想，使我预感到以“省直管”、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中国行政区划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3年，民政部一位处长来学校了解区划研究中心的情况。传递区划改革任务的相关信息，燃起了我重振行政区划中心的冲动！在这之前，我曾经向校党委书记、校长汇报“中心”的情况，提出“中心”改革与“交班”的设想建议，得到支持与肯定。2013年冬季，我应邀赴京参加民政部区划司“设市标准”的座谈会，会后主动请战，回校组织力量积极开展设市标准方案的研究。春节前的一个月，我和曾刚教授共同组织了我校及上海财大、华东理工、苏州科技学院、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教授、博士等以及研究生投入研究，经日夜工作，交流讨论，赶在民政部规定的时间点提交了研究报告：《关于“撤县设市”“镇升格设市”设置标准方案的分析研究报告》。报告的核心观点以5篇论文形式在《江汉论坛》（2014年第3期）“中国县级市制”研究笔谈专栏发表，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让民政部区划司新任领导充分了解区划研究中心的情况和改革设想，2014年9月15日我专程赴京向区划司领导汇报工作。柳司长充分肯定了“中心”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咨询服务等方面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十分赞同提出的改革设想，并提出了两点中肯建议：“第一，加强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各地政区调整提供理论支撑；第二，为区划体制改革的论证、审核提供全过程的服务。”司长对“中心”工作的积极评价和两点建议给了我鼓舞和信心，回到学校，立即将情况向领导汇报，提出“司校共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建议’”。很快得到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的支持。随即由林拓同志起草了“司校共建协议书（征求意见稿）”。在向司长汇报后，得到“支持共建”的回复。2014年12月我交班林拓教授，新任“中心”主任林拓同志又做了许多努力，于2015年初，达成由民政部委托区划地名司与华东师大“共建”的战略合作协议共识。9月19日在华东师大签订了协议书。我们的奔波努力，终于成为现实。
新时期民政部支持下的“司校共建”将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搭建更好的平台，为“中心”的改革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和活力，为将“中心”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创造了体制基础。
其二，两场有影响的报告。2014年10月21日我应邀去杭州。为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举办的“贯彻新型城镇化要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专题培训班”讲课，作了题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实践与理论一兼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报告，从自身经历和所做的课题案例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实践与理论发展过程以及最新的理论思想，得到参加培训的各个省（区市）民政厅和区划处领导的肯定和积极反响。
2015年6月3日，应陕西省民政厅邀请，为西部10省区（市）民政部门分管区划的同志作了《刚性约束一合作治理：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西部省区政区的改革与发展》的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报告运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对如何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为核心和契机，统筹西部区域战略和各省区市的定位，积极推进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各省区市区划改革的重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受到与会同志的欢迎。两场报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在全国民政部门的影响力。
其三，共建后首项被采纳的成果和首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成功。2015年1月，林拓教授的《中国海洋发展与沿海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成果被民政部相关部门采纳。有关证明指出，“该成果在大量调研和系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海洋发展与沿海城市行政区划的演化机理，不仅开拓了行政区划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提出了海洋强国背景下我国沿海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建议。”“对于促进今后沿海行政区划的优化设置、推进沿海新型城镇化和海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作为相关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这一重要成果为民政部支持下的“司校共建”开了一个好头：紧接着由林拓教授领衔申报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下我国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及评估研究》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其四，体会与展望。25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这一金字平台，不断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无论在科研方面或是在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并被学界和民政部门认可。我的体会是：一是抓住机遇，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确定方向目标，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是人文（区域）地理学新学科创新发展之道。二是面向问题，面向实际，坚持为社会实践服务，跟踪前沿，潜心研究，创新理论，是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学科领先地位的源动力和生命力。三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坚持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充分挖掘“学生”潜能，是新学科发展的重要门路，也是在编制少、任务重的情况下“中心”的主要依靠力量。四是在实践中思考探索，以“区域地理学”为根基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是“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一社区体系”新理论构建的主要路径和经验。
回顾过去，我们成绩不少，甚至于相当辉煌；面对现实，在日新月异的竞争时代，我们的差距犹存，压力不小：展望未来，行政区划新的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深化，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方向需要强化，新学科建设需要更多学科参与、并迅速与国际接轨。
张：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未来更加美好！也希望与贵中心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
刘：也谢谢贵刊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拿出更好的研究成果，与贵刊共同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刊历来关注兼具学术与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相继刊发了一批历史地理与行政地理方面具有上述特点的新成果，产生了良好的学术与社会反响。其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刘君德教授及其团队与本刊有过多次合作，均产生了积极的反响。鉴于此，本刊名家访谈也得到了刘君德教授的关心与支持。为了推动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发展，本刊记者采访了刘君德教授，请他回顾并展望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历史发展与未来走向。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请问您是如何走上行政区划研究之路的？贵中心的成立都有哪些历史机缘？
刘君德教授（以下简称“刘”）：1990年5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小礼堂，来自国家民政部行政区划地名管理司、上海市政府和江苏省民政厅的有关领导、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等外校著名专家，以及华东师范大学袁运开校长，老一辈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李春芬教授等欢聚一堂，隆重举行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这个经过国家主管部门（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迄今我国唯一的行政区划研究机构已经有25个年头。回顾历程，在民政部支持、区划地名司指导、华东师范大学领导下，我们从实践开拓到理论创新，从学科建设到人才培养，可谓硕果累累，为推进我国行政区划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崔乃夫部长倡导成立专业研究机构。我得知这一信息，抓住机遇，积极努力，促成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在我校诞生。
1.山区考察中的偶然发现
我与行政区划“结缘”起始于南方山区考察。1983年，我被委任为中科院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三分队队长，带领地理、地质、生物等多学科教师，历经七、八个年头，完成了皖南山区、浙西山区、闽北山区的科学考察任务。记得在1984年的一个秋天。当我们考察到安徽省皖南贵池县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向我们反映，贵池县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行政区划问题，恳求考察队作专题调查、帮他们向上级反映情况。这让我们颇感意外和为难，因为行政区划不属于此次考察范围，而我们后面的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凭着一种责任感，在完成既定考察任务后，我留下两位同志，就反映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这个地处安徽西南、长江岸边，有数百年历史文化积淀，时为上海“小三线”重要基地之一的池州地区，忽然被肢解了。1980年撤销了池州地区，区域中心城市——贵池被划归长江北岸的安庆地区管辖。贵池被当时没有大桥的滔滔江水分隔，安庆如何管辖？干部、百姓如何联系？计划物资如何调拨？为此，全县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政府官员怨声载道，工作陷于极其被动的应付状态，谈何发展？又如何管理？我们经过深入细致、“秘密”访谈，终于弄清问题的根源：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客观实际，盲目撤并行政区域，搬走地级机关，降低行政等级，使这个有着“三国四方七十二家房客”之称、比较繁荣的地区中心城市——贵池瞬间人为衰落，原本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联系紧密的秋浦河流域，顷刻被解体，区域发展群龙无首，管理瘫痪。目睹这一状况，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作为考察队分队长，有责任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真实情况。
我们在听取方方面面意见之后，带着问题回到了上海。我决定以考察队的名义，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上书，在校党委、校领导支持下，以华师科（84）第106号文《关于安徽省贵池县经济体制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力陈贵池县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出乎意料的是，仅仅过了十余天，华东师大党委就收到了回复及有关领导的批示，充分肯定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不久，安徽省组织多个单位赴贵池调查，证实了我们反映情况的真实性。
这件事给了我莫大鼓舞，1985年5月我们又专门组织人员对整个皖南地区的行政区划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写出两万字的《安徽省皖南地区行政区划问题的调查与思考》；1986年11月，考察队在福建省闽江流域考察时又发现同样性质的问题，随即又写了《关于福建省建阳地区行政区划及闽江委员会体制等问题的情况与建议》，分别向相关部门反映，都得到积极回应。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行政区划！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行政区划是国家的一项大政，非常重要，但问题不少，需要打破“禁区”，开创研究，地理学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从此，我暗下决心开拓这个地理学的“处女地”。
2.昆山会议的重要机遇
1989年12月5日，民政部主持下的首届“中国行政区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省昆山市召开。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丁金宏和我应邀参加了会议。胡焕庸老先生被推举为首届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的第一顾问，与丁金宏合作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我国行政区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大会作报告；我组织多人，向大会提交了5篇论文，并作为会议副秘书长作了发言。昆山会议展示了我校在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的基础和实力，获得民政部及多单位的赞赏。 昆山会议后，我抓住这一重要机遇，邀请区划地名司司长张文范一行来校考察，参观了地理系、图书馆、西欧北美所等单位，专访了胡焕庸先生，并与有关人员进行座谈。张司长说，我们对华师大了解太少了、华师大以地学为主的力量相当强，图书资料、设备条件较好，建议我们向民政部报告、提出设想。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于12月中旬起草了一份长达7500字的《关于华东师范大学开展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初步设想》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华东师大在行政区划领域研究的基础、研究条件与研究方向，提出了筹备成立行政区划研究机构的设想。
3.部长接见，中心获批
1989年12月下旬，我和汤建中同志赴京向民政部部长汇报：期间，两次向袁运开校长报告。12月25日，崔乃夫部长、张德江常务副部长先后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崔部长非常随和、亲切地询问了胡焕庸、李春芬教授的情况，接着指出：中国行政区划欠账多，缺少研究，要加强，希望与华东师大共同合作研究。接着，时任常务副部长的张德江接见了我们，作了重要指示，提出了要求。他说，我赞成搞研究中心，赞成在华东师大搞，民办官助，由软到硬，先从外国搞起：经费来自课题，适当资助。
部长的接见，给了我们莫大鼓舞。回到学校，我们立即起草了《关于请求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报告》，并在附件中就成立“中心”的宗旨、组织、任务、经费问题提出了初步设想。1990年元月9日，学校以沪华师科（90）第002号文报送民政部。
1990年3月23日，民政部以民行函（1990）50号文复函，同意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学校委任我为“中心”主任。遂于5月底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张：能简要谈谈中心的研究状况吗？
刘：好的。中心的研究概况，据不完全统计，1990-2014年，“中心”承担的科研项目达200多项，发表论文不下三、四百篇（不含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出版专著近40部（含博士后、博士生）。
“中心”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开展第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的编撰，1990年盛夏，“中心”与校图书馆郑麦等七位同志冒着闷热、酷暑，历时两个月，从浩繁的典籍、史料中沙里淘金，去伪存真，筛选近万条条目，编撰成册，征求意见后于1991年出版。此为我国首本《中国行政区划文献目录》，是行政区划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在200多项研究项目中，直接的行政区划项目达百余项。这些项目除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和博士点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等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国家民政部及省（市、区）、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调整改革论证咨询项目。其中由我主持承担的基金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国民经济分级调控及其对策研究》（1998-2000）等两项；国家社科、教育部社科、上海市社科九项（见表1）；为民政部和地方政府完成的行政区划及社区建设决策咨询项目达41项。重要的有《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战略研究》（1990-1992），《江苏省“三泰”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1991-1992），《海南省设市预测与规划》（1993），《上海市行政区划战略研究》（1998），《浦东新区建置镇行政区划调整规划》（2000），《洋山深水港管理与营运体制研究》（2001），《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创新》（2003），《新浦东新格局行政体制改革设想研究报告》（2009），《基于“五位一体”空间的常州市城域（城区）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研究》（2013），《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广东省行政区划战略研究》（2013）等。获主管部门和省市政府的肯定，发挥了决策咨询服务作用。此外，还参与中美、中加等合作项目。2012年开始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的《中国权力地理：城市扩张和行政体系》合作项目（澳大利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进展顺利。
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比如国家第一项行政区划战略研究项目：《江苏省苏锡常行政区划战略研究》。这是“中心”成立后第一个民政部指导下开展的行政区划研究项目，也是依据国务院领导指示要求开展的我国首个关于行政区划战略研究的项目。我们组织了校内多名研究人员，在民政部区划司和江苏省民政厅陪同下，于1990年11月份赴苏州、无锡、常州12个县市开展全方位的经济社会调查，直至1991年2月初结束。在苏锡常地区，先后召开座谈会上百次，收集大量文字、统计资料和基础图件：1991年上半年对各种资料进行了全面分析，针对苏锡常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寻找与行政区划体制的关联因素。从战略上思考作为经济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方案，同时也为未来中国都市区域政区改革提供方向性思路。1992年2月完成《江苏省苏锡常地区行政区划改革综合研究报告》（8万字）和10份专题研究报告（24万字），手工绘制100余幅图件；8月，向民政部领导汇报了课题成果，获高度评价，认为报告中的大量观点具有首创性，建议具有可操作性。苏锡常调查奠定了“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实践基础。该项成果荣获首届（1995）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再如，第一项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研究的国家项目。“中心”成立后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市场经济下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研究》，获得立项。如果说苏锡常的研究主要专注点是都市区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性研究，着重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性，那么该项基金项目则侧重于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理论的探讨。项目于1995年准时结题。由于有苏锡常、长三角地区研究的实证基础。使项目成果的理论分析阐述具有相当说服力。成果顺利通过验收，并被推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又如，服务于上海市和浦东新区行政区划改革的系列研究。“中心”地处上海，理应多为上海决策咨询服务。在我主持的40多项上海市和民政部、海南、广东等横向课题中，有24项是为上海市及浦东新区做的，占近60%。其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市行政区划战略研究》，《创建国际化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思考：以上海为例》，《浦东新区建置镇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洋山深水港管理与营运体制研究》，《上海市海域无居民海岛命名更名研究》，《上海郊区乡镇政区地名保护研究》，《新浦东新格局行政体制改革设想的研究报告》等。研究成果为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市尤其是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起到了良好的决策咨询作用。其中，《上海市行政区划改革与浦东新区建制镇区划调整及城镇发展战略研究》获2001年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一等奖。 民政部在北京组织了由吴传均院士领衔的专家组对《创建国际化大都市的行政区划思考：以上海为例》进行了评审，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这是多年来我国有关大都市行政区划改革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民政部“采纳了《研究报告》的战略构想，其重要观点将作为制定全国大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2010年南汇划入浦东，面临着大浦东行政区划格局与体制的新问题。应市委政策研究室、上海市决策咨询部门的邀请，该年4月我承担了《新浦东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课题，历时2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关于新浦东新格局行政体制改革设想的研究报告》，针对南汇划入浦东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提出了“新浦东”行政体制结构改革的“大街区、大市镇、大开发区管委会”的设想，引起相关部门和市委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充分肯定。
还有，两次被采纳的海口一琼山分治与合治研究论证成果。海南省是区划研究中心为外省提供咨询服务最多的省份之一。从全省的行政区划预测、规划，到海口、三亚、儋州、洋浦开发区，都留下我们考察、工作的足迹。
省会海口与琼山是“同城双府”城市，即使多次去过海口的人，也很难找出这两个城市的行政分界线，属典型的行政分治型都市区。围绕是“分”还是“合”长期存在争论，一度不可开交，连省委、省府高层也曾经分为“两派”。1993、2002年我先后两次应邀前往海口与琼山。两次论证的相反结论居然都被省委、省府采纳，都获得国务院批准实施，说来实在有趣。
1993年调查的结果是主张“分治”，当时在权衡海口与琼山分与合的利弊得失，按照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安定团结、兼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借鉴国际经验，向省委、省府推荐了“市一市并列”模式（两府分治、合作共赢）方案，我们提交的《大海口地区市县利益冲突与行政区划调整》报告的建议立即被高层采纳，1994年国务院批准琼山县改设市，省政府职能部门做好两市发展中矛盾的协调工作，一时间两市的经济社会都获得长足发展。
随着分治发展中矛盾的增多，且愈演愈烈，两市合并的呼声再次高涨。2002年7月我们第二次被邀请前往调查论证。在重新调查、全面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论证报告》。对海口-琼山从城乡合治-城乡分治-市市并列的演变发展规律进行了理性分析，根据中国国情和海南省情以及省会城市海口市的规划建设要求，得出新的结论：走向新的城乡合治；建议两市合并，并提出了具体的合并划界方案。很快又被省委、省府采纳。不到三个月，即2002年的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口市区划调整的新方案，琼山改设为区，重新划分了区界。
这个故事说明，在中国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两个城市“同城双府”格局，采取国外普遍的跨行政区界合作治理模式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是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也是如此。大都市区多中心的行政格局，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特质决定了“空间调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甚至是唯一途径。
此外还有区划实证研究的新亮点：《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研究》。2013年上半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项目，涉及行政区划问题。7月23日接中规院深圳分院负责同志来电，希望我能承担该项目的新型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专题研究，项目要求高，时间紧，8月中旬就要在深圳汇报交流基本观点。考虑到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划中心首次参与中规院合作研究的省级新型城镇化规划，是一次积累省级区划改革研究经验的好机会，也是展示“中心”水平与实力的好时机，我尽管当时工作繁忙，正在开展常州项目，依然答应参与研究。
我经过短时间的工作与集中思考，迅速把握广东省情特点，依据省级行政区划演进的规律，寻找城镇化与行政区划关系中的关联点和突出的问题，以未来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大方向和新型城镇化精神为依据，科学运用我新近提出的“权力+空间=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广东省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性思路、战略重点与调整的方案设想：“以法规为依据，以改革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以经验为借鉴，以服务于广东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为目标，以珠三角为重点，立足长远，面对现实，构建理念先进、有利发展、方便管理，‘法定政区’与‘区域行政’有机结合，可持续、相对稳定的广东省‘省-市、县、区-基层乡镇、街道（社区）’三级层次的政区垂直结构和空间结构体系大框架”。方案设想突出了珠三角城市群区域行政体制的创新。
8月17日在深圳的课题组汇报交流中，中规院领导对我的发言给予积极评价，省建设厅也给予充分肯定。随后我联合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两位教授共同完成了课题文字报告和相关图件。广东课题扩大了“中心”在全国规划部门和部分高校的影响力。同年，在完成《常州市城域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研究》的同时，还应江苏省规划院之邀，参与了镇江市域规划的行政区划研究。
我们在实践中还有一些理论创新，主要有：
（1）广为认同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早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前，我在南方山区多年考察的实践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许多地理学家、规划权威提出的跨区域性“经济区划”、“区域规划”，在实施中却困难重重？我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即受行政区划这个“看不见的墙”的空间阻隔作用的影响。在中国，行政区划对城市一区域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决定了规划的空间格局。1991年。我提出了行政一经济区的概念，认为。“这种行政一经济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在地方分权体制下，使各级地方经济发展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导致区域经济封闭，从而对整个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一观点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行政区经济”的概念，进一步突出了行政区划的作用。
上世纪的80-90年代，我在安徽、浙江等省的调研和课题评审会，以及广东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多次提出中国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现象，并对其理论思想进行了点滴阐述，得到认同；也有意识地在研究生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分析讲解。1993年，我与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舒庆讨论这一概念。合作发表论文，不断提炼总结。舒庆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比较系统地对行政区经济的概念、理论内涵等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发表后，得到国内经济地理界、经济和政治学界的广泛认同，在高层政府机关（国家发改委）和领导的文章、讲话中也有运用。并逐渐扩展到海内外。应该说，“行政区经济”理论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后最重要、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认知又有了新的发展。 （2）从发现“曹家渡现象”-“城市行政区一社区”结构体系理论。“中心”还介入了社区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发现“曹家渡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曹家渡16路电车上偶然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同属于曹家渡地区的静安、长宁、普陀三区在城市景观上极不协调。普陀区建好了，静安区拆光了，长宁区却按兵不动，这一现象随即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考。这是为什么？经过现场调查考察，发现由于三区的行政分割，导致了规划不协调、建设不同步、形态不规则、管理难统一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主导运行下，由于大城市推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三个中心城区的二级政府对曹家渡地区的定位不同，这种“政区空间约束”使原本与徐家汇齐名、有“沪西小上海”之称的曹家渡地区衰落了，其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地位节节下滑。这一由于“体制+政区空间”导致的特殊现象在世界各国大城市发展中十分罕见，我把它称之为“曹家渡现象”。这一发现从城区规划和建设管理视角验证了我们提出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这一发现一度引起政府和许多同行的关注。上海市社联为此专为我立了一个重点课题：《曹家渡地区的行政分割及其整合研究》。
“曹家渡现象”的发现与研究，使我们在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体系中派生出“行政区一社区”结构体系理论。这也是“区划中心”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研究的导因。1999年，在国家关注社区建设的高潮中，在民政部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管理司张明亮司长支持下，我校成立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该机构成立后，做了大量社区建设规划管理的实证研究和在职培训工作。在研究中，受行政区划和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影响，从中国国情出发，我提出了“行政社区”的概念和构建中国特色大城市“行政区-社区”管理体系的理论架构。在城市社区发展实践中得到验证，并通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中城市街道行政社区空间结构分析与组织制度创新》的研究得以系统和深化。其成果已于2013年出版，书名为《中国大城市基层行政社区组织重构——以上海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我们在长期科研实践经验基础上独创的“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一社区”理论思想，为人文地理学新兴学科（政区地理、社区地理）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奠定了重要学术基础。
张：我们知道，学术研究的根本是人才建设，请问中心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有什么经验吗？
刘：这个问题问的好。中心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为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首要任务，要通过科学研究推动学科建设。“中心”成立之后，十分注重在实践中培养行政区划和社区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和博士后参与了大量课题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一批著作，在与导师的互动、切磋中，共同开拓了人文一区域地理学新兴学科——政区地理和社区地理学，为中国人文地理学新兴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1）行政区划与社区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初步统计，“中心”招收的行政区划、社区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各有50余名，出站的博士后8名，总计百余名。他（她）们也是新方向的开拓者、探索者、贡献者。
比如舒庆，是我的第一位博士生，跟随我参加了海南省的行政区划预测与规划课题实践等，对行政区经济的理念感悟较深。我决定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研究”。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一个具有开拓性、风险性的命题。他攻坚克难，于1994年初完成了博士论文。吴传均院士等对论文给予高度评价。由李春芬、严重敏、崔功豪、王浣尘、姚锡棠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作出的评价是：“论文独辟蹊径，选择行政区经济这一在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影响极为深刻的区域经济类型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不仅选题颇具新意，而且填补了区域研究领域的空白，是一篇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对我国现实经济发展及学科研究前沿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论文与传统相比有很大突破，对我国区域地理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专著于1995年出版。
靳润成，是我合作的第一位博士后，也是我国首位区域地理学（行政区划方向）的博士后（1996年12月解放日报作了报道）。他也参加了我主持的海南行政区划等项目的实践，借助于历史地理学的功底，对中国城市型政区做了系统研究，以上海市社科院院长张仲礼为主席的评议委员会给予很高评价。
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我们坚持因人而宜、不拘一格。天津师范大学张俊芳教授，2000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我的博士生。鉴于她扎实的人文地理专业基础、国外留学多年的熟练英语和很强的独立研究能力，考虑到她工作的实际情况，在研究生院支持下，决定以特殊方式进行培养。委托天津师大完成公共课程的学习，规定阅读博士课程的参考书，重点指导好“城市社区”博士论文。经过三年的有序安排、精心实施，顺利毕业。
张俊芳的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在三年攻读博士过程中，“由于我政务繁忙，看书只能在晚上和周末，读博的艰辛可想而知。整整三年，1000多个夜晚，我办公室的灯光总要亮到深夜，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政府大楼的人，总是在大多数人进入梦乡后，才驱车驶过夜幕中的城市，回到家中……不管多忙，读书是我永远的乐趣，学习是我一生的追求。”像这样渴望学习、自学能力很强的同志。我采取了特殊方式，“放手”培养。
2003年正当她完成博士论文准备答辩之时，中国大地发生“非典”，她不能来上海，我们不能去天津，能否准时答辩令人担忧。经过多种方案的研究，在华东师大和天津师大的大力支持下，决定采用“远程答辩”方式进行。通过双方信息化办公室的通力合作，历经20多天调试、演示等准备，于5月初成功地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远程答辩”，开创了全国先河。答辩委员会对论文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篇具有中国特色、颇有见地、内容丰实的“行政社区”博士论文（该论文以《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书名于2004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样，华林甫，在博士后合作研究期间，基于他专一的学习精神和家中丰富图书资料的良好学习环境，我在确定研究方向后，特例同意他主要在家中研究问题。他专心研究，在两年期间，大量成果问世，在政区地名领域有相当见树，迅速成长为学术骨干，晋升为教授。 还有林拓，在完成博士后研究任务后批准提前出站，并迅速破格晋升为教授。
在培养高层次人才中，我十分注意吸纳非地理专业的硕士、博士毕业的人才，对他们进行专门的教学与实践，培养不少有特色的跨学科人才。如靳润成、华林甫（历史），陈占彪、韩可胜（中文），林拓（经济、中文），李建勇（法律、社会学），马海龙（商业经济与管理）……
多年来，“中心”培养的一批富有特色的高层次人才，广泛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等，作为行政区划一行政社区的种子在全国许多岗位生根发芽，推进新兴学科发展，传播相关理论知识，辛勤耕耘，发挥作用，扩大影响。
（2）编著出版大量著作。20多年来，“中心”组织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总计近40部，约千万字（见表2），许多著作在国内外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一本具有原创性的专著，可以说是我国首部将行政区划现实问题与理论结合、与历史结合、与国外相参照的科学专著。1996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中国行政区划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与行政区经济理论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该书至今仍被国内一些著名大学的人文一经济地理学、政治（行政）学等专业列为研究生、博士生必读的专业参考书。在美国及我国的香港、台湾一些大学广为流传。1998年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著作二等奖。
——《中国政区地理》。199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再版），为中国首部政区地理学专著，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意义，2003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至今仍有一些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其姐妹篇《中国社区地理》也由科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
——《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2000-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中国行政区经济与改革丛书》，共五册，包括：《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刘君德、冯春萍、华林甫、范今朝），《中国省区经济研究》（汪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舒庆、周克瑜），《企业扩张一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行政区经济问题的应用分析》（王德忠），《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研究》（程玉申）。本套《丛书》以“行政区经济”和“行政社区”的理论思想为主线，对中国区域经济和社区问题进行了研究，并首次将中国行政区划和国外进行比较分析。
——《当代中国城市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2007年，我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城市工作室合作，策划了由我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申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批准。这套大型丛书，全套近20册，约六百万字，2015年出齐。这是国内首部从权力·空间·制度及其相互关系视角。贯穿“行政区经济”、“行政区-社区体系”理论思想，探究与论述中国城市-区域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也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和一批博士、博士后长期研究行政区划一社区与行政区经济理论成果的展示与提升，无论从实践或理论来看都具有重要价值。这项工作还形成并凝聚了中国行政区划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一批作者群，为日后的长期性协同研究打下“团队”基础。
——《大辞海·中国地理》卷。2010-2012年还主编出版《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约130万字，其中政区条目内容达80万字。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3）新学科的创建与教学成果。学科建设与创新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一直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指出，以方志为代表的传统区域地理学发展到1949年后以各类“区划”工作实践带动的区域地理学，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学相比相对滞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深度方面都远远不够，也不适应新时期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我尝试从行政区经济、行政区划领域突破，坚持在大量科研实践中创建新的学科方向，培养该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我们充分利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这块品牌，从1991年起招收政区地理新方向的硕士、博士生以及博士后。
应当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是我国行政区划研究的辉煌时期。建国后，由于其高度的“政治性”、“敏感性”，这一重要领域被视为“禁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行政区划领域的研究才逐步受到重视。我抓住了这个机遇，积极介入，努力探索。经过多年大量的科研实践、创新理论，在与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的教学互动过程中，不断探索、建设新的学科。多年的努力积累，在政区地理新学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在我们的影响下，一些高校开设了政区地理学新专业课程，得到同行和跨专业学科学术界的认可和支持。1998年我们申报了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获一等奖殊荣。
（4）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中心成立25年来，我应邀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英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的一些高校和政府部门。以1994年访问美国旧金山湾区联合政府规划部和2006年应邀访问英国诺丁汉大学期间对英国的考察印象尤为深刻。我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美国阿克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有过项目合作；还访问过日本广岛大学、以及我国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文化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等著名高校，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在国内的许多高校和政府、社区等做过数十场大型报告：接受过多家报社的采访，都是有关行政区划、社区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内容。通过交流，广泛传播行政区经济理论思想和“行政区一社区”理论，为推进中国行政区划和社区体制改革而积极努力。
张：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心确实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请问中心对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或者展望吗？
刘：你说的很对，对于未来，我们也有一些规划与展望。其一，为推进司（民政部行政区划地名管理司）校共建，重振“中心”而奔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完善设市标准”、“有序改市”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等重要思想，使我预感到以“省直管”、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中国行政区划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3年，民政部一位处长来学校了解区划研究中心的情况。传递区划改革任务的相关信息，燃起了我重振行政区划中心的冲动！在这之前，我曾经向校党委书记、校长汇报“中心”的情况，提出“中心”改革与“交班”的设想建议，得到支持与肯定。2013年冬季，我应邀赴京参加民政部区划司“设市标准”的座谈会，会后主动请战，回校组织力量积极开展设市标准方案的研究。春节前的一个月，我和曾刚教授共同组织了我校及上海财大、华东理工、苏州科技学院、浦东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的教授、博士等以及研究生投入研究，经日夜工作，交流讨论，赶在民政部规定的时间点提交了研究报告：《关于“撤县设市”“镇升格设市”设置标准方案的分析研究报告》。报告的核心观点以5篇论文形式在《江汉论坛》（2014年第3期）“中国县级市制”研究笔谈专栏发表，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让民政部区划司新任领导充分了解区划研究中心的情况和改革设想，2014年9月15日我专程赴京向区划司领导汇报工作。柳司长充分肯定了“中心”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咨询服务等方面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十分赞同提出的改革设想，并提出了两点中肯建议：“第一，加强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各地政区调整提供理论支撑；第二，为区划体制改革的论证、审核提供全过程的服务。”司长对“中心”工作的积极评价和两点建议给了我鼓舞和信心，回到学校，立即将情况向领导汇报，提出“司校共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建议’”。很快得到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的支持。随即由林拓同志起草了“司校共建协议书（征求意见稿）”。在向司长汇报后，得到“支持共建”的回复。2014年12月我交班林拓教授，新任“中心”主任林拓同志又做了许多努力，于2015年初，达成由民政部委托区划地名司与华东师大“共建”的战略合作协议共识。9月19日在华东师大签订了协议书。我们的奔波努力，终于成为现实。
新时期民政部支持下的“司校共建”将为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搭建更好的平台，为“中心”的改革发展增添了巨大动力和活力，为将“中心”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研究机构创造了体制基础。
其二，两场有影响的报告。2014年10月21日我应邀去杭州。为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举办的“贯彻新型城镇化要求，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专题培训班”讲课，作了题为《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实践与理论一兼谈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报告，从自身经历和所做的课题案例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实践与理论发展过程以及最新的理论思想，得到参加培训的各个省（区市）民政厅和区划处领导的肯定和积极反响。
2015年6月3日，应陕西省民政厅邀请，为西部10省区（市）民政部门分管区划的同志作了《刚性约束一合作治理：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西部省区政区的改革与发展》的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报告运用行政区经济理论，对如何以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为核心和契机，统筹西部区域战略和各省区市的定位，积极推进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以及各省区市区划改革的重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受到与会同志的欢迎。两场报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在全国民政部门的影响力。
其三，共建后首项被采纳的成果和首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申报成功。2015年1月，林拓教授的《中国海洋发展与沿海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成果被民政部相关部门采纳。有关证明指出，“该成果在大量调研和系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海洋发展与沿海城市行政区划的演化机理，不仅开拓了行政区划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提出了海洋强国背景下我国沿海城市行政区划改革的战略建议。”“对于促进今后沿海行政区划的优化设置、推进沿海新型城镇化和海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作为相关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这一重要成果为民政部支持下的“司校共建”开了一个好头：紧接着由林拓教授领衔申报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新型城镇化下我国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及评估研究》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其四，体会与展望。25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这一金字平台，不断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无论在科研方面或是在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都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并被学界和民政部门认可。我的体会是：一是抓住机遇，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确定方向目标，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是人文（区域）地理学新学科创新发展之道。二是面向问题，面向实际，坚持为社会实践服务，跟踪前沿，潜心研究，创新理论，是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学科领先地位的源动力和生命力。三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坚持教学相长、师生互动，充分挖掘“学生”潜能，是新学科发展的重要门路，也是在编制少、任务重的情况下“中心”的主要依靠力量。四是在实践中思考探索，以“区域地理学”为根基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是“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一社区体系”新理论构建的主要路径和经验。
回顾过去，我们成绩不少，甚至于相当辉煌；面对现实，在日新月异的竞争时代，我们的差距犹存，压力不小：展望未来，行政区划新的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深化，为社会实践服务的方向需要强化，新学科建设需要更多学科参与、并迅速与国际接轨。
张：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未来更加美好！也希望与贵中心保持更加密切的合作！
刘：也谢谢贵刊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拿出更好的研究成果，与贵刊共同推进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