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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事实说明清代经学与楚辞研究之关系，指出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对楚辞学的影响，各学派治学方法对楚辞研究的推动。同时也指出，固然各派以其学术优长研究楚辞取得很大成绩，然也因门户之见、营垒意识，使其研究领域的拓展、视野的开阔等受到束缚，令人遗憾地出现某些偏颇或缺失。
关键词：清代；经学；楚辞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1-0079-05
经学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对我国古代文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有极大影响，这已是文学史界的共识，近些年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夥。而经学对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有无影响？有何影响？学界则似乎注意得不够，研究成果也很少。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清代经学与楚辞研究关系的考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清代是我国独有之学术——经学的大兴期，其中“汉学”、“今文经学”更是获得了难得的复兴。然而，不幸的是，“物极必反”，许多学者认为，清代也是经学的终结期① ——颇有点回光返照的意味。另一方面，清代也是楚辞学的辉煌期，是由古典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转型的重要时期，多角度、全方位的楚辞研究不是从现代而是从清代开始的②。20年前，笔者开始探讨清代楚辞研究的特点时，就感觉这回光返照的经学与转型期取得辉煌成就的楚辞学，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密切的关系。这仅从外部现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即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楚辞学丛书《楚辞学文库》为例，其中第3卷《楚辞著作提要》，收录了清代44本楚辞学著作③。这44本楚辞著作的作者，可考有经学专著的就有32位，人数之多，所占比例之大，均非以前各朝所能及。而剩下的12位，有的也可能有经学著作，只是未能考实而不能计入而已。有經学专著的32位中，相当一部分为经学名家。如毛奇龄、李光地、方苞、戴震、王念孙、朱骏声、王闿运、俞樾、马其昶等。而非经学名家者，往往也有经学力作，如徐焕龙之《大易象解》和《诗经辩补》、贺贻孙之《诗筏》、刘梦鹏之《春秋义解》、陈本礼之《焦氏易林考证》、王树枏之《尚书商谊》等。从前代楚辞研究史看，经学家们注解、阐释楚辞，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经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中，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清代当然也不例外。而清代由于今文经学的复兴而重燃“今、古文”战火，加之不同学派或崇“汉学”或宗“宋学”又起“汉宋”之争，这些学者一旦涉足楚辞，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战火”烧到了楚辞学中，从而对楚辞研究产生新的影响。
清代古文经学的复兴，是从顾炎武开始的。面对明朝灭亡的残酷现实，顾氏痛感王学末流空言心性、“游谈无根”、不营世务、逃避现实，于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茫然而不能出一策……于是提倡通经致用的“实学”，并提出“古之理学，经学也”的命题，从而复兴古文经学。顾炎武提出学者须读书抄书，而要能读懂古书，首先必须识文字、懂音韵、通训诂。故而，清代朴学实由顾氏肇其端。其后继承顾氏之学的，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惠栋以钩沉辑佚为主，故又称“钩沉派”，当然注楚辞者很少。而戴震继承发扬了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日知录》的治学方法，为以后形成“订误派”打下基础，故这一派有楚辞著作者较多。戴震自己便有《屈原赋注》。
《屈原赋注》为楚辞名著。戴震治学门径，是以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义理不可空凭己意臆测，必求之古训古经。这一治经方法明显是对顾炎武的继承发展，戴震亦以它来治楚辞，从而取得相当的成就。如对《离骚》的注释。“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之“荣华”，王逸、朱熹均释为“喻颜色”。此说无错，然嫌不透彻。洪兴祖看出这点，补注云：“游春宫折琼枝，欲及荣华之未落也。”释“荣华”之物为琼枝，指出了“喻颜色”之本，比王逸、朱熹的进了一层，但“荣华”仍未确释。戴震据《尔雅》“草谓之荣，木谓之华”，释曰：“所折琼枝，当及其荣华未落。”这就指出了“荣华”的本原。此即以文字求训诂。
戴震以后，学生王念孙继承了他的语言学 ，著有训诂名著《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对楚辞作过研究。《读书杂志》有考释楚辞字词的24条，学界评为“皆极精审”。他还有《古韵谱》，又称《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分先秦古韵为21部，虽比现在所分为粗，然已极为杰出。以古韵校楚辞句，能纠正前人某些错误。“今本《楚辞》及《文选》皆以‘不能复用巫阳焉’为句，非也。‘不能复用’，谓不用卜筮，非谓不用巫阳。且‘用’字古读‘庸’，与‘从’字为韵。若以‘复用巫阳’为连读，则失其韵矣。”王念孙断句在“用”字后，是因“用”古读平声，与“从”押韵。前人所以出错，还在于不知“焉乃”为一语辞。王氏如此断句，使原来令人疑惑不解之句涣然冰释。其实，“焉乃”究竟是一单纯语辞还是两辞，还可以有不同判断。关键是王念孙看准了“从”、“用”押韵，从而破解了这一千年难题。
古文经学派里以《说文通训定声》蜚声学界的朱骏声，也研究过楚辞，著有《离骚补注》。该著最大特点也是运用当时研究古音韵的最新成果以及注经方法，来补前人注释之不足或纠正其错误。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述。
古文派治楚辞，其特点可总归为二端：一方面，他们以朴学治经方法研究楚辞，在审定音韵、训释字词、细析文意上，纠正了前人一些错误，获得一些创见，于前人基础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们言必有据，治学严谨，以渊博的知识为支撑，持论大胆而坚实，常能发前人之未发，显示了良好的治学风范和纯正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拘守东汉古文派以来的学术传统，反对明末空疏学风而走向另一极端。他们眼光只盯在字、词、句上，对作为艺术作品和文化经典的楚辞，极少关注其艺术特色和思想文化意义。尤其是对屈骚，其精神境界、思想内涵、人格意义以及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等等，均极少涉及。虽戴震《屈原赋注》对屈原思想略有论述，并反驳了朱熹的个别错误观点，但与其在思想领域的建树很不相称，这点后面还将论及。 与之相对，今文经学派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起于康乾时的庄存与和乾嘉时的刘逢禄，他们推宗《春秋》的“公羊学”，主张探求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被称为“常州学派”。后来龚自珍、魏源大力推崇并发展之，今文经学便得到复兴。庄、刘、龚、魏并没有楚辞著作，不过只要学派发展，便一定会有治经者研究楚辞，其后王闿运就写了《楚辞释》。
王闿运之《楚辞释》，可谓中国楚辞学史上最大胆之作，立论之新之怪为历代楚辞学所罕见，笔者通读两遍仍瞠目结舌。如总体结论上，王氏断定，屈骚25篇，全作于怀王客秦之后；屈原谋求怀王归国，主张与秦和好；屈原曾密谋废顷襄王，另立新王。此均与《史记》和传统说法相反。在解题上，也有极为怪诞者，《远游》解题，说屈原会吐纳之术，这尚可存为一说；而言屈原会尸解之术，则俨然像九洞仙人了。如此断定，以前学者对《远游》的注释当然无一可取。于是王氏便将旧注全部删去，把《远游》原文分三段录下了事。宋玉《高唐赋》之解题，更是怪得令人不敢想象：什么楚襄王会神女，全是后人会错了宋玉的意思！宋玉是通过读《离骚》、《悲回风》，得了屈原的忠谋奇计：扼守夔、巫，联齐抗秦。顷襄王不理会宋玉进谏，宋玉没办法只好以这种形式写出。
具体文意解释上，几乎是句句皆有“奇”论。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句后注曰：“崦嵫，日所入，喻怀王已去位也。迫，急也，怀王谋归愈急，则愈不成。”此将主角屈原换成了怀王。“吾令帝阍开关”后注曰：“帝，怀王也；关，秦武关也。”这本是屈原幻构在天国的遭遇，王注不但改换了主角，还同上例一样，将天国坐实到地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闿运的学生廖季平，不仅于经学上继承了王氏的路径，在楚辞上比他走得更远。王闿运还是在求屈原作品的“微言大义”，廖氏则是根本否定屈原对其作品的著作权。他在《楚辞新解》中说：“《离骚》篇名不可解，盖如古纬，为屈子所传，非其自作。”“子屈子传《诗》（按指屈子作品），与列、庄别为一派。”《楚辞新解》总的观点是，孔子的学问分人学和天学。《尚书》、《春秋》是人学，而《诗》是天学。屈骚属于天学，为《诗》之另一派。屈原是传《诗》者，因而不是作者（除《卜居》、《渔夫》外）。廖季平这些“奇”论，当时就受到学界的嘲笑，闻一多就在《廖季平论离骚》一文中嘲笑他“关于《诗经》的话，全是白日见鬼”。
王闿运《楚辞释》、廖季平《楚辞新解》《楚辞讲义》为清今文经学派楚辞研究的突出代表，他们将今文经学求“微言大义”之治学路数引入楚辞研究，方法本来没错。然而“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便成了谬误”。他们曲解实证材料，将本不搭界的材料扯上关系，以支持他们刻意的穿凿和天马行空似的想象。他们将本需极其谨慎使用的方法拿来随意挥舞，当然容易出“新”出奇，可也当然地因缺乏合理性而得不到学界的认可。
可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轻视他们的研究，决不能像抛弃破布一样将其著作抛于墙角置之不理；相反，应该高度重视，认真研读他们的楚辞著作。这是因为：第一，可以启发思路。王、廖等毕竟是有学识的学者，有精深的经学造诣，他们那些“新”、奇、怪论尽管荒谬，但可以说是一种“有学识的谬见”，有的还闪烁着思辨的光芒。我们只要接受得当，就可能吹去秕糠，得到精米。康有为当年受廖季平的启发，最终形成维新变法思想，就是成功的一例。正如梁启超所言：“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④ 第二，这种“由真理再向前一步”的方法，这种“有学识的谬见”，极易震慑和俘获初入学术之门者，也很合某些编辑的口味，现在发表出来的“新”、奇、怪的楚辞文章，大多背后都有王、廖的影子。要端正学风，正本清源，就得追溯这个历史源头。第三，境外的“屈原否定论”，基本上是从廖氏那儿发源的。日本楚辞学界少数几个否定屈原的人，既未见廖氏的《楚辞新解》，更未见《楚辞讲义》，只从廖氏的学生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中得知廖氏认定没有屈原这个人，就凭只言片语（而这些只言片语廖氏自己后来也改变了）无限发挥。其实谢无量也说错了——廖氏并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可知谢无量也很可能沒全读廖氏的楚辞书——尽管他是廖氏的学生。由此可见读他们楚辞著作的重要性。
除了今、古文学派，汉、宋之争也对楚辞研究有一定影响。
所谓汉学，即推崇汉儒治经方法的流派；而所谓宋学，则是宗程、朱、陆、王宋代理学的流派。这两派互相排斥，也是形同水火：崇汉学者必鄙理学，宗宋学者必攻汉儒。集桐城古文之大成者姚鼐，曾一度厕身《四库全书》编纂者之列，四库馆中汉学占统治地位，馆臣们经常当面“掊击讪笑”宋学之空疏，姚鼐反复左右辩驳，显得十分孤立，不到两年便愤而引退。由此可见两派对立情绪之一斑。
清朝初年，理学因有利于专制帝制的统治，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科举考试必以朱子《四书》为本，宋代理学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宋学高踞于庙堂。乾隆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文字狱”大行，不甘寂寞的学者们要做学问，只能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大多不愿也不敢涉及思想理论方面，统治者发现将知识分子引入“虫鱼”天地，对他们十分有利，于是汉学便渐渐盛行。四库馆臣大多是汉学派，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我们前面实际上谈了汉学与楚辞的关系，下面只需谈宋学对楚辞的影响。
桐城派大将方苞，力主宋学，视其它学派为异端。他著有《离骚正义》一书，以宋儒治经之法研究《离骚》，主要研究其义理。该书最大的长处，是将宋学方法与亲身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是结合自己精研古文的实践，注意创作的整体性，注意联系屈原其它作品解读《离骚》诗句。如“结幽兰以延伫兮”，释曰：“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结之。下文‘解佩纟襄以结言’，《九章》
‘烦言不可结而贻’（应无‘烦’字）是也。”如此以骚解骚，诚为确解。
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方苞为桐城三大家之一，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将朱熹等宋儒揣摩“圣人之心”的方法结合进来⑤，便特别能挖掘屈原创作心理的细微处。如他将《离骚》中所有表现屈原对君王态度之句子加以对照，发现只有一处有所怨怼：“怨灵修之浩荡兮”，其余则是称美人、称灵修、称哲王，说明屈原对楚怀王感情深挚，为人亦忠厚之至。 三是结合自己的朝官经历。方苞历仕三朝京官，曾因戴名世案被下狱，又得李光地力救而免死为奴，后又教读皇子，扈跸行宫，对专制帝王集万权于一身，猜忌专断，喜怒无常的心理性格有切身体会。这种经历为朱熹等宋儒不及，因而他对《离骚》中描绘君臣关系的诗句往往有独到体会，特别善于体会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如对“求女”一段，对“下女”、“宓妃”、“有娀之逸女”、“有虞之二姚”的说解，读之令人会心称快，感到特别切合诗意。只可惜文字太多，这里不能列出。
方苞以外，李光地有《离骚经九歌解义》，重在文意阐发、文理寻绎、旨意索解，而对字句训诂、名物考释用心较少，用的也当然是宋学方法。由于李氏重其大义，有统摄的眼光，故能从段意和文气上纠正前人错误。《离骚》中女媭责备屈原的一段，最后四句为“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不予听”。王逸、朱熹看到有“余”、“予”字样，便认为这四句是屈原说的话。李氏从整体文意考察，判断这仍是女媭说的，不过是女媭站在屈原的角度说的。过去依王、朱的解释，这段话后面总有点不通，经李光地如此训释，文气才通顺了。
宋学一派治楚辞中，还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有些楚辞研究者并未宣称自己属于宋学，但他们的研究法明显继承朱熹的心理领悟法而来。可看下列材料：
穷老读骚，终日不厌。一切注疏，束而不
视。反复吟咏，偶有所通，即笔之于下，不敢
以凿说戾之，不敢以迂解滞之。（王萌《楚辞
评注·自序》）
旋因乞养外转湖南，又得溯汨罗之江，吊
灵均之墓。自此方舟督运，冬去夏归，每泊湘
阴，辄酹酒朗读竟夕。光阴徂谢，三载于兹。
觉一篇十四章血脉流贯，爿 片分明，语诞而
情真，词复而义别，无不可解也。（谢济世《离
骚解·跋》）
适岁在丙戌，秋冬之交，忽疽发于腰膂间，
足不能窥户两阅月。每借读骚以自遣。……下
元之夕，梦中恍惚，手执是编，与一老人互相
辩证，久之欣欣若有所得。（朱冀《离骚辩·
自序》）
从这三个事例看，三人读骚的具体做法各各不同，然其研究方法却是共同的，同是朱熹的心理领悟方法。朱熹上承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主张“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会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清代学者对朱著几乎无人不熟，故继承性应无疑问。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楚辞著作提要》所选清代44本著作中，运用了这类方法的接近三分之一，可见宋学方法影响之大。
除今、古文学派和汉、宋学派的影响，还有第三派——兼宗者的影响。
清代后期，随着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化，同时也随着学术发展的需要，经学出现了兼宗一类。如曾国藩、陈澧兼宗汉、宋，王先谦兼宗古、今。这种兼宗当然不会是两派绝对平衡、半斤八两，而往往是主要倾向一派，兼采另一派之长。而不是像以前两派形同水火，视对方为仇敌，鄙对方学问为粪土。不过，兼宗一派虽明朗化于清末，而从楚辞学角度观察，这倾向早就潜在运行，可能清初就开始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吴世尚的《楚辞疏》⑥。他是清康、乾间人，其经学主张，可从他在该书《自序》对六经的排列分析中见出。吴世尚主张六经以《诗经》为首，这是今文经学派的观点（古文经学派主张六经以《易》为首）。然吴世尚“以诗为首”理论依据，却又与今文经学派相悖，反与古文经学派暗合：“庖牺未作，燧人未生，污尊抔饮，蒉浮土鼓，此倡彼和，有词有音，此诗之始也，特今无传耳。”他认为六经中《诗经》之时代最早，故应排最前，而以时代先后排列六经恰恰是古文经学派的主张，只不过古文派认为《易》之时代最早而已；今文家谓六经为孔子所作以垂教万世，故以程度深浅为排列次序，《诗经》、《书经》为文字教育之书，所以排在最前。由此可知吴世尚综合有今、古文的见解，又與二者观点有些区别。清代今文经之兴起，由庄存与始，吴世尚早于庄存与，因而很难说他的思想是受了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影响。
吴氏对文字训诂既遵汉儒法则，又对朱熹极为推崇（见《叙目》）。《楚辞疏》的研究思想和文意训诂，遵从古文经学派“言必有据”、“据实为训”的传统，常以单字对训，准确简捷，颇有汉儒古风。义理词章方面则多从宋学，不囿于成说，不拘于常规，敢于创发新见。具体路径为，以历史资料推寻屈子之志，以屈子之志与诗篇时代背景及文意训诂探求其特定情怀，以特定情怀阐发其义理文脉、艺术特点等。
吴世尚《楚辞疏》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文学创作中的“白日梦”状态：
自此以下至忍与此终古，皆原跪而陈词重
华，冥冥相告。而原遂若梦非梦，似醒非醒，
此一刻之间之事也。故其词忽朝忽暮，倏东倏
西，如断如续，无绪无综，惝恍迷离，不可方
物，此正是“白日梦”境。尘世仙乡，片晷千
年，尺宅万里，实情虚境，意外心中，无限忧
悲，一时都尽，而遂成天地奇观，古今绝调矣！
须知此是梦幻境，故引用许多不经之说，相如、
扬雄不识此竟（境），遂一切祖之，真是人前
说不得梦也。
《楚辞疏》早于弗洛依德180多年。而直至目前，全世界的学者都认为，“白日梦”这种创作现象、状态是由弗洛依德1908年在论文《创作家与白日梦》中首先指出的。其实，“白日梦”的发现权及与之相应的整套心理分析首创权，应属于我国清代学者吴世尚，而不是弗洛依德。
综上所述，清代经学对楚辞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大批学者，以其成熟而卓越的治经思想、路径、方法，在使经学取得空前成就的同时兼治楚辞，也使楚辞学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创了一片新局面，培育了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值得楚辞学者高度重视，并从研究史的角度认真总结，以借鉴于当今新楚辞学的建构并推动其发展。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上也同样如此。在肯定清代经学对楚辞学极大而有积极影响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时代和学术等因素的限制，这一影响有着相当缺憾。而当我们以经学和楚辞学的双向视角观察，这些缺憾则更为明显。例如：无论是古文派还是今文派，也无论是汉派还是宋派，其楚辞研究成就均不及经学。尤其是今文派，楚辞研究方面甚至与经学成绩截然相反。
经学名家之楚辞研究 ，除戴震外，其余均不及无名或微名学者，毛奇龄的《天问补注》虽可称杰作，王念孙对楚辞音韵的研究虽卓有成就，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夏大霖《屈骚心印》、鲁笔《楚辞达》等。俞樾的《读楚辞》及《楚辞人名考》，在释义追源上虽颇有创获，但“规规”于儒学语句而表现出对屈原的不理解，甚至错误地进行指斥，其成就则更次之。
经学几个主要派别之楚辞研究，均各有侧重。基础材料训释考证方面，宋派无法与汉派比；而思想理论之建树上，汉派亦难与宋派争雄。
清代经学中后期，出现了几位兼综汉宋的杰出学者，只可惜他们未进行楚辞研究——即使就经学本身而言，他们也还难以与各派的领军人物比肩。而进行楚辞研究的几位兼综者，则都是隐性的——“兼综”是我们现在由实证分析得出的。他们楚辞研究的思想方法值得认真总结，不过在清代影响确实有限。
若探究以上缺憾产生之原由，大致可归结为一句话：学派意识过强！无论是古文派还是今文派，也无论是汉派还是宋派，其学者都是以该派治学之思想、路径、方法去研究楚辞，这当然值得高度肯定。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固守学派苑囿，完全不吸取别派之优长，甚至連考虑都没有。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束缚了前进脚步。因而，整体上虽然取得了空前成就，却始终未能出现一位像东汉郑玄那样融“今、古文”于一炉，阶段性结束经学派别之争的巨擘，也没有胜过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的著作。归结起来也是一句话：创新虽巨，惜无超越！
注释：
① 如汤志均认为：“‘经’的地位动摇了，它不是讲古代历史的唯一‘经典’了，二千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终结了。”《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50页；也可见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按：笔者对经学本质的看法与他们有所不同，认为只是衰落（现在有再兴之势），而不是终结。此处不作讨论。
② 毛庆：《由历史看未来——近三百年楚辞研究史的启示》，《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③ 根据楚辞学史的具体情况，几位明清交际学者，如王夫之、李陈玉、钱澄之等，因坚不与清廷合作，学术上亦不受清廷箝制，故尽管其楚辞著作时间上作于清初，仍将其归于明代。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⑤ 毛庆：《论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及其特色》，《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
⑥ 吴世尚：《楚辞疏》，尚友堂刊本，清雍正五年（1727）。
作者简介：毛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四川师范大学、成都文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101。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清代；经学；楚辞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1-0079-05
经学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有较大影响；对我国古代文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有极大影响，这已是文学史界的共识，近些年这方面研究成果甚夥。而经学对我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有无影响？有何影响？学界则似乎注意得不够，研究成果也很少。本文即试图通过对清代经学与楚辞研究关系的考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清代是我国独有之学术——经学的大兴期，其中“汉学”、“今文经学”更是获得了难得的复兴。然而，不幸的是，“物极必反”，许多学者认为，清代也是经学的终结期① ——颇有点回光返照的意味。另一方面，清代也是楚辞学的辉煌期，是由古典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转型的重要时期，多角度、全方位的楚辞研究不是从现代而是从清代开始的②。20年前，笔者开始探讨清代楚辞研究的特点时，就感觉这回光返照的经学与转型期取得辉煌成就的楚辞学，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密切的关系。这仅从外部现象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即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楚辞学丛书《楚辞学文库》为例，其中第3卷《楚辞著作提要》，收录了清代44本楚辞学著作③。这44本楚辞著作的作者，可考有经学专著的就有32位，人数之多，所占比例之大，均非以前各朝所能及。而剩下的12位，有的也可能有经学著作，只是未能考实而不能计入而已。有經学专著的32位中，相当一部分为经学名家。如毛奇龄、李光地、方苞、戴震、王念孙、朱骏声、王闿运、俞樾、马其昶等。而非经学名家者，往往也有经学力作，如徐焕龙之《大易象解》和《诗经辩补》、贺贻孙之《诗筏》、刘梦鹏之《春秋义解》、陈本礼之《焦氏易林考证》、王树枏之《尚书商谊》等。从前代楚辞研究史看，经学家们注解、阐释楚辞，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经学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中，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清代当然也不例外。而清代由于今文经学的复兴而重燃“今、古文”战火，加之不同学派或崇“汉学”或宗“宋学”又起“汉宋”之争，这些学者一旦涉足楚辞，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战火”烧到了楚辞学中，从而对楚辞研究产生新的影响。
清代古文经学的复兴，是从顾炎武开始的。面对明朝灭亡的残酷现实，顾氏痛感王学末流空言心性、“游谈无根”、不营世务、逃避现实，于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茫然而不能出一策……于是提倡通经致用的“实学”，并提出“古之理学，经学也”的命题，从而复兴古文经学。顾炎武提出学者须读书抄书，而要能读懂古书，首先必须识文字、懂音韵、通训诂。故而，清代朴学实由顾氏肇其端。其后继承顾氏之学的，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惠栋以钩沉辑佚为主，故又称“钩沉派”，当然注楚辞者很少。而戴震继承发扬了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日知录》的治学方法，为以后形成“订误派”打下基础，故这一派有楚辞著作者较多。戴震自己便有《屈原赋注》。
《屈原赋注》为楚辞名著。戴震治学门径，是以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义理不可空凭己意臆测，必求之古训古经。这一治经方法明显是对顾炎武的继承发展，戴震亦以它来治楚辞，从而取得相当的成就。如对《离骚》的注释。“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之“荣华”，王逸、朱熹均释为“喻颜色”。此说无错，然嫌不透彻。洪兴祖看出这点，补注云：“游春宫折琼枝，欲及荣华之未落也。”释“荣华”之物为琼枝，指出了“喻颜色”之本，比王逸、朱熹的进了一层，但“荣华”仍未确释。戴震据《尔雅》“草谓之荣，木谓之华”，释曰：“所折琼枝，当及其荣华未落。”这就指出了“荣华”的本原。此即以文字求训诂。
戴震以后，学生王念孙继承了他的语言学 ，著有训诂名著《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成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对楚辞作过研究。《读书杂志》有考释楚辞字词的24条，学界评为“皆极精审”。他还有《古韵谱》，又称《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分先秦古韵为21部，虽比现在所分为粗，然已极为杰出。以古韵校楚辞句，能纠正前人某些错误。“今本《楚辞》及《文选》皆以‘不能复用巫阳焉’为句，非也。‘不能复用’，谓不用卜筮，非谓不用巫阳。且‘用’字古读‘庸’，与‘从’字为韵。若以‘复用巫阳’为连读，则失其韵矣。”王念孙断句在“用”字后，是因“用”古读平声，与“从”押韵。前人所以出错，还在于不知“焉乃”为一语辞。王氏如此断句，使原来令人疑惑不解之句涣然冰释。其实，“焉乃”究竟是一单纯语辞还是两辞，还可以有不同判断。关键是王念孙看准了“从”、“用”押韵，从而破解了这一千年难题。
古文经学派里以《说文通训定声》蜚声学界的朱骏声，也研究过楚辞，著有《离骚补注》。该著最大特点也是运用当时研究古音韵的最新成果以及注经方法，来补前人注释之不足或纠正其错误。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列述。
古文派治楚辞，其特点可总归为二端：一方面，他们以朴学治经方法研究楚辞，在审定音韵、训释字词、细析文意上，纠正了前人一些错误，获得一些创见，于前人基础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们言必有据，治学严谨，以渊博的知识为支撑，持论大胆而坚实，常能发前人之未发，显示了良好的治学风范和纯正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拘守东汉古文派以来的学术传统，反对明末空疏学风而走向另一极端。他们眼光只盯在字、词、句上，对作为艺术作品和文化经典的楚辞，极少关注其艺术特色和思想文化意义。尤其是对屈骚，其精神境界、思想内涵、人格意义以及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等等，均极少涉及。虽戴震《屈原赋注》对屈原思想略有论述，并反驳了朱熹的个别错误观点，但与其在思想领域的建树很不相称，这点后面还将论及。 与之相对，今文经学派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起于康乾时的庄存与和乾嘉时的刘逢禄，他们推宗《春秋》的“公羊学”，主张探求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被称为“常州学派”。后来龚自珍、魏源大力推崇并发展之，今文经学便得到复兴。庄、刘、龚、魏并没有楚辞著作，不过只要学派发展，便一定会有治经者研究楚辞，其后王闿运就写了《楚辞释》。
王闿运之《楚辞释》，可谓中国楚辞学史上最大胆之作，立论之新之怪为历代楚辞学所罕见，笔者通读两遍仍瞠目结舌。如总体结论上，王氏断定，屈骚25篇，全作于怀王客秦之后；屈原谋求怀王归国，主张与秦和好；屈原曾密谋废顷襄王，另立新王。此均与《史记》和传统说法相反。在解题上，也有极为怪诞者，《远游》解题，说屈原会吐纳之术，这尚可存为一说；而言屈原会尸解之术，则俨然像九洞仙人了。如此断定，以前学者对《远游》的注释当然无一可取。于是王氏便将旧注全部删去，把《远游》原文分三段录下了事。宋玉《高唐赋》之解题，更是怪得令人不敢想象：什么楚襄王会神女，全是后人会错了宋玉的意思！宋玉是通过读《离骚》、《悲回风》，得了屈原的忠谋奇计：扼守夔、巫，联齐抗秦。顷襄王不理会宋玉进谏，宋玉没办法只好以这种形式写出。
具体文意解释上，几乎是句句皆有“奇”论。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句后注曰：“崦嵫，日所入，喻怀王已去位也。迫，急也，怀王谋归愈急，则愈不成。”此将主角屈原换成了怀王。“吾令帝阍开关”后注曰：“帝，怀王也；关，秦武关也。”这本是屈原幻构在天国的遭遇，王注不但改换了主角，还同上例一样，将天国坐实到地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闿运的学生廖季平，不仅于经学上继承了王氏的路径，在楚辞上比他走得更远。王闿运还是在求屈原作品的“微言大义”，廖氏则是根本否定屈原对其作品的著作权。他在《楚辞新解》中说：“《离骚》篇名不可解，盖如古纬，为屈子所传，非其自作。”“子屈子传《诗》（按指屈子作品），与列、庄别为一派。”《楚辞新解》总的观点是，孔子的学问分人学和天学。《尚书》、《春秋》是人学，而《诗》是天学。屈骚属于天学，为《诗》之另一派。屈原是传《诗》者，因而不是作者（除《卜居》、《渔夫》外）。廖季平这些“奇”论，当时就受到学界的嘲笑，闻一多就在《廖季平论离骚》一文中嘲笑他“关于《诗经》的话，全是白日见鬼”。
王闿运《楚辞释》、廖季平《楚辞新解》《楚辞讲义》为清今文经学派楚辞研究的突出代表，他们将今文经学求“微言大义”之治学路数引入楚辞研究，方法本来没错。然而“真理再向前跨进一步，便成了谬误”。他们曲解实证材料，将本不搭界的材料扯上关系，以支持他们刻意的穿凿和天马行空似的想象。他们将本需极其谨慎使用的方法拿来随意挥舞，当然容易出“新”出奇，可也当然地因缺乏合理性而得不到学界的认可。
可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轻视他们的研究，决不能像抛弃破布一样将其著作抛于墙角置之不理；相反，应该高度重视，认真研读他们的楚辞著作。这是因为：第一，可以启发思路。王、廖等毕竟是有学识的学者，有精深的经学造诣，他们那些“新”、奇、怪论尽管荒谬，但可以说是一种“有学识的谬见”，有的还闪烁着思辨的光芒。我们只要接受得当，就可能吹去秕糠，得到精米。康有为当年受廖季平的启发，最终形成维新变法思想，就是成功的一例。正如梁启超所言：“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④ 第二，这种“由真理再向前一步”的方法，这种“有学识的谬见”，极易震慑和俘获初入学术之门者，也很合某些编辑的口味，现在发表出来的“新”、奇、怪的楚辞文章，大多背后都有王、廖的影子。要端正学风，正本清源，就得追溯这个历史源头。第三，境外的“屈原否定论”，基本上是从廖氏那儿发源的。日本楚辞学界少数几个否定屈原的人，既未见廖氏的《楚辞新解》，更未见《楚辞讲义》，只从廖氏的学生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中得知廖氏认定没有屈原这个人，就凭只言片语（而这些只言片语廖氏自己后来也改变了）无限发挥。其实谢无量也说错了——廖氏并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可知谢无量也很可能沒全读廖氏的楚辞书——尽管他是廖氏的学生。由此可见读他们楚辞著作的重要性。
除了今、古文学派，汉、宋之争也对楚辞研究有一定影响。
所谓汉学，即推崇汉儒治经方法的流派；而所谓宋学，则是宗程、朱、陆、王宋代理学的流派。这两派互相排斥，也是形同水火：崇汉学者必鄙理学，宗宋学者必攻汉儒。集桐城古文之大成者姚鼐，曾一度厕身《四库全书》编纂者之列，四库馆中汉学占统治地位，馆臣们经常当面“掊击讪笑”宋学之空疏，姚鼐反复左右辩驳，显得十分孤立，不到两年便愤而引退。由此可见两派对立情绪之一斑。
清朝初年，理学因有利于专制帝制的统治，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科举考试必以朱子《四书》为本，宋代理学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宋学高踞于庙堂。乾隆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文字狱”大行，不甘寂寞的学者们要做学问，只能专注于文字、音韵、训诂，大多不愿也不敢涉及思想理论方面，统治者发现将知识分子引入“虫鱼”天地，对他们十分有利，于是汉学便渐渐盛行。四库馆臣大多是汉学派，便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我们前面实际上谈了汉学与楚辞的关系，下面只需谈宋学对楚辞的影响。
桐城派大将方苞，力主宋学，视其它学派为异端。他著有《离骚正义》一书，以宋儒治经之法研究《离骚》，主要研究其义理。该书最大的长处，是将宋学方法与亲身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是结合自己精研古文的实践，注意创作的整体性，注意联系屈原其它作品解读《离骚》诗句。如“结幽兰以延伫兮”，释曰：“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结之。下文‘解佩纟襄以结言’，《九章》
‘烦言不可结而贻’（应无‘烦’字）是也。”如此以骚解骚，诚为确解。
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方苞为桐城三大家之一，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将朱熹等宋儒揣摩“圣人之心”的方法结合进来⑤，便特别能挖掘屈原创作心理的细微处。如他将《离骚》中所有表现屈原对君王态度之句子加以对照，发现只有一处有所怨怼：“怨灵修之浩荡兮”，其余则是称美人、称灵修、称哲王，说明屈原对楚怀王感情深挚，为人亦忠厚之至。 三是结合自己的朝官经历。方苞历仕三朝京官，曾因戴名世案被下狱，又得李光地力救而免死为奴，后又教读皇子，扈跸行宫，对专制帝王集万权于一身，猜忌专断，喜怒无常的心理性格有切身体会。这种经历为朱熹等宋儒不及，因而他对《离骚》中描绘君臣关系的诗句往往有独到体会，特别善于体会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如对“求女”一段，对“下女”、“宓妃”、“有娀之逸女”、“有虞之二姚”的说解，读之令人会心称快，感到特别切合诗意。只可惜文字太多，这里不能列出。
方苞以外，李光地有《离骚经九歌解义》，重在文意阐发、文理寻绎、旨意索解，而对字句训诂、名物考释用心较少，用的也当然是宋学方法。由于李氏重其大义，有统摄的眼光，故能从段意和文气上纠正前人错误。《离骚》中女媭责备屈原的一段，最后四句为“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不予听”。王逸、朱熹看到有“余”、“予”字样，便认为这四句是屈原说的话。李氏从整体文意考察，判断这仍是女媭说的，不过是女媭站在屈原的角度说的。过去依王、朱的解释，这段话后面总有点不通，经李光地如此训释，文气才通顺了。
宋学一派治楚辞中，还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有些楚辞研究者并未宣称自己属于宋学，但他们的研究法明显继承朱熹的心理领悟法而来。可看下列材料：
穷老读骚，终日不厌。一切注疏，束而不
视。反复吟咏，偶有所通，即笔之于下，不敢
以凿说戾之，不敢以迂解滞之。（王萌《楚辞
评注·自序》）
旋因乞养外转湖南，又得溯汨罗之江，吊
灵均之墓。自此方舟督运，冬去夏归，每泊湘
阴，辄酹酒朗读竟夕。光阴徂谢，三载于兹。
觉一篇十四章血脉流贯，爿 片分明，语诞而
情真，词复而义别，无不可解也。（谢济世《离
骚解·跋》）
适岁在丙戌，秋冬之交，忽疽发于腰膂间，
足不能窥户两阅月。每借读骚以自遣。……下
元之夕，梦中恍惚，手执是编，与一老人互相
辩证，久之欣欣若有所得。（朱冀《离骚辩·
自序》）
从这三个事例看，三人读骚的具体做法各各不同，然其研究方法却是共同的，同是朱熹的心理领悟方法。朱熹上承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主张“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会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清代学者对朱著几乎无人不熟，故继承性应无疑问。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楚辞著作提要》所选清代44本著作中，运用了这类方法的接近三分之一，可见宋学方法影响之大。
除今、古文学派和汉、宋学派的影响，还有第三派——兼宗者的影响。
清代后期，随着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化，同时也随着学术发展的需要，经学出现了兼宗一类。如曾国藩、陈澧兼宗汉、宋，王先谦兼宗古、今。这种兼宗当然不会是两派绝对平衡、半斤八两，而往往是主要倾向一派，兼采另一派之长。而不是像以前两派形同水火，视对方为仇敌，鄙对方学问为粪土。不过，兼宗一派虽明朗化于清末，而从楚辞学角度观察，这倾向早就潜在运行，可能清初就开始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吴世尚的《楚辞疏》⑥。他是清康、乾间人，其经学主张，可从他在该书《自序》对六经的排列分析中见出。吴世尚主张六经以《诗经》为首，这是今文经学派的观点（古文经学派主张六经以《易》为首）。然吴世尚“以诗为首”理论依据，却又与今文经学派相悖，反与古文经学派暗合：“庖牺未作，燧人未生，污尊抔饮，蒉浮土鼓，此倡彼和，有词有音，此诗之始也，特今无传耳。”他认为六经中《诗经》之时代最早，故应排最前，而以时代先后排列六经恰恰是古文经学派的主张，只不过古文派认为《易》之时代最早而已；今文家谓六经为孔子所作以垂教万世，故以程度深浅为排列次序，《诗经》、《书经》为文字教育之书，所以排在最前。由此可知吴世尚综合有今、古文的见解，又與二者观点有些区别。清代今文经之兴起，由庄存与始，吴世尚早于庄存与，因而很难说他的思想是受了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影响。
吴氏对文字训诂既遵汉儒法则，又对朱熹极为推崇（见《叙目》）。《楚辞疏》的研究思想和文意训诂，遵从古文经学派“言必有据”、“据实为训”的传统，常以单字对训，准确简捷，颇有汉儒古风。义理词章方面则多从宋学，不囿于成说，不拘于常规，敢于创发新见。具体路径为，以历史资料推寻屈子之志，以屈子之志与诗篇时代背景及文意训诂探求其特定情怀，以特定情怀阐发其义理文脉、艺术特点等。
吴世尚《楚辞疏》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文学创作中的“白日梦”状态：
自此以下至忍与此终古，皆原跪而陈词重
华，冥冥相告。而原遂若梦非梦，似醒非醒，
此一刻之间之事也。故其词忽朝忽暮，倏东倏
西，如断如续，无绪无综，惝恍迷离，不可方
物，此正是“白日梦”境。尘世仙乡，片晷千
年，尺宅万里，实情虚境，意外心中，无限忧
悲，一时都尽，而遂成天地奇观，古今绝调矣！
须知此是梦幻境，故引用许多不经之说，相如、
扬雄不识此竟（境），遂一切祖之，真是人前
说不得梦也。
《楚辞疏》早于弗洛依德180多年。而直至目前，全世界的学者都认为，“白日梦”这种创作现象、状态是由弗洛依德1908年在论文《创作家与白日梦》中首先指出的。其实，“白日梦”的发现权及与之相应的整套心理分析首创权，应属于我国清代学者吴世尚，而不是弗洛依德。
综上所述，清代经学对楚辞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大批学者，以其成熟而卓越的治经思想、路径、方法，在使经学取得空前成就的同时兼治楚辞，也使楚辞学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创了一片新局面，培育了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值得楚辞学者高度重视，并从研究史的角度认真总结，以借鉴于当今新楚辞学的建构并推动其发展。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上也同样如此。在肯定清代经学对楚辞学极大而有积极影响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时代和学术等因素的限制，这一影响有着相当缺憾。而当我们以经学和楚辞学的双向视角观察，这些缺憾则更为明显。例如：无论是古文派还是今文派，也无论是汉派还是宋派，其楚辞研究成就均不及经学。尤其是今文派，楚辞研究方面甚至与经学成绩截然相反。
经学名家之楚辞研究 ，除戴震外，其余均不及无名或微名学者，毛奇龄的《天问补注》虽可称杰作，王念孙对楚辞音韵的研究虽卓有成就，但从总体上看仍不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夏大霖《屈骚心印》、鲁笔《楚辞达》等。俞樾的《读楚辞》及《楚辞人名考》，在释义追源上虽颇有创获，但“规规”于儒学语句而表现出对屈原的不理解，甚至错误地进行指斥，其成就则更次之。
经学几个主要派别之楚辞研究，均各有侧重。基础材料训释考证方面，宋派无法与汉派比；而思想理论之建树上，汉派亦难与宋派争雄。
清代经学中后期，出现了几位兼综汉宋的杰出学者，只可惜他们未进行楚辞研究——即使就经学本身而言，他们也还难以与各派的领军人物比肩。而进行楚辞研究的几位兼综者，则都是隐性的——“兼综”是我们现在由实证分析得出的。他们楚辞研究的思想方法值得认真总结，不过在清代影响确实有限。
若探究以上缺憾产生之原由，大致可归结为一句话：学派意识过强！无论是古文派还是今文派，也无论是汉派还是宋派，其学者都是以该派治学之思想、路径、方法去研究楚辞，这当然值得高度肯定。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固守学派苑囿，完全不吸取别派之优长，甚至連考虑都没有。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束缚了前进脚步。因而，整体上虽然取得了空前成就，却始终未能出现一位像东汉郑玄那样融“今、古文”于一炉，阶段性结束经学派别之争的巨擘，也没有胜过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的著作。归结起来也是一句话：创新虽巨，惜无超越！
注释：
① 如汤志均认为：“‘经’的地位动摇了，它不是讲古代历史的唯一‘经典’了，二千年来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终结了。”《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50页；也可见刘再华：《近代经学与文学》，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按：笔者对经学本质的看法与他们有所不同，认为只是衰落（现在有再兴之势），而不是终结。此处不作讨论。
② 毛庆：《由历史看未来——近三百年楚辞研究史的启示》，《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③ 根据楚辞学史的具体情况，几位明清交际学者，如王夫之、李陈玉、钱澄之等，因坚不与清廷合作，学术上亦不受清廷箝制，故尽管其楚辞著作时间上作于清初，仍将其归于明代。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晋出版社2011年版，第184页。
⑤ 毛庆：《论朱熹心理领悟学习研究方法及其特色》，《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
⑥ 吴世尚：《楚辞疏》，尚友堂刊本，清雍正五年（1727）。
作者简介：毛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四川师范大学、成都文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101。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