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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之外，是传统村落的快速消失，古村保护现状堪忧。甚至有专家透露，目前很多村庄不管是否属于传统村落，都是先评上传统村落称号再说，以防止乱拆。过于落后和过度商业化成为传统村落面临的两个极端，而结果均是消亡。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该如何破解？
近日，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传统村落保护拨付巨额资金，这被视为村落保护工作的一次飞越。国家陆续实施的多项政策为村落保护工作提供便利，古村落有望再次焕发生机。
古村落保护提速
据报道，我国每天约有300个村落消失，1.6个传统村落消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德胤分析，我国村落大批消失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以往的过度开发对生态非常不利，现在需要保护环境退耕还林，人们需要搬迁到适合居住的地方，村落自然会消失。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扩张，农村人口外流，形成“空心村”。在陕北和内蒙古，甚至有些村落建制还在，但已无人居住。
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压缩的情况下，乡村将会有巨大的市场，许多项目资金开始向乡村转移。传统村落具备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社会资本颇具诱惑力，如交通、水系、电网等公共基础建设，以及传统村落发展基本用地划拨等，都有很大利润空间。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设计师孙君说：“很多人不是来做传统乡村保护，而是名与利促使他们把视角转到农村。比如搞旅游开发、乡村客栈或经营农副产品等，乡村收益都大于城市。将传统村落过度商业化，这依然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同步。没有文化的经济对华夏文明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对乡村的破坏和影响很大。”
近日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强调，在传统村落内开展旅游和商业开发类项目要坚持适度有序原则，反对整村开发和过度商业化，要让传统村落见人见物见生活。
孙君从事乡村建设工作15年，接触过三四十个传统村落项目。他明显感到，2012年末～2013年初，国家开始对传统村落进行政策倾斜，文化定位也相对清晰，文化价值观在提升，保护工作明显提速。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提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他在内政外交的不同场合，数次谈到传统文化和文化自信。
2003年至今，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分6批陆续公布了276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但规模较小。2012年，我国首次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大调查，初步掌握近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并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今年11月26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至此共计2555个传统村落将受到保护，其中约一半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村落被纳入名录。
目前，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全面铺开。预计今年底前，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第一卷将推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4个省市。《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也于近日出版，该书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组织的全国范围传统民居调查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300万元怎么用？
中央财政将在3年内按平均每村300万元的标准支持传统村落保护，资金来自中央财政对现有农村环境保护、一事一议等5个专项资金的整合。目前，首批327个传统村落的16.8亿补助金已拨付到位。
然而，对于动辄千万的传统村落修复工程，300万元不过是杯水车薪。孙君说：“300万肯定不够，不是差一点，是完全不够。”他说，不过，补助金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可以引起全社会对传统村落的关注，可能使人们对于被认定为传统村落的村庄的破坏性不会太大，不会快速开发或拆除。保护传统村落，首先需要遏制破坏趋势。
那么，300万元如何使用？孙君认为，结合国家项目资金做出以点带面的模式，建立古村与老房的示范点，非常重要。政府不是一定要拆，很多时候只是不知道古村怎样建，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农民更是如此。政府做示范，这是很好的一种形式，以此撬动市场经济和民间力量来保护传统村落。
比如，湖北省郧县樱桃沟村将闲置牛棚改造成超星级客栈，房屋保持原汁原味的面貌，现在牛棚已经成为郧县的标志建筑。河南省五里店办事处郝堂村很多农民遗弃的老房、旧房都被改造成传承历史文化建筑与重要的经营场所，村民也意识到旧砖旧瓦的价值。
至于示范作用有多大，他认为要看地方政府的能力，看其是否能利用自身资源和关注度建好村庄。“县委、县政府要定位清楚，知道这个村该怎么做，什么不能做。不同地方，比如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不同的模式，不能用同一个方式去界定。”
罗德胤也认为，300万元的资金可以用于示范建设。“像踢足球一样，第一是后卫，防止继续破坏，先把家底搞清楚，划定保护区，制定保护措施;第二是中场，做景观，比如修路、植树等基础设施，用来改善环境;前锋就是几个示范点，要带头打好这场仗。”
除此之外，这批资金还可以用来建造公共设施，或者进行慈善性质的工作，比如为农村留守儿童改造学习环境。
罗德胤说：“通过媒体宣传，带动当地旅游，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村民们就会看到市场，可能不会马上扭亏为赢，但能看到回报。之后就可以吸引资本投入，但要考虑怎么控制资本，因为资本一多就容易乱。”
罗德胤在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工作时，曾遇到一笔来自上海的200万元的扶贫资金，当地政府用这笔资金改善民居。但工作规划到一半就终止了，因为村民利用扶贫资金将民居拆毁，翻建新屋。“这是当地政府保护意识的问题，政府并没有规定只能进行内部改善，不能拆除。”
他担心，这次的300万元资金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传统村落要获得这笔钱，首先要申报项目需求表，交给住建部审核，同意后再建，建成后还要实地审查。程序上的设计是没有漏洞的，关键看怎么做，后续管理也是一个大工程。” 让农村更像农村
保护传统村落，是通过保护建筑、语言、服饰、民俗等具有文化标识的传统文化，来保护人们的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
“不能仅仅关注建筑本身，那是无济于事的，那只是壳，灵魂出窍了，村也只是一个壳。”孙君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概念有3层含义。首先，保护原居民的生产方式。田人合一是中国农村原居民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保住农耕文明和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特性。
“农村的土壤是需要人养的。传统村落一旦定位于旅游或开发，买了农田的人是不会用来种粮食的。原居民离开，村落就开始消亡。如果一定要把传统村落做成商业，一定要在保护原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进行商业活动。这是传统村落经济发展中的原则。”
其次，要关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中国几千年来有句话，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农民注重教育，把它列入宗教和信仰中，天地君亲师。乡村文化是人和自然、道德和信仰联系在一起，文化中传播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东西，这已经不属于知识层面，而是属于文化层面。”
孙君认为，在农村，只要学校消亡，农村就开始消亡。撤销农村的学校，是不了解中国农民对文化的渴望和信仰，是对农耕文明的摧残。
最后是保护传统村落需要明确的基本原则：一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二是还权于村两委，这是稳定乡村、自治乡村的基本形式。中国几千年来的选举制是在熟人社会下、以道德为规范、家族式的推荐制。“中国农村基本上像一个家庭，这是重要的特点，每个村都有一个父母官把持着。这就是中国农村一直维持的村民自治体系。”
湖南怀化市会同县传统村落——高椅村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始。高椅村是中国著名古村落，孙君的乡村建设团队有五六十名专家，涉及12个专业，前期30多人驻在村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有：成立乡村自治管理体系，对本地工匠进行系统性培训，建立乡村小学，解决村庄年轻人就业问题，以及土壤和水系改良、民俗和风水修复、发展乡村经济、进行本地化的规划和设计等。通常，一个乡村建设项目需要花2年时间，6年后再来评估此项目是否成功。
孙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高椅村的保护工作，首先要了解家谱祠堂，把村两委和家族制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以法律为依据、以自治为主体的适合乡村发展的管理模式，这套管理模式要以村干部为主体。
在村两委的指导下，成立村集体经济，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政府惠农的果实。第一，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村民居住其中，有30%的农户做简单的旅游接待工作。第二，在传统村落边缘部分建立商业街。第三，建设新村，沿袭老村的文化建筑风格和格局，形成新的村庄。传统村落、商业街和新村，形成集体经济合作体，是保护、发展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村庄。第四，村庄的房子不能对外出售，不准对本村以外的人出租。
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淡化外来文化，激活本地民俗文化，如地方戏、庙会等。“当我们淡化了外来文化后，本地文化就会显露出来。当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起来，这些文化就具备了复兴的可能性。这需要县委县政府主导，调整文化选向，把农耕文明的基因激活，这个激活既靠政府，也靠村民自己推动。”孙君说。
他认为：“高椅村模式具备普遍性，尤其是目前对传统村落开发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类似的模式，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
“拆”由考核指标所致
“破坏的力量无法阻挡，如果把各种力量算起来，破坏的合力为100，我们现在保护力度仅为10，之前可能是5，再早可能只有3。要减弱破坏的力量不太容易，只有慢慢增加保护的力量，才能与破坏的力量抗衡。”罗德胤说。
事实上，目前国家许多政策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矛盾。如“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城乡户口不能互通等，农民工最终要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如果翻盖房子，又没有新的宅基地，只能破坏原有建筑。
在欧洲，社会资本进驻乡村，保护文化遗产是一种主流方式，但我国农村产权不独立、不完整，土地只能在集体之内转让。这虽然是一种稳定农村、保护农民利益的方式，却侧面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保护。
再如，目前政府鼓励发展的“农家乐”旅游产业。开发较好的丽江、乌镇、周庄等以前均为传统村落，现在都已不再是村庄。居民大多是外来生意人，农民已经搬入楼房，农田也不再耕种，原有生产生活方式遭到破坏。
孙君认为，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对传统村落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传统村落的建筑是依据家族制的发展和血缘关系延伸出来的，中国文化涵盖在村庄的建设、环境、空间、布局之中，这些庙宇祠堂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
“2008年住建部把城与乡的规划合并，有了《城乡规划法》，理论上规划中有乡村实施部分，可实际操作中，设计、施工、监理、预算等专业技术人员清一色的是城市建筑方面的人才，规划与设计、教育与理论更是远离乡村。只要是街就搞成宽马路，不够宽的地方必须拆除，十字路口不能有死角，丁字路口要打通。这些客观上使得《城乡规划法》对乡村建设的破坏变得合理合法，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显得极为艰难。”
除此之外，虽然有大的舆论环境，但政策落实有很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依然是以政治经济的考核为主要指标，以工业形式发展农业，政府一直在强调做大做强等。“在这个背景下，古村落保护变成很小的事情。中央口号喊得很响，但真正落地时完全是两回事。梅州围龙屋、苏州桃花坞和采石古镇都受到了较大破坏，‘拆’实际上是政府的考核指标导致的。”
2013年，广东梅州确定了江南新城中轴线的整体空间格局，明确了江南新城的发展目标及定位。在江南新城所在区域内，存在着不少客家古居，包括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客家围龙屋。梅州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梅州围龙屋曾经积极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这些“荣誉”仍然阻挡不了梅州围龙屋被拆迁的命运。
罗德胤受住建部村镇司委托，对此次拆迁事件进行了调研。他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拆迁背后的真正原因：“这些围龙屋或传统民居的存在，将使得原本就没有谈判资本的地方政府，在开发商面前更加没有谈判余地。梅州的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也不发达，出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务来源。在出卖土地时，经过平整、没有任何‘负担’的整块土地才有好的‘卖相’，否则开发商就会‘很难办’。而开发商一旦表示难办，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降价，或者许以更多的优惠条件。”
对此，孙君表示：“乡村规划体制和评分体制不改，大的舆论文化体系不改，监督系统不独立，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只是起了一点作用，本质上还是没有改变。”
先发展再保护
“说乡愁的人一定不生活在乡村，说保护古村落的人同样不会生活在老房子中。”在孙君看来，文化遗产的改动应尽量保留历史信息，但如何在历史信息和舒适度之间找到平衡点，还处于两难境地。
他认为，目前农村的许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养老问题、空巢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年轻人离开村庄，年轻人离开村庄是因为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就业岗位。
如何让年轻人回到农村，如何制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孙君认为，这是保护传统村落的核心，应先有发展，再谈保护。
高椅村改造的规划概念主要是制造就业岗位，全力支持本村人回到商业街创业，以最大的优惠条件鼓励年轻人回到农村。
“我们在高椅村做的是把教育、医院、农贸、商业街、新的村庄建起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要做好让年轻人回来创业的准备，只要把空间准备得足够，高椅村的保护自然就能解决。”
目前，孙君还在做另外一件事，即组织规划与建筑、室内与环境、住建部传统文化保护、中国景观村落发展与保护以及文物局等相关专家共同策划乡村发展与保护工作，建立中国本土的乡村规划教育体系和教材。“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基本沿袭西方城市建造体系，西方文化用到中国乡村会水土不服。”
这套体系既要考虑政府在运作上的可行性，又要针对乡村建设中农民生活与生产的实用性，还要融入乡村民间文化，更要考虑生活的舒适性。
这项工作最近一直在各部委和各高校讨论，规划工作将用3到5年完成，目前乡村建设导则部分已经完成。“把学术性的语言和看不懂的名词，尽量做得本土化、口语化些。村庄怎么建，书拿给村干部一看就懂，一说就会。”
孙君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重大。“这是第一套属于中国文化的乡村规划和乡村建设的规范教材。我们把国内的农耕文化、文物系统、生态系统、建设系统、人文系统等融在一起，开始建立考虑到中国本土文化元素的规划和建设体系，这应该是解答中国乡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难题最基础性的工作。”
（实习生李菁对本文亦有贡献。）
近日，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传统村落保护拨付巨额资金，这被视为村落保护工作的一次飞越。国家陆续实施的多项政策为村落保护工作提供便利，古村落有望再次焕发生机。
古村落保护提速
据报道，我国每天约有300个村落消失，1.6个传统村落消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德胤分析，我国村落大批消失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以往的过度开发对生态非常不利，现在需要保护环境退耕还林，人们需要搬迁到适合居住的地方，村落自然会消失。第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扩张，农村人口外流，形成“空心村”。在陕北和内蒙古，甚至有些村落建制还在，但已无人居住。
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压缩的情况下，乡村将会有巨大的市场，许多项目资金开始向乡村转移。传统村落具备的历史文化价值对社会资本颇具诱惑力，如交通、水系、电网等公共基础建设，以及传统村落发展基本用地划拨等，都有很大利润空间。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设计师孙君说：“很多人不是来做传统乡村保护，而是名与利促使他们把视角转到农村。比如搞旅游开发、乡村客栈或经营农副产品等，乡村收益都大于城市。将传统村落过度商业化，这依然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不同步。没有文化的经济对华夏文明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对乡村的破坏和影响很大。”
近日出台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强调，在传统村落内开展旅游和商业开发类项目要坚持适度有序原则，反对整村开发和过度商业化，要让传统村落见人见物见生活。
孙君从事乡村建设工作15年，接触过三四十个传统村落项目。他明显感到，2012年末～2013年初，国家开始对传统村落进行政策倾斜，文化定位也相对清晰，文化价值观在提升，保护工作明显提速。
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提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他在内政外交的不同场合，数次谈到传统文化和文化自信。
2003年至今，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分6批陆续公布了276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但规模较小。2012年，我国首次启动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大调查，初步掌握近2万个传统村落信息，并公布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今年11月26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至此共计2555个传统村落将受到保护，其中约一半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村落被纳入名录。
目前，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全面铺开。预计今年底前，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第一卷将推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4个省市。《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也于近日出版，该书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组织的全国范围传统民居调查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300万元怎么用？
中央财政将在3年内按平均每村300万元的标准支持传统村落保护，资金来自中央财政对现有农村环境保护、一事一议等5个专项资金的整合。目前，首批327个传统村落的16.8亿补助金已拨付到位。
然而，对于动辄千万的传统村落修复工程，300万元不过是杯水车薪。孙君说：“300万肯定不够，不是差一点，是完全不够。”他说，不过，补助金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可以引起全社会对传统村落的关注，可能使人们对于被认定为传统村落的村庄的破坏性不会太大，不会快速开发或拆除。保护传统村落，首先需要遏制破坏趋势。
那么，300万元如何使用？孙君认为，结合国家项目资金做出以点带面的模式，建立古村与老房的示范点，非常重要。政府不是一定要拆，很多时候只是不知道古村怎样建，看不到它的价值所在，农民更是如此。政府做示范，这是很好的一种形式，以此撬动市场经济和民间力量来保护传统村落。
比如，湖北省郧县樱桃沟村将闲置牛棚改造成超星级客栈，房屋保持原汁原味的面貌，现在牛棚已经成为郧县的标志建筑。河南省五里店办事处郝堂村很多农民遗弃的老房、旧房都被改造成传承历史文化建筑与重要的经营场所，村民也意识到旧砖旧瓦的价值。
至于示范作用有多大，他认为要看地方政府的能力，看其是否能利用自身资源和关注度建好村庄。“县委、县政府要定位清楚，知道这个村该怎么做，什么不能做。不同地方，比如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不同的模式，不能用同一个方式去界定。”
罗德胤也认为，300万元的资金可以用于示范建设。“像踢足球一样，第一是后卫，防止继续破坏，先把家底搞清楚，划定保护区，制定保护措施;第二是中场，做景观，比如修路、植树等基础设施，用来改善环境;前锋就是几个示范点，要带头打好这场仗。”
除此之外，这批资金还可以用来建造公共设施，或者进行慈善性质的工作，比如为农村留守儿童改造学习环境。
罗德胤说：“通过媒体宣传，带动当地旅游，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村民们就会看到市场，可能不会马上扭亏为赢，但能看到回报。之后就可以吸引资本投入，但要考虑怎么控制资本，因为资本一多就容易乱。”
罗德胤在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工作时，曾遇到一笔来自上海的200万元的扶贫资金，当地政府用这笔资金改善民居。但工作规划到一半就终止了，因为村民利用扶贫资金将民居拆毁，翻建新屋。“这是当地政府保护意识的问题，政府并没有规定只能进行内部改善，不能拆除。”
他担心，这次的300万元资金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传统村落要获得这笔钱，首先要申报项目需求表，交给住建部审核，同意后再建，建成后还要实地审查。程序上的设计是没有漏洞的，关键看怎么做，后续管理也是一个大工程。” 让农村更像农村
保护传统村落，是通过保护建筑、语言、服饰、民俗等具有文化标识的传统文化，来保护人们的文化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
“不能仅仅关注建筑本身，那是无济于事的，那只是壳，灵魂出窍了，村也只是一个壳。”孙君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概念有3层含义。首先，保护原居民的生产方式。田人合一是中国农村原居民典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保住农耕文明和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特性。
“农村的土壤是需要人养的。传统村落一旦定位于旅游或开发，买了农田的人是不会用来种粮食的。原居民离开，村落就开始消亡。如果一定要把传统村落做成商业，一定要在保护原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进行商业活动。这是传统村落经济发展中的原则。”
其次，要关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中国几千年来有句话，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农民注重教育，把它列入宗教和信仰中，天地君亲师。乡村文化是人和自然、道德和信仰联系在一起，文化中传播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东西，这已经不属于知识层面，而是属于文化层面。”
孙君认为，在农村，只要学校消亡，农村就开始消亡。撤销农村的学校，是不了解中国农民对文化的渴望和信仰，是对农耕文明的摧残。
最后是保护传统村落需要明确的基本原则：一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二是还权于村两委，这是稳定乡村、自治乡村的基本形式。中国几千年来的选举制是在熟人社会下、以道德为规范、家族式的推荐制。“中国农村基本上像一个家庭，这是重要的特点，每个村都有一个父母官把持着。这就是中国农村一直维持的村民自治体系。”
湖南怀化市会同县传统村落——高椅村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始。高椅村是中国著名古村落，孙君的乡村建设团队有五六十名专家，涉及12个专业，前期30多人驻在村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有：成立乡村自治管理体系，对本地工匠进行系统性培训，建立乡村小学，解决村庄年轻人就业问题，以及土壤和水系改良、民俗和风水修复、发展乡村经济、进行本地化的规划和设计等。通常，一个乡村建设项目需要花2年时间，6年后再来评估此项目是否成功。
孙君告诉《民生周刊》记者，高椅村的保护工作，首先要了解家谱祠堂，把村两委和家族制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套以法律为依据、以自治为主体的适合乡村发展的管理模式，这套管理模式要以村干部为主体。
在村两委的指导下，成立村集体经济，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政府惠农的果实。第一，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村民居住其中，有30%的农户做简单的旅游接待工作。第二，在传统村落边缘部分建立商业街。第三，建设新村，沿袭老村的文化建筑风格和格局，形成新的村庄。传统村落、商业街和新村，形成集体经济合作体，是保护、发展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村庄。第四，村庄的房子不能对外出售，不准对本村以外的人出租。
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淡化外来文化，激活本地民俗文化，如地方戏、庙会等。“当我们淡化了外来文化后，本地文化就会显露出来。当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起来，这些文化就具备了复兴的可能性。这需要县委县政府主导，调整文化选向，把农耕文明的基因激活，这个激活既靠政府，也靠村民自己推动。”孙君说。
他认为：“高椅村模式具备普遍性，尤其是目前对传统村落开发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类似的模式，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
“拆”由考核指标所致
“破坏的力量无法阻挡，如果把各种力量算起来，破坏的合力为100，我们现在保护力度仅为10，之前可能是5，再早可能只有3。要减弱破坏的力量不太容易，只有慢慢增加保护的力量，才能与破坏的力量抗衡。”罗德胤说。
事实上，目前国家许多政策与传统村落保护相矛盾。如“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城乡户口不能互通等，农民工最终要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如果翻盖房子，又没有新的宅基地，只能破坏原有建筑。
在欧洲，社会资本进驻乡村，保护文化遗产是一种主流方式，但我国农村产权不独立、不完整，土地只能在集体之内转让。这虽然是一种稳定农村、保护农民利益的方式，却侧面阻碍了传统文化的保护。
再如，目前政府鼓励发展的“农家乐”旅游产业。开发较好的丽江、乌镇、周庄等以前均为传统村落，现在都已不再是村庄。居民大多是外来生意人，农民已经搬入楼房，农田也不再耕种，原有生产生活方式遭到破坏。
孙君认为，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对传统村落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传统村落的建筑是依据家族制的发展和血缘关系延伸出来的，中国文化涵盖在村庄的建设、环境、空间、布局之中，这些庙宇祠堂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
“2008年住建部把城与乡的规划合并，有了《城乡规划法》，理论上规划中有乡村实施部分，可实际操作中，设计、施工、监理、预算等专业技术人员清一色的是城市建筑方面的人才，规划与设计、教育与理论更是远离乡村。只要是街就搞成宽马路，不够宽的地方必须拆除，十字路口不能有死角，丁字路口要打通。这些客观上使得《城乡规划法》对乡村建设的破坏变得合理合法，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显得极为艰难。”
除此之外，虽然有大的舆论环境，但政策落实有很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依然是以政治经济的考核为主要指标，以工业形式发展农业，政府一直在强调做大做强等。“在这个背景下，古村落保护变成很小的事情。中央口号喊得很响，但真正落地时完全是两回事。梅州围龙屋、苏州桃花坞和采石古镇都受到了较大破坏，‘拆’实际上是政府的考核指标导致的。”
2013年，广东梅州确定了江南新城中轴线的整体空间格局，明确了江南新城的发展目标及定位。在江南新城所在区域内，存在着不少客家古居，包括建筑、艺术价值极高的客家围龙屋。梅州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梅州围龙屋曾经积极参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这些“荣誉”仍然阻挡不了梅州围龙屋被拆迁的命运。
罗德胤受住建部村镇司委托，对此次拆迁事件进行了调研。他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拆迁背后的真正原因：“这些围龙屋或传统民居的存在，将使得原本就没有谈判资本的地方政府，在开发商面前更加没有谈判余地。梅州的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也不发达，出卖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务来源。在出卖土地时，经过平整、没有任何‘负担’的整块土地才有好的‘卖相’，否则开发商就会‘很难办’。而开发商一旦表示难办，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降价，或者许以更多的优惠条件。”
对此，孙君表示：“乡村规划体制和评分体制不改，大的舆论文化体系不改，监督系统不独立，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也只是起了一点作用，本质上还是没有改变。”
先发展再保护
“说乡愁的人一定不生活在乡村，说保护古村落的人同样不会生活在老房子中。”在孙君看来，文化遗产的改动应尽量保留历史信息，但如何在历史信息和舒适度之间找到平衡点，还处于两难境地。
他认为，目前农村的许多问题，如留守儿童问题、养老问题、空巢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年轻人离开村庄，年轻人离开村庄是因为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就业岗位。
如何让年轻人回到农村，如何制造年轻人的就业岗位，让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出路？孙君认为，这是保护传统村落的核心，应先有发展，再谈保护。
高椅村改造的规划概念主要是制造就业岗位，全力支持本村人回到商业街创业，以最大的优惠条件鼓励年轻人回到农村。
“我们在高椅村做的是把教育、医院、农贸、商业街、新的村庄建起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要做好让年轻人回来创业的准备，只要把空间准备得足够，高椅村的保护自然就能解决。”
目前，孙君还在做另外一件事，即组织规划与建筑、室内与环境、住建部传统文化保护、中国景观村落发展与保护以及文物局等相关专家共同策划乡村发展与保护工作，建立中国本土的乡村规划教育体系和教材。“我们现在的乡村建设基本沿袭西方城市建造体系，西方文化用到中国乡村会水土不服。”
这套体系既要考虑政府在运作上的可行性，又要针对乡村建设中农民生活与生产的实用性，还要融入乡村民间文化，更要考虑生活的舒适性。
这项工作最近一直在各部委和各高校讨论，规划工作将用3到5年完成，目前乡村建设导则部分已经完成。“把学术性的语言和看不懂的名词，尽量做得本土化、口语化些。村庄怎么建，书拿给村干部一看就懂，一说就会。”
孙君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重大。“这是第一套属于中国文化的乡村规划和乡村建设的规范教材。我们把国内的农耕文化、文物系统、生态系统、建设系统、人文系统等融在一起，开始建立考虑到中国本土文化元素的规划和建设体系，这应该是解答中国乡村建设与古村落保护难题最基础性的工作。”
（实习生李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