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陆定一晚年曾在监狱里度过了13年，您怎么看在文革发生前山雨欲来时，陆定一仍坚持把学术讨论和政治批判分开的做法？
　　陆德（陆定一长子，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父亲当时只是意识到自己在双百方针的理解上与主席不一样，开始往后退，一是不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二是尽量把问题拉回到学术范围来争论。这主要基于父亲对双百方针的“二元论”思维理念，认为技术学术等问题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不能用“政治性”和“阶级斗争”这单一概念来压制科学技术发展。
　　于光远（中科院院士，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我想彭陆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不一致。那时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意图许多人都已经明白。但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是“四人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陆定一只有接受的份。
　　陈清泉（《陆定一传》作者，前《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陆定一跟我说过，当时批这个批那个，他说应该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解决，所以他没把这些看作是政治问题，也没意识到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发生。在他眼里，翦伯赞是历史学家，他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的观点纯粹是学术问题，吴晗是明史专家，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也是学术范畴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部长时的工作？
　　于光远：陆定一1945年出任中宣部长，到“文化大革命”这21年，我认为要分几个阶段。第一段是建国前4年多一点，他能够自主工作，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完全正确。第二段毛泽东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陆定一名义上还是正部长，但是他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第三段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他有职有权，并且在做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五人小组组长时是左倾的。
　　陈清泉（补充）：由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发展而来的全国肃反运动，斗争对象超过5%，陆定一觉得不对头，于是向毛泽东请示，不能再发展了，毛泽东表示同意，并称赞他说：“你有大将风度，能进能止。”
　　于光远：粉碎“四人帮”后陆定一一直住在北京医院，我常去看望他。有一次他与我谈话，讲了一句非常精彩、简明扼要的话。他对我说：“于光远，我们过去做的事情，不就是整了一个人接着再整一个人吗？”他的这个思想，我想一定是在文革中考虑得很成熟的。
　　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陆定一的性格和作风。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他对我说，毛泽东的错误，党作了决议，批评了他，我陆定一也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没有人批评我，只好我自己骂自己了。建国以后，党的教育工作是归我管的。本来我应该提出，党内的老干部，不管年纪大小，一律都要学到大学毕业程度。如果这样做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有可能避免的。